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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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其他人。虽然我们大家都有点感到突然，但谁都没有认为我们听到的情况会改变既定方针。伊军的脊梁骨已被打断，残部正在向北逃窜。没有必要打一场歼灭战，使双方更多的战斗人员去送命。显而易见，总统更希望看到彻底投降，即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方式。而且我们知道，除非碰巧被一枚炸弹击中，否则萨达姆可能在战后存活下来。我们还预计到，有人将会批评我们不把战争继续下去。不过，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它已经完成了。总统重申了他结束战争的决定。我然后又给施瓦茨科普夫挂电话，并转告他，白宫知道将有部分伊军漏网，但这种情况是可以接受的。
晚上9时02分，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讲话：“科威特解放了。伊拉克军队被打败了。我们的军事目标实现了。我很高兴地宣布，东部标准时间今晚午夜，在地面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整整100小时和‘沙漠风暴’行动开始以来6周的时刻，全体美军部队和多国部队将中止进攻性战斗行动。”
讲话结束后，布什总统和夫人邀请全体成员上楼到他们寓所内进行非正式庆祝。招待员传送着饮料，我饮着我常喝的兰姆酒和可口可乐。这是一种欣慰多于庆祝的气氛。我们未给乔治·布什造就另一个“欧战胜利日”。但他仍说：“我很满意。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他认为我们做了应做的事，而且我们胜利了。未过一小时，我回到迈尔堡6号寓所。我想告诉阿尔玛，我们刚打赢了一场战争，但她已经进入梦乡了。
时光流逝了130多年，历史学家们仍在辩论乔治·米德将军的决定——不让北方联邦军在葛底斯堡取得胜利后追击罗伯特·李将军的部队是否正确。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到现在已半个世纪，学者们仍对艾森豪威尔将军不把苏军赶回柏林的决定有不同看法。而且我预计，从现在起的数年内，历史学家们仍将问我们为什么不打更长的时间并歼灭更多的伊军。批评家们会论证说，我们应当扩大我们的战争目标，包括攻占巴格达和把萨达姆赶下台，就如我们在巴拿马对诺列加和巴拿马国防军所做的那样。批评的人中甚至包括克劳海军上将，他曾在国会作证时主张继续制裁，反对战争；但是他在回忆录中却说我们应当把仗打下去，并扩大任务范围，抓住萨达姆·侯赛因。
于事无补的是，在战争结束后一个月，施瓦茨科普夫在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与戴维·弗罗斯特交谈》上露面。关于结束战争的决定，诺姆先是说：“我向鲍威尔将军报告情况。他和我进行讨论，我们是否算实现了我们的军事目标即作战目标。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过了一会儿诺姆又说：“坦率地说，如你所知，我的建议是继续进军。我的意思是，我已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我们本可以继续打下去，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破坏。”
第二天早上，我的白宫直通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迫使我坐下来细听。乔治·布什表示很伤心，当然也有些气愤。诺姆是什么意思？停止战争前大家同他商量过。如果他当时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战争将不会在那时结束。总统说：“我还亲自同诺姆谈过。”
我和总统一样感到失望。实际上，施瓦茨科普夫对戴维·弗罗斯特所说的话简直把我气疯了。我给在利雅得的诺姆打电话说：“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你是说总统犯了错误。好像你给他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建议而他没有理睬。”
“这丝毫不是我的意思。”诺姆回答说。
我说：“可是它给人造成了这种印象，现在传播媒体正在猛烈抨击总统。”
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不愧是个民族英雄。但是他关于战争结束得太早的批评反而削弱了他受人尊敬的地位。他很难过。总统始终是个忠实的人，他获悉诺姆感到受了伤害后，再次给他打去电话，要他不要忧虑。诚然，我感到需要把事情说个明白。施瓦茨科普夫参与了停战决策，他现在好像在与之拉开距离。我在与诺姆核对后发表了一则公开声明，内容如下：“施瓦茨科普夫和我两人都支持在1991年2月27日午夜12时（东部标准时间）结束‘沙漠风暴’作战行动，一如总统的全体顾问所做……没有相反的建议。没有不同的意见。
没有进行辩论。”
诺姆开始从他对弗罗斯特所说的话往后退却，在他的《并非英雄》一书中，他解释了他的想法：
我本能的反应是迅速停火将拯救生命。如果我们过了星期四继续进攻，我军部队将有更多的人被打死，也许不会很多，但总会有一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使命：我不久前刚对美国人民说，伊军所剩的兵力已不足以构成地区性军事威胁……我们将那个小子狠揍了一顿，任何人都毫不怀疑，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伤亡人数极少。为什么不结束它？为什么明天再让有的人被打死？于是我定下了停火决心。
施瓦茨科普夫绝对正确。但是，对于半途而废、功亏一篑的指责仍难制止住。而事实真相是，伊拉克依靠一支50多万兵力的军队发动战争，其中大约一半投入到科威特战场，他们在这里伤了元气。在海湾打了这一仗后4年，伊军规模仍只达到原先的一半。而且在伊拉克军队中，我敢肯定仍流传着各种可怕的故事，讲述“沙漠风暴”期间空中和陆上的打击多么厉害。伊军的残余部队已不再是一支具有血战到底意志的力量。
1994年10月，萨达姆·侯赛因向科威特边境派遣2万
共和国卫队的兵力，在设法争取放宽联合国制裁的同时试图装出强硬的架势。很快，主张采用简单办法解决问题的那些人叫喊起来：如果在海湾战争期间把萨达姆干掉了，他现在就不会惹事生非了。10月23日，《纽约时报》在头版登载了一篇从一本关于海湾战争的书中摘录的长文，该书由该报记者之一与另一个人合著。摘录的标题是：伊拉克劫里逃生，再次威胁科威特。在该摘录中，作者们指出：“伊军的许多精锐部队即共和国卫队未被歼灭……”这正是萨达姆仍然能够运用其威胁性军事力量的原因。
有人认为，萨达姆在“沙漠风暴”末期进行了某种敦刻尔克式的撤退，这种看法过于肤浅。其实，当时我本想截住伊军并将之全歼。然而真实情况是，从科威特逃出的坦克和其和国卫队的部队比我们预计的多。不错，我们可以再用一两天时间就能封锁出逃路线，而且在封锁后我们可以打死、打伤或俘虏被围的共和国卫队的所有士兵。但这不会使萨达姆的未来行径发生丝毫变化。伊拉克拥有2000万人口，它始终能够对只拥有75万人口的弹丸邻国——科威特构成威胁。不管有没有萨达姆，也不管存不存在共和国卫队，科威特的安全都依赖于该地区的盟国和美国的安排，这是战略现实。另一个现实是，1991年，我们在战场上痛击了伊军，而且在实现联合国目标的同时，使伊军遭到歼灭性打击，并且使它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
但我们在将萨达姆的部队逼得四处逃窜之时为什么不向巴格达推进呢？或者换种方式说，我们为什么不摆动球门柱呢？人们往往会忘记的是，虽然美国走在头里，但我们率领的是一个国际联盟，执行的是联合国明确规定的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了。总统甚至希望在7月4日以前把所有部队送回国内，这本来将成为引人注目之举，但由于后勤原因不可能做到。他已向美国人民保证，“沙漠风暴”行动不会成为波斯湾的越南战争，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联盟，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从未希望伊拉克遭到入侵和肢解。战前，我收到了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查尔斯·弗里曼发来的一份电报的副本。“由于种种原因，”弗里曼说，“我们不能谋求伊拉克无条件投降并由我们占领它。摧毁伊拉克或将它削弱到伊朗和（或）叙利亚不受它制约的程度不符合我国的利益。”大使先生的话多明智啊。将伊拉克分裂为各自为政的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族政治实体，将无助于我们希望在中东地区建立的稳定。避免这种分裂结局的惟一途径是主要由美国征服和占领一个2000万人口的遥远的国家。我不认为这是美国人民会支持的做法。
当然，我们很希望看到萨达姆因给伊拉克带来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破坏而被他的人民推翻，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而且，总统把萨达姆说成是魔鬼的化身，也无助于公众理解为什么允许他留在台上。不过，这也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即如果萨达姆倒台，他必须由一个在某种沙漠民主国家中的杰斐逊的追随者所取代，在这个国家中，人民在拜读古兰经的同时还阅读《联邦主义文件》。最后我们很有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叫别的名字的萨达姆。我在全国各地旅行时，一些人的父母亲常常前来对我说：“将军，我们希望你知道我们的儿子（或女儿）曾参加过海湾战争。”在我听后总是有点担心地问道：“我希望他们一切顺利。”他们通常回答说，是的，并对他们家里的军人能安全回到家表示感谢。在海湾战争中，共有147名美国人献出了生命；另有236人因事故和其他原因死亡。从军事统计的数字看损失不大，但对出事的每个家庭来说却是一场悲剧。我会见过其中一些家庭，他们的不幸令人伤心。更令人伤心的是，本军的火力造成大量伤亡，使这种悲剧悲上加悲。我感到宽慰的是，我无须对更多的父母亲说这样的话：“我很抱歉你的儿子或女儿在围攻巴格达的战斗中牺牲了。”我坚守自己的岗位，支持总统关于何时和怎样结束战争的决定。我为此而感到一种当之无愧的骄傲。
“沙漠风暴”不仅实现了它的政治目标，而且它开始扭转中东长期敌对的气氛。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对伊拉克立场表示支持的惟一两个主要的阿拉伯领导人，俩人的地位都因他们的立场而受到了削弱。因此，3年之后，他们试图与以色列和他们的其他邻国达成和解。“沙漠风暴”后举行的马德里中东和会，开始了这样一个进程，它导致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于1993年9月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并且导致侯赛因与以色列于1994年10月缔结了和约。美国今天享有“沙漠风暴”前得不到的进入该地区的权利。甚至被扣在黎巴嫩的人质也在冲突结束后获释。而伊拉克依然脆弱不振和处境孤立，并继续处在联合国检查人员的监督之下。这样的底线不算坏吧！
我对当代世界数一数二的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对“沙漠风暴”的评论感到满意。基根写道：“不管说了哪些赶时髦的话，海湾战争确实是一次周密规划和打得很漂亮的军事胜利。”它实现了军事行动的最高目的：“为了维护秩序而战。”
报道战事的许多记者和他们在国内的媒体老板都抱怨说，军方对他们控制过严。他们不能到新闻消息源组织采访新闻。没有军事护卫人员，他们不能到战场实地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传奇记者厄尼·派尔曾经从欧洲的散兵坑和太平洋的滩头堡发送消息，批评我们的人拿他作为例子当面指责我们。然而，新闻媒体对“沙漠风暴”的报道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2500名特派记者中，高峰时共有1400人群集到战场采访。不妨将这一数字与过去的数字比较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诺曼底进攻日开始时同首批攻击部队一起上岸的只有27名记者，越南战争高峰时在越南采访的记者不及这次“沙漠风暴”期间在战地采访的记者的四分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保密起见，厄尼·派尔和他的同行曾受到极严格的新闻检查。而在海湾战争中，新闻报道仅军方检查有无泄密情况。在由新闻消息源组织记者呈报的1350篇书面报道中只对一篇报导作了修改以保护情报来源。在“沙漠风暴”中，我们一方面要保守军事机密，另一方面还要接待有史以来阵容最庞大的战地采访记者。
不论是好是坏，瞬时图像通信使我们时代的新闻报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采用坐喷气式飞机旅行、卫星传输和小型摄像机，可以像有线新闻电视网那样进行昼夜24小时的实况报道，而且消除了记者与读者之间旧式的印刷媒体编辑手续。
电视的直观性使那些老派的盛气凌人的记者的日子更难过。过去，记者们可以耍弄手腕，以粗暴尖刻的方式提问一些强硬的问题，以便弄到报道的素材。他们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无关紧要，因为谁也看不见记者本人，大家看到的只是经过编辑整理、加了鲜明标题的新闻报道。但是现在，公众能收看到记者的采访活动，看到他们大声喊叫或有时提出一些无理的问题时，即使最优秀的记者有时也会给人以坏小子的印象。
当切尼、诺姆和我上电视时，我们已知道个中奥秘：我们讲话的听众不仅是聚集在面前的记者，还有其他四类人——美国人民、外国人、敌人和我军部队的官兵。例如，我决不会为取悦国内听众而讲些激怒伊拉克的话，反之亦然。在地面攻势开始前夕，我收看《周六夜生活》节目时，就知道我们已经取得了舆论对“沙漠风暴”行动的支持。在这一节目中，一位陆军公共关系军官“皮尔逊中校”穿着沙漠迷彩服出现在记者招待会上。像往常那样，许多人举手大声向他提问：“上校，你说我军在哪个地方最容易遭到攻击？”“我们打算两栖进攻科威特吗？如果进攻，将在什么地方？”“我们打算哪天开始地面进攻？”对观看过在新闻发布会上实际提问场面的任何人来说，都感到在这欢闹之中有一种真实之感。这一次，是报纸记者而不是《比特尔·贝利》连环漫画中某个不称职的哈夫特拉克将军成了讽刺的印象。
在海湾战争期间，我们对军方发言人都进行了试听。在这24小时电视报道的世界上，我们已不能随便安排个人面对摄像机的镜头，不管他消息多么灵通。我们看中了联合参谋部作战主任汤姆·凯利中将，让他担任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官，因为凯利不仅知识渊博，而且看起来像情景喜剧《欢呼》中的诺姆，是人们可以与之交心和信得过的好人。凯利的新闻发布工作的伙伴迈克·麦康纳尔海军少将是位绝妙的陪衬角色，他总是使凯利身边的贤人具有学究式的权威性。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与我相距8000英里之遥，俩人观看了海军陆战队准将理查德·B·尼尔在利雅得首次向记者通报情况。他是我们试听过的第三个人。记者们对尼尔有点不大客气，但是尼尔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诚实。在尼尔首次露面后，我给诺姆去电话说：“我想你给自己物色了一位明星。”理所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战斗。但在这种新的媒体环境下，我们得向昔日的克劳塞维茨学点东西：如何使人民理解和支持我们所做的事情。战后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我们没有徒劳。这些调查表明，参加民意测验的美国人中，百分之八十认为海湾战争的新闻报道达到良好或优秀。
施瓦茨科普夫早在凯旋归国前，就想同我讨论他的前途问题。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一令人向往和受人尊敬的职务已经给了杰克·高尔文将军。我说：“你也许能在某个时候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我还未到让位的时候。当然，沃诺快退休了。这将腾出陆军参谋长的位置。”诺姆回答说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