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贝-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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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回去对那位德国太太说∶“你讲得真不错，它在我家很贴切，那就让给我了吧。”

我们当场交易金钱，于是又多了一样并不是偶然得来的彩布。

这块彩布非常有生命力，但凡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只要它一出现，气氛就不同了。

而今，这块彩布正搭在我现住小楼的一个单人沙发上。

如果说，今生最爱的东西有那些，我想，大概是书籍和彩布了。

这样的彩布，大大小小，包括挂毡，一共快有二十条呢。

照片上的皮酒袋在西班牙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买到的。一般来说，另一种软皮浅咖啡色，上面印著跳舞女人或斗牛画面的，在土产店随处可见。并不爱那种有花的，嫌它太游客味道。

这种酒袋的用途，往往是在旅行或野餐时没有杯子的情况下带去的。当然打猎的季节，或是一场街头庆典，人和人之间传著喝，也是它的功用。

要考验一个人是不是很西班牙透了的，只看那人如何由酒袋中喝酒，就得二三。

这种酒袋的喝法是如此的∶打开盖子，用双手将酒袋举向自己的面前，把手臂完全伸直，用手轻轻一挤，袋中的酒，便如水枪一般射入口中，喝够了时，将双手轻轻向外一举，酒便止了。

初学的人，手臂不敢伸直，酒对不准口腔，往往把整张脸加上衣服前襟，都弄湿了，还喝不到一口。在用酒袋的技术上，我是前者。

之所以半生好酒，和西班牙脱不了关系。

学生时代，住在马德里大学城的书院，每日中午坐车回宿舍用午餐时，桌上的葡萄酒是不限制的。在那个国家里，只喝白水的人可以说没有。一般人亦不喝烈酒，但是健康的红酒、白酒是神父和修女，甚至小孩子也喝的东西。

就是这种自然而然的环境，使我学会了喝酒，而且乐此不疲，也不会醉的。

有一次在宿舍电视上观看七月七日西班牙的大节庆北部吹老的城市巴布隆纳举行的圣。费明。那一日，雄壮的公牛，被赶到街上去撞人，人群呀，在那批发疯的牛面前狂跑。如果被牛角顶死了，或被踩伤了，都是活该。

也是在那场电视里，第一次看见，满街唱歌的、跳舞的，在挤挤嚷嚷的人群里，传递著这种酒袋。

认识，不认识，一点也没关系，大家喝酒并不碰到嘴唇，方便、有趣又卫生。深爱西班牙民族的那份疯狂和亲热，人与人的关系，只看那一只只你也喝、我也喝的酒袋，就是最好的说明。

电视上看到的酒袋，全是又古又老，黑漆漆的，而土产店中找不到这种东西。有一年，还是做学生的时代，月底姐姐给寄来了十块美金。收到那笔意外的财产对，叫它财产，赶快跑去百货公司看裙子。当年，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十块美金可以做许多事情，例如说∶买一条裙子、换一个皮包、去做一趟短程的旅行，或者用它来拔掉一颗长斜了的智齿。

结果没有去拔牙，忍著。也没有买新衣服，省著。当然，拿了这十块钱，坐火车，奔向古城赛歌维亚，做了一日之游。

就在赛歌维亚的老广场上，挂著这好多只黑色的酒袋。惊见它那么容易的出现在眼前，真有些不能相信。那时候年纪轻，对什么都比较执著，再看绕著酒袋的竟是一股粗麻绳时，爱悦之心又加了许多，立意要把它买下来。

买个酒袋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付完了钱，店主把人叫进店里面去，开始教我怎么保养它，说∶先得用白兰地酒给倒进去，不停的晃很久很久，再把酒倒出来那时里面塞缝的胶也可以跟著洗干净了。以后的日子，无论喝是不喝，总得注满了葡萄酒，那酒袋才不会干。

买下了酒袋，吃了一点东西，没了回程的车钱。这倒也很容易，那天傍晚，坐在一辆大卡车司机的位子旁回到马德里搭便车的。

许多许多年过去了，这个皮酒袋总是被照顾得很当心。即使人去旅行时，放在西班牙家中的它，总也注满了酒挂在墙上。

倒是这一次回到台湾来之后，一直让跟回来的它干干的躺在箱子里。总想，有时间时，上街买一瓶好葡萄酒去浸软它，而时间一直不够用，这个应当可以用一辈子的东西，竟在自己的国土上，一日一日干瘪下去。就如我的人一般，在这儿，酒也不大喝了，因为那种苦苦涩涩的葡萄酒并不好找。

在这儿，一般人喝的葡萄酒，不是太甜就是酸的。

由一个酒袋，几乎想扯出另一篇《酒经》来。

每看台湾电视上，大富人家喝洋酒时，将杯子用错，心里总有一丝好奇和惊讶我们的崇洋心理不减，可是又不够透呀。

去年春天，我在美国西雅图附近上学，听说刮在台湾的父母去泰国旅行，这一急，赶快拨了长途电话。

泰国其实全家人都去过，因为它的异国风情太美，总有人一有机会就去走一趟。我的父母也不是第一次去，可是他们那一回要去的是清迈。

照片中的项圈在台北就有得买，只是价格贵了很多。看了几次都没舍得买，倒是齐豫，唱《回声》的她，在台湾南部一同旅行时，很慷慨的借了好几次给我挂。那是前年，赴美之前的事情了。

听说妈妈要去清迈，那儿正好是这种项圈出产的地方，当然急著请求她一定要为我买回来，而且要多买几副好放著送人。

长途电话中，做女儿的细细解释项圈的式样，做母亲的努力想象，讲了好久好久，妈妈说矣大概懂了。

启程之前，母亲为著这个托付，又打了长途电话来，这一回由她形容，我修正，一个电话又讲了好久好久。

等到父母由泰国回来了时，我又打电话去问买了没有，妈妈说买了三副，很好看又便宜，比台北价格便宜了十八倍以上，言下十分得意，接著她又形容了一遍，果然是我要的那种。

没过几天，不放心，又打电话去告诉妈妈∶这三副项圈最好藏起来，不要给家中其他的女人看到抢走了。妈妈一听很紧张，立即保证一定密藏起来，等我六月回来时再看。

过了一阵，母亲节到了，我寄了一张卡片送给伟大的母亲，又等待在当天，打电话去祝福、感谢我的好妈妈。正想著呢，台湾那边的电话却来了，我叫喊∶“母亲节快乐！”那边的声音好似做错了事情一样，说∶“妹妹，项圈被姆妈藏得太好了，现在怎么找都找不到，人老了，容易忘记，反正无论如何是找不到了。”我一急，也不知体谅人，就在电话里说∶“你是个最伟大的妈妈，记性差些也不要紧，可是如果你找得出那些项圈来，一定更有成就感，快快去想呀。”

那几天，为了这三副项圈，彼此又打了好几回电话，直到有一天清晨，母亲喜出望外的电话惊醒了我，说∶找到了。

“好，那你再去小心藏起来，不要给别人抢去，下个月就回来了。”我跟母亲说。

等我回到台湾来时，放下行李，立刻向母亲喊∶“来看，拿出来给看看，我的项圈。”

听见我讨东西，母亲轻叫一声，很紧张的往她卧室走，口中自言自语∶“完了！完了！又忘了这一回藏在什么地方。”

父亲看著这一场家庭喜剧，笑著说∶“本来是很便宜就买来的东西，给你们两个长途电话打来打去，价格当然跟著乱涨，现在算算，这个电话费，在台北可以买上十个了。”

说时，妈妈抱著一个椅垫套出来，笑得像小孩子一样，掏出来三副碰得叮叮响的东西。

我立即把其中的一副寄了去美国，给了我的以色列朋友阿雅拉，另外两副恰好存下来拍照片。

上两个月吧，新象艺术中心又叫人去开会，再三商讨歌舞剧《棋王》的剧本。我穿了一件大毛衣，挂上这条项圈，把另一个放在大信封里。

当我见到担任《棋王》歌舞编排的□劳伦斯。华伦时，我把信封递上去吓她，果然给了这位美丽的女子好一个惊喜。当她上来亲吻我道谢时，我将外套一拉，露出自己戴著的一条，笑喊著∶“我们两个一样的。”

□劳伦斯指著我的大毛衣笑说∶“你看你自己，好不好玩？”

一看自己，毛衣上织著“堪萨斯城。美国”几个大字。那条清迈的项圈安安稳稳的贴在圆领衣服上，下面的牛仔裤买自士林，长筒靴来处是西班牙，那个大皮包哥斯达黎加，那件大外套，巴黎的。一场世界大拼盘，也可以说，它们交织得那么和谐又安然，这就是个我吧。

只留了一条下面铸成心形的项圈给自己，那是妈妈给的心，只能是属于孩子的。

我们先看这张照片下面的那条粗麻淡色宽带子它的来处，是西班牙南部的哈恩省。

这种带子，完全手工织做的，用来绑在驴子的身上，由驴背绕到驴肚子，中间穿过一个鞍子，给人骑时安稳些，不会滑来滑去。

当我那一年，由撒哈拉沙漠飞去丈夫的舅舅家度假时，吵著舅舅带我去看这种做马鞍、驴鞍的工匠店。舅舅笑著说，这种店铺实在等于没有了，在一般人都开汽车的今天，谁会去养一匹马或驴子来驮东西呢。

禁不起我的纠缠，那个好舅舅带著我到一个又一个酒吧去喝酒，一面喝一面打听什么地方还有这种匠人，半大不小的城里，打听消息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酒吧，在那儿，什么事情都有人晓得，比报纸的广告有效得多。

弯来弯去绕到黄昏，才在一条涂得雪白的长墙角下，找到了一家半开的店铺。说圻是个店铺吧，不如说是一家工作室。一个弯著腰的黑衣老人，坐在门口，手中拿著好结实的麻线，不用机器，一针一针在钉这种带子，好似早年的中国人纳布鞋底一般。

我远远的站住了脚，把那白墙、小店和老人，看了个够，却不举照相机。舅舅和我站著看，这个匠人低低的喊了一声∶“午安！”

看那墙上挂满了的手工品，想到那位伟大的散文诗作家璜拉蒙。希美纳斯的那本叫人一读首篇就会哭的书《灰毛驴与我》，我轻轻的摸过一副皮革的小鞍子，眼前一匹温柔的小毛驴就浮现出来了。

“这副鞍子可不可以卖给我？大概多少钱？”缓缓的问，尽可能的柔和，对待这位老人。说时，一直看他那双粗糙极了的手。

“啊不卖的，这是今生最后一副了。老了，做不动了。”

老人沙哑的说，并不抬头。

“没有人跟您学手艺吧？”我说。

“这个时代？难罗！年轻人学这个做什么？”

“那您收不收我做徒弟？好心的，您收不收？”我蹲在这老人面前轻喊起来，双手扑在他的膝盖上。

老人听不懂似的盯住我，眼神里有一丝强烈的东西一闪，又不见了。接著他将视线投射到我的手上去。

“我的手很细，可是能够训练的，我会吃苦，肯吃苦，也会有耐性，您收不收呀？”还是趴在这位老人面前不肯起来。

舅舅在一旁看戏，他一直笑一直笑，我回过身去，向胖胖的他呀了一声。“好啦！起来吧！我们买一条这种带子，就走罗！”舅舅说。

老人拿下了照片中这条带子，没有叫我付钱，一定不肯收钱，说要送给我。

“我”我说不出什么话来。

“在这种时代，还有你这么爱手工的人，就算做个朋友吧！钱！算什么鬼东西，呸！”老人说著说著，把一口芋草给呸了出来。

那个晚上，我的丈夫也来到了舅舅家，来接我同去马德里。把这条带子给他看，又讲起那副漂亮得令人心痛的马鞍，这一回轮到丈夫喊了∶“明天再去问他收不收徒弟，我们两个一起去学，免得这种手艺失传了。”

同一张照片上摆著的一条皮带，是我在撒哈拉沙漠中闲时无聊做的手工。原先买来的本是一条宽皮带，边上有著花纹。后来闲著不忙，心里不舒服，就托人去西班牙本土买了好大一包打皮鞋洞的铜扣，把这条皮带打出了好多小洞洞。那个皮带铜扣，是先做木头的模，再差上铜片，把花纹打出来的，这个，是丈夫的手工。

做好了皮带之后，没怎么用它，也没有丢掉。许多年也就过去了。

有一日，我的邻居送来一个好大的牛铃，是他以前在瑞士时存下的东西。十分宝爱这件礼物，东摆摆，西放放，家中总也找不到一个贴切的角落给它。

就在一个深夜里，翻箱子，翻出了那条当年手做的老皮带，这时灵机一动，跑到车房中去找工具，把皮带环的一边卷过牛铃，成了一副带子。这副带子顺手一挂挂在书架上，就成了一个好画面。

这一回，照片上的东西都跟著我飘洋过海的回到了台湾，它们好似整个世界的融合，在我小小的屋子里，诉说著不分国籍、不分种族的那份平和之爱。

朋友常常笑我，说我的家等于卡夫卡书中的“城堡”，轻易不请人去，可说岔远也不给人进去，总结一句话∶“管得好紧。”

每听这种话，总是笑著说∶“嗳，没有碗给你们吃饭呀！”

等到有一次由民生东路的房子移到现在定居的家来时，搬家工人对我说∶“小姐，你的碗怎么那么多呀？才一个人。”

方才发觉，自己的碗盘实在太多了，如果客人肯用这种粗碗吃饭，请上十几二十个人根本没有问题。

奇怪的是，一直把这些东西看成宝贝，反而忽略了它们的实用价值。这就失之太痴，也不合自然。

后来家居生活中，开始用这种老碗装菜装做，每用到它们，心里会对自己说∶“真奢侈。”那种碗，最好不放白米，加些番薯签进去煮来盛，可能更富田园风味。

就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想到小摊子上的肉羹面线，深夜里捧了这个大碗，穿一双木屐，把整条安静的巷子踏出卡卡、卡卡的回音，跑到好远的夜市去买面。当我把这种大花碗递给老板娘时，她笑著说∶“呀唷！小姐，我这保丽龙做的碗没有细菌啦，你这种古早碗，看起来就怕死人呢。”

我捧著那碗冒著热气的面线，又一路卡卡、卡卡的走回来。那条巷子，因为加添了这唯一的拖板声，反而更加衬出它的寂静。

照片中的左上方那个蓝花大碗，是在淡水的锅碗店里找到的。那家店陈设的气派很大，由里而外，放满了各色各样的食具都是现代的。幸好那位老板娘大发慈心，也具文化水准，沟通起来又快又干脆。她，蹲在柜子底下拚命的替我翻，翻出了十几个同样的老碗来。说是同样的并不精确，当年，那些花彩可是手绘的，看似相同，其实细看上去，又没有一只是一样的。也因为这十几个老碗，使我和这家人做了朋友，每去淡水，必然去打个招呼，问候一声才走。

有趣的是，有一年回国，跑到台南新营去看朋友，朋友问我想看什么景色，我说要看最老的锅碗店，风景不必了。

右下方那一个平平的盘子，就在新营的老店里被朋友和我翻箱倒柜似的大搜索之下，出现了。不是一个，是一叠。

回到台北，把这两组粗陶放在一起，突然发觉它们可以说是天衣无缝的一套。有那么偶尔的一次，一个女友来我家中做采访，我把这种碗里放满了冰块出来，请她在红茶中加冰。这个女友，看见那个碗，大大的羡慕了我一场，临走时，她说∶“如果我结婚，什么礼物都不必送，就给我这一套碗和盘。”

当时爱友心切，很希望她快快找到归宿，就说∶“那你去进行呀！你结婚，就送了。”

自此以后，每次跟这位朋友打电话，总是探问她有没有好消息。朋友说∶“咦！我不急，你急什么？”

我哪里是急什么别人的婚礼呢。所担心的是，那个女友一旦找到了饭票时，这套碗可得立即送去给她装饭呀！

有一年夏天回国，全家人一共十六口，挤在大弟的小巴士车里去淡水吃海鲜。团体行动本来就是拖拖拉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