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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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些截收到的情报拿给温伯格看。他每次给麦克法兰打电话都试图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国家安全顾问始终守口如瓶。最后，有一天，温伯格实在气极了，他把我找去说：“科林，我们是从什么人那里得到这些材料的？”我解释说，是马罗将军偷偷给我们的，他是从国家保密局弄到的。
“果真如此，”温伯格说，“难道国家保密局不归我管吗？”
我说应当归他管，它是属于国防部的。国家保密局局长威廉·奥多姆中将是温伯格的部下。温伯格说：“你给奥多姆将军打个电话，问他是在为谁工作？”
我回到办公室就给奥多姆打了电话，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感觉到了一个受夹板气的人的两难处境。麦克法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倚仗白宫的权威，指示把截收到的这些情报送给极小的圈子看，把国防部排除在外。我们立即澄清并纠正了这件事。
温伯格继续斥责同伊朗的这种武器交易。看来，这笔交易把最卑鄙的不良商人都吸引来了。不过，对总统的忠诚仍旧是温伯格思想中的一条主线。
拟议中的这个武器交易是个糟糕的主意。但在当时，这只是个坏政策，还不是致使总统倒台的犯罪行为。高级官员不能一同总统有分歧就大动干戈。而且，在当时看来，这个计划由于其本身的愚蠢，迟早会破产。但是，我们低估了总统对这个计划的支持，也低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把它付诸实施的决心。
这项武器交易对里根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有可能使人质获释。人质的家属来到白宫，总统无论到哪里去发表讲话，他们都跟着他。他们的呼吁影响了他。总统希望人质能获释，而且愿意为他们的获释承担政策上的风险。我本人也认为人质被恐怖分子扣押对于个人来说是悲惨的事情，我们应当尽我们所能来使他们获得自由。不过，不能让对外政策方面的决定受到扣押人质和恐怖行径的左右。赎金，不论说得怎样委婉，毕竟是赎金，是决不应当付的。向扣押人质行径和恐怖分子让步只能证明他们的武器有效。
1985年12月初，麦克法兰决定辞去国家安全顾问职务。那个可能接替他的人并未使我们受到鼓舞。在我陪同温伯格在欧洲参加北约组织的一次会议期间，部长接到中央情报局局长小威廉·凯西的电话。卡普挂上电话后对我说，凯西很恼火。麦克法兰的副手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上将是最有可能取代麦克法兰的人物。凯西说：“卡普，他根本不胜任这项工作。”波因德克斯特缺乏做这项工作所需要的那种深度和广度。凯西希望温伯格利用他对总统的影响帮他打掉对波因德克斯特的任命。
我同波因德克斯特打过交道，对他是否适合担任这项职务自有我的看法。他这个人很有才气，但是是狭义上的、纯技术意义上的才气。他宁愿用电脑同隔壁的一位同事联系，而不愿与他面对面交谈。有一天我打电话同他讨论《华盛顿邮报》头版的一条有点麻烦的报道。“我从来不读《华盛顿邮报》。”他告诉我。
“你不必同意你读到的东西，”我说，“我也常常不同意我读到的东西。但是，你要在这个城市里做事，就必须知道像《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在说些什么。”
“我也不看《纽约时报》。”约翰回答说。
温伯格的确给白宫打了电话。“总统先生，”温伯格说，“我听说麦克法兰辞职了，你打算让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接替他。比尔·凯西给我打了电话，比尔认为约翰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所以比尔要我给你打电话。我看到，当总统解释他一定要波因德克斯特担任此职的理由时，温伯格不住地点头。温伯格最后说：“总统先生，你若是觉得约翰合适，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相处得好的。”
1985年12月中旬，温伯格有两个问题要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讨论。一个是有关绝密的F—117隐形飞机的事，二是有关一种军用蜂窝电话系统的问题。英国人研制了一种叫做“雷鸟”的电话系统，法国人也有一个类似的系统，叫做“里达”。两种系统都很先进，我们在数年之中肯定赶不上。这两个盟国都向美国陆军推销它们这种现成的产品，这是一笔40多亿美元的交易。温伯格这次去英国的任务就是要向撒切尔首相解释为什么英国人未能拿到这项合同，而法国人却拿到了。我陪他到了英国。温伯格在准备离开美国大使馆到唐宁街10号的时候，对我说：“科林，我想你应当跟我一起去。我希望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能把记录记得好一点。”
我们的驻英大使查尔斯·普赖斯也陪我们去了。
我们被带到撒切尔夫人的会客室。那是个安静而舒适的房间，两张长沙发相对摆着，还散放着几把安乐椅。壁炉烧得正旺。首相的私人秘书查尔斯·鲍威尔迎接我们。他把自己的姓的发音读成“鲍尔”。这时，首相进来了。她的头发梳得非常讲究，穿的套装看来也花了心思，显得既庄重又有女人味。
温伯格设法先从比较容易的问题入手，来执行他的艰巨使命。他首先谈到F—117战斗机的问题。他刚开口，首相就打断了他。
“亲爱的卡普，我希望你知道，有关“雷鸟”系统的这桩恶心事是多么令我烦恼，”撒切尔夫人开口道，“无论你说什么都不能使我相信没有在关键时刻进行过卑鄙的勾当。我们受了骗。你听见了吗？受骗了。别想对我说事情不是这样。”
这两个人是彼此钦佩并互有好感的，特别是在福克兰战争中卡普大力支持了撒切尔之后。他一动不动地听着她继续数落“卑鄙的勾当”和“上当受骗”。当她终于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温伯格刚想解释一下美国的决定，首相毫不客气地又把他的话头打断。“法国人！”看她说这个字时的神情就好像是在说一个难听的绰号。那些可恶的人显然做了些不得体的事。“我肯定他们没有光明磊落地行事。”说到这里，她转向我：“年轻人，这段话不要记。”此后的10分钟，她继续表达她对法国人的看法和对她的美国本家的失望。最后，温伯格再度试图耐心而讲理地作出解释。“别说了，卡普，”她像一位女教师斥责小学生那样说，“我说了，肯定在关键时刻干了卑鄙的勾当！我不是说了你不要对我讲事情不是这样吗？你没有在听我讲话吗？”
在旁观者看来，这番表演实在很精彩。但我从温伯格脸上那被霜打过似的表情可以猜出，这个发泄对象却感到很不舒服。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公开场合那种铁娘子形象是决不掺假的。她肯定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领导人之一。我可看到她那张有名的利嘴是怎样劈头盖脸地教训温伯格的了。
每当我们以为那个武器换人质建议已经被腰斩了的时候，温伯格却从白宫带回来消息说此建议鼓噪得更响了。一次他从白宫回来后，让我了解一下，如果由以色列把他们库存的武器交给伊朗人，我们能用什么办法为以色列把这些武器补充上。我到国防安全援助局去找了汉克·加夫尼，要他准备一份有关各类武器转让所牵涉的法律问题的备忘录。国防安全援助局是国防部的一个单位，专管向外国销售和供应武器事宜。由于我知道温伯格对此事并不热心，就要加夫尼多强调消极方面。他作了答复，说是为以色列补充武器的恰当途径是依据《武器出口管制法》来办，该法要求把这种武器转让的始发地和最终目的地通报国会。而这正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不想披露的情报。就在温伯格要去白宫再次开会的当儿，我把这个备忘录交给了他，希望这一次我们可有了能把这个害兽置于死地的杀手锏。
1986年1月17日，总统签署了一份绝密的《必要性的审查结果报告》。该文件声称，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是符合我国利益的。这个武器换人质计划尽管缺乏周密的考虑，但现在已经成为合法的了。所谓的“伊朗—孔特拉事件”后来之所以被认为是非法，是因为其他原因，即把销售军火的收入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以及参与此事的人在国会作伪证。总统签署这份报告的第二天，温伯格便接到将之付诸实施的命令。他指示我作出安排，把4000枚（后来增加至4508枚）“陶”式导弹——一种反坦克武器——拨给中央情报局。这样做所依据的是一项叫作《经济法》①的联邦法律，它允许政府各部门之间可在物资方面互通有无。就陆军方面而言，这个计划是合法的。这些“陶”式导弹将由中央情报局转让给伊朗。
①注：《经济法》规定，一个政府机构可向另一政府机构提供物资或服务，但必须是在接受一方向提供一方支付全部款项的情况下实施。——见《美国法典》第31卷，中文版第1535页——译者注。
温伯格支持这种间接的办法，因为他觉得，向另一个国家秘密供应武器是中央情报局的事，而不是他的国防部该做的事。“我不想同伊朗人有任何瓜葛，”温伯格对我说，“我希望在实施这项任务时尽可能把我们部撇开。”我们把转让“陶”式导弹这件事看成必须尽快从家中清除出去的垃圾。
我给此时已经当上陆军副参谋长的马克斯·瑟曼打电话，要他们“陶”式导弹给中央情报局准备好。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对他讲。讨论这个武器计划的事，我几个月前就听说了。但是直到温伯格命令我去办理转让事宜的那一刻我才得知总统已经做了最后决定，要实施这项计划，向伊朗提供武器。
第一批“陶”式导弹交给中央情报局后不久，我接到忧心忡忡的陆军参谋主任阿瑟·布朗中将打来的电话。“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要弄到哪儿去，”布朗说，“但它们肯定不会留在中央情报局。陆军总顾问建议说，你们应当明白，如果把这么多的武器运到外国去，那是应当通报国会的。”
“你把这些话写成一份备忘录给我。”我对布朗说。收到他的备忘录后，我觉得最好还是由我自己来起草一份致波因德克斯特的备忘录，重申如果这些武器要被运到外国去，按照法律是应当通报国会的。我把这份备忘录拿给郁郁寡欢的温伯格看了。将会招致的报应正是他所警告过的事情：在一个不计后果的举措中拿政府的信誉去冒险。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温伯格和舒尔茨举行的每周例行的早餐会上，我把这份备忘录当面交给了波因德克斯特。当时我们有所不知的是，波因德克斯特他们那伙人的确打算通报国会，但是是在3年之后、在里根政府在任的最后一周。倘若及时向国会通报，这个计划本来早就会公诸于众了。
1986年的头几个月，我一直处于恍恍惚惚的状态，一面做着眼前的工作，一面计划着离去。至于我的日常工作究竟是什么，简直是乏善可陈。刚上班时可能是挑选需要让温伯格过目的简报，而到下班时则在修改温伯格下一次讲话的讲稿。在当中的时间内，我可能要为首长排解心中的怨气，安排阅兵场周围的栽花种树或者是调换部长餐厅中的服务员。那个餐厅的服务员是清一色的菲律宾人，让外宾看见会觉得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我的大多数任务和我接到或打出的无数电话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在任国防部长的军事助理期间，我还真留下了一个印记。部长办公室在五角大楼的艾森豪威尔走廊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对我向来有特殊的吸引力。他是一位不靠疾言厉色或武力威吓来博得敬重或实施指挥的战争英雄，他是一位没有使他的国家卷入每一个麻烦地区的总统，他是一个既懂得使用武力又知道克制的重要性的人，是一个具有坚强的个性因而能采取恰当行动的人。例如，当法国兵败奠边府的时候，正是艾克抵制了要求对越南进行干预的压力。不论他作为军人、总统还是普通人，我都很崇拜他。
陆军、海军和空军的走廊内都布置得像个小型博物馆，而艾森豪威尔走廊内却只挂着几幅画像。我认为，艾克大厅应当存放更能表示对他的纪念的物件，重视历史和传统的温伯格也同意我的看法。为了推行我的重新布置这个走廊的计划，我去找了库克“医官”。“医官”从某个预算小金库内找到了钱，又把他手下那位能干的艺术家乔·皮萨尼给了我。于是我们就干起来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这个走廊都用罩单罩着，就好像要办杰克逊·波洛克（美国抽象主义派画家——译者注）作品回顾展一样，整天又是钉又是锯，没完没了。
工程进行到一半时，玛丽贝尔·巴杰来把我拖进大厅。由于纪念欧洲胜利的缔造者的走廊被漆成了指甲红色，她问我们是不是打算开妓院。
于是，我便问那个工头：“你觉得这颜色合适吗？”
“颜色不是我们选的，将军，”他说，“我们只管往上涂。”
原来是工票上把油漆标号弄错了，所以这个走廊还得返工。与此同时，某个捣蛋鬼在走廊里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鲍威尔皮扎饼店，不日即将开张。”
开工9个月后，故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主持了这个重新装修过的走廊的落成仪式。我们展出了一块老的招牌，上面写着“购物站——贝尔—斯普林斯乳品店”，艾森豪威尔小时候每周在这个乳品店工作80个小时。我们摆放了他的西点军校年鉴，翻到有他的照片的那一页。照片下的说明是：“勇猛的德怀特，无畏的唐……他是全队头号美男子。”在玻璃陈列柜中，展示着能使人想起这位曾发出决定命运的诺曼底登陆命令的盟国领导人的戎马生涯的各种物件。从展品中，你可以追寻艾克的生活轨迹，从堪萨斯州的阿比林一直到白宫。今天，这个走廊成了参观五角大楼的游人必到之处，也是我永远引以自豪的业绩。
3月25日，我和阿尔玛坐在大概是全华盛顿最气派的所在——国务院的外宾接待厅内。这是温伯格借来为我举行送别晚宴的地方。我接受了这番美意，把它看作友谊和我同温伯格之间近乎父子般亲密关系的象征。次日，卡普亲自为我加上了随着我的军长新职务而来的第三颗星。
我是经过威尔·塔夫脱的游说才得以离开五角大楼的。在我的诸般请求均告失败之后，威尔出来帮忙，终于说服温伯格坐下来考虑一个替代我的人选。温伯格的新任军事助理将是唐·琼斯中将。到这时，就是他们选择《比特尔·贝利》①连环漫画中的某位将军来，我也不在乎了，只要让我离开就行。
①《比特尔·贝利》——美国出版的一本连环漫画，其中讲述了一些无能将军的故事。——译者注。
讲信用的约翰·威克姆果然言而有信。我要到德国去指挥第五军了。这个职务使我感慨万端。我现在要回到我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的地方。那时我指挥40个兵，而如今我将指挥的是一支有7．5万人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