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贝-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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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阵，快二十天吧，我病倒了下来，不能睡、无法吃、止不住的痛哭、记忆力已丧失到无法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在那种情况下，我的病引出了父亲、母亲的焦虑，而我，除了喊累之外，就是不能控制的大哭和想自杀。
清清楚楚的记得，那天师母你的孩子惠民打电话来，说师母你已昏迷，不能救了。
我撑著身子坐计程车去看你，你的手上还在打点滴，可是眼睛闭著，我轻轻的将脸贴在你的脸上，我的泪流在你的颊上，我喊你∶“师母、师母。”你不回答我。护士小姐进来请我离开，我舍不得走，我抱著你，你没有动静，我跟你说∶“师母，你怪过我这几天的不来看你吧？你一定在伤心我的不来，现在我来了，你为什么不理我？”
护士小姐强迫我走开，我再度亲亲你那依旧美丽的脸孔，哽著声音，向你说∶“那么我们暂别了，师母，我的好朋友，这一条路，谁陪你去呢？”
出了病房，我坐在台大医院边门的石阶上埋头痛哭，想到你跟我那份不可解的友情，我实在是舍不下你那么孤孤单单的上路。
那个黄昏，我上车，计程车司机问我去什么地方，我发觉我的脑中又是一片空白，我不能记得父母家住在哪条街、哪条巷子。我在车中坐著流泪，讲不出要去的地名。我下车，在街上走了很久很久，发觉自己的身体好似被一个灵魂附住了似的痛苦难当，我眼睛开始看不清东西。我靠住一个电线杆呕吐，那时候，我记起了自己独住的家在什么地方，我喊了车子带我回去，在那份无以名之的痛苦之夜里，我的视力越来越朦胧，我一直全身发抖和抽筋，我等到天刚亮，挣扎著打电话去光启社给丁松青神父，说我病了，不要告诉我大病初愈的妈妈，不要大医院，请神父快给我找一个医生，因为我支持不下去了。
当我在那天终于因为精神极度衰弱而住进了医院的当时，正是师母你临终的时刻。我突然明白了死的滋味，因著我们在心灵上太相近太相亲，你濒死的挣扎，如同电波一般的弹入我的身体。我也几乎在那时死去。
你的火化，我没能去。你在台中的告别式，我不能有体力去参加。躺在病房里，我不肯讲话，只在催眠药的作用下不安的翻去又醒来。我的去年，真真实实与你一同走过死阴的幽谷，而我康复了，你，师母，你却永远的走了。
照片中的一块玉石，一抹血红的印章，是师母你留在世界上给我的纪念，睹物思人，还是觉得这不过是一场梦。你的走，到现在也不能被我所接受。我常常会等待，等待你在我的梦中出现，可是你不来。师母，现在的你是不是在我身边？如果你正在摸摸我的头发，我怎么没有感觉？我们的缘，来生再续下去，你必然愿意的，正如我心渴望的一般，我们来生再相见了，能吗？能吗？请你回答我啊。
这篇文章，送给知我、爱我、疼我、惜我的江师母杨淑惠女士。
在我第一次离家时，行李都不懂得怎么准备，更不敢带任何一样属于自己的心爱物。就只记得，手上那只表，还是进初中时父亲买给我的一只旧表，至于衣服，全是母亲给打点的。那时候，为了怕出国衣物不够，母亲替我足足添满了一大箱四季衣裳才含泪与我挥别。
四年半之后，我第一次回乡。当时，开门的小弟已经由一个初中生变成大学生了，我完全不能把他那高大的形象和那个光头初三学生连想在一起。家，是有一点陌生了。
父亲以为我的归来，必定带了许多新衣服，他为我预备了好多衣架和一个全空的衣柜等著我。
当我将三四件衣服挂好的时候，母亲发现那都是四年前带去的旧衣，空空的行李包中根本没有一件新的东西，连旧的，都给丢了一大半才回来。
那天夜里，在家中晚饭的时候，看见满桌的菜，一时里百感交织，放下筷子，喊了一句∶“原来你们吃得那么好”然后埋首便哭。
爸爸、妈妈一下子就懂得了我的心情，急著说∶“不哭、不哭！在外面生活一定太节省太苦了。可怜可怜！才那几件旧衣服带回来，你在外节省成那个样子，为什么不告诉你父母呢？我们也不知道外国生活那么高呀。”
那一次，我在台湾住了不到一年，又走了。
第二次的离家，箱子很轻，带去的钱，比第一次出国多了一点点。因为我自己赚的不多，又不肯拖累父母，但是略略请父母在经济上帮了我一下，也不打算用钱的，只为了一份安全感，将钱存入了银行。
那第二次再去西班牙，我没有去住宿舍。看报纸，跟三个西班牙女孩合租了一幢极小的公寓，两个人一间。找到了一个工作，在一间小学里教英文，收入只有四千台币左右，因为英文课一周才只有四小时。
就用这相当于四千块台币的金钱，付房租、买伙食、补皮鞋，偶尔还可以买一件减价的衣服。
那时候，我以前的男朋友荷西又出现了。
当他来过我的公寓，发觉除了一张全家人的照片被我贴在床边之外，什么装饰品都没有时，他看上去有些难过，也不说什么。
那时候他兵役刚刚服完，也是一贫如洗。
有一日荷西跟著姐姐回到故乡去，离开了马德里三天，他叫我也跟去，我因经济环境实在拮据，不肯动一下。怕一动了，又得花钱。
就在荷西旅行回来的那个晚上，他急匆匆的赶来看我，递给我一个小包裹，打开来一看，就是照片中的那个陶土瓶子可以用它来放发夹和橡皮筋。
好骄傲的把它放在床边的小柜子上，成了我在国外生活中第一个装饰品。
一直很爱它，纪念性太高，舍不得将它给人，就一直跟著我了。
结婚的时候，床垫子是放在水泥地上的，为了床架太贵，就只有睡在地上。
那时候，我只有一床床单，好在沙漠的太阳又热又永恒，洗的床单，晒在天台上一下子就干了，可以晚上再用。
沙漠风沙大，那个床，没有罩子，晚上睡前总得把床单用手刷了又刷，才没有睡在沙地上的感觉。
结婚三个月以后，存了一些钱，我开始去逛回教人的小店看他们的挂毡，手织的。
挑了好久好久，都不满意那太多鲜红色的配色，直到有一天，在一位沙漠朋友的家里，突然看见了照片上这一幅毡子。我跟朋友一面喝茶、一面算计著他的宝贝。他说那是祖母时代的陪嫁，只有客人来了才拿出来的。
那顿茶，得喝三道，第三道喝完，就是客人告辞的时候了。
我故意不去碰杯子，人家只有让我慢慢的喝，那第三道茶，就倒不出来了。
最后我说，要买那个毡子。主人听了大吃一惊。
我很坏，用金钱去引诱这家人。让出了普通店铺内五倍的价格，就称谢而去。对于这种事情，是不跟先生商量的，他根本随我，就算讲了，也不过答个“好”字罢了。我的先生对金钱不很看重，反正领了薪水，往我面前用力一丢，大喊一声∶“哈！”就算了。
出了一个好价格，我就不再去那位朋友家死缠了。这是一种心理战术，不教对方看出来我实在渴想要这件东西。
没过了半个月，那个朋友的太太，蒙著面纱，在我家门口走来又走去，走来又走去，我站在窗口对她微笑，一句也不说矣家那条毡子的话。
为了抵挡不住那个价格的引诱，在月底不到，而朋友家的钱都花光了的情形下，这条毡子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被那家的女人摸著黑，给送来了。我笑嘻嘻的收下了等于是全新的毡子，数了几张大钞给她。
“从明天开始，只可以吃骆驼肉。”我对先生说。他讲∶“你不去军中福利社买牛肉、蔬菜了？”我笑著将他拉去卧室，床上铺著的是那么美丽的一个床罩。我说∶“你就吃毡子好罗。这个东西，在精神上是很好吃的喔！”
西班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虽然人民拥有信仰的自由，可是世代家传，几乎百姓都是天主教。我本身虽然出自基督教的家庭，可是跟天主教一向很亲近，也是看佛经的人，并不反对天下任何以“爱”为中心的任何宗教。
在西班牙的家庭里，每一个已婚妇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床上的墙壁挂上一大串玫瑰经的念珠。
当我也结了婚以后，很喜欢也有一串那么大的念珠，把它挂在墙上，一如每一个普通的家庭。
可是我们住在以回教为主的沙漠里，这串念珠不好找。
等到我们夫妇回到马德里公婆家去时，我每天帮婆婆铺她和公公的床，总是看见那么一大串珠子挂在墙上。
公公是一位极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晚餐过后就会聚集在家的人，由他，手中拿著一串小型的玫瑰念珠，叫大家跟著诵唱。
我的丈夫总是在公公开始念经之前逃走。我因为饭后必须洗碗以及清洗厨房的地，等我差不多弄好了家事时，婆婆就会来叫我，说家中的小孩都跑掉了，叫我去陪公公念经。
未婚以前，我所居住过的天主教修院宿舍也是要念经的那是自由参加，不会勉强人。不但如此，在宿舍中每饭必要有一个同学出来带领祈祷谢饭。那时候，念经，我一次也不参加，可是祈祷是轮流的，就不好逃。
每一次轮到我在大庭广众之下祈祷时，我总是划一个十字架，口中大声喊著∶“圣父、圣子、圣灵阿门。”就算结束。
而我公公的祈祷是很长很长的，他先为祖宗们祈祷，然后每一个家人，然后国家元首、部长、斗牛士只有他喜欢的那几个，一直要祈祷到街上的警察们，才算完毕。
完毕之后，他开始数著念珠，这才开始他的夜课念经。
公公念经的时候，我已经累得眼睛都快打竹篱笆了，靠在婆婆肩上，有一句没一句的跟著，所谓“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因此学了好多次，都不会。
只要回到公婆家去，每一次出门我都请示婆婆，除非她同意，不然我就不好意思出去。
婆婆常常讲∶“为什么又要出去呢？”
她不明白，先生和我在沙漠中住久了，一旦回到繁华的大都市来，玩心总是比较重些，况且我们还想趁著在度假，买些日用品回沙漠去。
就是有一天下午，又想跑到街上去玩，我不好讲，推著先生去跟婆婆讲。先生不肯去，他说要出去就干脆“通知”一声，都那么大了，请示是不必的，因为“凡请必拒”。
好了，只好由我去通知。
站在婆婆面前，说要出去玩，而且不回家吃晚饭，要晚上十一点才回去。
“那么多钟头在街上不冻死了？早点回来好了，还是回来吃晚饭吧！”婆婆说。
我看见公公在一旁看报，灵机一动，赶快讲∶“爸爸，我们上街去找一串好大的橄榄木念珠，要找好久、好久的，你放我们去好不好嘛？”
公公听说要去买的是这件东西，好高兴的含笑催我走。
那一个下午，先生和我跑去逛街、买衣服、买皮鞋、看电影、吃小馆子，然后才去买下了一串念珠好容易买到的东西，这才开开心心的坐地下车回去。
以后，那串念珠一直被我挂来挂去的，现在它正挂在台湾的家中。每见到它，往日欢乐的情怀就在记忆中浮现。我也祈祷，感谢天主给了我这么丰富的人生之旅和一段完整的爱情。
在我出国的时候，母亲给过我一条细细的金链子，下面挂了一个小小的“福”字，算做保护和祝福女儿的纪念品。
我个人喜欢比较粗犷的饰物，对于那条细链子，只是因为情感的因素将它当心的包扎起来，平日是不挂的。所以它成了母爱的代名词，不算我自己所要的项链。照片中这一串经常被我所挂的首饰，是结婚当天，被一个沙漠妇人送到家里来卖给我的。这个故事曾经刊在《俏》杂志上，在此不再重复。想再说一遍的是∶首饰送来时只有中间那一块银子，其他的部材，是先生用脚踏车的零件为我装饰的。至于那两颗琉璃珠子是沙漠小店中去配来的。
我将这条项链当成了生命中的一部材，尤其在先生过世之后，几乎每天挂著它。
这个故事因而有了续篇。
在一个深夜里，大约十一点钟吧，胡茵梦跑来找我，说有一个通灵的异人石朝霖教授，正在一位朋友的家里谈些超心理的话语，叫我一起去。因为石教授住在台中，来一次台北并不简单，要见到他很难的。
当茵茵和我赶去那位朋友家时，那个客厅已经挤满了大批的人群，我们只有挤在一角，就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当然，在那种场合，根本谈不上介绍了，因为人太多。
石教授所讲的不是怪力乱神的话语。他在讲“宇宙和磁场”。
等到石教授讲完了话之后，在座的朋友纷纷将自己身上佩戴的古玉或新玉传了上去，请石教授看看那件东西挂了对身心有什么作用，因为涉及到磁场问题。
有些人的配件递上去，石教授极谦虚的摸了一摸，很平淡的讲∶“很纯净，可以挂。”有些陪葬的古玉被石教授摸过，他也是轻描淡写的说∶“不要再挂了。”并不是很夸张的语气。
当时，我坐在很远的地板上，我解下了身上这条项链，请人传上去给石教授。当他拿到这块银牌子时，没有立即说话，又将反面也看了一下，说∶“很古老的东西了。”我想，不过两百年吧，不算老。比起家中那个公元前十四世纪的腓尼基人宝瓶，它实在算不上老。
我等著石教授再说什么，他拿著那条项链的神色，突然有著一种极微妙的变化，好似有一丝悲悯由他心中掠过，而我，很直接的看进了他那善良的心去，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情而已。
大家都在等石教授讲话，他说∶“这条项链不好说。”我讲∶“石教授，请你明讲，没有关系的。”
他沉吟了一会儿，才对我讲∶“你是个天生通灵的人，就像个强力天线一样，身体情形太单薄，还是不要弄那些事情了。”
当时，石教授绝对不认识我的，在场数十个人，他就挑我出来讲。我拚命点头，说绝对不会刻意去通灵。那这才讲了项链。
石教授说∶“这串项链里面，锁进了太多的眼泪，里面凝聚著一个爱情故事，对不对？”
我重重一点头，就将身子趴到膝盖上去。
散会的时候，石教授问茵茵∶“你的朋友是谁？”茵茵说∶“是三毛呀！那个写故事的人嘛！”
石教授表明他以前没有听过我。
那条被他说中了的项链，被我搁下了两三年，在倒吞眼泪的那几年里，就没有再去看它。
这一年，又开始戴了。我想，因为心情不再相同，这条项链的磁场必然会改变，因我正在开开心心的爱著它，带著往日快乐的回忆好好的活下去。
这是一本西班牙《学生手册》，由小学一年级注册开始就跟著小孩子一起长大，手册要填到高中毕业才算完结。大学，就不包括在内了。
先生过世的第一年，我回到公婆家去小住，那只是五、六天而已。在那五、六天里，我什么地方都不肯去，只要在家，就是翻出荷西小时候的照片来看，总也看不厌的把他由小看到大。
公公婆婆看我翻照片就紧张，怕我将它们偷走。我对婆婆说∶“既然你们又不看，就请给了我吧，等我拿去翻拍了，再将原照还给你们好不好？”
公婆不肯，怕我说话不算数。那几天，照片被看管得很牢，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到了晚上，公婆睡了，我就打开柜子，拿出来再看。
那份依恋之情，很苦，又不好说。
就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