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6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涓淘莸牧恕Ｎ胰匀簧钚盼颐亲龀隽苏返木霾摺�
①“X”牌号，为显示某产品或项目的优越性而被用来作陪衬的产品。——译者注。
②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委内瑞拉政治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领袖，获“解放者”称号。——译者注。
瑟曼和我经受了一次重大的考验。我们相互交换了意见，并定下决心：如果我们被迫在巴拿马采取行动，我们建议要消灭巴拿马国防军。瑟曼着手制定一项这么做的计划。
政变失败后的那个星期六，我帮着阿尔玛把家搬到6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官邸。这时《华盛顿邮报》的鲍勃·伍德沃德打来电话。伍德沃德正在为该报的星期天版撰写一篇有关失败政变的报道，并说他刚好要核对一些事实，顺便给我一个机会谈谈我对所发生事情的看法。伍德沃德带着一种使人消除疑虑的声调和酷似一个童子军主动帮助一个老妇人过马路的态度向我担保说，我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深层的背景材料”，这是比“一个高级政府官员今天说”更隐讳一些。到那时为止，详细叙述我在巴拿马政变中的角色的新闻报道把我说成是彻底栽了的宠儿。因此，我并不反对在一家有名望的报纸上把我对这事件的看法讲清楚。我同意跟伍德沃德谈谈。
第二天所刊登的他的报道不能说不准确，但也于事无补。经验提醒我，你摆出姿态本想拍一张好照片，可摄影师偏偏选择你张着嘴的镜头拍。不过，我继续和伍德沃德打交道，尽管阿尔玛提醒我要谨慎从事。
在以后的两个月里，从巴拿马不断传出发生政变的谣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烟消云散了，但是瑟曼加快了制定应急作战计划的步伐。原来的代号为“蓝色调羹”的作战计划增加了新内容：不仅要除掉诺列加，而且要摧毁整个巴拿马国防军。按照这个经过修改的“蓝色调羹”计划，美国南方总部在巴拿马的1．3万人的陆军部队和支援部队将要得到美国第十八空降军1万人的加强。第十八空降军军长卡尔·斯蒂纳中将将指挥这支联合特遣部队。如果我们发起攻击，这支部队就要占领巴拿马国防军的全部设施，摧毁巴拿马国防军的抵抗，并帮助使合法选举出的恩达拉政府执政。“蓝色调羹”计划还包括“三角洲”部队发起的一次袭击，其目的是解救一名叫库尔特·缪斯的美国公民。他是给中央情报局提供消息的人士，被诺列加以间谍罪关押在莫德罗监狱的单人牢房内。诺列加曾扬言，如果美国采取行动反对巴拿马，就立即处死缪斯。在切尼部长的批准下，我们悄悄地开始把新增的装备和部队运进巴拿马境内。
迈尔堡格兰特大街6号是一座宏伟的宅第，住在那里有点像住在白宫里一样。阿尔玛和我在一楼拥有一套供待客和娱乐用的装饰时髦的客厅，在二楼的一个套间是我们的寝室。与白宫不同的是，我们的套间狭小，只够我们两人住，再也容不下一个过夜之客。我是在套间里的一间配有一台电视机和保密电话的小书房里度过我的闲暇时间的。
1989年12月16日，星期天傍晚，我正坐在书房里，接到汤姆·凯利的又一次电话。“主席先生，”凯利说，“我们碰到了麻烦。”像往常一样，最初的细节总是概略的，粗浅的。我只知道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巴拿马被枪杀。不久我得到报告说，有4名军官着便服驾车进巴拿马市赴晚宴时，在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附近撞上一个路障。那天是巴拿马每年一度的武装部队日，有很多巴拿马国防军军人在饮酒狂欢。在路障附近的一些巴拿马士兵试图把这些美国人拉下车。司机开足马力想逃走。这些巴拿马国防军就开了枪，海军陆战队少尉罗伯特·帕斯被击中，不多时死亡。
随着夜幕降临，情况越来越糟。目睹这次射击的海军军官亚当·J·柯蒂斯少尉及其妻子邦尼被巴拿马国防军扣留，并押往警察局受审。柯蒂斯遭到毒打和处死的威胁。柯蒂斯夫人被强迫站在一面墙壁前，巴拿马国防军士兵在她身上乱摸，直到她昏倒在地。
我将上述所有情况向切尼作了报告，同时我们讨论这算不算是个不能置之不理的挑衅行为。他向白宫报告了这件事，确定在次日早晨与布什总统开会研究。
那是一个紧张繁忙的星期天。我首先去五角大楼与瑟曼核实星期六的事件。尽管我们的军官开车出错并撞上了路障，但是巴拿马国防军的行为仍是不可饶恕的。更有甚者，开枪射击标志着对美军抱越来越敌视的态度。“‘蓝色调羹’计划进行得怎么样？”我问。瑟曼说：“已经进行了演习，可以付诸实施。”我打电话给运输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领导人，要他们做好行动准备，然后我去切尼办公室参加上午10时的会议。与会的有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部长皮特·威廉斯（我认为他在这次行动中干得最出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比尔·普莱斯。我们仔细研究了各种方案。到切尼宣布会议结束的时候，沃尔福威茨和普莱斯还不能确定，我们是否有“确凿证据”来名正言顺地进行军事干预。切尼要我留下来等一等再走。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他问：“你有什么看法？”
我说：“瑟曼和我都认为我们应当进行干预，保护美国公民，何况诺列加不是一个合法的领导人。他是一个罪犯。他正受到起诉。”不过，我告诉切尼，在我与参谋长们研究以后，再提出我的最后建议。
切尼说：“好，我将在今天下午同总统会面。”
巴拿马问题是布什政府遇到的第一个大的外交危机。它也是第一次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根据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执行新职能的严峻考验。以往，首先参谋长们要达成一致意见，然后由主席呈报国防部长和总统。而今我是最重要的军事顾问。参谋长们技艺高超，经验丰富。正是他们向各总部的司令官们提供受过训练并做好战斗准备的部队。我不能轻视他们的才智。但目前我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不能使自己再局限于起传声筒的作用了。
回到办公室后，我要求汤姆·凯利通知参谋长们于上午11点半到6号开会。我不要全班人马在星期天上午都到五角大楼来。他们肯定会被记者发现，从而引起各种各样的惊恐情绪。不久，他们从教堂或家里来到我家。我煮了咖啡。我们在一楼的图书室里落座。“遗憾，您损失了一个人。”我向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说道。格雷黯然点头称是。汤姆·凯利和我的情报官特德·谢弗向参谋长们作了简要汇报。在我们讨论完军事方案之后，我向他们讲了我的看法。“对帕斯的被杀事件决不能宽恕。‘蓝色调羹’行动是一个好计划。我们已准备就绪。我认为，我们应当付诸实施，但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陆军参谋长卡尔·沃诺、海军作战部长卡尔·特罗斯特和副主席鲍勃·赫雷斯都表示赞同。空军参谋长拉里·韦尔奇起初持怀疑态度，认为我们没有遭到足够的挑衅，但很快也同意了。阿尔·格雷提出：我们是否需要像“蓝色调羹”计划规定的那样迅速行动？他知道，按计划规定，海军陆战队只起很小的作用。他想要争取时间，以便把海军陆战队两牺分队召来参加。“格雷，”我说，“瑟曼有一套切实的计划，一切就绪，待命出发。我们既不能拖延计划，也不要增添任何不必要的人了。”格雷表示理解。最后，“蓝色调羹”计划得到了参谋长们的一致支持。
在圣诞节前筹划一场战争，这个时间的确不寻常。12月17日，星期天下午，我匆匆地走过披上节日盛装的白宫走廊。汤姆·凯利手提地图箱走在我身旁，这时我们被身着18世纪服装的圣诞颂歌合唱队堵住了去路。我们和他们握手，互致节日祝贺，然后继续走向在二楼的布什私人套间。
总统正耷拉着脑袋，下巴贴着前胸，咬着嘴唇坐在那里沉思。他身穿一件蓝色便上装和一条便裤，脚穿一双红袜子，一只上印着“快乐”字样，另一只印着“圣诞”字样。他召来了迪克·切尼、当时的国务卿吉姆·贝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及其副手鲍勃·盖茨和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特。
约翰·苏努努没有来，这可以大大减少离题的瞎侃。
切尼首先回顾了在巴拿马所发生的情况，并概述了我们打算采取的对策。然后他让我来讲军事计划。汤姆·凯利打开地图，我手拿一根将无光束红点投向地图的钢笔式激光指示棒开始汇报。这种游动的光点似乎让总统觉得很有趣。
除了切尼，所有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听到扩展了的“蓝色调羹”计划。我首先讲了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要消灭诺列加和巴拿马国防军。如果成功了，我们将治理这个国家直到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文官政府和一支新的安全部队。因为这项计划已远远超出了“搞掉诺列加”。我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大家对这一点及由此而带来的一切问题是否都充分认识到了。无人提出异议。我详细阐述了细节：我们将使用已到位的部队，其兵力经我们悄悄地加强目前已达到1．3万人。但这个数目还不够大。瑟曼和斯蒂纳的战略是打击每一支主要的巴拿马国防军部队和占领所有重要的军事设施。陆军别动队将空降到巴拿马市以西的里奥阿托的主要兵营区，并消灭用来镇压上次政变的巴拿马国防军部队。为在战斗中支援这些别动队，将首次使用我们空军新式的F—117A隐形战斗机。八十二空降师的伞兵将从布拉格堡乘飞机飞来，并空降在该市东面的目标区。还有第七步兵师的步兵将从加利福尼亚的奥德堡乘飞机飞来，以扩大我们对该国的控制并帮助恢复法律和秩序。已驻在巴拿马的美军将占领军区和市区本身范围内的各个目标。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将占领我们得知的诺列加保存其“逃走”时用的飞机的机场。特种部队的分队将搜寻他。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未能一直跟踪住他。在巴拿马的一个海军陆战队连奉命保住巴拿马运河上的美洲桥；“三角洲”特种部队将执行解救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的库尔特·缪斯的任务，他目前仍被关在军区马路对面的莫德罗监狱内。“蓝色调羹”计划的兵力总数将超过2万人。我预计发起行动后不出几个小时，诺列加不论是否被抓住，他都不再能执政了。这就给我们创造了条件让民选的恩达拉政府不再隐藏，堂而皇之地回去执政。我在结束我的汇报时指出：“参谋长们取得了一致意见。”随后开始讨论问题。
乔治·布什像是坐在酒吧高脚凳上的老顾客，冷静地观看一场争吵，而他的顾问们则使劲儿闹腾。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态度有一种他习以为常的使人恼火的尖刻性，但他的才智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意图也是值得称赞的。他不想给总统留下什么令人宽慰的幻想。斯考克罗夫特说：“会有伤亡，要死人的。”总统点了点头，并让讨论继续进行。
吉姆·贝克认为我们有义务进行干预，我们养兵就是为了履行这种义务。他情不自禁地提起国务院早先曾敦促过要进行干预。斯考克罗夫特不断向我提出使人感到难办的问题。
“要是我们做完了所有这些事情还没有捉到诺列加，怎么办？我对此很担心。”我说，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去向。假定他逃进丛林里去呢？这也是可能发生的事，因为丛林是便于藏身之地。斯考克罗夫特反复地谈伤亡问题。他要知道伤亡的人数。至于人数，我说我不可能说出具体数字。显然，军人和老百姓都会有伤亡，大批的建筑物会被毁坏。我们预期会出现混乱，尤其是在开始阶段。
关键的问题依然是我们遭到的挑衅是否已严重到要采取行动。我们采取行动的理由是：诺列加践踏民主；他参与毒品非法活动并受到起诉；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被害；以及由于这个不可信赖的人统治巴拿马使我们对运河的条约权利受到威胁。当然，还有我没有说出来的一点，那就是乔治·布什本人对诺列加的反感：一个三流的独裁者竟敢对美国嗤之以鼻，是可忍孰不可忍。事实上我也有同样的厌恶感。
总统也要我谈谈可能的伤亡人数。我说：“总统先生，我很难说得更具体。”
“什么时候我们完成行动准备？”他问。
“两天半以后，”我回答，“我们要在夜间发起攻击。我们有进行夜战的精良装备。夜战可以使我们达到战术上的突然性。”
提问题在继续进行，问题纷至沓来，一直发展到看来好像要我们放弃现有决策的程度。我看到首次与这批人打交道的汤姆·凯利越来越局促不安。但这时布什在每个人都畅所欲言之后扶着椅子站起来说：“好，我们干吧，就这么定了。”
回到五角大楼后，我即打电话给马克斯·瑟曼和其他主要司令官，并再一次向参谋长们通气。进攻发起日定于12月20日，攻击开始时间为1点0分。
早在几周以前，切尼曾把我单独叫到他办公室。“你出任主席要有一个好的开头，”他边说边叫我坐下，“你是坚强有力的，你正担起重任。但你总要使给我的所有信息都通过你，我不希望这样做。”他接着说，他期望得到众多来源的信息。他直截了当，语气肯定。信息就是力量。这一点，我俩都明白。而我总想控制信息。我告诉他我懂，因为我俩都认识到我作为他的高级军事顾问有义务向他提出我的看法。如果他根据我不知道的军事建议或信息采取行动，那么事情就会搞糟。“好，”他说，“只要我们彼此相互理解……科林。”他在讲话中的稍稍停顿使我感到我们的关系还是亲近的，但我也知道我被告知在这种关系中我所处的位置。
我终于对此人的作风能够适应了，他与家长式的彬彬有礼的卡普·温伯格的态度大不相同。切尼年轻时是怀俄明州一位聪明的牛仔，惯常活动于空旷的乡间，无须与很多人打交道。他性格上是保守的，在政治上有独立见解，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更喜欢撇开他人意见由自己定下决心。他非常自信或者几乎是惟我独尊，他要千方百计给人以这种印象。在这里，我又看到了一位善于不让人知道自己焦虑不安的人。
我喜欢与精于此道的人共事。
随着进攻发起日的临近，我告诉汤姆·凯利要确保切尼获得有关“蓝色调羹”行动的每一丁点儿信息。我还是愿意自己亲自向部长汇报，或者至少别人汇报时我在场。但是，在后来的闹哄哄的48小时里，我实在抽不出时间，而且在不久前的那次谈话后，我的确不想让切尼感到我切断了他的任何信息来源。他开始刨根问底地查问各种数据。如一个班多少人？“海豹”突击队带的什么装备？为什么别动队队员要从500英尺的高度上跳伞？他要在进攻发起前知道这一切。我了解个中原因。如果在这次入侵行动中出了什么问题，我仅是一个顾问，而他和总统则必须承担责任。
在我和瑟曼的多次交谈中，有一次我曾提到“蓝色调羹”对隐蔽行动性质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代号，但当行动公开后，这个代号很难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你不能要人民为一把“蓝色调羹”去冒生命危险，这成什么话？我们随便交谈了很多想法，最后根据瑟曼的建议确定取这次行动的代号为“正义事业”。这个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