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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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为去利文沃思堡做准备的时候，我对陆军总部想干什么还不是很有数，但我已经开始相信，我的前程并没有彻底毁掉。我四处探听了一番，获知我不仅以一星之衔将任二星之职，而且我即将担任的这个新职以前曾为我的所有前任提供了升官的跳板。我还知道了我被人从冷宫里救出来的经过。部队司令部司令理查德·G·卡瓦佐斯将军是我的考绩鉴定的高级评估员罗斯将军的上司。他是朝鲜战争期间的英雄，是陆军中的一位传奇人物。当这位军官讲述当兵意味着甘愿为你的国家而献身的时候，许多成年人都被他的讲话感动得流泪。勤恳尽责的卡瓦佐斯密切注视着部队司令部下辖的所有师长的表现，偶尔还到卡森堡去考察赫达切克的工作情况。
在他最后一次去卡森堡视察后，卡瓦佐斯同朱利叶斯·贝克顿一道乘飞机返回亚特兰大。贝克顿后来对我讲了他们的谈话内容。卡瓦佐斯对他说，他对赫达切克的那个师很不放心。“你今天在会议室里注意到什么情况了吗？”卡瓦佐斯对贝克顿说。“只要赫达切克在场，所有的人都面带恐惧，噤若寒蝉，只有鲍威尔敢于当面坦陈己见。”卡瓦佐斯不参加为我打分，为我评估的是他的副手罗斯。但是，尽管陆军中有评估制度，而且将军以下的军官的晋升也完全是按照正常的渠道进行的。但是将军的人数没有那么多，所以到了将军一级就有一个非正式的网络在运转。军官俱乐部里的饮酒聊天、打电话、街谈巷议，老家伙们嗅到气息，然后探个究竟，这往往比考绩鉴定更重要。而这个内层小圈子得出的结论是，不错，鲍威尔在卡森堡遇到了麻烦。然而，他做了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而且他是冒着把自己的脑袋套进绳索的危险这样做的。他大概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但是，说到底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些将军了解这个被评估的军官，也了解那个为他做评估的军官。我的前程总算没有被一笔勾销。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当年与我一起当白宫研究员的老同学汤姆·奥布赖恩的来信。汤姆现在在哈佛大学工作，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担任该校财务计划部主任。我对学校的财务工作知之甚少。但是，有人想要你去工作毕竟是令人高兴的事，特别是在九死一生之后。然而，现在我被安排了这个新的职务，我的适应文职工作的简历可以撕毁不用了，哈佛的邀请也可以谢绝了。在我于利文沃思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毕业14年之后，我又要回到那个地方去了，对此我感到高兴。在我的家属到达利文沃思堡后不久，新的少将晋升名单就下来了。我榜上有名，可望在一年之内得到提升。
我在利文沃思堡的新工作对于陆军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门外汉听起来却没有什么了不起。在这次最新改组之后，陆军把美国境内的部队分成两个司令部。部队司令部是负责部队管理并进行作战准备的；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负责制定作战条令、管理训练设施，以便为部队司令部提供训练好的部队。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使不同军事院校，如步兵学校、装甲兵学校、炮兵学校、防空学校等等，都训练部队协同作战，而不是各自为战。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建立了一个机构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这个机构就是诸兵种联合作战发展中心。我现在是该中心的副主任，顶头上司是精力充沛的三星将军杰克·梅里特。我很快发现，我现在的工作正是我以前的良师约翰·威克姆将军所喜欢的——设计一支装备比较轻、人数比较少、在战场上行动比较迅速、在第三世界冲突中特别有用的师级部队。
利文沃思堡具有历史意义的房舍之一是斯科特街611号。它建于1841年，原先是一个随军小商店。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菲利普·谢里丹以及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①都在这个屋檐下生活过。根据传说，性情暴躁的卡斯特当年就是从这所房子出发前往小比格霍恩河的。在斯科特街611号，谢里丹夫人的亡魂至今不散。据说有一次，谢里丹到芝加哥去，把这个不幸的女人留在这里。谢里丹夫人在丈夫在外未归期间死去。从那以后，她的鬼魂就没有离开过这栋房子。今天，斯科特街611号是位于密苏里河畔的一座面积有10，000平方英尺的闪闪发亮的白色小型公馆。它的餐厅坐40个人毫无问题。房前屋后种着好看的花卉。屋前草地上耸立着一座美丽的凉亭。这里现在就是我们的家。阿尔玛终于有了她的邸宅。我也终于受到她的敬重了。
①以上三人都是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著名将领。卡斯特将军于1876年6月在小比格霍恩河与印第安人作战时战败身亡。——译者注。
最近这次搬家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再次让女儿们转学。像通常一样，安妮玛丽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适应下来，同她的朋友们混熟了。不论这种学习被中断的事情给她带来多少痛苦和失望，她都只是记在她那小小的日记本里，从不向别人表露。
这时，琳达已经在上她的第4所中学了，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未免有些干扰。不过，利文沃思堡中学的黑人学生比她以前上过的学校多一些，这对她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琳达学校的剧团决定演出一些折子戏。黑人女生，包括琳达在内从《彩虹下的黑姑娘》剧本中选了一段。这出戏的内容对于中学生来说是相当不容易演的，因此她们的选择引起了轰动。就在预定要演出的一周之前，校方把这一幕黑人话剧给取消了。
我女儿很生气。我向她保证说，我要读一读这个剧本。除了女儿被分配演一名妓女这一点令我这个做父亲的感到不舒服之外，我觉得这出戏很有分量，也很正经。我给校长打电话谈了我的看法。琳达还在校报上写了评论，批评取消演出的做法。校方坚持他们的决定，但是做了一个让步。在本来应当演出《黑姑娘》这幕话剧的那段时间内，允许黑人学生出来同观众讨论取消演出问题。
我对琳达说，我们两个都是经受过指挥系统训练的，像在陆军中一样，现在她有责任服从决定。然而，在演出进行到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琳达一鸣惊人。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她突然站出来说：“我想你们也许会愿意看看我们刚刚谈的是什么事情。”然后她就把她的角色演了一遍。观众初时惊讶，接着就热烈地鼓起掌来。我想不起阿尔玛和我还有过比此刻更骄傲的时候。不过，我们当时以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少女的勇敢表现，可实际上，我们当时目睹的却是一位年轻女士在选择她的命运。琳达已经下决心当演员，而且这决心从未动摇过。
9月的一个下午，我从有关陆军通信的一个冗长的汇报会上溜了出来，提早回了家。“科林，”阿尔玛说，“你该理发了。”我嫌驻地理发店理得不大好，于是就凭我的记忆去寻找位于利文沃思堡黑人区的那家我14年前光顾过的理发馆。我开车顺着闹市区走。我记得不错，那家理发馆还在那里，门前有个理发店的彩条标记杆。进得店内，只见墙上挂满宣传验方生发水的广告。书架上散放着几本翻旧了的杂志。屋子里有一种理发馆的特有香味。店里除了一位比那招牌年纪还大的理发师外，再没有别的人了。
他放下手中的报纸，向我招了招手，示意我坐到椅子上去。“欢迎你，将军。”他说。接着，他一边给我围上单子，一边自我介绍说他叫“老萨吉”。在他给我理发的当儿，我仔细地辨认着镜子上方的照片。那是些黑人将军，其中有罗克·卡特赖特、朱利叶斯·贝克顿、罗斯科·罗宾逊、埃米特·佩奇以及哈里·布鲁克斯。所有这些人都比我长一辈。理发师递给我一个红皮的小日记本说：“我想请您在理完发后在我的小本上签个名。”那小本的封面上印着“1959”。我翻阅笔记本，研究着那里面的签名，看到了一大串熟悉的名字。他的小红本读起来就像一部黑人军事史。最早签名的大都是少校，后来是几位中校，近些年有了不少级别更高的军官，看了令人很欣慰。翻着翻着，我突然停了下来。在1968年的那一页上，我看到了“科林·鲍威尔，美军少校”的字样。我不记得我在这个小本上签过名。
“您不记得我了，”老萨吉说，“可我还记得您。”
他举起一面镜子，使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后脑勺。我点了点头，表示满意。他取下单子，把头发抖掉。我掏出一支笔，在本上签了名。这一次签的是“准将鲍威尔”。“您到底叫什么名字？”我问。
“贾莱斯特·林顿，”老萨吉说，“第十骑兵团，‘野牛勇士’。”
我不仅是在读黑人军事史，而是干脆在握它的手了。我们谈起了驻地上那些以过去著名的军人的名字命名的地点，如格兰特大道、艾森豪威尔大厅等等。我问老萨吉，利文沃思堡可有什么纪念“野牛勇士”的东西？“有的，”他说，“有第九和第十骑兵大道。”我可从未听说过这些名字。
从此以后，我对野牛勇士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我开始阅读我所能找到的一切文献，它们使我心中充满了对于这些黑人士兵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所产生的自豪，也对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和漠视感到凄怆。黑人参加了美国打过的差不多所有战争。他们在军队中的表现证明他们比白人士兵毫不逊色。而这正是一些白人不想让黑人穿上军装的原因。我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看到了邦联派将军豪厄尔·科布劝杰斐逊·戴维斯不要武装黑人时讲过的一段话。“在做饭、挖堑壕、砍柴……这类活计中，你能用多少黑人就用多少黑人。”他接着警告说：“但是不要给他们武器。如果奴隶能成为优秀的军人，那么我们关于奴隶制的一整套理论就是错误的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说法略有不同：“一旦让黑人身上别上带有‘U．S．’字样的铜章，让他穿上钉有鹰扣的制服，在他口袋里装上子弹，那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否认他已经赢得作为美国公民的权利了。”
1867年，国会批准成立了4个黑人团，从而正式地让黑人穿上了钉有鹰扣的制服，在他们的口袋里装满了子弹。一位名叫本杰明·H·格里尔森的白人军官指挥这4个团中的一个——第十骑兵团达22年之久。当格里尔森最终与他的部下告别时，他说：“你们为自己的国家做出的宝贵贡献迟早会得到承认和奖赏。”1995年之后，尽管要奖赏已经太迟，但我仍然没有看到对野牛勇士们给予了多少承认。
我还读到了有关亨利·O·弗利珀中尉的命运的记载。请想一想，一个一生下来就是奴隶的孩子，却拥有如此坚毅的精神，使自己于1873年，即奴隶获得解放10之后，被美国军事学院录取。在弗利珀之前的所有黑人士官生都受到排斥、辱骂，最终被赶出西点军校。弗利珀把这一切都忍受下来，忍受了整整4年，并于1877年从该校毕业。1878年，他被派到西部的第十骑兵团A连，成为担任野牛骑兵指挥官的第一名黑人军官。3年后，一些有偏见的军人把侵吞部队伙食金的罪名加在他头上。一个军事法庭认为这个罪名不成立，但却给他扣上“行为与军官和绅士身份不相称”的罪名。他受到不体面的开除处分，戎马生涯在25岁上被断送了。不过，意志顽强的弗利珀在逆境中依然发奋图强，先后成为成功的采矿工程师、作家和报纸编辑。但是，他时刻忘不了自己名誉上的污点。他去世前的几年，一直在努力为自己恢复名誉，但却没有结果。最后到1976年，终于通过一位名叫罗伊·麦科尔的佐治亚州白人教师的毅然决然的努力把那个军事法庭的裁决给推翻了。
在当年的军事法庭上，弗利珀的律师曾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黑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取得并保住一个军官的职位？”我自己的和成千上万黑人的经历响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能！但是我们知道，这条布满偏见与歧视的荆棘道路是通过我们之前的许许多多无名的黑人——那些老萨吉和亨利·弗利珀们的牺牲而廓清的。我们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他们为我们创造的。
我到那家理发店去过之后没有多久，有一天我跑步经过驻地坟场时发现了一个荒芜的拖车停车场。那里除了一个破败的水泥平台和两条沙土小路的交叉路口之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倾斜的、被风雨侵蚀的路牌，上面写着：“第九骑兵大道”。还有一个牌子上写着“第十骑兵大道”。我回到宿舍之后，心里仍然不是滋味。洗过澡后来到办公室，叫来地方志编撰人退休上校罗伯特·冯·施莱默。我说：“我们只能做到这种程度吗？一个荒芜的拖车停车场内的两条土路？”
“您说得对，”施莱默耐心地说。“但是在您发火之前，您要知道，就连这么一点点承认我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为‘野牛勇士’，们争取到的！”
“好吧，”我说，“那么以后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希望能有更合适的东西来纪念这些人。”
“我来告诉您怎么办，”他说，“如果您能带头，我会使利文沃思堡历史学会来支持您。我们还得投入一些种子资金，大概得5000美元左右。但是，您得想好，您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这件事我考虑了一个上午，然后告诉他：“利文沃思堡到处都是骑兵塑像，我希望这里能有一尊纪念“野牛勇士”的骑兵塑像。它应当高高地耸立在密苏里河畔，骑兵应当面朝西，奔向未来。”
建一座塑像，5000美元是远远不够的，冯·施莱默提醒我说。我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是如何筹款。
我认为我对那些曾为我开路的黑人士兵负有一种责任。修建一座“野牛勇士”纪念碑成了我本人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叫来了赫达切克以前的副官、我从卡森堡带来的菲尔·科克尔上尉，问道：“你是第十骑兵团的，是吧？”他说是的，他在卡森堡时是那个连队的成员，显然那是第十骑兵团在朝鲜战争期间被合并之后很久的事了。“你要使你们的那些人永垂不朽，”我对他说，“你要好好发掘一下野牛骑兵团的历史。”科克尔接受任务后，立即干了起来，就好像我们谈论的是他的祖先一样。他查阅档案，我开始找钱。黑人打仗时是一流的战士，可战后受到的却是二流待遇。我决心最终使“野牛勇士”得到一流的待遇。
我在利文沃思堡工作期间，约翰·威克姆将军又回到我的生活之中。1983年春，威克姆即将出任陆军参谋长。他从华盛顿打电话给我，说他拟定了一份名单，里面是他所能找到的13名最出色的中校和上校。他要求我这个准将带领他们进行一个月的突击研究，看看他在今后4年内应当把陆军引向何方。鉴于我是他找到的第14位军官，他把这个研究项目命名为“14号计划”。
这时距美国从越南撤军已经12个年头了。陆军已经差不多完全从那场冲突的创伤中恢复了过来。1983年5月27日，我们提交了“14号计划”报告，向威克姆提出对训练课程做些适当改革的建议。我们特别强调的一点是，陆军再也经受不起另一次像“沙漠一号”那样的惨败了。陆军是为打仗和战争而存在的，不仅仅是把自己管好就行了，我们要想使全国人民恢复对我们的信心，我们就必须在下一次军事行动中取得成功。
我飞往华盛顿，向威克姆将军和他的助手们就这份最后报告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