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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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集中营。——译者注。
在《纽约时报》这篇社论见报的一个星期前，我接受了该报防务问题记者迈克尔·R·戈登的采访，他问我美国为什么不能在波斯尼亚发挥“有限的”作用。我以前曾参与过有限的军事干涉，如在越南。我对这位《纽约时报》记者说：“他们若告诉我是有限的行动，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在乎你是否能打出个结果来。他们若告诉我是‘外科手术’式的行动，我就往掩体跑。”我批评了在出事地区既要表现美国的“存在”，而又不规定明确目标的伪政策。我指出，这种方针使241名海军陆战队员在黎巴嫩丢了性命。
《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的社论提到了早先的这次采访，它把我和那些在波斯尼亚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时继续“优柔寡断”的美国官员归为一类。这篇社论提到美国每年在防务问题上花去2800亿美元，武装部队对美国人民所作的投资不应仅仅以“无能为力”作为回报。社论最后说：“布什总统可以把林肯总统曾经对麦克莱伦将军说过的话再对鲍威尔将军说一遍，即‘如果你不想动用军队，我想借用一段时间’。”
诺姆·施瓦茨科普夫曾被指责为麦克莱伦，我的反应同他当时的反应差不多同样强烈。我要戳穿这种论调。我急步走进书房，一口气写了份措词严厉的反驳文章。写好后，立即把比尔·斯马伦叫到家中念给他听。
“长官，”这个一向爱沉思的斯马伦说，“把它发给《纽约时报》，请你再附上一封信给编辑。我建议你把调子缓和一些，把论据搞得再充分一些，他们也许会把它作为专栏文章登出来。”
我照他说的办了。4天后，经切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我的文章出现在《纽约时报》的专栏版上，标题是《将军们为什么发怒》（标题不是我的，是《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拟定的）。但是我确实阐明了我的意思。我指出，不论什么时候军队只要有明确的目标，如在巴拿马，菲律宾政变和“沙漠风暴”中那样，就能获得成功的结果。如果国家的政策含糊不清或压根儿不存在，如猪湾、越南，在黎巴嫩建立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其结果就是一场灾难。在波斯尼亚，我们应付的是一种已有千年历史的盘根错节的民族纠纷。基本的决定很简单，但很棘手。我们卷入这场战争还是不卷入？如果政治决定是卷入，我准备做我在“沙漠风暴”中所做的事情，安排各种军事选择方案。但是《纽约时报》社论指出，我们可以只是轻轻敲它一下。“在所谓的专家们建议我们需做的事只是进行一次小规模的外科手术式轰炸或有限袭击时，我当然心情不安，因为在期望的结果达不到时，又会有一群新的专家出来谈论来一次小小的升级。历史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向来没有善报。”我最后写道，至于林肯与麦克莱伦的问题，它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林肯确定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后，麦克莱伦不想动用他所掌握的拥有压倒优势的部队。“我们已经吸取了适当的历史教训，而有些记者却没有。”
总统竞选进入最后一个月，我觉得乔治·布什乱了阵脚。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带有种族色彩，而且将政治与宗教混淆在一起，这使得甚至原来可能支持乔治·布什的中间派美国人都大倒胃口。人们对他的“沙漠风暴”的赞扬像春雪一样消融了。国家摆脱难以应付的衰退的速度不够快，而且有人指责总统在玩胡佛的一套做法：经济嘛，不治自愈。宣传花招起不了作用，例如让布什设法显示平易近人的品质，从戴维营小跑到最近的J·C·彭尼开的商店去买袜子。由竞选运动总管弗雷德·马利克、竞选运动主席鲍勃·蒂特和财务主席鲍勃·莫斯巴赫尔组成的三驾马车，未能使布什重新当选的努力摆脱僵局。勉为其难的吉姆·贝克被从国务院调去创造竞选奇迹，但也于事无补。在白宫上下，我意识到了一种情绪，布什这条好船在吃水线以下出了漏洞。11月3日，总统被克林顿州长以百分之四十三对百分之三十七点四的得票比例击败，罗斯·佩罗获得了约百分之十九的选票。
我常常吃不准乔治·布什在竞选期间身体是否健康。1991年，在重新任命我为主席前，他得了心房纤维性颤动，这是一种由叫做格雷夫斯氏病的甲状腺失衡引起的心律不齐。后来，他接受药物治疗，有个时期一次服5种药。总统自己说过，药品造成“思维过程放慢”。改变剂量后，他说他感到敏捷程度已恢复如初。尽管如此，在竞选活动期间，我看到乔治·布什精神疲惫，有时候表情冷漠。他已不再是先前的那个领导人，当时他能够倾听其顾问们无拘无束的辩论，从中抓住问题的要害，并且做出说一不二的决定。竞选运动搁浅了。心怀不满的选民不再担心冷战或沙漠之战了，比尔·克林顿和罗斯·佩罗对他们产生了吸引力，而这证明是决定性的。
大选后的第二天，我给总统去电话告诉他我对竞选结果感到遗憾。但是不管输赢如何，他为国家和世界做了出色的贡献。
“谢谢，科林，”他说，“但很痛心，痛心极了。”
当晚我回到迈尔堡的家后，我向阿尔玛提到这一谈话，她说：“真有趣，巴巴拉·布什刚打来电话，要我们一起去戴维营度周末。”
“真想不到这个时候他们还邀请家人以外的人。”我说。
“而且他们还要我们把孩子们也带去。”阿尔玛说。
那个星期五我得去芝加哥发表一次演说，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回来时，我飞到了戴维营附近的机场，海军陆战队的一架直升机正等候在那里。与此同时，阿尔玛与安妮玛丽、迈克、简和我们的孙子杰弗里也驱车赶到，整个鲍威尔的一大家子，只有琳达缺席。我们抵达时，总统等候在直升机坪旁，坐在高尔夫机动车内，还是老习惯。我全家在一间住房刚安顿下来，总统和夫人就把我们叫去沿戴维营的周边进行力量型的散步，他和我走在头里，布什的爱犬米利和兰杰狂吠着跟在后面。
在散步的过程中，选举问题像块千斤重石压在心头，没有提它但无法摆脱。我没有触及这个话题，因为总统好像还没有进行事后分析的情绪。不过，一会儿他说：“你知道，我对比尔·克劳感到失望。我认为我待他不薄，”总统接着说，“我曾提议让他再干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是我的前任，布什把他心中的看法告诉我，我想原因就在这里。比尔·克林顿的逃避服兵役和个人作风问题曾对他的竞选带来麻烦，而克劳海军上将率领另外21位退休的陆海军将领公开支持克林顿，此事大大减轻了克林顿在逃避兵役和作风问题上所受的压力。
布什总统摇摇头说：“我丝毫没有料到他们会选他。”他的语气里显然传达了他深深的厌恶感。“真莫名其妙。”他向我作了惨淡的一笑说，“但是生活照常进行。”
那晚吃完晚饭后，我们全都聚集在总统别墅的起居室内观看一部好看的电影《令人陶醉的四月》。第二天上午分手时，巴巴拉·布什似乎看出了我眼神中的疑问。她说：“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与真正的朋友呆在一起，最亲密的朋友。”阿尔玛和我深受感动。不管是不是总统，不管是不是第一夫人，这两位杰出的人将是我们的终身挚友。
选举前两天的11月1日，我到弗农·乔丹家吃晚餐，当时乔丹问我：“你对国务院还是国防部感兴趣？沃伦·克里斯托弗想知道这一点。”他说，考虑到克里斯托弗是卡特时期的助理国务卿，如果克林顿获胜当选，预计此人将是克林顿过渡班子的一位负责人。
我说：“弗农，我哪个职务都不要。我不想要任何政治任命。”我真正想要的是结束我的任期并于1993年9月退休。此外，选举如此集中于经济问题，以至于我弄不清楚新班底在外交政策和防务问题上持何立场。
由于与乔丹的谈话仍然记忆犹新，因此在选举后两周有人给我捎话说当选总统克林顿想见我时，我心中有点忐忑不安。11月19日下午3点，在瓢泼大雨中，我奔进海—亚当斯饭店，它在白宫北面，相隔一个街区。走进当选总统套间时，我受到克林顿竞选运动副总管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的迎接。此人看上去像个参加毕业典礼代表中学生致告别辞的学生，衣着贴身而笔挺。“州长略迟一会儿，”斯特凡诺普洛斯说，“但他急于见您。”
克林顿随后赶到，斯特凡诺普洛斯留下我们两个人单独会谈。当选总统脱去短上衣，请我坐下，自己也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我以前从未见过比尔·克林顿本人，发现他甚至比电视上显得还要体格魁伟，精神抖擞。他显得很随便，没有因刚取得的成就而盛气凌人。
“自从我看到你在莫里斯中学讲话的录像带后，我一直想见见你。”他边说边给我倒了杯咖啡。他进而提到了我讲话的几个要点。我对此深为感动。这次讲话是我一年半前发表的，当时比尔·克林顿仍是一个小州的州长。正如我即将领教的，此人具有像海绵一样的吸收能力和记忆能力。他嘴里叼着一支雪茄，好像总想点燃它，但始终却没有点。我们面前的咖啡桌上放着一盘小甜饼，我拿了一块。他拿了一块。我又拿了第二块，最后我们把它干个精光。
他向我问了波斯尼亚问题。他想知道，我们能不能用什么法子通过空中力量，即某种惩罚程度不太重的手段影响局势？又来了，始终不为人厌弃的空中解决办法，带有一种善良的人道主义怪癖——不要伤害任何人。我说：“不大可能。”但是为了不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说出令人扫兴的话，我告诉他，我将让参谋人员做进一步研究。
我们讨论了伊拉克、俄罗斯，以及新总统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而可能采取的步骤。他对外交政策的了解比他竞选时显示的要多。在看来对全世界的问题都谈遍后，我提出了萦绕在我心中的想法，特别是面对这位罗斯福以来的第一位非军人总统的一些想法。我说：“先生，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您不久就将是我们的总统。但对于我和数百万部队来说，您还是我们的总司令。您将会发现军队比任何其他团体更忠实于您的命令。所以请允许我提几个建议。设法尽快会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并视察部队。不要同我们保持距离。”
克林顿欣然同意。既然谈到了军事问题，他就告诉我说，他正在考虑国防部长的3个人选。“你对萨姆·纳恩、戴夫·麦克迪（时下为俄克拉何马州众议员）及莱斯·阿斯平有何高见？”他问道。
显然，名单上没有我。至少一个不想要的职务不会挡道了。但是这会不会是打埋伏？我作为里根—布什任命的人给他以支持会事与愿违吗？“纳恩人很好，但您可能发现他有点自作主张，”我回答说：“而且我说不准他愿不愿放弃他在国会中的权力。但他无疑是一流的。”戴夫·麦克迪？“行，但也许有点古怪。”莱斯·阿斯平？我的看法不一定很客观。这倒不是我对阿斯平的为人有什么异议。这位满头银发的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才华横溢，我喜欢他。但是，自我担任主席以来，阿斯平除了支持“沙漠风暴”行动外，几乎事事与我作对。他曾试图彻底推翻“基本兵力”方案。我们已经裁军50万人，而阿斯平却建议克林顿再砍掉20万人。
“你知道，莱斯的确很聪明。”克林顿评论说，其说话的口气是要我相信，我的下一个上司将是谁。
“聪明并不是主持五角大楼的全部要素。”我指出。我曾同阿斯平共事过很长一段时间，足以让我看到了他炫耀才华的凌乱不堪的情况。“莱斯不一定带来您所期望的管理风格。”
我说。
当选总统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明确表态。退休开始显得具有吸引力。由于克林顿正在考虑起用一个前对手压住我，我想我最好改个话题，于是说：“您知道，在过去12年中，我大部分时间在为共和党总统效力，他们的国家安全政策上都有我的手印。但是我首先是个军人，而且在您就任时，您将得到我的全部忠诚。我的任期到9月份结束。但是，如果您希望我早点让位，没有问题。而且，先生，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发现我因过去的立场从心里不能完全支持您的政府的政策时，我会对您说的。而且我将安安静静地退休，决不会找麻烦的。”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克林顿说。
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克林顿知识的渊博让我吃惊。他好像对什么事都感兴趣，而且具有那种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最后，一位助手进来通知当选总统，有位州长等着见他，他已经比日程表晚了半个小时。
“抱歉，我们不能多谈一会儿，将军，”克林顿说，“我一直在希望希拉里按时回来见到你。”
我站起身，又犹豫了一下。我在告别前还得再说一件事。在竞选活动期间，他曾许诺取消在军队服役期间不准搞同性恋爱的禁令。我说：“克林顿州长，我们还忘了一件事。无论如何，请允许我把我的想法说给您听。取消禁令对您来说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且将给武装部队造成文化冲击。各军种参谋长和各总部司令都不希望取消。大多数军人不希望取消。我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也反对取消禁令。问题的核心是隐私权。但在军营和舰艇上那种相互关系密切的生活条件下，隐私如何能行得通呢？”
“我知道，”克林顿说，“但是我想找到一种办法制止对同性恋者的歧视。”
“我想提个建议，”我继续说，“在您宣布国防部长人选的记者招待会上，毫不犹豫地说：‘我已要求被任命但尚未上任的某某部长研究此事，并且在6个月后就是否取消和如何取消禁令的问题提出一项建议。’您给自己留点考虑的时间。不要让这个问题进入椭圆形办公室。不要让同性恋问题成为你和军方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
他点了一下头，我的印象是他同意我的意见。其实不然。
没有几分钟，我下了电梯，坐进了汽车的后座。他给我留下了印象。克林顿自信、聪明、富有好奇心、讨人喜欢，而且对他的主张富有激情。他也好像是个注意倾听他人说话的人。而且使我感到宽慰的是，他对我只字未提政治任命的问题。
这年秋天，全世界发生了十几起令人头痛的事情，但是电视一个劲地转播索马里的情况，真让人揪心，夜复一夜地播放着人们饿死的镜头。联合国在那里进行人道主义救济，而且美国投入了600名军人，提供C—130飞机运送食品。我们极少知道救济物资到哪里去了。地方军阀偷走仓库中的食品，他们劫持救济机构的卡车。联合国的努力实际上陷于停顿状态。而奄奄一息的儿童一个个骨瘦如柴，肚子鼓胀，他们的形象继续令人担忧。我不想让我们卷入索马里内战，但我们显然是能够结束这种苦难的惟一国家。
感恩节的前一天，布什总统召集了一次由我和切尼、斯考克罗夫特等数人出席的会议。中央总部新任司令约瑟夫·霍尔将军——他接替了诺姆·施瓦茨科普夫——准备对索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