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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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读者
这本自传描写的是一个出身贫贱、由于个人的努力和种种机遇而上升到美国责任最重大又最受信任的岗位上的一个人的生平。我深信，通过艰苦奋斗和刚毅不拔的决心来改善自己的命运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这种愿望激励着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同样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带普遍性的故事，谨愿它对加强中美两国关系能做出微薄的贡献。
美国陆军退休上将
科林·鲍威尔
我的美国之路译者的话
译者的话
这本自传描写的是出生在美国纽约市贫民区的一个最贫贱的黑孩子，怎样从打工仔成长为美国最高军事长官、四星上将的故事。科林·鲍威尔少年时代由于家境贫寒，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替人扛包，拖地板。长大后，在纽约市立学院上学时参加了后备军官训练团，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鲍威尔将军是一位传奇式的军人。冷战时代他先是在美国全球战略的西线——美国驻西德部队服役，警卫陆军的原子大炮，后来又被调到东线，两次参加越南战争。第一次是以南越伪军营顾问的身份参加了越南广治地区的作战；第二次是以美军作战部队副营长、师作训科长的身份参加越南战争。回国后不久又到美国驻韩国的步兵第二师干过一年营长。以后又先后历任五角大楼参谋、军事学院教官、白宫研究员、旅长、副师长、国防部长军事助理、军长、陆军部队司令部司令、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职。作为一个军人，他对美军部队和五角大楼的情况了如指掌；同时又由于在三任总统的政府中历任高级官员，因此也熟悉白宫最高决策圈子的运作过程。他参加过许多政策的制定工作，亲自参与了入侵巴拿马、处理以武器换人质的“伊朗门”丑闻、美苏首脑几次会晤等重大国际事件，最后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身份策划和指挥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退休后，受克林顿总统委派，陪同前总统卡特出使海地，在战争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说服海地军政府不战而降。
鲍威尔在书中对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的戎马生涯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通过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使读者了解到他艰苦奋斗之不易，同时也了解到美国领导集团内尔虞我诈和美军内部的种种问题。读者可以从书中活生生地看到鲍威尔本人、他的家庭和广大美国黑人受到的种族歧视和侮辱。他是一名美国军官，但不能与白人在同一饭店吃饭，不能用同一厕所，甚至走在大街上连看一眼白人妇女也犯法。他结婚时不能住一间像样的旅馆，只能把市郊简陋的汽车旅馆作洞房。自传充满了对美国种族歧视的愤怒控诉。鲍威尔呐喊说：“多少年多少代，我们为这个国家而战，早在17世纪，黑人自由人和黑奴就应征当民兵。美国革命时期曾有数千名黑人在华盛顿麾下为这个国家争取独立而战，可是胜利后他们自己却未享受到独立。内战时间，有几十万黑人在联邦军中英勇战斗，近4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黑人曾帮助白人获得土地并保卫土地，但他们自己却无立锥之地。这个国家拒绝给予我们基本权利，还怎能叫我们为它服务呢？我们又干吗为它而战？……”我们从书中的字里行间还可以看出他对美国的所谓民主、人权和机会均等的虚伪性的挞伐。
这本自传虽不是正史，但史料丰富、观点鲜明、文字朴实、内容生动，对广大读者了解鲍威尔其人及美国社会和美国军队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然而，鲍威尔将军毕竟生长在美国，受的是美国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长大后又作为一名高级军事官员参加了维护美国利益和霸权的政策制定工作，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时可见，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本书于1995年出版后，在全世界引起很大轰动，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原书中的索引对中国读者无用，故略去了。对于中国读者不易理解的美国俚语或比喻，我们在当页加了一些译者注，仅供参考。本书由王振西主持翻译并最后校定，参加翻译和校对的资深翻译家有：武牛、隋丽君、潘嘉玢、刘瑞祥、颜福祥、姚云竹、张兰琴、黄虹炜等。杜燕琼同志对译稿做了大量技术校对和文字加工。
译者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
我的美国之路前言
前言
我的一生丰富多彩，本书叙述的仅是我迄今为止的经历。
我原先不曾打算写自传，甚至还把有关材料提供给别的作者去撰写我的传记。可是，在我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最后几个月里，我改变了主意。出书的经济效益是很具吸引力的。有些朋友鼓励我写自传，起初我还犹豫不定，最后一位格外亲密的朋友对我说：“哦，科林，别再怕啦！你该写本自传留给子孙后代，你有东西可写嘛，干吧！”于是我就写了。
这只是一部个人回忆录，它不是我有幸参与的那些重大事件的正宗历史。一部自传是自己谈自己，起不了正宗历史的作用。希望这本书会有助于当代的历史学家，但此书的首要目的，是让美国同胞了解我的经历。
我遇到了所有作者都碰到过的难题——材料的取舍。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篇幅来讲所有的事情。我决定只写成厚薄适中的一本书，避免弄成一本厚如门台砖一样的大作。一位报界朋友告诫我说：“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别啰啰嗦嗦地写一堆什么‘然后，我又与某某某共进午餐……’之类的废话，别把你的书弄成一个又臭又长的流水账。”
这本书是讲一个收入有限的黑人移民家庭的一个穷小子的故事。他童年时看来没有多大出息，在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长大，后来竟如此这般地成为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个故事讲到我努力奋斗加上好运气，大部分时间发展顺利，但也有过艰难的时刻。这个故事讲到我服役当兵，为国为民。这个故事讲到哪些人帮助过我，使我成为今天这样的人。这个故事讲到众多的先辈们，是他们的牺牲创造了让我受益的机会，继我而来的人或许也会从我的故事中获益。这个故事谈的是信念——对我自己的信念，对美国的信念。最重要的，这是一个爱的故事：爱家庭、爱朋友、爱军队、爱国家。这个故事只能发生在美国。
我的美国之路第一章 卢瑟和艾丽的儿子
第一章 卢瑟和艾丽的儿子
我通常总是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一次我没有信，差一点送了命。时间是1992年2月，地点是地道的牙买加。当我们登上UH—1直升机的时候，阳光灿烂，和风习习，只略微有点下午要来场雷阵雨的迹象。看来是顶好的飞行天气。我父母出生在牙买加，这一次，我妻子阿尔玛和我是应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的邀请来访问这个岛国。从海湾战争结束时起，曼利已经催了我一年。他最后一次打电话时，以一种令人不得不接受的口气说：“休息一下吧，亲爱的孩子。回家来，短短几天也好。就住在我们政府宾馆好啦。”我终于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在这之前的一年里，尽管“沙漠风暴”已经过去，我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肩上的担子仍然很沉重。冷战高速消退，我们正在努力重新思考和重新安排美国的防务。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化。当时，我们正在组织一次给俄国人空运食品的空运救济行动；在古巴境内的关塔那摩基地，出现了令人十分为难的情况，大量的海地逃亡者聚集在那里，其境况已开始恶劣到像是一座集中营；萨达姆·侯赛因虽然打了败仗，仍怙恶不悛，企图阻挠联合国观察员制止他研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努力。我能有机会离开寒冷阴沉的华盛顿，到牙买加晒几天太阳，自然是乐意的。同时，我准备在归国途中，在关塔那摩稍作停留，视察一下那里的情形。
1992年2月13日下午，我们抵达牙买加，立刻被卷入了西印度群岛的好客旋风。第二天上午，我们被拉到沃德剧院。在那里，金斯顿市长玛丽·艾特金斯向我赠送了该市的城门钥匙。我致答谢词说：“市长阁下，我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是你把我第二故乡的钥匙交给了我。”我回忆了童年往事，谈到听过“来吧，萨迦的小伙子”之类的西印度群岛小调歌曲，聆听过路易斯·贝内特的混杂式英语的诗朗诵，美餐过大香蕉、烤山羊、大米加豌豆。我讲完以后，市议员埃兹拉·科尔评论说：“只有我们牙买加人说大米加豌豆。加勒比海别的地方都是倒过来，说豌豆加大米。鲍威尔将军是真正的牙买加人。”
然后，我们到附近的上园营，访问牙买加国防军总部。国防军首长彼得·布雷迪准将陪我转了一圈，让我参观士兵们的操练。他们操练得很出色，身手不凡。响亮的跺脚声，漂亮的敬礼动作，整齐划一的转体，还不时地高喊“一——二——一”口令，完全是一套英国式的标准动作。
午餐后，我们登上牙买加国防军的一架直升机，准备飞越小海湾到曼利国际机场，然后换乘美军的“黑鹰”直升机，去视察临时在牙买加值勤的美军部队。原先计划我们一路都乘“黑鹰”直升机，可是东道主要求我们乘坐牙买加的美制UH—1直升机离开他们的总部。我直觉感到不大对劲，但主人的盛情难却，要顾及他们的自尊心。直升机起飞了，在大约1500英尺的高度转入水平飞行，金斯顿消失在我们身后。阿尔玛朝我微笑。是的，这一天过得挺美。我透过舷窗凝视着令人心旷神怡的蔚蓝色的加勒比海，突然听见猛烈的咔嚓一声。阿尔玛瞅着我发愣。
我立刻明白是出了故障。这架UH—1的传动装置卡住
了。飞机开始摇摇晃晃地向海湾下坠。我在越南经历过一次直升机飞行事故，我知道，如果这架UH—1触水，它很可能会翻过来，叶片会折断，像榴霰弹一样四处飞散。机舱门一开，飞机就会像一块石头一样沉入海底。我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我们有3个孩子，他们的父母亲就要命归西天。
“弯下腰！双手抱住腿！”我向阿尔玛喊道。
“为什么？”她问。
“见鬼！听话！”我呼叫着，感觉到我们在继续下落。我看见两名飞行员正忙着扳拉操纵杆，采取紧急措施。他们关闭了发动机，我们在继续下降，只听见叶片啪啦啪啦的声音，眼看飞机就要沉入大海了。最后一瞬间，飞行员终于让直升机在海岸边上硬着陆，离海水线还不到20英尺远。我解开安全带，抓住阿尔玛赶紧离开座位向外跑。直升机说不定会起火爆炸。
我们跑出危险地带后，阿尔玛问：“怎么回事呀？”
“我们迫降了。”我告诉她。我朝牙买加飞行员走过去，祝贺他们出色地完成了紧急降落。
事后，曼利总理给我打电话说：“我亲爱的科林，你知道为什么树叶在沙沙响吗？这是我松了一口气，在欣慰长叹哩！”真是散文诗，我祖先的语言。然而我仍感到惆怅。我父母诞生的地方竟差一点成了他们儿子的葬身之所。
我们登上“黑鹰”，继续原定的行程，我看望了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派到牙买加帮助修路的一支部队，以及美国空军在一座名叫“情人跳”的悬崖峭壁上修建的跟踪贩毒活动的雷达站。正式访问到此结束。接下去是寻根问祖的旅行。
我们坐进牙买加政府提供的一辆吉普车，朝北驶向内地，转上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这条路活像这块红土地上一道长长的伤疤。漂亮的房子看不到了，眼前只见简陋的村舍。路越走越窄，最后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徒步走了大约15分钟，忽然间在我们面前冒出了当地政府的长官——“卡斯图斯”——以及警察局长和另几位官员，向我们表示欢迎。我们跟着他们走上缓坡，过了小土岗，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把我们引向一片小谷地。在那里出现了魔术般的情景，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冒出来许多人。很快就有200来人围上我们，老老少少，有的衣着华丽，有的衣衫褴褛，有的穿着鞋，有的光着脚。忽然，响起阵阵乐声，接着出现了一支乐队，一群身穿黑制服的年轻人奏起了《星条旗之歌》。
“这些孩子是你父亲母校的学生。”那位地方长官对我说。乐队奏完美国国歌，就吹奏起西印度群岛即兴舞曲，我对它像对美国国旗一样熟悉。人群开始拍手，向阿尔玛和我们靠拢，拉着我们的手，笑容满面地亲切问候。远处又有一小批人向我们走来，人群给他们闪开路。我激动万分。这是我家的亲人。不需要任何人作介绍，其中有几位是我以前见过的，其余的人一看脸就知道。他们长得很相像，也同我相像。我们来到了托普希尔村，这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他们拥抱我，自我介绍。艾维·里奇姑姑，穆里尔表兄、克劳德叔叔、帕特堂弟等等，都似曾相识，是远近的亲属。
大家让阿尔玛和我坐在两张折叠椅上，也就是在贵宾席就座。一位女教师琼·本特，她是我一个堂弟的妻子，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我们又起身，走过几座门廊涂成浓浓的红土色的不错的房子，来到一座小屋前。它的墙壁抹着粗糙的灰泥，屋顶是生了锈的铁皮，屋檐是手劈的木板造成的。6尺宽6尺高的窗户两侧，配有褐色的百叶窗，使这座热带的小民房奇怪地具有一点新英格兰的格调。
小屋里有4个房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厨房，也没有室内卫生间。全部面积还不及美国的一间平常的起居室。我的亲属们事先赶跑了屋内的鸡，擦洗打扫过一番，做到这一步已经够难为他们了。我站在父亲1898年诞生到人世间的小屋里，一股缅怀先父的亲情在心中油然而生。
走到屋外，我们来到祖先的墓地，那里刚刚拔除过野草，培了新土。人群又一次围拢过来，期盼我讲讲话。我对他们的热情欢迎表示了最诚挚的感谢。其实，我内心真希望单独呆一会儿，有一点时间在这片土地上踏着我父亲的足迹，穿越田野，在他当年熟悉的树林中漫步，想象一下当年父亲住在这里的情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他是怎样维持生计的。可是人群一直围着我们。阿尔玛和我在我祖父、祖母的坟墓前作了祷告。我们跟亲属们交换了一点小礼品。妇女们向阿尔玛赠送了她们手绣的漂亮亚麻织品。访问到此结束。
我们回到“黑鹰”直升机上，途中飞过了威斯特摩兰，那是我母亲莫德·艾丽尔·麦科伊·鲍威尔的诞生地。一路上，我寻思着我的父母。当年两个牙买加青年是怀着什么样的梦想，或是出于什么样的忧虑，先后背井离乡，离别他们所爱的亲人，移居到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曾否想过，他们走了有勇气而又有希望的这一步，对他们的儿子的命运产生了何等的影响。
我生于1937年4月5日，当时我家是住在纽约市哈莱姆区的莫宁赛德大道。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是我姐姐玛丽琳，她比我大五岁半。我已经不记得我家在哈莱姆时的情景。人们常说，人在孩提时的最早记忆通常与一次闯祸有关，我正是这样。4岁时，我家搬到纽约南布朗克斯区，外婆艾丽丝·麦科伊在家照料我，因为父母都要上班干活。我在地板上玩，把一根头发卡子塞进一个电源插座内。只记得耀眼的火光一闪，我被电击得差一点从地板上跳起来。记得外婆一边骂我，一边把我搂在怀中。父母下班回家后，大人们紧张地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