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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发现另一个中国-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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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朝廷、城阙“异迹”“殊伦”的还有一种“江湖”,它不是静谧安详的,而是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水浒传》第二十八回中,十字坡的黑店老板张青、孙二娘请武松吃饭,三个人“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两个押送武松的公差“听得,惊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便安慰他们,说这只是江湖上好汉说话,不会伤好人的。衙门黑暗,一个公差听过、见过、干过多少伤天害理、惨无人道的事情,这从《水浒传》所写的林冲发配就可见一二;可是连这些董超薛霸们听了武松讲江湖事都感到震惊、恐怖,这种江湖的状况可以想见。
  ①江湖是游民们觅食求生的场所
  这个江湖不是文人士大夫隐居的地方,而是脱离了宗法网络、在宗法社会中断绝生存之路的游民们闯荡、奔走、觅求衣食的场所。游民一无所有,空手练空拳,全凭个人心智、个人力量和勇气胆量以求生存和发展。这里没有了士大夫江湖的与世无争的气度,不仅要“争”,而且没有主流社会中所应遵守的规则。饥饿能够把人驱赶到最原始的状态中去,游民们为了生存,有时仅仅为了一餐,便能剥去几千年形成的文明的积淀,这些绝不是衣食不愁的人们所能想像的。因此这个“江湖”不仅不是文人士大夫漱流泉、枕白云放松高卧的地方,也不是被金庸武侠小说所美化了的、文人化了的“江湖”(这个“江湖”除了莫名其妙的打打杀杀之外,其不食人间烟火的风格甚至超过文人士大夫的“江湖”),它是游民争斗、生活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游民的第一需要是生存,这是“江湖”存在的依据,与这个“江湖”相邻的是“沟壑”。在江湖上挣扎的人们,最后大多填于沟壑。
  


说江湖(2)


  ②江湖是个被主流社会打压的隐性社会
  在江湖上挣扎的游民不能遵守主流社会的规范,必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和打击,特别当主流社会是极权专制社会时,江湖是非法的,是被镇压的对象。如果说主流社会是公开的、显性的话,江湖则处于地下、隐性的位置。江湖一般来说不是个有形的组织(当然其中也有有形的,如被游民们所占据的各个山头——桃花山、梁山和秘密帮会等),它的存在更多地是体现为一个“场”,无形,但人们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因为制约着游民或与游民有关的人们的生活,它也具有江湖人所公认的准则,并且依此形成了一个评价体系。它能给江湖人带来一些便利,也会制造一些麻烦。人们从这些存在中能够感受到“江湖”的客观存在。统治者有办法镇压、剿灭那些有形的组织,可是对于无形的“江湖”,能够不屑一顾甚至能鄙视它,但是却不能把它消灭,它像“磁场”、“电场”一样,是抓不到摸不着的,统治者对它无可奈何。因为只要有游民就有江湖,江湖是游民生活的空间。
  ③江湖确实存在
  “江湖”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可以从文化史上第一次透露了“江湖”存在的《水浒传》的许多描写中看出这一点。例如林冲发配到了沧州,在路边的一个酒店里,店主人向他介绍说,“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作小旋风。”“小旋风”是柴进在江湖上的绰号,只能用于江湖。如果他遇到江湖上的朋友,只要一亮“小旋风”这个名号,大多会有个照应,可能会给他带来许多方便;如果在主流社会中,柴进与人交往,比如说他去拜客,其拜帖上决不会写上“小旋风”三个字,这个绰号仅属于江湖。
  在主流社会的人们看来,有了绰号(特别是江湖上的绰号),绝非善类。清风寨的知寨刘高抓住宋江以后,因宋江不肯吐露真名,只承认叫张三,刘为了把宋江坐实为土匪,上报其名便写的是“郓城虎张三”。
  江湖上互相联系有秘密语,或者称之为黑话。《水浒传》中就有“剪拂”(下拜)、“塔墩”(跌坐在地)等,不过当时江湖秘密语还处在初期阶段,到了清代,江湖的秘密语就十分发达了。江湖上不同的行当和不同的组织都有独特的秘密语,彼此不能相通,把圈子划得很小;其词汇也十分丰富了,如天地会(洪门)的秘密语中有独立意义的词汇就在千个以上,掌握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江湖上的黑话也仅仅是在江湖上用,不会进入大雅之堂的(现在有些电视节目主持人满口黑话。一些洋人学中国话,把黑话当作中国民间语言的精华去学习,是很可悲的;有的洋人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学了一口流氓话回去,他还以此自炫,也是很可笑的),它的使用范围是十分明确的。
  江湖还有属于自己的舆论,有属于自己的道德评价标准。例如“智取生辰纲”故事中,吴用劝诱“三阮”参与,当“三阮”感慨梁山好汉占住了水面,使他们很难捕到大鱼时,吴用激他们上梁山去捉“这伙贼”,立功领赏。阮小七说如果捉住了他们到官府那里领赏,“也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这里不仅反映了江湖游民与官府天然对立的倾向,也可见江湖人的行为受到江湖舆论的制约,这种道德舆论的评价是与主流社会截然相反的。
  江湖上还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有了事情很快就会在江湖人中传扬开来,例如林冲上梁山后受到寨主王伦的排挤,江湖好汉们马上就知道了,好像有专门报导江湖新闻的报纸和记者似的。又如,一些非游民想在江湖上投些资,救助一些游民,他一这样做,不仅受惠者感激,而且其他江湖人也很快就知道了,使得这些人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儿”。而且江湖上还能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领袖,有了事江湖人就会去找他。如《水浒传》中的晁盖,《说唐》中的单雄信。
  上述这些信息使人们感到江湖虽然是无形的,但它确实是实有的。江湖人都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因为这个江湖是游民奋斗和活动形成的。游民是江湖人的主体。


说江湖(3)


  二、江湖因江湖人而存在
  1有江湖人就有江湖
  如果非要让笔者指实到底哪里是江湖,那么我说,江湖在城镇,也在乡村;在热闹繁华的市井,也在荒寒闭塞的山野和波光浩淼的湖海。也就是说哪里有江湖人的身影,有江湖人在那里为生活而奋斗,哪里就是江湖。这正像“电场”是因为有电子的流动而存在一样,江湖就是因为有了江湖人的活动而形成的一个“场”。
  例如《水浒传》中,东京的桑家瓦子里,有说话人在那里说《三国志平话》;郓城县的勾栏里,白秀英在演唱诸宫调;渭州街头,打虎将李忠在那里打把式卖膏药;揭阳镇上,病大虫薛永在那里使枪棒献艺……这些大中城市、乡野小镇的瓦子勾栏和市场街头就是江湖。在这里,江湖与市井是重合的。乡村古柳,盲翁作场,荒途僻野,流浪艺人在这里打野诃;江湖艺人深入山村水甸作艺,那么乡野农村就是江湖。至于茶楼酒肆,是三教九流聚会之所,江湖人在这里联络感情,交流情报。江湖中许多秘密组织常在这里设置眼线,观察官方和江湖动向。这种公共场所仿佛是江湖的神经结,许多江湖人的活动从这里播散开去。《水浒传》中多处写到人们在酒楼饭店里获取江湖信息,林冲得知柴进对江湖人热情款待的消息是在酒店,石勇遇宋江、戴宗遇石秀都是在酒店。梁山酬报宋江,刘唐与宋江密谈,也是去了酒店。可见其功能。不过有些僻野地方的酒楼饭店也很危险,这是江湖人开设的黑店,是不法的江湖人杀人越货、牟取暴利的场所,它们自然更是江湖;其他如远离城市的桃花山、少华山、二龙山、黄泥岗、对影山、饮马川等等,都是强人做无本买卖的地方,如浔阳江上,有做“稳善买卖”的张横、李俊、童威、童猛等,那么这些山川江河就是江湖。人们说江湖险恶,有时就是指这些政府很难管到、非法暴力泛滥的地方。
  总之,从空间来说,市井、乡村、道路、湖海都可以是江湖,也都可能不是江湖,关键在于,它是不是江湖人活动的场所。
  江湖人就是江湖人,不是生活在城镇的市井细民,更不是蜷缩在乡村的宗法农民。其根本的差别就是,江湖人是流动的,正如走江湖的说书人一首开场诗所说:“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为家,万丈风涛不怕。”他们是“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而市井细民、宗法农民是不流动的,不会听了书看了戏就跟着艺人走了(个别的追星者也有)。长期生活在稳定不变的宗法社会中的人们,只要控制他也保护他的共同体对他不起作用了,他为生存而流动起来了,就必然会产生与宗法人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性格。宗法社会、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其重要特征就是稳定、固定,缺少流动性,宗法人的思想和性格特征受到这种社会存在的影响,而人们一流动起来,这个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动,自然就会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性格。
  2为什么士人、商人的流动不能形成江湖
  为什么同样有流动性的文人士大夫的游学、游宦,和商贾的流通货物中的流动性的经营,却不能形成“江湖”呢?
  文人士大夫本身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统治者靠他们统治全国。交通不发达、宗法制度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来是可以把中国分割成为无数独立小国的,但中国之所以常常能够建立起一统的王朝,而且行政能力无远弗届,政令能贯彻到数千里之外的偏远地区,这就在于有四处游宦的士大夫,他们像针线一样把零零碎碎的布头布块缝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国。他们游学和游宦的目的就是实现中国的大一统,怎么会由于流动而构成一个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江湖呢?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职责来看,这都不可能。另外,更应看到“江湖”是游民觅食求生和受到统治者排挤压迫的产物,文人士大夫的游学、游宦则受到朝廷的保护支持和传统习俗的认可,它们的成就被主流社会引以为荣,这是与脱序的宗法人变成游民后的流动不能同日而语的。文人士大夫之间也有争斗,但主要表现在朝堂或官府,其手段也多是倾轧与排挤,与江湖人的争斗方式有很大差别。
  游商虽然不能与游学、游宦相比,但商人为“四民”之一,他们的流动的经商活动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各朝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不会受到有力的支持,但也不会受到特别的打压。而且他们的基本生活有指望,不必靠非法活动谋生。在这方面主流社会是放心的,统治者也不会像防游民一样去防备游商;商人也没有必要舍弃买卖不做,去和主流社会搞对抗。商人的目标是发大财,并用以收买官僚来换取他们的支持。
  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的。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士大夫中也难免有“游”而“不遇”(说白了就是不能做官)后,心怀不逞之志,堕入江湖的,如唐代的黄巢、宋代的张元,都是科场失利后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特别是天下有变时,受纵横家影响较深、带有策士色彩的士人参与反叛活动,也是不罕见的。
  游商赔了老本,由商人变成了游民,投入江湖更是很自然的事。《水浒传》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石秀就是因为跟随叔父贩羊马卖,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钱,还乡不得,遂成为游民,后来上了梁山。吕方也是“因贩生药到山东,消折了本钱,不能够还乡”,走上了抢劫的道路。梁山一百零八将中,有不少人是流动商人出身的。
  但总的来说,士人和商人投入江湖是个别人的事情。


说江湖(4)


  三、宗法人、游民和江湖人
  1宗法人和游民
  上面说到江湖因游民、江湖人而存在,那么在古代社会中,游民和江湖人处在什么位置呢?
  这要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说起。自周代以来,古代中国都是宗法社会,人们通过血缘关系组成宗法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对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是又保护又控制的。一个宗法人,他的血缘、亲缘、职缘、地缘关系,都在他所属的宗法网络中。宗法人长期地蜷缩在宗法网络中,有家长、族长代表自己,不必自己面对社会,其个性是萎缩的,离开了自己所在的宗法就会感到茫然。儒家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因此,宗法人基本上受到儒家思想的控制,这也是很自然的。宗法人是宗法社会的基础,管子称宗法人为“石民”,也是很形象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不能或很少移动,另一方面也点明宗法人是社会的柱石。
  所谓游民,就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从宗法网络中脱离出的人们。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脱序”,即脱离主流社会秩序之意。游民虽然历代都有,但是游民能够形成群体,在城镇之间流动却是在宋代,所以江湖的形成大体上说也是在宋代。因此作为首次写到江湖的小说《水浒传》,其故事形成于南宋期间,也就是不奇怪的了。
  游民从宗法网络中流离了出来,在宗法制度中他没有了角色位置,宗法制度所赋予他的角色意识不存在了,其在宗法共同体保护下所形成的萎缩的个性也要改变,否则就不能生存。所以游民与宗法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思想意识。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我就游民思想倾向提出了四条:
  ①鲜明的反社会精神。一般说来他们希望社会动乱,因为只有在社会动乱中,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处境。如《沙家浜》中胡传魁所唱的“世乱英雄起四方”。
  ②主动进击精神。与宗法人的萎缩个性恰恰相反,他们只有以主动出击才能获取利益,争得生存,他们最懂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电视连续剧《水浒》的主题歌中所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是最为生动形象的刻画。游民出身的李逵就是“先打后商量”,其他阶层的人则不敢,动作之前要反复犹豫的。
  ③帮派意识很强。因为游民在求生存、争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有所依附,对于其所依附者,游民有极强的向心力、凝聚力。他们往往是只讲利益,只讲敌我,不讲是非。《水浒传》中,凡是梁山所做的则一切都对,同样的事他人做就不对。例如杀人放火,梁山人做,那就是好汉的勾当;崔道成、丘小乙去做,就是伤天害理,就是绿林中强贼。
  ④因为没有了角色意识,儒家所构造的社会意识在游民那里被冲垮或被冲淡了。当求生存成为第一要义的时候,人性中的“恶”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那种因为追求赤裸裸的“利”所表现出的野蛮,往往是不加掩饰的。游民在脱离宗法网络的同时,也脱离了在宗法制度下所形成的文明,这是古代中国的惟一文明,摒弃了这些,实际上是远离了文明。这些在《水浒传》中有十分鲜明的表现。例如对金钱财货的追求、行为的野蛮残酷和对女人的敌视,等等。
  2游民与江湖人
  游民脱离了宗法后,生活对他来说是茫茫一片,只能浑浑噩噩被动地去求生,像没有走出未庄时的阿Q,就是处在这种缺乏自觉状态的游民;当他们闯荡了一些时间后,如果还没有被淘汰,有了一些经验能力,并且能够与自己同命运的游民结合起来去谋生的时候,他们就逐渐成了江湖人。其标志就是能够在江湖上走动和奋斗了。
  当然组成江湖的江湖人不仅仅是游民,笼统地说来,在江湖上走的都是江湖人。以觅食求生存为基本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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