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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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信用的约翰·威克姆果然言而有信。我要到德国去指挥第五军了。这个职务使我感慨万端。我现在要回到我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涯的地方。那时我指挥40个兵，而如今我将指挥的是一支有7．5万人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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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里根总统到格林纳达去接受那个岛国的人民对美国1983年10月出兵赶走共产党人的感谢时，温伯格把我也带到“空军一号”飞机上，权作对我的一次追加的欢送仪式。这是我第一次随总统出国。当我坐在后舱内看着我的专用电视，服务员频频送来饮料和小吃的时候，我在想，这样旅行可真开心。后来，温伯格又带我到前舱专用间去同总统合影。罗纳德·里根是那样亲切地同我打招呼，以至我分不清他是真的记得我抑或我所经历的是标准的里根式拉拢。总统穿着他那惯常的雪白的衬衫，领带打得极其仔细。但他的外衣挂在衣钩上，下身穿的是运动裤，免得把西装裤弄皱。
　　我以前从未看到过像总统在格林纳达所受到的那种群情激昂的场面。这个岛国的总人口为8．4万人，看来他们全都聚集在体育场上了。欢迎仪式主持人在介绍里根时称他为解放者、救世主耶稣，这引起了会场人群的热烈欢呼。里根总统发表了精彩的讲话，听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不过，我注意到了以前在他身上也看到过的东西——某种专业表演似的东西。就好像导演喊出了“群众欢呼”，而他也就当作脚本的一部分接受了。
　　两年零10个月过去了，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时间。我是带着对我为之服务的那个人极其眷恋的感情离开五角大楼的。卡普·温伯格这个人尽管有些怪癖，但是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位伟大的战士，一位杰出的鼓动者，一个像他的总统一样，确定了一些简单的目标就决不放弃的人。他表现出了他的力量、他的镇定和极端的自信。然而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漆黑的夜晚，在地中海上空的一架空荡荡的波音707飞机上的那个真情流露的时刻。那是发生在1984年10月，在一次对几国首都进行马拉松访问的最后一程中的事。我们先后访问了意大利、突尼斯、以色列和约旦。在西奈，我们遇上了经常笼罩那个地区的、能引起肺部感染的雾霭。全团的人都感到不舒服，尤其是温伯格。当时在飞机前部的一个机舱内，阿米蒂奇和我坐在一侧，温伯格坐在另一侧。舱内很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以为他睡着了，但就在这时，那个厚重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我们总是把部长当成不可动摇的人物。然而他却说出了——看起来像是自言自语——下面这样一番话。“这种日子太孤寂了。树立真正的敌人易，结交真正的朋友难。它真是令人身心憔悴。我竭尽全力忠实地为总统服务，但要得到总统和他夫人的感谢却并不那么容易。”他停顿了一下，似乎突然意识到对我俩过于明显地表露心迹了。他接着说：“我可以对你俩说说。我信任你们。”发现这个看起来永远不会泄气的人也有我们其他人所有的焦虑，这使我更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对他的钦佩。但是我们总算有一次机会看到他的这一面。
　　温伯格更为惯常的表现是他那份执著，这既是他的长处，又是他的短处。他主持五角大楼工作的那几年中，世界发生了变化，但温伯格却没变。他要求不停地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吁已开始像堵塞了的哨子，吹不太响了，他终于不再能引起国会的注意了。就是在那个“邪恶的帝国”开始在我们眼前解体的当儿，他也不想放过它。无论怎么说，他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提出了正确的意见。经过在越南遭到惨败、“沙漠一号”行动沦为笑柄之后，美国再度成为一个受到敬重的、可以信赖的军事大国，这都得感谢温伯格和里根。我并不否认卡特—布朗政府在开始研制迫切需要的现代化武器方面的功劳。但是，如果没有里根和温伯格所做出的加强军事力量的努力，大多数这类武器仍将处于研制阶段。或许，里根和温伯格所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结束了美国人民同他们的保卫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疏远状态。这段时间内，裂缝愈合了：美国再度伸出双臂，拥抱它的武装部队。
　　3月16日，我离开了五角大楼，开始做走上新岗位的准备。我走过温伯格办公室外面的岗哨（我始终未能将他们撤掉）时，向警卫行了军礼。我交回了我的身份的真正标志：滨河大门口停车场的停车牌。对于为我的祖国效力，我除了感到自豪之外，从来没有别的想法。今天，我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大了。这也许是我的想象，但我确实觉得，在里根—温伯格时代，每一个军人也都变得比以前高大了。
　　我的美国之路第十三章　“弗兰克，你要毁掉我的前程”
　　第十三章　“弗兰克，你要毁掉我的前程”
　　对于担任第五军军长这件事，我是自信中又有一丝忧虑。从我在坎贝尔堡指挥一○一空降师第二旅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10年了。我以前在野战军中担任过的职务是杰克·赫达切克麾下的一名副师长，在那个职位上没有成为乔治·巴顿那样的人物。而且，直至现在我仍然对越过师长这一级直接升任军长感到不安。我决心证明自己是个能干的带兵将领，而不是五角大楼繁殖的政治将军。
　　我原希望4月份就去接任，但是我要替换的那位军官
　　——罗伯特·L·“萨姆”·韦策尔中将并不急于缩短他自己的任期，因为他卸任后就得退休了。因此，我就利用1986年6月去德国报到以前的这几个月赶快复习一些军事课程。阿尔玛和我还用3个星期的时间突击学习德语，每天学8个小时，每周学习5天。我比她有一丁点儿优势，那就是在纽约市立学院学德语时得过一个“C”和一个“D”，而且在上次驻德期间学过一些词汇，主要是啤酒和牛排之类的日常用语。德语中的不规则动词使阿尔玛很伤脑筋，所以我实际上得用枪口顶在她脑门上才能逼她学下去。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由于这段时间德国的恐怖主义猖獗，我们两个都得上一个称作“防身驾驶术”的课程，上课的地点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赛车道上。他们让我们围着车道高速行驶，在85英里的时速下急转弯，练习如何躲避恐怖分子，还教我们如何以极高的速度转圈，朝相反的方向驶去，就像一个逃避追捕的黑手党司机。最后一课是猛撞一辆挡路的汽车。你要撞得恰到好处，既要把它撞到路边去，又不能把自己的车撞坏或者把自己撞死。这门课阿尔玛未能毕业，不过她也不怎么在乎。
　　我一个人先去西德，不久，阿尔玛、琳达、安妮玛丽以及我们的猫麦克斯也去了。她们在莱茵—美茵机场受到迈克尔·鲍威尔少尉的迎接。在后备军官训练团时，迈克像我当年一样受过跳伞和空中突击训练，可是他后来当了坦克兵而不是步兵。他现在在驻安贝格的第七军第二装甲机动团服役，任侦察排长。
　　1986年7月2日是交接指挥权的日子。第五军官兵集合在司令部的阅兵场上，检阅台上站着美国和德国的军政官员。韦策尔和他的妻子艾琳都来了，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韦策尔和我检阅部队，我接过第五军的军旗，至此指挥权就算正式交接完毕。君王永垂不朽！君王万寿无疆！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我上次驻在西德至今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形势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我于1958年12月首次到盖尔恩豪森时是个21岁的少尉，艾森豪威尔是美国总统，尼基塔·赫鲁晓夫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当时在东西德之间的边界地区，面对美军5个师和我们盟国的军队，驻扎着20个师的苏联和共产党集团的军队。在此前两年，苏联镇压了匈牙利的自由战士。在我离开德国的一年之后，他们筑起了柏林墙，后来又扼杀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争取自由运动。那时东西方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当我于1986年接过第五军指挥权的时候，在一条布满杀伤性更大的武器的边界上仍有美国的4个师和苏联的19个师相对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已经用先进的M—1坦克取代了老式的M—60A3式坦克；用新型的布雷德利战斗车取代了过时的M—113装甲运兵车，并且用命中精度更高、破坏性更大的战术核武器代替了老型号。
　　然而实际上变化还是很大的。过去两年中，统治苏联的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是一位新型的苏联人，当时54岁，精力充沛、富有朝气，主张实行公开性和改革。不会轻易上当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说过，戈尔巴乔夫是我们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前一年的11月，里根总统在日内瓦同苏联人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晤。里根坚持要继续实施战略防御计划，这使戈尔巴乔夫很恼火。不过，他们还是谈了武器削减问题，设法减少发生核毁灭的可能性。
　　可是我是个军人，不是政客。我现在的使命是做好准备，苏联部队一旦越过构成富尔达谷地的那些纵横交错的河流，我就同他们开战。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我作为一个少尉曾担负过与此完全相同的任务。
　　第五军司令部设在法兰克福，占据着欧洲最大的建筑物之一——艾布拉姆斯大厦。那座大厦是以已故陆军参谋长克赖顿·W·艾布拉姆斯的名字命名的，很久以前，我在越南的时候曾向这位将军作过汇报。该大厦原是20年代由德国著名建筑师汉斯·珀尔齐希设计的法本石油化工公司总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段时间，担任驻欧盟军最高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曾从这个办公室里指挥过千军万马，如今它将归我使用。那座楼的大堂是个装饰派艺术的杰作，可惜却被一个油乎乎的快餐店和另外一些商业摊位煞了风景。我到那里时，人们正要把很大的铅框玻璃窗卸下来，以便排放烤汉堡包的气味。
　　我的新办公室是个哥特式的洞穴。我搬进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一个人的照片摆在我的办公桌上。此人四十四五岁的年纪，脸上总挂着笑容，长着一头卷发，身穿陆军工作服。他看上去就像一个钢铁工人，是那种你会愿意同他坐在匹兹堡的小酒馆里对饮几杯的人。我之所以要把他的照片放在我面前，是因为他是我的对手，驻扎在富尔达谷地对面的有8万人的红军第八近卫集团军司令，弗拉季斯拉夫·A·阿恰洛夫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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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下的师长们年龄都比我大，军龄也比我长。一个绰号叫“棉花”的奥伦·R·惠顿少将是第八步兵师师长。一年前那个师差一点成了我的。惠顿是得克萨斯人，长得又瘦又高，充满自信，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第三装甲师师长是汤姆·格里芬少将，多年以前他与我一道参加过在本宁堡举办的陆军军官高级训练班。配合我工作的副军长是我在国家军事学院的同班同学林克·琼斯少将。越战后作战原则的制订者之一——托马斯·怀特上校也是刚调到第五军来的，他是第十一装甲骑兵团团长。我还有一位出色的参谋长——罗斯·W·克罗斯利准将。我从美国带来了军士长威廉·诺埃尔，让他当司令部军士长，即军部职位最高的军士。我指望他充当我了解部队士气和需要的渠道。
　　指挥权交接仪式刚一结束，我就让克罗斯利把这批人全都召集到第五军军官俱乐部来。这个俱乐部以前是法本公司工人食堂。我知道，不管我今天讲些什么，在天黑之前都会在军部的电报上反映出来，而且人们对我这位新军长的第一印象是很难改变的。我对这些指挥官们说，我最重视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仗，二是管理部队。第五军是为在需要的时候打败阿恰洛夫的第八集团军而存在的。每一位前线侦察员和每一位后方的机械师，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到这里来的。至于当好管家，这个字眼对我来说几乎有一种神圣的意味。美国人民花了大量的钱财来使我们这个军做好战斗准备。我们得保证一个美元也不浪费。美国人民还把他们的子女托付给我们照管，如果哪位指挥官不关心官兵及其家属的福利，我断定他肯定会遇到麻烦。这天我所讲的话，同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我在本宁堡听到的训话毫无二致：完成任务、照管好士兵。
　　记得当年在我儿子迈克出发来德国的前一天晚上他上床之后，我曾向他俯下身去，给了他一个父亲的吻，同时也叮嘱他既要保重自己，也要照顾好他的士兵。
　　我还想让这些指挥官们对我是个什么样的领导人有所了解。我说：“我这个人不喜欢死搬条文，但也不追求管理方面的最新时尚。”我是不使用“权力下放”和“集中管理还是分散管理”这类含混的词语的。我会给你们每个人做好工作所需要的任何帮助。有时我会对你们盯得很紧，有时我会长时间地让你们放任自流。没有哪种办法是绝对正确的，也没有哪种办法是绝对错误的。至于使用哪种办法对于完成这个班子的任务最有利，要视情况而定。
　　我说，指挥就是独立决断，这并不是一种离奇的陈词滥调。在本军中，同长官探讨问题不会被看成是无能或失败，而会被看成相互信任的表现。但是，你们也不能事无巨细，什么事都靠我来决定。我接着说道：“我是很放手的，我不管你们早上是5点半起床还是5点45起床。这类事不要让我来决定。”
　　我解释了我对忠诚的看法：“当我们辩论某个问题的时候，忠诚就意味着把你的真实意见告诉我，不管你认为我会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在这个阶段，有分歧对我是一种激励。但是，一旦做出了决定，辩论就结束了。从那时起，忠诚就意味着把我的决定要当作你自己的决定来执行。”
　　这位皇帝很特别，他希望在他光着身子时，人们能够告诉他要穿衣服。他不想因为不知道自己光着身子而冻死。“如果你认为什么事情不对头，那就讲出来，”我对他们说，“我宁愿早一些听到，而不愿晚听到。坏消息不是葡萄酒，不是越陈越好。”遇到难题，如果你们还能解决，我是不会过早插手的。但是我不愿你在我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才把情况告诉我。我还告诫他们说：“如果你把事情办糟了，只要保证下次办好就行了。我不记仇，也不记旧账。”
　　“我会给你们明确的指导，使你们知道我希望怎样。”我接着说，“如果我说得还不明确，那就来问我。如果我解释再三你还是不得要领，那是我讲得不清楚，不是你听得不明白。我不会认为是你耳聋或愚蠢。”对下属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为了掩饰自己的困惑而不懂装懂，最后把事情办错。“无论何时，只要你在离开我的办公室时对我的要求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那就立即转身回来问个清楚。”我说。
　　我对他们说，只要是他们执行任务所需要的东西，我都会尽力满足。“如果法兰克福没有，我就去找美国驻欧洲陆军总部。要是他们也没有，我就去华盛顿。反正我会始终支持你们的。”
　　我说，如果你们同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我多半会站在你们那一边，因为这些工作人员是为我服务的。“然而，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人无缘无故地欺负我的工作人员，我是肯定要出来维护他们的。”
　　我说，我上任的头几周，将到驻有本军部队的所有10个西德社区视察。“我去时会提早通知你们，因为我想见见你们的高级军官、该市市长以及当地其他官员。我的妻子将访问诊所和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