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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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位海军上将领导中央总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刚好对半分成两派。陆军和空军主张由陆军出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主张由一位海军上将出任。联席会议主席克劳海军上将投海军的票，于是以三比二打破了平局。最终决定权就掌握在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手中了。
　　陆军的候选人是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中将。他当年55岁，6．3英尺的魁梧身材，卓有才干，性情暴躁。我是几年前在迈尔堡同他做邻居时认识他的。我俩没有共过事，来往并不密切，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带兵人，也知道他的才能和火爆性子给他带来的那个很合适的绰号：“风暴诺曼”。我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是不正式参与人事委任事务的，但是我对应该由谁来领导中央总部自有我强烈的看法，尤其是在同我在五角大楼的密友里奇·阿米蒂奇几次长谈之后。我俩都认为，在一个海军兵力单薄、作用不大的地区由海军去掌管军事部队并不合适。更重要的是，设置中央总部的意图在于让它发挥一支在沙漠地区打地面战的快速部署部队的作用。这种任务显然是陆军或者海军陆战队的任务，不是海军的任务。而且我们相信施瓦茨科普夫这个人。我把我强烈的倾向性意见告诉了卡卢奇。弗兰克本人也不赞成由一位海军将军指挥中央总部，所以他推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推荐。这就是诺曼接过中央总部指挥权的经过，这个职务后来使他留名青史。
　　8月16日，我正坐在车上赶路，我的秘书弗洛伦斯·甘特给我看一封信，是我在安全委员会里的拉美问题专家之一杰奎琳·蒂尔曼从华盛顿发来的。信中写道：“请告诉我的将军，他的时刻保持警觉、眼光很尖的工作人员注意到，当总统乘‘空军一号’离开新奥尔良时，没有看到他的人影……
　　很自然，老行政办公楼三楼走廊里众说纷纭。”
　　其实，当时我随总统到了新奥尔良。总统到那里去是要作为党的领袖向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最后一次讲话，然后，将把大权交给1988年总统候选人副总统乔治·布什。这是我第一次出席党的大会，这种杂技表演与民主的混合场面，从头到尾使我感到很高兴。我本人也扮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
　　头年12月，史蒂文斯参议员曾写过一封短信向布什推荐我做他可能的竞选搭档。然而，那不过是私人间的通信。今年早些时候，霍华德·贝克有一次上电视时被问到共和党缺少种族方面的多样化问题。相比之下，民主党有杰西·杰克逊脱颖而出，成了全国性政治人物。在被问到共和党候选人的时候，党派政治观念浸透全身的贝克，从展望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这个问题上看到了黑人出任国家领袖的一个机会，随手把我的名字抛了出去。事后我见到他时问道：“霍华德，你为什么那样做？”他用哦哦啊啊的田纳西拖腔回答说：“我当时只不过想这是个好主意。”贝克的那句话惊动了几个权威人士，他们纷纷撰文评论我当副总统的可能性。他们中有乔治·威尔、查尔斯·克劳萨默尔、威廉·拉斯伯里和克拉伦斯·佩奇等等。在政治里氏震级表上，那件事引起的震动还够不上震级，但是在党代表大会上我的一些朋友拿这个想法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我正坐在看台上，忽然听到周围的人笑了起来，扭头一看原来是白宫里的几位同事举着一幅标语牌，上面写着“布什C鲍威尔1988”。
　　里根总统在代表大会上讲过话以后，同工作人员一起出来去机场乘飞机前往加州，总统打算在那里过一个短暂的假期。电视摄像机镜头摄下了随行人员登上“空军一号”的场面，也就是这时，我在华盛顿的那些部下没有看到我登机，于是蒂尔曼便发来了那封信。科林哪里去了？在关于乔治·布什的竞选搭档的猜测正沸沸扬扬的时候，他们开始捉摸我是不是留在新奥尔良和布什在一起了？可能不可能？答案远没有那么令人兴奋。我是从后面的门登上飞机的。
　　在停机坪上，就在我们起飞的前一刻，布什向里根透露了他所选择的竞选搭档：印第安纳州参议员丹·奎尔。当时要是选中我或者是另外十几位冷门人物中的任何一个，使人感到意外的程度也不可能比这更大。我在全国政治聚光灯下的15分钟是凑热闹，令我受宠若惊，也令我有点尴尬。布什副总统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向我说过任何话。
　　1988年春季的一个下午，时近黄昏，我接到总统秘书凯西·奥斯本的电话。她说：“鲍威尔将军，有个电话，我让他先等一等。我知道他是总统的一位老朋友，但是我想应当由你先同他谈谈。他说他同戈巴尼法先生有接触，是关于释放人质的事。”
　　上帝帮帮我们吧。又来了一个叫人头痛的家伙。我们白宫工作人员中有两条规则：我们不同恐怖分子谈判，我们也不向总统谈任何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所谓可以解救人质的奇谈怪论。现在来了个加州老相识想找总统谈谈武器换人质骗局里的一个职业骗子手的事。这个骗子有3个生日、3本护照和6个化名。中央情报局曾用他作为情报来源，但后来把他甩掉了，认为他“专编假情报，老是添麻烦”。他每次接受中央情报局测谎器的测验都通不过。在有一次测验中，只有他的名字和国籍说的是真话；也是这个人，两年前差一点毁了罗纳德·里根的总统地位。我感谢凯西女士先向我打招呼并告诉她说，好的，这位先生由我来应付。
　　我打发不掉这个人。从此以后这个商人没完没了打电话给我，用兴奋的语气告诉我戈巴尼法的最新战略。他说，他知道戈巴尼法是位正经人，因为他到这个人在巴黎的豪华公寓作过客。他有一次向我报告说，戈巴尼法为了使人质获释已经用自己的钱付出了50万美元。总统的这位朋友劝我说，我们应当同他合作。
　　起初我用讲道理的态度对待这个加州老头，向他解释他为什么不应该去同马努切赫尔·戈巴尼法打交道，也向他说明为什么决不能用这件事去打扰总统。可是这位朋友不愿意错过这个冒险的机会。整整一个夏季，直到进入秋季，电话一直没有断过。到了10月份，我终于问他能不能在近期到华盛顿来一趟，我需要和他谈谈。他搭下一班飞机来到华盛顿。我们安排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到水门饭店休息室见面。我带了巴里·凯利一起去，他是中央情报局的，是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主任。我们见到了一位衣冠楚楚的老先生，陪他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
　　“先生，你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我说道，“你在同世界上最卑鄙的无赖之一打交道。”我让凯利把记录戈巴尼法劣迹的材料念给他听。然后我说道：“你解救不了任何人质。你只会伤害你的朋友罗纳德·里根。”我指着他的鼻子说：“我离开这里便回白宫，回去后便指示接线员，如果你再打电话来就掐线。你是在逼我轻蔑你。别使我这么做。”
　　这场谈话显然奏效了。他没有再打电话找我们。
　　迈克·鲍威尔和简·诺特在10月1日举行了婚礼。我取笑我的儿子为了接受一次发表讲话的邀请居然推迟了蜜月旅行。我说，对一个热情奔放的美国青年来说这是奇怪的选择。但是，这次发言在迈克看来意义重大。卡卢奇要他在国防部——现在迈克在那里工作——一次嘉奖残疾雇员的仪式上发言。阿尔玛和我陪着我们的新儿媳和她的双亲诺特夫妇到了五角大楼礼堂。迈克准备讲些什么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我们望着他拄着手杖徐步走上讲坛。
　　他开始讲话，声音清晰、坚定。他把残疾人的斗争比作打仗。他描写了他在医院里当止痛剂的用量被减少的时候，当陆续不断的探望者、问候卡和花束开始减少的时候他的感受。他讲到那一天两位康复理疗医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容易的阶段，也就是病痛的阶段已经过去；困难的阶段，也就是使他破碎的肢体重新投入工作的阶段即将开始。第二天早晨，他说：“我望着镜子。我的头发乱蓬蓬的，用药用得头发已经干枯。我的体重减轻了许多。我的脸上毫无血色，满是胡子茬。我撑着双拐，一根导管从胃里伸出挂在身上。我站着发抖，放声大哭起来，再也无法自制了。那时是我一生的最低点。这是一场真实的战争，而我在败退。”迈克接下来叙述他如何从那天的谷底爬起来进行反击，直到今天重新燃起了希望。这是一场每一个残疾人都必须拼搏的战争，与战场上受伤的军人的斗争没有多少不同。他最后说道：“人的意志力是惊人的。它使我走下了床，它使我从轮椅上站立了起来，它给了我一根手杖，它使我得以重新在生活中走下去。”
　　热泪在我的脸上直流。我看了看阿尔玛和带着笑容的简。
　　我们相互间不必说一个字。骄傲流露在我们的眼睛里。
　　那年秋季，白宫里的繁重工作看来已不再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聚光灯已经转向乔治·布什和他同民主党提名人迈克尔·杜卡基斯州长之间展开的总统竞选。自从将近两年前布什第一次诚恳地欢迎我来白宫工作以来，我对他已经相当了解。我曾注意过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开会时的举止。他很少说话，喜欢私下向总统提出自己的建议。
　　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副手后不久的一天，遇到了他的妻子巴巴拉。那天，我到法国大使馆出席为来访的法国国防部长举行的午宴，发现我的座位在她旁边。我说：“布什夫人，你好。”
　　“很好，”她答道，“请叫我巴巴拉。”
　　“我母亲从来不允许我叫她的名。”我说。
　　“我不是你母亲，”她对我说，“叫我巴巴拉。”她说话亲切，但是带有一种不容怀疑的坚定语气。从那一刻起，巴巴拉和我开始了密切的友谊。
　　同乔治·布什共事还不到一年半，有一回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时我看到了这位谦逊的人的另一面。那是为巴拿马的事。1988年2月4日，美国司法部对巴拿马独裁者诺列加提出起诉，控告他非法贩卖毒品赚取暴利。于是美国对巴拿马实行制裁。自那以后，巴拿马国内政治形势急转直下。3月份，诺列加镇压了一次未遂政变。他的御林军——巴拿马国防军用暴力对待反对派，并大批逮捕政治犯。里根总统接受了卡卢奇关于向巴拿马增派部队的建议，这就明显地暗示出诺列加可能会有什么下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华盛顿的鹰派和鸽派在如何对待这个色厉内荏的暴君才是上策的问题上展开了拉锯式的辩论。有一件事我们是知道的：诺列加害怕对他的起诉。这使我们掌握了一根最有力的杠杆来把他撬下台。舒尔茨国务卿提出了一个方案：如果诺列加愿意离开巴拿马，美国可以撤消对巴拿马的制裁并且也撤消对他的起诉。
　　我同意这个方案。
　　5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我打电话给副总统布什向他汇报这个方案。我承认这不是最妥当的交易，但是我们应该着眼于我们的目标，那就是把这个恶棍赶下台，努力使巴拿马获得民主。副总统对这样做没有什么意见，当时他这样告诉我。
　　两天后，他出外走了一趟回来态度完全变了。他去了加州，同洛杉矶警察局长达里尔·盖茨谈了话。盖茨对他说，撤销起诉将是严重的错误。逮捕诺列加是法律和秩序问题，如果按舒尔茨的办法达成交易，那将对每天在反毒战线上豁出性命干的成千上万名警官造成可怕的伤害。
　　周末在白宫二楼总统住所举行的会议上，布什的表现是我们过去谁也未曾见过的。他当着我们的面直接与总统争辩。布什坚持说，这是个坏交易，很坏！很坏！总统不应该允许这么干。里根的态度却根本不为所动。他说：“喂，乔治，这很有意思，但是我认为这个交易值得做。”总统就说到此为止。没有反驳，没有提高声音，只听到布什说了一个“不”字。
　　第二天，布什在办公室外面对我说诺列加方案糟透了。他跟我鼻子对鼻子只离大约一寸远，边说边用手指一下又一下戳我胸口，警告我说：“我有生以来从未对别的任何事这么有把握过，所以我将采取一切措施打掉这个方案。”我从盖尔恩豪森时期以来还从未在工作中受过如此严厉的斥责。最后我们还是向诺列加提出了这样的交易，但是彻底失败了。我们还得用别的办法对付他。从这件事情上我对布什其人知道了两点：第一，这个人比我以前看到的要强硬得多；第二，同布什打交道别以为开头顺利就会一路顺利下去。
　　总统选举结束后，11月9日白宫工作人员在玫瑰园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欢迎乔治·布什结束竞选胜利归来。仪式后我准备回西翼的办公室，因为副总统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俩人就一路走回去。“副总统先生——对不起，总统先生，当选总统先生，现在该、该怎样称呼您呢？”我问。布什笑了，说他也不知道。
　　我们走到他办公室门口时，他说：“进来吧，我们聊一会儿。我需要了解一下最近的情况。”我简明地向他汇报了国际形势。我说完后，他说：“你是白宫里我打算留在新班子里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有几个选择希望你考虑。吉姆·贝克会乐意由你担任副国务卿，”——这证实了贝克的着落——“或者，你可以管中央情报局。或者，你也可以暂时留任国家安全顾问，直到你决定想做什么工作为止。”
　　“我感到荣幸，”我说，“不过也不一定非给我安排什么职务不可。”
　　“不，不，”布什说，“我们需要你。不着急。先考虑一下。”
　　当天晚上我顺路到了卡尔·沃诺在迈尔堡的住宅。卡尔在军旅生涯中成就斐然，已升任四星级陆军参谋长。他领我到了他在1区楼上的书房。在那里，我把我同当选总统的谈话告诉了他。然后又说，陆军当然也不一定非得给我安排什么职务不可，何况到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结束时我可能也该退休了。我从军已30年，有些私人单位也已向我提供过令人感兴趣的机会。有位现已退休的军界实权人物不久前路过我家来看我，对我说他即将离开一家大公司的董事会，他认为由我接替他很合适。听他告诉我，我只要坐在董事会里就能拿到5位数的薪金时，我吃了一惊。“卡尔，”我说，“我离开陆军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我真正的希望是留在陆军里，如果那里有工作给我的话。”
　　卡尔这人不爱罗嗦，马上切入正题。别再提什么离开太久的话，他说，我在陆军有实力的将领中间仍很受器重。他希望我回去，陆军希望我回去。他说事实上他有一个职位可以给我，部队司令部总司令，负责驻在美国本土的全部陆军野战部队，包括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役部队，有将近100万兵员。
　　回家后，我像通常在面对需要做出决定的个人问题时所做的那样，开列了一张利弊比较表。我把“留”列在左方，“走”列在右方，因为我只有两个打算：或者留在陆军里，或者退休。我不想到国务院去当第二号人物，那等于降级。我也不想到中央情报局去当美国的间谍头子，那不是我。暂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也没有意思，因为我知道布什心中有他自己的人选：能干的斯考克罗夫特。最后，“留”方列出了19条理由，“走”方只有寥寥几条，其中最后一条是“开始新的生涯，能赚钱”。在翻来覆去思考了两天之后，我去见布什副总统，告诉他说我想回陆军。他客气地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