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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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反感。而且优惠待遇贬低了美国少数民族依靠自己努力取得的成绩。当前就消除种族歧视问题进行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含义理解不一致。如果消除种族歧视意味着提供平等的机会，我双手赞成；如果它是指对一部分人给予优惠待遇，或向不再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我则表示反对。我受益于军队中的机会平等和消除种族歧视，但我并没受到优惠待遇。美国军队中的公正体现在坚决执行这种原则：个人表现是决定晋升的惟一标准。如果表现一样而不能一样地晋升，那制度就有问题了，我国领导人就有责任把它整治好。如果由于长期受歧视使某些美国人难以达到标准，公正的做法只能是对他们采取临时性的措施，帮助他们赶上去，按平等的条件竞争。从最好的意义上讲，消除种族歧视应能促进平等对待，而不是把种族的区别对待颠倒过来。“有利于”某一群体的区别对待，必然意味着“不利于”另一群体。因此一切区别对待都是令人反感的。
　　如果对我的政治哲学进行归纳，我是一个以社会良心为出发点的财政保守派。
　　我找到了自己的哲学，虽然未找到政治皈依。我国的两个大党以其目前的状态而言，都不能使我满意。诚然，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现在我不愿意仅仅为了能够说我属于这个或那个党而做出妥协。那些极右派似乎妄称他们在精神和政治问题上都很有天赋，这些人的政治热情使我忧虑。上帝引导着我们，给我们灵感，但并没有向我们提供立法议程。对这些人的豪言壮语掩饰下的阶级和种族内涵，我感到不安。在另一极端的某些自由主义者，自称懂得如何给社会提供最好的东西，但很少考虑最后由谁出钱，我对这些人也不感兴趣。一些自由主义者一味提倡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福利，却置整个社会的福利于不顾，我认为这些人颠倒了事情的轻重缓急顺序。我对来自任何方面的僵化意识形态都不信任，我发现许多美国人与我有同感。代表明智的美国政治中间派的第三大党或许会应运而生。
　　我在三位总统手下干过事，他们是三位很不相同的人，我对每一位都很钦佩，不论他们的工作风格多么大相径庭。就个人关系而言，罗纳德·里根是父亲般的人物，乔治·布什是兄长，比尔·克林顿虽比我年轻近10岁，但仍与我是同一代人。克林顿和我都受了60年代和越战幽灵的影响，虽然我们对越战的做法截然相反。由于我在这些人手下供过职，我有得天独厚的机会观察美国这一最高职位的运作。我知道这一职位的要求。我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讲的过程中，不断有人就我本人的未来提出问题，特别是询问我是否打算竞选总统？在民意测验中我名次排得很靠前，使我受宠若惊。在周游全国中听到不少鼓励我参加竞选的话，也使我非常感动。使我感到荣幸的还有为支持我而兴起的基层签名活动，尽管我与他们没有任何私人关系。然而，要成为真正成功的政治家，需要一种召唤，而我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召唤。我认为我可以用别的方式，例如通过慈善团体、教育工作或委任职务等来报效国家。
　　然而，我并没有完全排除从政的可能性。如果我决定进入政界，那并不是因为我在民意测验中得分很高。我充分意识到，一旦就某些问题表明立场，我将很快疏远这一个或那一个利益集团，使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声望化为乌有。当然如果我参加竞选，也绝不会只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是“黑人中的伟大希望”，为非洲裔美国人提供一个角色模型，或在白人眼中我是克服种族主义的象征。如果参加竞选，那完全是因为我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因为我相信我能比其他候选人更妥善地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我不会期望他人拱手相赠，而是要通过战斗取得国家的领导权。我投身参与不是发表一通讲话，而是要取得胜利。我了解战场，知道赢得胜利需付出什么代价。
　　我充分意识到竞选需要个人和家庭做出的巨大牺牲。老实说，当前的环境使进入公职不那么特别吸引人。我发现文明礼貌正从我们的政治言论中消失。互相攻击的广告和消极的竞选产生了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辩论。民主总免不了喧闹，但是现在，在电视和无线电访谈节目中，在与广播争夺市场的印刷物中，盅惑人心的宣传和人身攻击代替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对话。在收看收听当前数量众多的访谈节目中，你听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嘀咕和牢骚，而听不到多少对国家有建设性的建议。任何一位知名人士公开赞成一种有争议的意见，其结果都会是不仅这种意见受到攻击，连他本人也会受到诽谤。敢于背离公认为政治上正确的意见的任何人，都受到上帝的保护。而当前对任何集团的最轻微的冒犯，不论是多么的无意，甚至是为了说明一个历史观点，也会遭到大喊大叫的斥责，要把冒犯者开除，或迫使他接受敏感性训练，或遭到起诉的威胁。
　　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目前对事情的正确与否极为敏感，作为整个社会我们却似乎失去了羞耻感。似乎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们感到窘困，也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们震惊。白天打开电视机，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访谈节目推出各种机能障碍者，他们心灵空虚的行为为其他人提供了最糟不过的榜样。与这种大众性的窥淫癖相比，更令我反感的是访谈节目的制作人使用黑人“嘉宾”，进一步强化了最为人所不齿的老一套种族手法。在《阿莫斯与安迪》的那个年代里，至少阿莫斯有愉快的婚姻生活，他本人勤恳工作，他和他的妻子一起抚育着可爱的阿拉贝拉，而她每天晚上都做祈祷。
　　我们说，性传染病的上升，少女怀孕现象的激增和暴力犯罪使我们惊骇，但是我们却沉浸在电视、电影和流行音乐对性和犯罪的赤裸裸的描写中。以前只有在全是男兵的场合我才能听到和使用的粗话，现在竟出自妇女甚至儿童之口了。
　　羞耻感是一个有益的道德指南。我记得当年母亲要我就范很容易，她只要这样训斥我一句就够了：“我真为你感到羞耻。你丢了全家人的脸。”我宁可被狠揍一顿也不愿听到这句话。我真不知道我们的民族羞耻感跑到哪里去了。
　　在我周游全国发表演讲的过程中，我向听众征集了他们感到迫切的问题。从贸易协会到动机研讨会，从监狱犯人到使我感到欢乐和骄傲的得克萨斯州伍德兰市科林·鲍威尔小学的儿童，各方面的人都向我提出了问题。从人们提出的问题中我清楚地知道了美国在想些什么。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很少提及被作为头版头条新闻的问题——堕胎、枪支管制、福利、消除种族歧视等。他们的问题经常表达一种渴望。他们似乎在寻找我们现在看不到了的一颗指引方向的明星。他们看到的是好的秩序正在崩溃，暴力司空见惯到使人们不再为之感到震惊，司法系统似乎要蜕变成一种公共娱乐形式，失去了它的尊严和权威。
　　美国选民1992年摒弃了共和党总统，1994年又摒弃了民主党国会。我认为，他们主要不是寻求不同的党来执政，而是在美国寻找不同的精神，寻找一种较好的东西。我们怎样才能重新找到正确的道路呢？我们如何重建道德标准呢？我们怎样才能结束使我们日渐成为归化民族的种族复杂化现象呢？我们怎样才能使国民生活重新有一种家庭感呢？在巡回演讲中，我讲了一个故事，它触及了美国人民渴望情绪的核心。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萨姆·唐纳森在“沙漠风暴”战斗前夕在某部坦克排采访了一个非洲裔美国青年士兵。唐纳森问：
　　“你觉得这次战斗会打得怎么样？你害怕吗？”
　　“我们会打得不错。我们训练有素。我不害怕。”这名美国士兵边回答边指着他周围的伙伴们。“我不害怕，因为我和我家里的人在一起。”
　　其他士兵大声喊道：“再给他说一遍。他没听清你的话。”
　　那位士兵又说了一遍，“这是我的家，我们互相照顾。”
　　这个故事总是深深地打动着我和听众。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也必须照这一比喻说的去做。我们必须把美国看做一个大家庭。我们必须停止互相训斥，停止互相伤害，而代之以互相关怀，互相做出牺牲，休戚与共。我们必须停止没完没了的指责非难，因为那只是发泄不满的方式，而必须恢复当年造就了美国的创业精神。为了解决这个国家遇到的问题，我们必须不断地尝试，冒失败的危险。如果任冷嘲热讽者和吹毛求疵者对出了毛病的一切事情都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以致我们看不到美国正确、体面和独有的好的方面，我们就不能前进。
　　像“沙漠风暴”中的那个士兵一样，我们必须得到家人的祝福；我们应当从恢复真正的家庭开始。我们需要恢复这样的社会模式：夫妻婚后生一个理想的孩子，这个孩子能得到爱和抚养，被教导得有是非感，接受教育，以便在一个能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和充实生活的社会中实现个人的远大抱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我们绝对不能停止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
　　两年前离开军队后的周游全国加深了我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爱。这是一种对我们的长处充满骄傲、对我们的短处持以耐心的爱。我们是一个倔强的民族，总是在不断地探索，总是感到不满意，然而总是充满希望。我们有无穷的振兴能力。我们能够自我完善。我们能够互相关怀。当此我们感到不满意的时期，回顾过去可以使我们振奋。可曾记得在60和70年代，约翰·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博士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令国民离心离德的越南战争、白宫前面的骚乱、一名副总统和一名总统含垢辞职，当时人们怀疑我们能否度过这种危机。一些人认定我们完蛋了，美国是又一个走向最终衰亡的鼎盛一时的大帝国。可是我们又以雷霆万钧之势重振雄风，而其他帝国反而相继衰亡。我们定能战胜当前的困难。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的开国元勋留给我们一个天才的政治制度，它适用于千秋万代，在任何时候都能激发人们的崇高理想。我们将继续走向繁荣，因为我们是一株巨大的杂交植物，多元的美国社会有这种植物的力量、坚强和适应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上帝的保佑，我们不会扔掉上帝赐给我们的才能。
　　杰斐逊曾经写道：“每一个人都有为国效劳的义务，这种义务与自然和命运给他的赠予成正比。”我受国家恩惠如此之多，深感义务之重，而且永远难以完全还清。作为幸运的美国人，我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携手并肩继续我们的美国旅程中，尽力报答国家的恩情。
　　科林·鲍威尔守则
　　1．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到明天早晨情况就会好转。
　　2．发一通火，过去就算了。
　　3．不要把你的自我与你的观点混为一谈，以免你的观点一旦站不住脚时，你的自我也随之不复存在。
　　4．有志者事竟成！
　　5．作抉择时要慎重。你可能受到惩罚。
　　6．不要让不利的因素妨碍你做出明智的决策。
　　7．不要给别人拿主意，也不要让别人给你拿主意。
　　8．永远不要忘记检查细节。
　　9．荣誉共享。
　　10．头脑冷静。待人宽厚。
　　11．高瞻远瞩。严格要求。
　　12．不要受恐惧与反对者的影响。
　　13．永远乐观会使力量倍增。
　　我的美国之路致谢
　　致谢
　　首先我感谢我的对外事务代理人马文·约瑟夫森，是他对我循循善诱，使我决定写这部书。如果没有马文早期的鼓励和耐心解释写哪些内容，这部回忆录恐怕到现在仍不过是时隐时现的想法而已。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马文经常给我鼓励，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对此我将永志不忘。
　　一旦下定写这部书的决心，我就必须找一位合作者。开始时这一工作不太顺利。后来，在我退休的前一天，约瑟夫·珀西科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他身材高大，满头银发，比我年长几岁，夹着一个旧式公文包，眼镜挂在套着脖子的一根细绳上，像位穿着随便的教授。他在办公室扫视了房间中的一切，然后转过脸来与我握手。似乎他对第一次来五角大楼，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并见到我，丝毫不感到新奇。他就是我找到的合作者。乔（约瑟夫的昵称）是写作科学与艺术的大师，两年来他使我始终朝着既定的方向努力。他不仅是我的合作者，而且是我的导师、督促者、照料人，尤其是我的伙伴和朋友。《我的美国之路》一书讲的是我的经历，但是它是我们合作的产物。没有乔，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工程的。珀西科全家大部分人都随他一起来帮忙，他的妻子西尔维亚帮助作编辑工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她还完成了打字和其他方面的许多工作，最重要的是她关心备至地支持乔的工作。乔的大女儿万尼亚·佩雷斯是我们极为能干的记录员和主要打字员。谢天谢地，在万尼亚的第二个孩子临产前几天打字稿完成了。我对这两位女士为本书所做的工作深表谢意。
　　我的编辑和发行人、兰登书屋贸易集团董事长哈罗德·埃文斯是出版行业的佼佼者。我只对他有过一次怀疑，那就是他说他可以坐在牙买加的海滩上，把手提式电脑放在大腿上做完全书的编辑工作。然而，他说到做到，而且我还必须说他做得非常出色。兰登书屋总裁阿尔贝托·瓦伊塔尔和新屋出版公司总裁S·I·纽豪斯都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慷慨的支持。爱德华·约翰逊对书稿做了认真的文字编辑工作。
　　我的助理和好友比尔·斯马伦上校（已退休）所做的工作涉及本书的各个方面，他负责有关的研究工作，同时还管理着我的办公室，这使我有可能专心致志地写书。在过去6年中，比尔一直在我身旁，是我的知己和保护者。他的友情我永远报答不了。而比尔和我又都离不开我另一位朋友佩吉·西弗里诺的支持。
　　几位朋友和我的家人全部或部分地阅读了本书的文稿，他们的建议对我很有帮助。诺马·莱夫特威奇读得很仔细，极为敏感。提出特别宝贵建议的其他人包括理查德·阿米蒂奇、玛丽贝尔·巴杰，玛丽琳及丈夫诺曼·伯恩斯、肯尼斯·杜伯斯坦、戴维·杰里迈亚海军上将、奥尔顿·希克、拉里·威尔克森、我的儿子迈克、我的女儿琳达和安妮玛丽、还有我的妻子阿尔玛。在我写这部书的过程中，阿尔玛还继续如婚后这些年来一直为我所做的那样，不断地向我提供明智的意见、判断和建议。
　　许多人帮助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我要特别感谢迈克·安德里奥斯、拉里·伯德、休·霍华德、蒂纳·拉瓦托、苏珊·莱姆基和克里斯蒂娜·马佐拉。
　　国防部的许多人在专业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其中有琼·阿斯博思、唐纳德·鲍科姆博士、舍里尔·布兰肯希普、丹尼斯·布朗、康拉德·布希上校、巴巴拉·卡拉汉、理查德·奇尔科特少将、琳达·克拉克、戈登·库尔森中校、特里萨·克劳利、帕特里夏·达内尔、乔·戴维斯少校、艾伦·杜利海军中校、尼诺·法比亚诺中校、吉恩·弗雷德里克森、詹姆斯·格莱斯伯格中校、艾尔弗雷德·戈尔德贝格博士、格雷戈里·戈万少将、拉里·克拉格上校、凯文·汉雷塔上校、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