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贝-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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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纳利群岛最大的城市棕榈城内，有著一家不受人注目的小店，因为它的位置并不是行人散步的区域，连带著没有什么太好的生意。
我是一个找小店的专门人物，许多怪里怪气的餐馆、画廊、古董店或是不起眼的小商店，都是由我先去发现，才把本地朋友带了去参观的。当然，这也表示，我是个闲人，在那片美丽的海岛上。
这群娃娃，略略旅行或注意旅行杂志的朋友们，一定可以看出来，她们是苏俄的著名特产。
当我有一次开车经过上面所提到的那家小店时，车速相当快，闲闲的望了一下那杂七杂八陈列著太多纪念品的橱窗时，就那么一秒钟吧，看到了这一组木娃娃，而当时，我不能停车，因为不是停车区。
回家以后我去告诉先生，说又发现了一家怪店，卖的东西好杂，值得去探一探。先生说∶“那现在就去嘛！”我立刻答应了。
那一阵先生失业，我们心慌，可是闲。
就在同一天的黄昏，我们跑去了。店主人是一位中年太太，衣著上透著极重的艺术品味。她必是一位好家境的女子，这个店铺，该是她打发时间来不是赚钱养家的地方因为根本没有生意。
我们去看苏俄娃娃，才发觉那是一组一组有趣的“人环”。娃娃尺寸是规定的，小娃娃可以装在中娃娃空空的肚子里，中娃娃又可以放在大娃娃的肚子里。
这么一组一组的套，有的人环，肚子里可以套六个不同尺寸的娃娃，有的五个，有的四个。先生很爱人形，也酷爱音乐盒子。这一回看见那么有趣的木娃娃，他就发疯了。而先生看中的一组，共有二十三个娃娃，全部能够一个套一个，把这一大群娃娃装到一个快到膝盖那么高的大娃娃里去。
我也是喜欢那组最浩大的。
问了价钱，我们很难过，那一组，不是我们买得起的。我轻问先生∶“那先买一组六个的好不好？”他说不好，他要最好的，不要次货。
“又不是次货，只是少了些人形。”我说。
“我要那个大的，二十三个的。”他很坚持。
“那就只好等罗！傻孩子。”我亲亲先生，他就跟我出店来了，也没有乱吵。其实，家里存的钱买一组“大人环”还是足足有余的，只因我用钱当心，那个“失业”在心情上压得太重，不敢在那种时间吩花不必要的金钱。
等到我回到台湾来探亲和看医生时，免不得要买些小礼物回来送给亲朋好友，于是我想起了那一套一套人形。她们又轻又好带，只是担心海关以为我要在台北摆地摊卖娃娃，因为搬了三十几套回来都只是小型的。
付钱的时候，我心中有那么一丝内疚对先生的。这几十套小人的价格，合起来，可以买上好几套最大的了。
我没有买给先生，却买给了朋友们。
这批娃娃来到台北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每一个朋友都喜欢她们。有一次在一场酒会里，那只我很喜欢的“笨鸟”王大空走到我身边来，悄悄的问我∶“你那组娃娃还有没有？”
当时，就有那么巧皮包内正放著一组，我顺手塞给王大空，心里好奇怪这只好看的笨鸟居然童心未泯到这种地步，实在可喜极了。
后来家中手足眼看娃娃都快送光了，就来拿，又被拿去了最后的那一群。当时也不焦急，以为回到了加纳利群岛还是买得到的。
以后，先生和我去了奈及利亚，搬来搬去的，可是先生心中并没有忘记他的“兵”。
我说那不是兵，是娃娃，他就叫她们“娃娃兵团”。
好多次，我们有了钱，想起那组娃娃，总又舍不得去买。
那时，我们计划有一个活的小孩子，为著要男还是要女，争论得怪神经的。
反正我要一个长得酷似先生的男孩子，先生坚持要一个长得像我的女孩。而我们根本不知道活小孩什么时候会来，就开始为了这个计划存钱了。
那组大约要合七千台币的“娃娃兵团”就在我们每次逛街时的橱窗里，面对面的观望欣赏。
等我失去了先生，也没有得到自己的孩子时，方才去了那家小店。放足了钱，想把她们全买下来，放到先生墙上去陪伴他。
那个女主人告诉我，苏俄娃娃早就卖完了，很难再去进货。她见我眼中浮出泪水，就说∶“以后有了货，再通知你好吗？”
我笑著摇摇头，摇掉了几串水珠，跟她拥抱了一下，说∶“来不及了，我要回台湾去，好远的地方，不会再回来了。”
回到台湾，我的姐弟知道这组娃娃对我的意义，他们主动还给了我两套都是小的。
常常，在深夜里，我在灯下把这一群小娃娃排列组合，幻想先生在另一个时空里也在跟我一同扮“家家酒”。
看到了这篇文章的读友，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去苏俄，请千万替我带一套二十三个的娃娃回来给我好不好？请不要管价格，在这种时候，还要节省做什么呢。
在美国，我常常看一个深夜的神秘电视节目，叫做“奇幻人间”。里面讲的全是些人间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当然，许多张片子都涉及到灵异现象或超感应的事情上去。
一个人深夜里看那种片子很恐怖，看了不敢睡觉。尤其是那个固定的片头配乐，用著轻轻的打击乐器再加时钟嗒、嗒、嗒的声音做衬出来时，光是听著听著，就会毛发竖立起来。
我手中，就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
是以前一个德国朋友在西柏林时送给我的。一块像冰一样的透明体，里面被压缩进去的是一组拆碎了的手表零件。
无论在白天或是晚上，我将这样东西拿在手中，总有一种非常凝固的感觉在掌中如同磁铁似的吸住我。很不能自拔的一种神秘感。
我是喜欢它的，因为它很静很静。
许多年了，这块东西跟著我东奔西跑，总也弄不丢。这与其说是我带著它，倒不如说，是它紧紧的跟著我来得恰当。
有一年，在家里，我擦书架，一不小心把这块东西从架上的第一层拂了下去。当时先生就在旁边，他一个箭步想冲上来接，就在同一霎间，这块往地上落下去的东西，自己在空中扭了一个弯，啪一下跌到书架的第三层去，安安然然的平摆著，不动。
我是说，它不照“抛物线”的原理往下落，它明明在空中扭了一下，把自己扭到下两层书架上去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先生和我，看见这个景象呆了。
先生把它拿起来，轻轻再丢。一次、两次、三次，这东西总是由第一层掉到地上去，并没有再自动转弯，还因此摔坏了一点呢。
那么，那第一次，它怎么弄的？
从那次以后，我就有点怕这块东西，偏偏又想摸它从来舍不得把它送人。
那些静静的手表零件，好像一个小宇宙，冻在里面也不肯说话。
写到这儿，我想写一个另外的故事，也是发生在我家中的。这个故事没有照片，主角是一棵盆景，我叫不出那盆景的名字，总之。
在我过去的家里，植物长得特别的好，邻居们也养盆景，可是因为海风吹得太烈，水质略硷，花草总也枯死的多。而我的盆景在家中欣欣向荣，不必太多照拂，它们自然而快乐的生长著。
每当有邻居来家中时，总有人会问，怎么养盆景。那时候我已经孀居了，一个人住，不会认真煮饭吃，时间就多了一些。我对邻居说，要盆景好，并不难，秘密在于跟它们讲话。“跟盆景去讲话？！”邻居们大吃一惊。
“我没人讲话呀！”我说。
说著说著，那一带的邻居都去跟他们的盆景讲话了。
我跟我的盆景讲西班牙文，怕它们听不懂中文。
就在一个接近黎明的暗夜里，我预备睡了，照例从露台吊著的盆景开始讲，一棵一棵讲了好多，都是夸奖它们的好话。
等我讲到书架上一棵盆景时，它的叶子全都垂著，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我一看就忘了要用鼓励的话对它，就骂∶“你呀！死洋怪气的，垂著头做什么嘛？给我站挺一点，不要这副死相呀！”
那个盆景中的一片手掌般大的叶子，本来垂著的，听了我的好骂，居然如同机器手臂一样□□、□□往上升，它一直升，一直升，升到完全成了举手的姿势才停。
那一个夜晚，我被吓得逃出屋去，在车子里坐到天亮。等到早晨再去偷看那片吓了我的叶子它，又是垂下来的了。
第二天，我把这盆东西立刻送人了。
在我的家里，还有很多真实的故事，是属于灵异现象的，限于“不科学”，只有忍住不说了。
这明明是一只孔雀，怎么叫它一棵树呢？
我想问问你，如果，如果有一天，你在以色列的一家餐馆里，听到那首李泰祥作曲，三毛作词，齐豫唱出来的《橄榄树》你，一个中国人，会是什么心情？
以色列，有一家餐馆，就在放橄榄树这首歌。
当时，我不在那儿，在南美吧！在那个亚马逊河区的热带雨林中。
是我的朋友，那个，在另一张南美挂毡的照片故事中提到的朋友他在以色列。是他，听到了我的歌。那时候，我猜，他眼眶差一点要发热，因为离开乡土那么远。
回来时，我们都回返自己的乡土时，我给了他一张秘鲁的挂毡。他，给了我一只以色列买来的孔雀。然后，把这个歌的故事，告诉了我。
一九八九年，如果还活著，我要去以色列。在那儿，两家犹太民族的家庭，正在等著我呢。
前年冬天，我在西雅图念书。开始胆子小，只敢修了一些英文课，后来胆子大了，跑去选了“艺术欣赏”。
在选这门课之前，我向注册部门打听又打听，讲好是不拿画笔的，只用眼睛去看画，然后，提出报告，就算数。这才放胆去上课了。
那堂课，大概是二十个学生，除了一群美国人之外，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另外两个犹太人，一个叫阿雅拉，一个叫瑞恰，是以色列来的。
阿雅拉和瑞恰原是我英文班上的同学，因为三个人合得来，就又选了同样的课。
在“艺术欣赏”这门课上，一般美国同学的态度近乎冷淡。那个女老师，只看她那纯美国式的衣著风格，就知道她不是一个有著世界观的人，看书也相当狭窄。我猜，在美国著名大学中，这样的人是轮不到做教授的。
以前也上过西班牙的“艺术课”，那个马德里大学的教授比起这一位美国老师来，在气势上就不知要好多少。
主要是，那个美国老师，把教书当成一种职业，对于艺术的爱之如狂，在她生命中一点也没看见。我就不喜欢她了。
我知道，老师也不喜欢我。第一次上课时，我报出一大串伟大画家的名字，而且说匣在某时某地看过哪一些名画的真迹。那个气量不大的女老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我当时就知道完啦。
小小的西雅图，有人容不下我。
同学们，怎么交朋友，都谈不上来。人家讲话，他们只是回答∶“是吗？是吗？”不肯接口的。冷得很有教养。
那个犹太同学阿雅拉本身是个画家，因为先生被派到波音公司去做事一年，她好高兴的跟来了。也只有她和瑞恰，加上我，三个人，下课了就叽叽喳喳的争论。阿雅拉不喜欢具象画，我所喜欢的超现实画派，正好是她最讨厌的。我们经常争辩的原因是，彼此说匣哪一幅名画或哪一个画家，两个人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背景来。可以争，只因为旗鼓相当。
后来我要离开美国了，阿雅拉很难过很难过。她拿起久不动的相机和画笔，特别跑到西雅图城里去拍照，以照片和油彩，绘作了一幅半抽象半具象的街景送给我，算是一种“贴画”吧。
这幅《西雅图之冬》我非常喜爱，其中当然也加进了友情的色彩。目前正在等著配个好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阿雅拉在西雅图已经开过了一次个展，报纸给她好评，也卖掉了一些画。没多久以前，阿雅拉回到以色列去，我回到台湾。我们通信，打电话，约好一九八九年由我去以色列看看她和瑞恰，我们正在热切的盼望著再一次的相聚。
“如果他是亚当，那时候上帝并没有给他胡子刀，他的胡子不会那么短。”我说。
“这个时候亚当才造好了不久嘛！还没有去吃禁果呢。”荷西说∶“你看，他们还不知道用树叶去做衣服，以此证明。”
“吃了禁果还不是要刮胡子。”我说。
那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小摊子面前，就对著照片中这一男一女讲来讲去的。
因为价钱不贵，而且好玩，我们就把这一对男女买回家去了。艺术性不高的小玩意儿罢了，谈不上什么美感。
这一对男女被放在书架上，我从来没有特别去重视他们。
有一天跟荷西吵架，没有理由的追著他瞎吵。吵好了，我去睡觉，就忘了这回事。我的生气是很短的，绝对不会超过五小时以上。如果超过了，自己先就觉得太闷，忍不住闷，就会去找荷西讲话，如果他不理，我就假哭，我一哭，他就急了，一急就会喊∶“你有完没有？有完没有？”我也就顺水推舟啦，说∶“完了，不吵了。对不起。”
有一次也是吵完了，说声对不起，然后去厨房弄水果给荷西吃。厨房跟客厅中间迅一个美丽的半圆形的拱门。道了歉，发觉荷西正往那一对裸体人形走过去，好像动了他们一下，才走开。
我跑过去看看人形，发觉他们变成面对面的了，贴著。我笑著笑著把他们并排放好。
以后我发觉了一个秘密，只要荷西跟我有些小争吵或说我吵他，那对裸体人形的姿势就会改变。是荷西动的手脚。
吵架的时候，荷西把他们背靠著背和好的时候，就贴著，面对面，平日我擦灰时，把他们摆成照片上的站姿。等到我不知觉的当儿，他们又变成面对面的了。这个游戏成了我们夫妻不讲话时的一种谜语。有一天，我发觉荷西把那个“我的代表”，头朝上向天仰著，我一气，把他也仰天给躺著，变成脚对脚。没过几天再去看时，两个人都趴在那里。
本来没有什么道理的两个小人，因为先生的深具幽默感，成了家中最有趣的玩具。
这一回卖掉了那幢海边的家回到台湾来，当我收拾行李的时候，把这对人形用心包好，夹在软的衣服里给带回来。
关箱子的时候，我轻轻的说∶“好丈夫，我们一起回台湾去罗！”
每次圣诞节或者情人节什么的，我从不寄望得到先生什么礼物。先生说，这种节日本意是好的，只是给商人利用了。
又说，何必为了节日才买东西送来送去呢？凡事但凭一心，心中想著谁，管它什么节日，随时都可送呀！
我也深以先生的看法为是，所以每天都在等礼物。
有一天先生独自进城去找朋友，我不耐那批人，就在家里缝衣服。先生走时，我检查了他的口袋，觉得带的钱太少。
一个男人，要进城去看朋友，免不得吃吃喝喝，先生又是极慷慨的人，不叫他付帐他会不舒服的。就因为怕他要去一整天，所以又塞了几张大钞给他，同时喊著∶“不要太早回家，尽量去玩到深夜才开开心心的回来。不要忘了，可以很晚才回来哦！”
站在小院的门口送他，他开车走的时候挥了一下手，等到转弯时，又刹了车，再度停车挥手，才走了。
邻居太太看了好笑，隔著墙问我∶“你们结婚几年了？”我笑说∶“快五年了。”那个太太一直笑，又问∶“去哪里？”我说∶“去城里找朋友。”邻居大笑起来，说我怎么还站在门口送生离死别似的。我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哗一下红了脸。
没想到才去了两个多钟头吧，才下午一点多钟呢，先生回来了。我抬起缝衣服的眼睛，看见他站在客厅外面，伸一个头进来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