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坚持要写信。
　　“哈罗德，”汤姆接着说，“你就咽下这口气吧。千万别同那些满肚子墨水的人舌战。”
　　我坐在那里做记录，心中在想，如果说国家军事学院是我学习军事政治学的课堂，那么我现在就是做野外实习。
　　1977年圣诞节快到了，我给姐姐玛丽琳打了个电话。她和她的丈夫诺姆终于厌倦了纽约州北部的冰天雪地，从布法罗回到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去了，我劝他们到东部来过节。过去的一年中，我看到了父亲身上发生的变化。这位以前像个庄园主似的精心伺弄他那一小块土地的老人，如今更喜欢整天坐在屋里。这位以前可以同鸟儿们对话，把它们从树林里引出来的老人，现在却一连几个小时沉默不语。我觉得今年让全家人在埃尔迈拉大道团聚一番是个好主意。这个圣诞节过得很愉快，但是大家的话语却不多。有一点是很明显的：爸爸已由马戏团的领班变成观众了。
　　两个月后，即1978年初，我回家陪母亲去看爸爸的医生。医生开门见山地说，爸爸患了肝癌，已经到了晚期，很可能活不到一年了。母亲接受不了这个噩耗。当只有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她哭得很伤心，劝都劝不住。这么久以来，她和父亲一直互相抑制着对彼此的感情，以至于看到这种深情的流露，使我颇感惊讶。由于爸爸的健康每况愈下，现在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往返于华盛顿国家机场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之间。
　　4月22日是个星期六，我到埃尔迈拉大道去看望爸爸。这时他已经卧床不起，住在我原先的房间里。医院对他已经无能为力，所以医生们就让他回家了。他睡的那张床，对我来说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那是我在西克塞尔公司工作期间用雇员优惠券买下的。它是我对我们家的家具所做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梳妆台上放着爸爸永远不离身的两张照片。一张是玛丽琳中学毕业时拍的，一张是我在盖尔恩豪森当少尉时拍的。
　　当时妈妈和贝尔小姐（她仍然在我家寄宿）正在给爸爸换床单。他已经大小便失禁了。我非常难过。这位自尊心很强的人此刻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由两个女人给他换衣服，而他的儿子则站在门口望着这一切。在她们把他那赤裸的身体翻过来的时候，我母亲说：“你要看看他吗？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从未像现在这样把他的周身看个仔细。”我笑起来，妈妈也笑了，贝尔小姐忍不住也笑起来。这时，我看到爸爸的嘴唇也掠过一丝笑意。这一刻正体现了那种压抑不住的牙买加家庭精神：不论面对欢乐还是忧伤，无时无处不表现出幽默。
　　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潸然泪下。
　　她们把爸爸收拾干净，又拍了拍他的枕头，使它鼓起一些，最后又在屋内喷洒了空气清新剂。做完这些之后，两个女人便离开了，让我和爸爸单独呆在一起。我同他讲话，但是我讲完之后接下来却是让人难受的沉默。我只好不停地讲下去。最后，爸爸挣扎着要把目光集中起来。他想说点什么，我俯下身来。“科林，”他一面用手指指自己的头，一面有气无力地耳语说，“我这里已经空空的了。”这是我听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到第二个星期六，他便去世了。这个对我的生活历程起了重要决定作用的人就此永远离开了我。
　　妈妈虽然因失去亲人而悲伤，但她节俭了一辈子，多年养成的务实性格并没有因爸爸去世而改变。我们处理了爸爸的全部家当，只留下他那辆1964年出厂的雪佛兰汽车。我问妈妈可不可以把它给我。妈说当然可以。于是便把那辆车给了我，我付给她400美元。
　　凯斯特为两位上司——国防部长布朗和布朗的第一副手、五角大楼的第二号人物查尔斯·邓肯效力。邓肯虽然是民主党人，但却与共和党人关系很好。他的商业经历顶峰是可口可乐公司总裁。他很富有，而且集精明与魅力于一身。他负责国防部的日常工作，和三军部长打交道。他尤其擅长同军火承包商打交道和做国会议员们的工作。
　　邓肯的军事助理乔·帕拉斯特拉少将也像我一样，是德普伊的门徒，步兵出身。“我讨厌这份工作。”帕拉斯特拉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乔喜欢为邓肯工作，但是对五角大楼的工作件件都感到厌烦。除非让他回部队去带兵，否则他永远不会开心。乔新近被提升为少将，而且很有希望被任命为师长。然而，邓肯不让他走，除非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接替他。担任军事助理这个职务至少得是个准将军衔。帕拉斯特拉估计我很快就会被列入提升的名单，这个可能性使他产生了希望。我所知道的另一件事是，乔想打探我是否愿意摆脱繁琐的日常工作。邓肯副部长要在10月间出访伊船、沙特阿拉伯、肯尼亚和埃及。乔说我可以随他一起去，还说此事已经同凯斯特和邓肯打过招呼了。这时我才明白，他这是在为我安排一次“试用”。武士帕拉斯特拉变成了“媒婆”帕拉斯特拉。
　　那时，伊朗是美国在中东的支柱，它位于新月形产油带的中心。苏联一直渴望在波斯湾获得一个不冻港，而伊朗正是它实现这个心愿的一大障碍。当时在伊朗当权的是美国坚定的盟友——稀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我们认为此人深受国民爱戴，并正领导着他们步入现代社会。为了支持他的统治，美国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现代化武器。邓肯之行表面上的目的是考察伊朗武装部队使用这些武器的情况。不过，近来有些传闻说，流亡法国的狂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阿亚图拉·霍梅尼在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国王。邓肯去伊朗也是为了了解一下我们的盟友是否挺得住。
　　我们于1978年10月23日飞赴德黑兰。美国驻伊朗军事使团团长菲利普·加斯特少将前去迎接我们。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伊朗的将军们，他们佩戴着勋章，充满自豪，仪表不俗，而且个个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军官俱乐部吃过一顿丰盛的羊肉宴后，我们登上检阅台检阅伊朗精锐部队——王室卫队。这些军人身穿剪裁合体的军服，头戴贝雷帽，足登擦得光亮的系带长统靴。他们接受检阅时高呼口号，表现出尚武的豪气。站在我旁边的那位伊朗军官解释说：“他们是绝对效忠国王的。王室卫队将为保护国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我们参观了具有异国风情的古代城市伊斯法罕，看到了世纪在这里交融：我们向伊朗空军提供的世界最现代化的战斗机——F—14战斗机编成队形从美轮美奂的路特福拉清真寺上空掠过。在当地官员为我们举行的另一次宴会进行过程中，我听到从街上传来熟悉的哒哒哒的声音，听起来很像机关枪射击的声音，但东道主却置若罔闻。
　　接下来我们参观了设拉子机场，那是F—14战斗机的基地，其设施之先进可与美国的任何机场相媲美。我把一位在那里训练伊朗人的年轻的美国空军上尉叫到一边，问他这支空军是不是真的很棒。起初他不大敢说，后来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了。他说：“在F—14飞机上只有两个人，而他们还来自两个社会阶层。”他解释说，驾驶员都出身伊朗上层社会，他们能驾机起飞，做低空高速飞行，还能把飞机开回地面。
　　“但是，上校，”他说，“这种事情我在一周之内就能把你教会。”他接着说，在F—14战斗机中，真正重要的是武器系统官，他操作的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技术和飞机的攻击系统。然而，这种非常重要的但不那么显眼的工作却交给军士们去做。军士相当于准尉，是些来自比较卑贱的阶层、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要使这些人真正掌握他们要在天上干的事情，得花上两三代人的时间。在他们学会这些事情之前，你在这里所看到的只是半个飞机在飞行。”就在F—14以无懈可击的精确性在头上盘旋的同时，我在想，这种表演是不是航空方面的一种粉饰太平呢？
　　那天晚上，我到酒店大堂去同邓肯部长会合。我们原定要出席伊朗空军司令在官邸为我们举行的正式晚宴。这时，一位身穿漂亮军服的陪同军官来见我们，深表歉意地说，我们不能离开酒店。原教旨主义暴徒同警察之间发生了战斗，设拉子大街上不安全。
　　第二天，我们离开伊朗前往沙特阿拉伯。我望着停在停机坪上那些闪闪发亮的F—14飞机，心中想着那位美国教官对我讲的话。我又想到头天晚上的街头骚乱，于是我开始疑惑：查尔斯·邓肯和我所看到的究竟是伊朗的内情，还是仅仅是它的外表？
　　※　　　　　　　　※　　　　　　　　　※
　　我们正在达兰的沙特阿拉伯战斗机基地听指挥官给他的飞行员讲课，这时门突然敞开了，一位身穿飞行服、围着一条方格头巾的沙特军官大步走进来。他只是一名少校，但是他的出现却引起了全屋所有掌权人物的注意。人们向邓肯和我介绍他时称他为“班达尔少校”。原来，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位沙特王室成员：国防兼航空大臣之子、法赫德国王的侄子——班达尔·本·苏尔坦亲王。此人最终当上了这个石油王国的驻美大使。
　　在这第一次会见的大约一年之后，班达尔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学院进修，就住在华盛顿。我们开始在五角大楼军官体育俱乐部一起打短拍壁球。他与我一伙，对手是查尔斯·邓肯和当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戴维·琼斯将军。我还记得班达尔亲王在我们第一次打壁球之后走出俱乐部的情景。他肩上本来挎着一个健身用品包。只见他耸耸肩，轻轻地把包一甩，立刻就从旁边闪出一个随从，把它接了过去。亲王把手向半空一伸，收回时却握着一听可口可乐。当时我想，当亲王可真好。后来的几年，我们常常一起工作，我们之间的社会等级鸿沟开始缩小，直至来自南布朗克斯的男孩同来自王宫的亲王之间的亲昵关系达到无法容忍和亵渎神明的程度。
　　我1978年随邓肯出访期间还在肯尼亚稍作停留。那是我第一次去非洲。这个大陆尽管看起来颇具异国情调，但却不像我原先以为的那样具有魅力。我的黑人血统的根是在西非，我蒙发思祖之幽情是后来的事。
　　此次出访不到3个月之后，1979年1月16日，伊朗国王被赶出了他的国家。我从《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了那些作过我们的东道主、而今被处决的将军们的赤裸的尸体被放在陈尸所的停尸桌上。“军士”阶级转而站到国王敌人的一边去了，王室卫队没有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斗打响的头一天，他们就像水晶酒杯一样破裂了。我原来就对那些精锐部队和用来检阅的骑兵有怀疑，此时我的怀疑更深了。我告诫自己：一定要透过表面看实质，不要因为你可能不喜欢你所看到的东西而不这样做。在伊朗，我们放在一个人身上而不是放在这个国家身上的全部投资到头来都化为乌有了。国王一倒台，我们对伊朗的政策也随他一起垮了。我们在那里花费的许多亿美元只起了使局势恶化的作用，促成了一个原教旨主义政权的崛起。这个政权直至今天依然顽固地与我们作对。
　　邓肯和我出访归来后，没人再提起我的职务变动问题。后来，1978年12月的一天，查尔斯从我的小办公室旁走过时，对我眨眨眼、挥挥手，然后就钻进凯斯特的办公室了。一分钟后，凯斯特用蜂鸣器通知我进去。进到里面，我看到他俩都在咧着嘴笑。“恭喜你，”凯斯特说，“你被提升为准将了。”不等我回过味来，邓肯又说：“我想让你去当我的军事助理。”
　　由中校升为上校是升级；而由上校升为准将则是跃进。这次升迁使我兴奋得不能自己。我当时的表现就像圣诞日早上的孩子。我们把妈妈接到华盛顿来庆贺我的荣升。许多姑父姨父、姨妈姑妈、堂兄表妹也都到伯克中心来了。我们的家顿时变得热闹非常。妈妈像新娘似的局促不安，老是缠着阿尔玛，要她帮她整理头发、熨衣服，看看她的服饰是否恰当，直至你认为她将会艳压群芳才作罢。
　　我和布朗部长的军事助理卡尔·史密斯上校的正式晋升仪式是1979年6月1日在国防部那很气派的餐厅内举行的。我走进一个房间，那里全都是家里人和我以前担任其他职务时的朋友，其中包括在后备军官训练团时的朋友。现在是我上司的查尔斯·邓肯很高兴地为我主持了仪式。一个明显的缺席者是爸爸。不过我依然觉得他在天上的某个地方昂首阔步于其他亡灵之间，对他们说：“本应如此，你们以为会怎样？”
　　布朗部长在国防部内的礼宾官、空军中校斯图尔特·珀维恩斯把一段镶在镜框里的亚伯拉罕·林肯语录送给了我。那段话的背景好像是这样：有一天，陆军部的电报员告知总统，联邦部队俘获了一群战马和联邦军的一名准将。使电报员大为惊异的是，林肯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战马。总统所作的解释想必就是：“我5分钟之内就可以再任命一位准将。但是要再找到这110匹战马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那是珀维恩斯为我选来镶在镜框中的语录。镜框背面用带子捆着一个信封，上面写着：“10年后再打开。”我遵从了他的意愿。1989年我打开这个信封时，里面的便条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你将成为陆军参谋长。”我暗暗地笑了。这时，我已经当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从那以后，不论我的办公室迁到哪里。镶在镜框里的这段林肯语录都跟着我。它是治疗自我膨胀的一剂良药。
　　正式仪式结束后，我们举行了一个主要是鲍威尔家族的人参加的宴会，来宾达150多人。妈妈觉得太铺张了。以前遇有家庭庆典，总是由她和一些亲戚准备饭菜。不过她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奢华。此次升迁使42岁的我成了陆军中最年轻的将军。我的孩子们笑逐颜开，我的亲戚们笑逐颜开，我自己笑逐颜开。我希望阿尔玛也能笑逐颜开。她若能这样，那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我总是开玩笑地说她在我的大大小小的胜利面前抑制自己的热情。当我告诉她我在利文沃思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时，她说：“这很好，不过我总是希望你成为第一名。”有一位并不敬畏你的妻子，可以帮助你不致忘乎所以。不过，那天晚上在伯克中心，阿尔玛确实也笑逐颜开了。
　　新将军的一个必须通过的仪式就是进“上岗学习班”，即参加一系列的接见活动。第一项便是陆军参谋长——当时是罗杰斯将军——的接见。我们52个人集中在五角大楼的会议室内听他讲话。他的话我终生难忘。罗杰斯在对我们表示祝贺之后，把每件事情都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一番。他说：“我想告诉你们，在晋升将军这一级竞争是很激烈的。假若你们所有人明天坐上一架飞机，然后就在大西洋上空消失了。我们用来接替你们的52名上校将会与你们同样优秀。我们将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不仅如此，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你们的最后一次晋升。所以，你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至于今后怎样，那就听天由命了。”你们中可能有一半人升任少将，至多有10个人晋升中将，也许会有4个人当上四星将军。
　　他说，他为我们感到骄傲，并且希望我们好好干。但同时他也告诫我们要经受住军衔的考验。“你们中有些人的前程会就此停顿，”罗杰斯说，“因为你们觉得这颗星使你们可以高于军规，从而自命不凡。有些人无法再升上去，因为他们担负不了重任。有的人升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