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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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国家有了一种发自肺腑的感觉，一种不仅是通过耳闻目睹，而且是通过亲身接触、感受和嗅闻得来的感觉。我感受到的是所有人，包括当时被认为是我们的死敌的俄罗斯人所共有的人性。我在火车上遇到的人，在红场上碰见的人，还有在百货商店擦肩而过的人都不是政治理论家。他们是与我自己的家人同样的苏联人，母亲为晚餐采购食品，父亲在单位的收发室劳累了一天后疲劳地往家赶，孩子们想的更多的是莫斯科对基辅的足球赛前景如何，而不是如何在全球传播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到了这个国家的巨大与力量，那震慑本国人民的可怕力量和与我们抗衡的能力，无论我们集中多少军力，它都能够枪对枪，炮对炮，武器系统对武器系统地进行对抗。从苏联人给我们提供的表面情况来看，我看不到其致命的弱点。其实那时它的致命弱点已在暗中破坏他们的体制，注定将最终导致其垮台。
我们从莫斯科来到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在这里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同是共产党集团内的国家，可是这里却有了生动的色彩。我们又去了华沙，那里也富有生气。从苏联到这些国家，就像从静止的黑白照片到了彩色电影一样。我们被苏联现实的严酷性搞得麻木了的感官，此时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在华沙，我们参观了2000年展览馆，它试图向人们展示千年之交时的未来波兰。我决不会忘记一位老教授对我们讲的话。他个子高大，步履蹒跚，脸上带着沉思默想的表情说道：“看看上帝把波兰放在哪儿了吧，在德国和苏联中间。我们每一代人不是受来自这一边的，就是受来自那一边的碾轧。
有时两边一起来。我们波兰人被剥夺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位共产党人听起来绝不像时刻准备为保卫苏联而献身在街垒上的人。我有一种感觉，他和她的同胞愿意摆脱他们的“盟友”。那天，我心中就埋下了这样一粒种子。16年后，共产党集团解体初露端倪时，我记起了那位波兰教授，因而敢在一群陆军高级军官面前预言，这些卫星国非但不愿留在华沙条约组织，相反却可能想加入北约组织。
白宫研究员有晋见在德文斯堡或朱莱一般见不到的人的权利。访问东欧回国后，我们被带到佐治亚州去会见州长，此行还允许携带配偶。我们的车队驶出亚特兰大机场时，佐治亚州的州警骑着摩托车在前边开道，警笛鸣叫着，四面八方的交通都为我们让路，我望着窗外对阿尔玛说：“好气派！”
州长原来是个49岁面带稚气的人，脸上透着笑容。他请我们坐下，然后介绍了佐治亚州的情况和他对国家政治的看法，白宫研究员们一个个听得入了迷。此时此刻我想到了南方政治家B·康纳、G·华莱士及前佐治亚州州长L·马多克斯，后者很喜欢赠送斧柄给固执偏见的同僚。现在我们面前这位州长代表着新南方。我记得当时我暗自思忖，这个人是当总统的材料。3年之后，吉米·卡特果真当上了美国第39任总统。
在这一时期，我与海军上将H·G·里科弗曾有过短暂的接触。里科弗是核潜艇之父，性情暴躁，蛮不讲理，他能让坚强的军人掉泪。一次，有位曾申请参加海军核潜艇计划的朋友对我描述了里科弗对他的严厉质询：“我为什么应该让你参与我的计划呢？你凭什么认为你会开核潜艇？你看上去好像连什么叫尾墩都不懂。”
我应邀去联邦勤务总署参加宣誓典礼，里科弗预定要在典礼仪式上讲话。这位海军上将仅说了寥寥数语，但其中的意思却令我终生难忘。组织并非真正会起什么作用，计划也不管什么大事。管理理论并无多大意义，事业的成败在于干事业的人。只有将最优秀的人才吸引进来，你才能成就伟大的功业。应当承认，里科弗管理人的方法可能是残忍的：先把他们打碎，然后再按照他的标准重新塑造起来。我是决不会这样做的。但是，他的洞察力是无可否认的。从脾气坏的人口中说出来的真理照样是真理。
※ ※ ※
“这事就跟让小孩观察性行为一样。”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的公共关系主任乔·莱廷有一次这样对我说。乔是在解释他为什么不赞成白宫研究员计划时说这番话的。他和马利克一样，成了我在管理与预算局的又一位贤师。每当一天的工作结束，从老行政大楼到我在戴尔镇的家之间交通一路堵塞长达26英里时，我就听乔滔滔不绝地讲他那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他出生在布鲁克林区，原先是报人，后来有点成了政府公共关系圈内四处走动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曾在L·B·约翰逊领导下的白宫新闻处干过一阵子。他那些在夜里讲给总统听，以便让约翰逊总统安然入睡的故事让我听得津津有味。有一回，他编了点经济新闻讲给约翰逊听，岂料总统透露给了报界，搞得股票市场有一两盘像疯了一样。
马利克最初接任副局长时，曾想过解雇乔。这位尼克松政府的前任小头头可不吃闲话威胁。我问乔他当时是否有过担忧。“我告诉你吧，”他说，“每个新来这儿的人都想把我开掉。这事儿每隔几年就来一次。第一周，他们说咱们处理掉莱廷吧。第二周，他们知道莱廷是个职业官员，不容易摆脱。到了第三周，他们自己在公共关系方面与《华盛顿邮报》或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陷入困境，老消防队员就出来救他们了。这时他们开始考虑，这家伙也许并不那么坏。到了第四周，他们就喜欢上我了。”
我问乔，他反对白宫研究员哪一点。我是其中一员，我和他相处得不是很好嘛。乔解释说，民主政府在大白天并不总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民主就是讨价还价。人要从理想走向可能，就得去交换、改变、交易、退让、屈从、妥协。对于不了解内情者而言，这种过程可能是乱七八糟、令人失望，甚至是令人震惊的。妥协可能会使参与者看上去像是在耍手腕，不讲原则，阳一套阴一套。我目睹这些当然没事，乔接着说，因为我年龄已长，有经验，“但是让那些天真烂漫的青年人在西翼和内阁成员的办公室走来串去，他们发现事情实际上是如何办的之后，会大生反感的。”
“问题的另一面是，”乔说，“他们中有些人在不能把握之前已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对此他们心醉神迷。在陶醉之中，他们往往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过于纵权最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会惹上麻烦的。”“好了，性交本身没错，”乔接着说，“但是，让小孩观看却有点不道德，得等他们懂事以后才行。”
莱廷的观点与我国开国元勋们的思想与智慧相去不远。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裴逊这些人物认为，我们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人。因此，他们发明了一种三权分立、相互牵制与平衡的政府，目的是为了控制人性中不够完善之处。莱廷明白这一点，但不敢肯定年轻的白宫研究员是否领悟到了。
1973年夏天，我来到中国的一个村庄，一个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人到过的世界，听当地一位精瘦干瘪的领导介绍情况。这是我们那年白宫研究员实地考察旅行的最后一站。7月23日，我们到达广州。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流在洁净无垢的街道上悄然滑过我们身旁。偌大如斯的一座城市却依然这么清洁，这么静谧，简直让我吃惊。中国人还带我们去了其它大城市及旅游者通常驻足之处——北京的故宫和长城。在一所简陋的乡村医院里，我们观看了一名妇女在针刺麻醉状态下做了20分钟甲状腺手术。手术一结束，她站起身来，喝了一杯柠檬汁，然后走着出去了。在沈阳，我们参观了一家机械厂。那个年代中国人的衣服都带棉衬里，外面引着线，没形没状，也不分男女，因此在厂里很难分出男人与女人。我们听说，工人们一周工作6天，偶尔有假日，但没有休假，每月工资相当于52美元，除最高级管理人员之外，包括领班和管理人员在内所有人都是这样。尽管条件恶劣得会让美国工人组织罢工，可他们似乎心满意足。
我们的导游中有一位54岁的教授，曾在美国上过学。他对我们说，在他的早期职业生涯中，他工作只是为了升官发财，给学生灌输的也都是书本知识，使学生只知道去搞个人奋斗。他和学生对实际知识和社会道德都知之甚少。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位教授被下放到农村。在那里，他说他首次进行了“诚实的劳动”。“在此之前，我一无所知，甚至连种棉花都不会。我这个曾经教过不少高材生的人，还得重新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他说话时脸上浮起庄严的微笑。我听到年纪较轻的白宫研究员大发感慨。我自己因为在百事可乐装瓶厂参加过体力劳动，因而对此反应平静。
中国给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没有多疑症。尤其是在访问过莫斯科后，这种感觉更为强烈。我们的中国导游似乎不像其苏联同志那么恐惧。他们没有不断地搜查我们的行李，没有限制我们的行动，或者阻止我们拍摄照片。然而，有两件事十分突出地贯串在我们的中国经历之中。你可以问北京、广东、沈阳或者是任何一个村庄里的普通人：“你过得怎么样？”回答照例是一成不变的微笑和“很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有了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在如此巨大的国家，思想控制得这么彻底，真让人惶然。第二条铁的定律是，中国官员承认有缺点，但决不承认有错误。
一次，我们在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黑龙江沿岸参观时，我问导游能否参观一下军事基地。他宽厚地笑着对我说不可能，原因是爱好和平的中国在多事的边界不设基地。在参观一所寺庙过程中，我们突然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转身看到两架米格—19飞机正飞上天空，显然是从附近机场起飞的。“那是什么？”我问我们的导游。他继续平和而安详地凝视着前方。“什么是什么？”他回答。讨论到此为止。
在村里，满脸皱纹的老村长给我们讲了话。他解释了他和他的人民是如何实际上只用双手就凿穿了山石而找到了沃土的。然后他们又把碎石运上山修梯田，以保持土壤不流失。就在他们刚完工时，天连降大雨，冲走了他们完成的一切。但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他的小红书武装下，他们又从头开始干了起来，直到建成了这片富饶的家园。队长邀请我们一块吃顿饭，尝尝梯田里的收获。饭菜——我尽可能判断得准确些——是带点肉卤的小米饭，外加一种叫不出名的蔬菜。我们的主人承认说，饭菜很简单，但是有营养，而且会和毛主席的智慧一起，给我们以力量。
饭后，他站起身来说，他很抱歉没礼物送给我们，但他想让我们收下一小块刻了当日日期的石头，这块石头是从梯田里拿来的，饱含着村民们衷心的深情厚谊。利奥夫克上校站起来说，他给主人们带来了礼物。说着，他拿出一只购物袋，分发快乐笑脸的小徽章、圆珠笔、尼克松就职像章及其它小装饰物，这样做使人联想到从印第安人手里购买曼哈顿的情景。村长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说：“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我们却给了你们那么少。请谅解我们。”
做白宫研究员这一年接近尾声时，弗雷德·马利克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的电视机正调在播放关于S·欧文参议员的水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频道上，“这事会一阵风刮过去的，”马利克评论道。他说他想跟我谈谈关于我在管理与预算局再呆一年的问题。此时我已懂得，最初我不情愿当白宫研究员是新手所犯的一种错误。白宫研究员跟尼克松总统讨论政府行政权力问题，和美国参议员在一起研究立法问题。探讨社会计划时，我们直接与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对话。在外交舞台上，我们会见了日本、苏联、中国、波兰、保加利亚和西德的领导人。我们每周均与像E·赛瓦赖德、D·拉瑟和H·赛迪这样的新闻记者共进午餐和晚餐。该计划的目的是让我们进到发动机房里来，看看政府轮齿和传动装置是怎样运行的。另外也是想把我们带到政治峰顶从高处俯览一下社会全景。在所有政治学院里，在全国所有公共行政学课程中，无一能和这种教育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我还是准备回陆军部队。作为一名研究生，一名五角大楼坐办公室的军官和白宫研究员，我离开真正的部队生活已3年多了。尤其是白宫研究员，已经偏离了军事生涯的主线，因此我急于回到正轨。我担心会遇上先前一位陆军白宫研究员的命运。他在白宫曾大为轰动，于是被要求留下来搞国内问题，他留下了。你猜怎么样？陆军不给他晋升上校。白宫给陆军施加压力，最后他还是获准晋升。可是，这位在白宫的赞扬声中洋洋得意的军官，既没有指挥过一个营，也没有经受过其他考验，他不是被晋升委员会提名而是通过政治压力才得以晋升上校的，他这辈子就到头了。他当上了上校，好吧，永远就当上校吧。
这不是我想走的路。陆军是我的生命，我对马利克的邀请表示了感谢，但告诉他我准备离开。此外，尽管马利克很乐观，但S·欧文和水门特别检查官揭露的证据似乎表明，尼克松政府不像一艘特别经得起风浪的航船。我想做的是到波托马克河那面去，看看五角大楼对一个急于再次指挥部队的军人有什么任命没有。自从1962年在德文斯堡当过连长以来，我还没有直接指挥过部队。我第一次去越南服役时，尽管在花名册上是顾问，实际却当过不挂名的营长。但是第二次去越南，我只当过参谋军官。此时作为一名中校，既然步兵人事处认为我够格，我希望能有一个供我亲自指挥的营。
1973年春，在白宫研究员班结束前最后几天里，我去了步兵人事处任命办公室。一位中校拿下一本活页簿，当着我的面打开。陆军所有的营级单位全列在内，并分为三个栏：A栏，标有该营现任指挥官是谁；B栏，谁已被定为下一个接班人；C栏，再下一个预定由谁接班。因为我想找个马上能任职的地方，所以就顺着B栏往下找空位子。
事情并不像我现在说的那么容易办。那时候，利用职务之便耍权术、老同学关系网和走后门都能影响到任命。例如，如果某位司令官想要你到他的师去，那这件事就算定了。现在的制度则更为客观，受外部压力的影响较少。陆军把军官晋升委员会的全体人员和准备晋升的军官的人事档案都关在一个房间里，几乎没有办法由谁替受宠的待晋升人员帮忙。再说委员会委员人数多，一个成员也成不了气候。委员会成员会仔细阅读档案材料，权衡长处与弱点，不把最有潜力的指挥官找出来他们就不出那个房间。由于够资格晋升的指挥官多于指挥职位，因此有些候选人不可避免的会落榜。奇怪的是，老办法与新办法产生出来的利与弊的比例是相同的。但是，至少新办法的弊端产生于人的客观认识能力，而不是产生于任人惟亲。
我最后选定去韩国，不是我偏爱那里，也不是我有什么门路，而是因为驻韩第八集团军第二步兵师三十步兵团一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