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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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节的前一天，布什总统召集了一次由我和切尼、斯考克罗夫特等数人出席的会议。中央总部新任司令约瑟夫·霍尔将军——他接替了诺姆·施瓦茨科普夫——准备对索马里实施一项紧急救济任务，名叫“恢复希望行动”，我现在把它展开给总统介绍。“恢复希望行动”需要投入大量美国地面部队守住地方，并确保食品到达快要饿死的索马里人的手中。
　　“我同意，”我讲完后总统说，“就这样做。”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显出不安的样子说：“不错，我们可以进去，但是怎么出来呢？”
　　“就这么干，并且设法在1月19日前撤出。”总统总结说。
　　“我不想把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留给克林顿去完成。”
　　切尼和我对视了一下，他说：“总统先生，我们不可能两个日期都遵守。在12月中旬以前，我们的部队不可能都抵达那里。而且在1月19日以前这事也完不了。”我感激迪克把这看法说了出来，因为在1月20日以后，这个房间里将只有我留下来继续背这个特殊的包袱。
　　到12月8日，“恢复希望”行动已开始实施，海军“海豹”突击队——2．54万名部队的第一批——于夜间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登陆。“海豹”突击队遇到的惟一阻力来自约75名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他们把聚光灯对着登陆部队，下定决心实况转播一次军事行动，这给每个人都增加了危险。不过，我并不十分忧虑，因为我知道，索马里的军阀们看到顽强的“海豹”队员们将会对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开始，任务进展顺利。我们有一个第一流的三星海军陆战队将军鲍勃·约翰斯顿负责此项行动。在“沙漠风暴”期间他是施瓦茨科普夫的参谋长。数天前，我们派鲍勃·奥克利特使前往索马里，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老同事，先前担任过美国驻索马里大使。鲍勃原已退休，这次请他重新出山执行这一使命，只是在我向他的妻子菲利斯立下誓言，保证让他回来参加女儿的婚礼后，他才同意。在索马里，鲍勃会见了军阀们，并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干预强大的登陆部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军阀们进行了合作，食品开始流到乡下。数周之内，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打乱了市场经济。如此大量的免费食品源源不断运进索马里，使得农场主们的日子很不好过。
　　不过，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最初的担心证明是有道理的。造成饥荒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内部的人祸。不把这个国家交回给原来那些军阀——首先是他们之间的对抗造成了饥荒——我们怎能从索马里脱身呢？很显然，新总统就职日前我们走不了。
　　12月22日，当选总统克林顿提名莱斯·阿斯平担任国防部长。圣诞节过后第一天，莱斯和我在五角大楼会面。我已对阿斯平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业绩研究了很长时间。这个人脑子灵，并对防务问题很熟悉。他也是个惹人讨厌的人，能够通过说些打趣话和偶尔搞些小动作来耍阴谋。他缺乏组织能力，要靠他的国会班子的帮忙才不至于翻车。
　　“莱斯，”我说，“我想把我对总统说过的话再对您说一遍。我的任期到9月份结束。如果您想用您自己的人，我会提早离开。您打一下招呼就行。”
　　阿斯平大笑：“这里了解参谋长联席会议如何工作的人就你一个，”他说，“我们相互了解。我们会配合得很好的。”
　　我们回顾了有待解决的主要防务问题，他只有一次表情显得阴沉。他说：“我对同性恋之事感到不安。”如果克林顿以行政命令撤消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禁令，他认为国会将不会推翻禁令并使之失效。我向他重申了我给当选总统提出的建议，即不要仓促行事以免陷入困境。我们分手时问题没有解决，这颗定时炸弹仍在嘀嗒嘀嗒地作响。
　　我从未料想到会回亚拉巴马州的菲尼克斯市，当然更没有料到因为在布什政府最后的日子里促使我到那里的原因。菲尼克斯市与佐治亚州的本宁堡隔着查塔霍契河。我于1964年前来这里报到上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正是在菲尼克斯市郊，阿尔玛和我设法在一排棚屋中间找到了尚能歇脚的位于两地中间的客栈。该市是典型的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风格，在美国的这一部分，不允许我们居住体面的地区。在那里，我在越战后被拒绝在一家汉堡包店里用餐；在那里，一个州骑警可以称呼陆军军官为“小子”并要他滚出该市去。28年后，阿尔玛和我故地重游，来到菲尼克斯市主持“科林·L·鲍威尔将军园林式大道”的落成仪式，它与“马丁·路德·金园林式大道”相交。
　　1993年1月7日一个细雨蒙蒙的寒冷的下午，我们乘飞机来到本宁堡的劳森陆军航空兵机场。轿车加速前进时，我举目凝视着机场周边5英里长的道路，在我当空降导航员时，一向跑的就是这条道。我们驱车越过查塔霍契河驶进菲尼克斯市，尽管天公不作美，仍有大批的人出来迎接，白人和黑人都有。看来已把方圆50英里以内的殡仪馆坟墓边的罗伞都借来了，罗伞下面挤满了人。市长发表了措词亲切的讲话，并向我赠送了城市钥匙，可是正是在这个城市，昔日我连加油站工人房间的钥匙都拿不到。
　　庆贺和致欢迎词的仪式一个接着一个。结束后，阿尔玛和我取道本宁堡回家。这时已近黄昏，透过树丛，我们尚能分辨得出“河畔府”这座南北战争前的公馆，本宁堡的城防司令就住在这里。在我还是一各年轻的军官时，阿尔玛梦想着有这么一座房子。我们现在住在迈尔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官邸。我有了一条以我名字命名的街道，而在以前，我也许连在上面自由行走的权利都没有。我们坚持了下来，我们实现了美国梦。
　　布什时代的最后时日对我来说并不十分愉快。每一天，都有4年来朝夕相处的合作伙伴离我而去，我开始感到像一个小学生快要进入一所充满陌生面孔的新学校。而且我们还有几件零星的事没有了结。我们阻止住了海地的难民潮，但是要求把阿里斯蒂德神父重新扶上台的呼声甚嚣尘上，逼压美国进行干预。令人感到沮丧的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或采取什么行动才能结束波斯尼亚的杀戮。我们的部队还没有从索马里脱身。我们甚至不得不在这年的1月份制服萨达姆·侯赛因，因为在这之前他派飞机进入禁飞区并威胁联合国检查小组。我高兴地传达了对伊拉克防空设施实施报复性导弹打击的命令。
　　1月14日，离换帅只剩6天时间，我和迪克·切尼和五角大楼其他官员站立在迈尔堡的礼仪大厅内，人很拥挤，美国陆军的迎宾小号宣布总统和夫人的到来。我们打算为即将离任的总司令举行尽善尽美的欢送仪式。在总统检阅代表在“沙漠风暴”中打胜仗部队的分队时，陆军军乐队奏起了得克萨斯旋律的集成曲。我们代表国防部全体人员向总统和第一夫人赠送了临别礼品。然后我发表讲话。“总统先生，”我说，“您在别无他法的时候派我们去执行有危险的使命，但是您从不掉以轻心，从不犹豫不决，从不捆住我们的手脚，对于我们完成任务所需的一切也从不吝惜。”我转而谈到巴巴拉·布什。“她是国家的第一夫人，她也是四军种的第一妻子，她是一个这样的妇女，她为祖国效力不怕艰难险阻，她对爱吹牛的人的大话不加理会，但她对需要仁慈的人也不加拒绝。”我讲完后，请迪克·切尼讲话，他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说，称赞了乔治·布什这位大丈夫、总统和总司令。我看到迪克差一点流出眼泪，这还是头一次。
　　我所效劳的乔治·布什是个贵族后代，出生在新英格兰，从小家境优越，但他靠在得克萨斯的油田独立起家；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但小时候也极淘气和逗人喜爱；他待人接物客观公正，但他好像对党内极右派造成的种族对立激化并不关注；他在巴拿马和波斯湾给美国带回了令人自豪的胜利，领导结束了冷战，并使世界更安全地避免核灾难的浩劫。他在这些问题上摸到了公众的脉搏，但在美国的国内问题上却有失误。他因某件事而获得荣誉，却因另一件事而受到处罚。就我个人与乔治·布什的关系而言，他委我以重任，并尊重我的判断。他也给了我体贴、忠诚和友谊。我极其钦佩他，并将永远敬重他。
　　在仪式快结束时，各军种参谋长们和我还为我们即将离任的五角大楼首脑举行了阅兵式和欢送宴会。在此刻，我试图说说我所看到的迪克·切尼不露声色的外表后面隐藏着的品质。我告诉来宾们：“他研究武器、战略与技术，但是……他懂得了我们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我们不是官僚机构，我们也不是机器。相反，他懂得了美国武装部队是由人组成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像人一样必须得到关怀，它有痛痒，它必须受到训练，它会流血，它必须始终得到照顾。”迪克·切尼确实对我们很关照。
　　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他和我从未在社交场合共同在一起超过一个小时。但是我们的立场观点出奇地接近。我们在“坦克”里或椭圆形办公室里思考了许多同样的问题，因此我们能够把对方的半句话接上去说完。我对这位心情温和的人不仅产生了职业上的尊重，而且产生了真正的喜爱。新总统就职典礼的前一天，我前往切尼的套间向他告别。我向他的秘书凯蒂·比利亚尔潘多问候一声就走进他的办公室，只见到处堆放着纸箱，里面装着4年来积聚的书籍和纪念品。
　　“部长去哪儿了？”我问凯蒂。
　　“噢，切尼先生几小时前走了。”她说。我感到失望，甚至伤心，但不感到意外。身单影孤的牛仔径自朝着夕阳之处走去了，甚至连最后的一声“再见”都没说。
　　第二天，60年代造就的一位年轻总统从40年代战争中曾是海军最年轻的战斗机驾驶员的人手中接过火炬。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座架在两届政府和两代人之间的桥梁。
　　我的美国之路第二十一章　准备退伍
　　第二十一章　准备退伍
　　比尔·克林顿就任美国第42任总统的第四天是星期日。那天晚上，卡普·温伯格和夫人简邀请阿尔玛和我到他们的水门公寓共进晚餐。和老朋友在一起度过一个悠闲轻松的晚上使我感到非常愉快，不愿多想第二天将在白宫讨论的问题。突然电话铃响了，卡普拿起听筒。“你的电话，”他对我说，“总统来的。”
　　我立刻想到比尔·克林顿为什么打电话找我。第二天下午，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与他会面讨论关于如何实施他的诺言——他在竞选中许诺，如果当选总统他将取消禁止同性恋者在军队服役的规定。对这一问题的争议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那天上午新上任的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节目中令人莫名其妙的讲话对这一争论又火上浇油。在讨论政府和国会对总统的许诺将采取什么措施时，阿斯平对记者说，“这个问题搞不好，我们就会出现争执，禁令就不会解除。”实际上，他公开预言克林顿当总统后的第一项倡议将以失败而告终。
　　我从温伯格手中接过电话说：“晚上好，总统先生。”
　　“将军，我刚刚听说瑟古德·马歇尔法官去世了。”克林顿告诉我。他接着说，马歇尔的家属希望这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能够在阿林顿国家公墓安葬，虽然他并不是理所当然地有此资格。总统手下的人对他说，对于有杰出贡献的美国公民可以做例外处理，但他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说：“可以，没什么问题。”总统想把这位民权巨人安葬在阿林顿国家公墓。在关系这块圣地的问题上，他想到与军方联系，这使我非常高兴。
　　“还有，感谢你和夫人参加我的就职仪式。”克林顿讲完这句话后就挂上了电话，根本没提阿斯平对记者的谈话或同性恋问题。
　　第二天下午，阿斯平部长、各军种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和我来到白宫罗斯福厅，坐到会议桌的一面，对面坐着总统、副总统阿尔·戈尔、白宫办公厅新主任麦克·麦克拉蒂、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尼、白宫发言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和总统工作班子的其他成员。阿斯平要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五角大楼当前关心的问题，部队状况、军队水平和国防预算。我们猜想，总司令第一次与他的最高军事顾问们会晤应当至少提出几个纯军事问题。然而，我讲话一结束，我们就将后来的105分钟全都花在讨论武装部队中的同性恋问题上了。
　　“总统先生，”在讨论过程中我发言说，“我们知道，在军队里服役的男女同性恋者很有能力，表现得很体面，那是他们的身份未公开。如果允许他们公开那样做，就会引起棘手的隐私权问题。”我建议总统让每个军种参谋长都从自己军种的角度发表一下看法，因为任何新政策都要通过他们去执行。于是各军种参谋长依次发言，每个人都说明不是仅仅发表个人的看法，他们关心的是保持军队的士气和维护军队的良好秩序。他们都曾征求了本军种各方面——野战指挥官、军士长、士兵、军人配偶和随军牧师的意见，大家都坚决反对取消禁令。只有最后发言的空军参谋长托尼·麦克皮克语调比较缓和，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众口一词地反对总统的建议，从而萌发了对总统的同情。我暗自好笑，因为我们在“坦克”里讨论此问题时，麦克皮克反对允许同性恋者服役的态度比谁都坚决。
　　整个会议过程中总统都一直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我们第一次会面时我就发现他有这种修养。他讲话时，因参加就职活动讲话太多而声音有些沙哑。他说：“我竞选时做了许诺，我实在很想兑现它。”然后，他转向我说：“但是，上周我也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宣了誓，我必须考虑到武装部队的建设。我不愿看到战士在军营里勾肩搭背，搂搂抱抱，但是这是一个行为规范问题，对异性恋的战士也同样如此。我不希望禁止想服役的同性恋者到部队服役，无论他们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
　　讨论继续进行，大家态度依然谦恭，但气氛却相当紧张。我越来越感到失望：竟然让这个向题成为新政府要解决的第一位的重要问题。同时我也感到我能理解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比尔·克林顿已经放弃了在竞选中所持的其他立场。例如，作为候选人，他批评布什把海地难民遣返回国的政策，而他现在已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由于他的信誉发生了危机，我想他的某些顾问一定会对他说：“总统先生，您可不能再往后退了。不要管那么多，就发一项允许同性恋者服役的行政命令，告诉那些将军照此执行就得了。”
　　各军种参谋长继续指出，在拥挤的军舰上、在狭窄的军营里和在大家紧挨在一起的其他场合里让同性恋者与其他军人混在一起，会带来许多实际问题。这时，我提出对当前的政策做一些变通。阿斯平、各军种参谋长和我以前讨论过这种变通。“我们可以在青年入伍时不再问他们有关性取向的问题。”我说。男女同性恋者只要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秘而不宣，都可以服役。毫无疑问，对于这种变通，争取同性恋权利者仍会斥之为歧视性政策，而军界持传统观念的人则可能说这是投降。“但是，”我最后说，“这可能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折衷办法。”
　　总统决定暂时坚持现行的政策，同时给军方6个月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