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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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掷系睦湔焦酵耆叩构戳恕？蠢矗甓颓欠蚋厥咏饩鏊樟谖侍猓辉冈僭诎哺缋桶⒏缓沟鹊亟泻廖藿峁拿跋铡Ｋ膊幌朐傥虐秃湍峒永系木薅畛嘧指犊盍恕Ｖ挥谢汉投鞣浇粽殴叵担拍芗跎偎樟哟蟮木芽В颜飧龉业牟屏τ迷谄惹械拿裆枨笊稀Ｒ虼耍�1987年夏末，戈尔巴乔夫表示愿意通过谈判来销毁中程核导弹。这意味着要销毁苏联的SS—20导弹。对我们来说，则意味看销毁陆军的潘兴—Ⅱ导弹和空军的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当时，罗纳德·里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从这样的地位出发，他具有的远见和灵活性是那些只会做出机械反应的冷战斗士们所不具备的。他承认戈尔巴乔夫是新时代的新人，为和平带来了新的机会。双方可能达成一项关于中程核力量的协议，这个光明前景意味着整个一个级别的核武器将被全部销毁，这还是自原子时代开始以来的第一次。
正当我们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致力于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时候，美国人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国会两院关于伊朗—孔特拉事件的联合听证会上。5月5日开始的这种听证会吸引的听众像肥皂剧一样多。听证会期间，美国人看到了奥利·诺思的不寻常的表演。委员会为诺思派定的角色是无赖，但他却用高超的演技使自己至少在一半观众眼中变成了一位具有感召力的爱国者。我不属于这些观众之列。不管诺思的动机多么好，他总归是同波因德克斯特等人一起利用武器销售筹款来做了被美国人民选出的代表禁止做的事情。而且，他采用一种对总统和国会不负责任的做法干这种事。这是错误的。
国会的调查委员会没有传我去做证，但是我于6月19日那天主动地就我在帮助安排向中央情报局调拨“陶”式导弹一事中所起的作用向委员会的律师们提供了证词。我是在白宫的情况室内同参议院的首席律师阿瑟·利曼和众议院律师约瑟夫·萨巴会面的。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国防部为什么不直接把那些“陶”式导弹运给伊朗，而是先把它们调拨给中央情报局。我重申了温伯格部长的考虑。“他认为把武器运给一个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不是国防部该做的事情，此事既然一定要办，那就应当让政府中那些能够做也同意做这种事的人去做好了。”
利曼随口说了一句：“也许我应当知道这一点，部长有没有日记？”
“据我所知，部长是不记日记的，”我回答说，“他倒是有一些笔记，但我不知道他用这些笔记做什么，也不知道他把这些笔记怎么处理了。”我从未见他记过够得上通常意义上的日记的东西。但我提到“笔记”，因为我记得那些保存在他办公桌抽屉里的小白纸簿。我从未读过这些笔记，所以我不认为我应当把这些东西说成日记。我以为这些律师一定会接着再提问题来对我施压，但他们却转而谈起别的问题了。这些笔记不是什么秘密。《时代》周刊后来刊登了一张照片，拍的是温伯格在去职的前一周捆包这些笔记的情景。这些笔记后来被放到了国会图书馆，没有销毁，也没有转移。
我本希望这次谈话后，我同这件事再无干系了。然而，当独立律师劳伦斯·沃尔什把他对伊朗—孔特拉事件的调查无限期延长的时候，这些笔记本的事再度被提出来了。1991年，即在第一次约我谈话的4年之后，这位独立律师的助手们在国会图书馆查阅了这些笔记。他们得出结论（在我看来这种结论是错误的）认为卡普说他对于1985年秋，即在总统于1986年1月正式授权之前，向伊朗运送“霍克”导弹零部件的事毫不知情，这不是真话。沃尔什的这些助手就笔记上的条目仔细地盘问我，而我这是第一次获准阅读这些笔记的内容。后来，温伯格的律师鲍勃·巴尼特要我就这个问题做证。那次做证时，我在提到这些笔记本时有一次无意之中把它们说成了“日记”。
得！这下子可惹了麻烦。那位独立律师觉得抓住了我的自相矛盾之处。4年前，我说过据我所知温伯格没有日记，只提到有一些笔记。现在，在看了笔记并就这些笔记接受了检察官的工作人员询问之后，又把这些笔记称为“日记”了。对于沃尔什来说，抓住了我这个过失，就足以在他的最后报告中给我写上一条罪状。
在这份报告于1993年12月3日公布时，它是这样写的：鲍威尔在1985年也是“了解向伊朗运送武器的详细情况的”。这真是大错特错了。当时我知道有些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建议，但是在1986年里根签署《必要性的审查结果报告》、授权同伊朗作交易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已经实际运送了武器。“鲍威尔最初提出的有关这一计划的说法是坦率而前后一致的。”报告得出结论说。它接下去又说：“……但是，他的有些说法则值得怀疑，看来基本上是为了保护温伯格才这样讲的。然而，由于独立律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鲍威尔故意发表虚假声明，这些问题无法追究下去。”我对这些话的言外之意感到非常愤怒。他们根本没有理由来评断我是否真的发表了虚假声明。而沃尔什这份报告却在暗示我说了假话之后把这个问题撇开不谈了，只留下一个不公正的、没有根据的结论。被冤屈的不仅是我一个人，阿米蒂奇和另外一些人也受到了类似的不公平待遇。
不过，这份报告至少对我而言是给伊朗—孔特拉事件划上了一个句号。但是，独立律师对温伯格却很不留情。他遭到起诉，尽管布什总统在去职之前赦免了他。在此之前，我和许多人都去找过总统，建议赦免他。温伯格是个自尊而正直的人。遭到起诉对他而言就是奇耻大辱。正是这个人，从这个用武器换人质的计划出笼的第一天起，就把它斥为“荒唐的”想法。这个计划实施的每一步都受到他的反对，直至里根总统决定照办时他才停止斗争。如今，他不仅没有受到赞扬，反而受到一个不受任何约束、有的是时间和经费的独立律师的百般折磨。对卡普·温伯格的指控是对公理的嘲弄。
弗兰克·卡卢奇把政策研究小组会议几乎完全交给我来管。多年来，我吃够了那些没完没了、毫无意义、白费时间的事情的苦头，因而自己为举行会议立下了几条规矩。第一，事先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就议程问题提出建议，但是最后的议程由我来定，然后在会前散发给与会者。第二，一旦会议开始，任何人不得更改议程。第三，每个人都知道会议将进行正好一个小时，前5分钟和最后10分钟都是留给我的。我在前5分钟内说明为什么要开这次会，到会议结束之前应当就什么问题做出决定。此后的20分钟让与会者陈述他们的意见，其间不得打断他们的发言。接下去是自由发言，透过那些做姿态的部分来研究各种意见的实质，批驳那些站不住脚的理由，共同向那些极端可憎的观点开战，一般来说大家还是比较开心的。50分钟过后，我再度掌握控制权。我用5分钟根据我的理解对大家的观点加以归纳，与会者如有不同意见可以用1分钟的时间提出来。在最后的四五分钟内，我把作为会议一致意见提出的结论和决定拿出来，然后就散会。谁有意见回去向他们的头头抱怨去，他们的头头可以向卡卢奇申诉。这种办法看起来是行之有效的。
5月下旬，我们全家到威廉—玛丽学院参加琳达的毕业典礼。回家的路上，琳达对我们说她真的很想当演员。我们的几个孩子都是学校剧团的积极分子，但是，以此为职业？成功的机会比买彩票中奖的机会还少。琳达还鼓起勇气问我能不能供她到表演学校去上学。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我同意了。做父亲的不就天生是一个往外拿钱的人吗？琳达报名上了纽约曼哈顿广场戏剧学校开办的一个为期两年的表演班。有趣的是，将近30年前我欣然离开老家纽约，如今我的一个孩子却要回老家去了。
6月27日下午我回到办公室时，仍在德国任第七军军长的安迪·钱伯斯中将刚好打电话来。接到安迪的电话我当然高兴，但我心里在望，他找我有什么事呢，是不是要谈我儿子迈克的事？我猜对了，但却是坏消息。“迈克受了重伤，”安迪说，但他又赶紧补充了一句：“不过他没有生命危险。”他把大致情况向我做了介绍。当时迈克和另一位中尉乌尔里克·布雷希布尔乘坐着技术兵伯泽驾驶的一辆吉普车。这辆吉普车在高速公路上失去控制，翻了车。迈克被抛出车外，可是翻滚的吉普却压在了他身上。另两个人只受了轻伤。纽伦堡的陆军医院很快会打电话来详细告知迈克的伤情。一个人听到这样的消息，他的心情是很难描述的。当时，我的脑子有一半是在不停地旋转，另一半则在竭力理出头绪，看看应当怎么办。我对弗洛伦斯·甘特说，我要回家去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阿尔玛。弗洛伦斯马上开始安排我们去西德事宜。
我到家时，阿尔玛正在厨房从洗碗机内往外拿洗好的碗。她问我这么早回来有什么事。我对她讲了。起初她很平静，接着脸上就浮现出一种十分坚毅的神情。她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迈克。在这个考验的时刻，我有一个坚强的伙伴——大概比她的伙伴要更坚强——可以依靠。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政秘书格兰特·格林已经把迈克发生车祸的事告诉了他的妻子金杰尔。格林夫妇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金杰尔听说后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赶到我们家，陪伴我们熬过接下来那令人心焦的几个小时。医院终于打电话来了。迈克的骨盆摔断了，内脏也受了重伤。他的伤势非常严重。那天晚上，幸亏有弗洛伦斯和空军帮忙，我们从一架C—5运输机中装的货物上爬过去，进入驾驶舱后面的一个小舱内，然后便向西德飞去。
我们见到迈克时，他躺在特护病房内。他的样子很可怕，但是由于注射了止痛的吗啡，他脸上还挂着微笑。骨盆上有血管，而迈克骨盆的血管破裂了。为迈克输了18个单位的血浆，相当于人体内正常血量的两倍。由于输血，他的身体内聚集了30磅液体，因而引起浮肿。陆军驻欧部队军医局局长弗兰克·莱德福已经从海德堡赶来。我们同迈克在一起呆了一会儿之后，他带我们到一个小房间去介绍了我们儿子的伤情。迈克需要做骨盆手术，这种手术目前还在试验阶段。他还受了其他一些重伤，其中包括尿道破裂。莱德福医生说，迈克的康复需要4至6个月的时间，而且现在还很难说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直到好几个月以后，我们才从迈克的一位朋友那里听到翻车之后发生的事情。那辆吉普车上的3名美军先是被送到一家德国医院。在那里，懂德语的布雷希布尔中尉听见一位医生说“我们对这一个已经无能为力了”，他指的是迈克。听到这话，这位中尉立即从检查台上跳下来说：“不行，你们不能丢下他不管。请马上给美军医院打电话！”就这样，迈克来到了纽伦堡。伤情虽然严重，但却依然活着。
第二天我必须赶回华盛顿，阿尔玛留下来照顾迈克。几天后，那所医院又乱作一团。在一次野外实弹演习中，一发炮弹爆炸了，当场炸死两名士兵。装满伤员的救护车开到医院。阿尔玛看到一名战士被送进迈克的病房，那战士的双腿和大多数手指都被炸掉了。她看到医务人员实在忙不过来，便志愿上去帮忙。医院里的人让她坐在桌前接电话和为探视的人指路。奥蒂斯将军后来对她给予传令嘉奖，表彰她在紧急时刻所做的贡献。
车祸发生不到4天，迈克已经住进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了。布鲁斯·范达姆医生为他做了检查。范达姆医生大概是军队中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肯定也是全国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之一。他考虑问题很周到，专业水平也很高。他对迈克解释说，他和泌尿科主治医生将为他做一些以前很少有人尝试的处理。他离开时又补充了一句：“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军人生涯已经完结了？”迈克不知道，或者一直不愿去想。
当时阿尔玛在场，迈克一个劲儿地说：“我想同爸爸谈一谈。让我爸爸来一下。”我火速赶到医院。自从这次不幸发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儿子已经心灰意冷。“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迈克不停地这样说，“我一直期望把陆军变成我的生命。我现在能干什么呢？”
我出去后与范达姆医生谈起迈克的军人生涯被迫中断的事时说：“你若是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就好了。”
他表示理解，但是态度却很坚决。“我很抱歉，但这是现实，”这位医生说，“这个现实是迟早要面对的。”
第一次手术后的那个夜晚真是太难熬了。最难熬的是迈克，但是对于我们其他人也同样难熬。医生告诉过我们，骨盆可以自动愈合，但是除非手术成功，否则将来会变畸形，成为跛子。必须将一块金属薄板固定在骨盆的背面，再用一个棍子似的东西钉住前面，可以说是把迈克这个人固定起来，不致散架。我们被告知说，患者将会疼得无法忍受。为止住这样剧烈的疼痛所需要的吗啡也会把患者置于死地。
手术后，我们获准去探视身上插满管子的迈克。他被允许使用的吗啡量刚够减轻他的痛苦。阿尔玛在屋子里忙来忙去。可我这个三星将军、这个肩负重任的协调者、这个为别人提供便利的人、这个行政长官，却觉得这一辈子从未像现在这样没用。就在我感到自己无法再忍受亲眼看到爱子受罪的痛苦时，一个冒失护士突然闯了进来。“嘿！”她说，“怎么样？让我们来把吗啡量减少一些吧。不能再用那么多了。你会好的。”她走近从迈克体内突出来的支架干与螺栓，“让我们看看这套支架合不合适。”她边说边用一个“西尔斯工匠”牌扳手把那些螺丝帽一一拧紧。她的名字叫巴巴拉·西兰多。她做事麻利、充满朝气，这使我们大家都觉得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她使我想起了自己常常用来开导别人的一句话：“永远乐观会使力量倍增。”在陆军中，我们永远都在想办法增强自己的力量，而积极的态度就是增强力量的一个办法。这一次我是受到别人的乐观精神的感染，而且它的确起了作用。
迈克还要接受好几次手术。不过，我们非常感激像范达姆、斯蒂芬·西赫尔尼克和戴维·麦克劳德等高明的医生，是他们把我们这个已被宣判“死刑”的儿子送上了康复之路。我们也十分感激巴巴拉·西兰多护士，她成了迈克的仁慈天使。
有段时间我们觉得他们之间说不定还会萌发爱情。
此后的6个月，阿尔玛和我的生活都在围着医院转。我在处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种紧急事务之余，只要有时间就往医院跑。我们的儿子在康复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得益于极佳的医疗条件，但也同样是由于他自身具有某种坚不可摧的品格。对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指导里根的对外政策，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帮助总统不只是感情用事，而且要凭理智来处理问题。到1987年秋，中东恐怖分子已经扣押了9名美国人。里根不顾对他的总统职位可能带来的风险，还想再搞一次解救人质的行动，这次是用发射一枚“霍克”导弹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既是出于对人质的同情，也是因为他知道一场人质危机对卡特的总统职位造成了何等损害。卡卢奇和我对总统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