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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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介绍的内容是从奥尔良神父撰写的《利玛窦神父生平》一书中摘录的，该书1693年刊印于巴黎。我们认为，让读者较广泛地了解被视为中国传教会奠基人的这三位传教士的才干、热忱和美德，同时简略地介绍他们自入华起到法国传教士（他们以其记叙对我们了解这个广袤的帝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抵华止这一期间所做的善事是有益的。
人们在本卷中将读到科学院德·拉朗德先生（M。 de la Lande）撰写的关于在北美洲传教的圣绪尔比斯修道会（SaintSulpice）传教士、修道院长皮凯（l’abb Piquet）先生生平事迹的一篇回忆录这篇是关于在北美洲的传教士回忆录，中译本没有收入。——中译注。我们认为，让大家了解在使徒生涯中成绩卓著的所有人并对他们的才干和美德给予公正的评价，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快乐。人们随后会读到一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这是耶稣会士宋君荣写的专著《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由于内容太专业，尚未找到合适的译者，故中译本暂未收入，拟将来译出后另作专书出版。——中译注，这是一部博学的或许是有益的著作，但对就此并未入门的人来说读起来可并不惬意。还有一篇关于图尔农红衣主教在中国旅行和逗留的珍奇回忆录以及多封极为感人的书信，无论是留在北京的传教士还是在各省传教的外方传教会修道院的修士所写的都很感人。
在结束这篇《前言》前，我们还想就在德·索纳拉先生（de Sonnerat）新近出版的《游记》中读到的关于中国的内容冒昧地提几点意见。我们不否认作者的机智和才干，我们只是觉得他在某些方面弄错了或是上了当，他在作决定、下断语时较为轻率，他想推翻我们从已出版的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的记叙及游记中（总之是从撰写中国人的风俗、技艺、管理的所有作者的作品中）获得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可是又没有证据。
我们不想强调这位作者希望灌输给我们的对传教士们的不利看法。他暗示甚至似乎确信这批欧洲人只是些狂热的愚昧无知之徒或是些异常乖巧自负的招摇撞骗者；其中一些人不守本分，却又始终囿于繁琐的经院式的学问之中；另一些人则是危险的深谋远虑的却又相当讨人喜欢的政治家，他们的存在和活动只是为了奴役全世界。
在颇具哲学色彩，然而又如此不得体、如此不合情理的开头以后，作者进入了本题。我们随他一起进入，却发现德·索纳拉先生没怎么见过中国，更没有在那里周游过，他甚至不懂该国语言；他所说的一切不过是他本人想像的结果，或是他通过那些可能并不忠实的翻译与某些知识贫乏因此很少有兴趣教育一个外国人的中国商人交谈的结果。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前言（5）
倘若有个旅行者，到了欧洲边缘某个城市，与一个无知无识而且他又听不懂其言语的欧洲人谈了几次话，就想对我们谈论我们的种种习俗，评论我们的科学院、法庭和行政管理，而且无任何证据也不引证任何权威意见就反驳人们就此写过和发表过的一切，那我们该作何感想呢？
然而发生在德·索纳拉先生身上的恰恰是这种情况。他到过离首都约600法里的中国边缘城市广州，在那里没看到多少东西，更没有和官员及文人们谈过话，人们几乎不准他走出指定给欧洲人暂住的区域，他根本不懂这种如此难说、如此难懂的语言；然而他却像一个曾经周游过中国各省，阅读过中国主要典籍，参观过宫殿、各部及学术机构，会晤过军政长官、法官和文人的人那样发表意见。他对他所不了解的这个广袤帝国的居民、农业、行政管理、作家及其作品、技艺和习俗等等妄下结论。总之，他对一切都要议论一番，而且其口气与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年、四十年的人，与周游过中国并测绘过它的地图的人，与陪伴皇帝出巡过的人，与曾在中国政府部门担任过职务并经常与官员及文人们交谈、研究过中国语言、习俗而且研究过他们非常想深入了解的这个民族特征的人，与获准接触文书档案并出入宫廷的人同样甚至更加自信和肯定；何况，德·索纳拉先生以轻蔑和毫无说服力的轻率态度不断予以驳斥的正好就是这些人。
这样一来，传教士们似乎就不值得信任了，他们就不再像欧洲最博学的人们不久前认为的那样值得人们咨询，值得给他们寄自己的著作了，其书信也不再具有价值，更不值得人们尊重了。
当然，德·索纳拉先生完全可以反驳他们；证明他们犯了错误不是很好吗？然而，当他提出据原文编年史翻译的《中国通史》完全是捏造的，当他认为这是传教士们的诡计，是传教士们以一系列深谋远虑而又惊人的手腕编造了这部历史时，人们还会相信他本人吗？事实根本不像他所说的那样。鉴于在德·索纳拉先生之前还没有任何人试图暗示和坚持这一重要问题，它就更值得予以说明了。被他指责的传教士们在中国正如在别处一样并不缺少对他们所说、所做、所写的一切予以认真挑剔的观察家。何况，要是传教士们臆造了这一连串事件、一系列朝代，并臆造了这些战争和动乱以及这个最古老最辽阔的帝国的种种波澜壮阔的景象，怎么可能只有德·索纳拉先生一人发现了这一切不过是蔑视真理、以欺骗愚弄举世轻信者为乐的一种手腕的结果呢？
有那么多热忱、博学但有时又有偏见的其他传教士，而且我们敢说他们往往是反对被德·索纳拉先生所攻击的那些传教士的，但无论他们是在北京、中国外省还是欧洲，他们中有任何敢于大声反对如此巨大的“欺骗”的人吗？
我还想就孔子的著作说几句同样的话并作出同样的答复，因为德·索纳拉先生断言：孔子那些东西不过是由平庸的格言和拙劣的拼凑物组成的汇编而已，我们在欧洲所知道的这位哲学家的东西并非出自他本人之手，传教士们以孔子著作译文名义寄给我们的所有文稿均是他们自己的作品。他这一论点是十分肯定的。然而，不管应当如何尊重德·索纳拉先生的权威，人们是否应该、是否能够仅凭其言论而相信他呢？他读过这位中国哲学家的原作吗？他比较过原作和我们这里读到的内容吗？如果他有充分理由支持其如此斩钉截铁地提出的论点，他就不难向我们解释此说的理由。难道他应该仅仅只讲孔子是个说话颠三倒四的人，而且那些如此明智、如此合乎情理因而受到你们赞赏的格言是出自他人之手吗？如此尖锐的批评与德·索纳拉先生的精明是相配的，因此，他应该不只是凭空说说，而要拿出表明这一品质的事实，尤其因为他曾向我们表示他绝不会有任何偏心，而且认为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值得观察家的关注和哲学家的研究。然而他怎能指望他的读者们会把此类事情，托付给一个什么也没有看到的观察家和一个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哲学家呢？
德·索纳拉先生还让《游记》作者（即传教士）们对中国人怀有一种他们所没有的狂热崇拜。他让他们讲其实没有讲过的话，这样就可以批驳他们，使其信誉扫地了。只有他一个人是了解中国并予以公正评价的，只有他一个人充分理解它（尽管他没有见过它）因而能评论这个国家并决定我们对其习俗、行政管理、制成品及其学术的看法。
他说，传教士们把中国人当成了了不起的天文学家。然而，没有任何传教士对我们发表过这样的看法。确实，他们在书信中曾告诉欧洲，他们在中国发现了一些观象台、天文仪器、从事天文研究的某些方法和知识以及专司观测天象并将观察结果报告皇帝和公众的一个机构；不过他们又补充指出，这门学问在那里正如地理学一样只处于起步阶段，从事这些研究的人只具备最起码的知识，他们只会因循守旧，而且既无有效的规则也无确定的方法。
巴多明神父在给德·梅朗先生（de Mairan）的一封信中谈到，中国人在天文学领域取得的进展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在传教士抵达后也依然如此，而且表示他对人们有朝一日能成功地激发起中国人的恒心和热情（这是使这门科学臻于完善所必需的）不抱多大希望。这些话难道是把中国人当成了不起的天文学家吗？
德·索纳拉先生向我们谈起了中国人对于占星术的兴趣，这一点说得倒还比较有理。然而传教士们不仅不鼓励这种怪异但又相当普遍的爱好，而且努力使中国人意识到这种做法的虚浮、荒唐和无益。我们敢肯定德·索纳拉先生不可能指出杜赫德神父在著作的哪一段文字中说过有人认为他所说的这些话：欧洲人在他们编撰的天文历书中从不忘记添加上适合君主及其国民口味的占星术预言。这种嫁祸于杜赫德神父的做法在德·索纳拉先生看来一点也不严重，或许正因为这样他才不肯提供此说的证据，也不肯说出（杜赫德著作的）卷别和页码；他声称他提出的看法是从这段文字中读到的，其实这是他本人而决不是杜赫德神父的看法。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前言（6）
传教士们对我们说过，中国人懂得实用技艺，甚至还熟悉某些消遣活动（指音乐、绘画等）的技巧。他们在中国见到过生产瓷器或织物的工场、印刷所、熔炼作坊、运河、航海者、清漆等等；这一切中不乏技艺和机智，却又进展缓慢、墨守成规，因此缺乏竞争性和创造性。这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政府和警察，非常注重礼仪，十分眷恋古老的习俗而且重视知识，尤其重视伦理学——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也在于此。在中国，才干、学业和知识是登上高位所必需的，而财富通常是对为国作出重大贡献者的奖赏。传教士们最后还告诉我们，不应把这个帝国混同于亚洲其他国家，虽说中国君主的权力是绝对的，但它不完全是专断的，君主不是暴君，臣民也不是奴隶。传教士们上述这些说法足以使德·索纳拉先生恼火了。（在他眼里）这个国家中一切都该受到谴责：它错误地服从于一个可以滥用职权的君主并向其纳税，它不该容忍君主拥有侍卫、宫殿及豪华的排场，它错误地怀疑外国人而且不该不跑上去接受后者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强加于它的枷锁，然而尤其不能原谅的是，它没有给德·索纳拉先生更好的接待，没有给他以贵宾式的礼遇——而这一切大概是其才干及对科学的热情所应得的。
我们不想多说对这部《游记》的看法了，我们从中还可挑出许多错误和陈腐的内容，例如对于（中国的）居民，德·索纳拉先生就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可靠公正的看法。他以欧洲人的眼光看待一切，而且甚至并未完全见过这一切。他并未进入那些房子，可他偏要谈论它们：因为中国的房子是平房，他就断定里面只能容纳很少人。然而中国房屋除宫殿以外内部房间都是很少的：门厅、客堂一侧是男人们的住房，另一侧是女眷住房，每个部位都只有一间，因此，不管这幢房屋多小多矮，却往往能像我们农民的房屋一样，能容纳更多的比我们高大的人。
德·索纳拉先生还说，当传教士们内部在应该给上帝起一个什么中文名字的问题上吵吵嚷嚷之际，他们全部被当成危险的糊涂虫遣送到了澳门，过了一阵，人们因其天文学知识而让其中某些人回到了中国内地。德·索纳拉先生又弄错了。康熙皇帝一生都喜欢并保护传教士，是他的继承人因迷恋自己的宗教且对我们圣教心存偏见，所以禁止了基督教，赶走了传教士，还占据了他们的教堂；然而他留下了在北京的传教士，继续在宫中任用他们并听任他们从事宗教活动。至于在官员前面开道的刽子手们，我们就不想说什么了：他们是护送官员的侍卫，因此称他们刽子手是可笑的。我们就这部著作说得够多了，不管其作者如何值得尊重，为了真理，我们仍要提醒公众阅读这部《游记》时必须谨慎，而且只有经仔细研究后才可相信书中的内容。
此外，尽管传教士们长期居住于那些地区，因而对其风尚、法律、习俗当然更加了解，然而不信任他们叙述的并非只有德·索纳拉先生一人。一些时间以来，贬低他们的证词而宁愿相信旅行者们的话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倾向——尽管这些旅行者并未周游过他们谈论的国家或只到过其边缘地区，而且只能通过手势或翻译与当地人交谈。
为了使人们对德·索纳拉先生就中国问题所说的话有个确定的看法，同时又对这个帝国作一应有的想像，我们请读者参阅《世界史》第八卷，这部著作是作家协会从英文翻译而来并由位于巴黎水手街的穆塔尔书局出版的。人们从中可读到有关中国的精彩段落。（撰写这些文字的）作者们阅读过有关这一地区的所有著作，他们斟酌、讨论、研究，在理智和真理引导下，他们几乎总是选中曾在中国长期生活而且周游过这个广袤帝国各个省份者的证词。人们同时还可看到，这些作者对传教士们毫不偏袒，但在后者显得有理的地方，他们又尊重其权威。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耶稣会传教士尊敬的韩国英神父（1）
耶稣会传教士尊敬的韩国英神父致某先生的信
（某年6月11日于北京）先生：
真希望我能有空回答您在赐予我的信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是，这里正值重大节庆的前夕，我们必须操持许多准备工作。正如您所知道的，这是多年前在北京确定的耶稣圣心节（la fête du sacré coeur de Jésus）。因此，请允许我今天只对您谈谈这个盛大节日，对此的叙述会使您感动的。不过，在进入细节前，我认为应当先对您说几句有关节庆典礼的场所以及对节庆活动作出贡献者的话。
节庆典礼在圣体修会（Congrégation du saint Sacrement）小教堂举行。这座小教堂位于花圃前院右侧，四周围绕着一条有顶盖的游廊，游廊就在我们教堂前面。大院子有点像拉弗莱什（la Flèche）寄宿学校的院子。人们经由一条柱廊出入大院，柱廊正对着教堂主立面，大院有三个大门通往前院，修会就设在那里。鉴于修会所在地对于节庆典礼而言显得太小，人们便在院子里搭了个巨大的帆布帐篷，中央是一个高20或24法尺的拱形门，上面披挂着以不同式样交织起来的杂色丝带，有的呈花环状，有的是齿形花饰；帐篷里点缀着小旗和其他中国饰物。信教的读书人忘不了在帐篷里挂几幅颂扬耶稣圣心的题词；这些题词写在长长的白缎子上，镶嵌在镀金的框架中或色彩斑斓的丝绸边饰间，因此给帐篷内的装饰平添了许多华丽的色彩。您对乐师们就坐的演奏台可能会喜欢，它设在主体建筑的廊台上，以小教堂主立面为背景向院子里突出了许多法尺，上面铺着地毯，摆放着花盆，饰以缎带并以丝绸作为小巧围栏，从而十分悦目地衬托出了小教堂的正面。整个院子里都铺着精美的席状编织物、着色的帆布和稀有珍贵的地毯，上面摆放着小方垫子——这是中国教堂里惟一的“椅子”了。通往小教堂的台阶及教堂地面上全都铺着地毯，因此，虽说教堂很小，但其廊台、两排柱子，甚至是墙壁都被美化得能让对欧洲最感兴趣的人们所喜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