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1000个细节-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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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陪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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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的某地———记不清具体地址，大概离石家庄不远，有一位刚刚在海南捞了一大把的“三陪小姐”兴冲冲地给还在家乡苦熬的小姐妹们发了一封电报，曰：此处人傻，钱多，速来。
我一听说这个故事，就喜欢上了这几句话，无论怎么说，这都算是多年难得一遇的简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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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石家庄就去找我的朋友，朋友在文联上班，谈着谈着，他竟然也谈到了小姐：知道吗？在我们那村子里，大人教育后代都是以三女子为榜样，念什么书？早点出门挣钱，你看人家三女子才在外边挣了两年，家里就把小洋楼盖上了。
“三女子就这样成了我们村的大名人，就是两年前，大人还常常要提到我这个读书榜样的，可是，现在，不行了。今年春节我也准备去拜访拜访三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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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时候，石家庄都喜欢把古城正定当作自己的历史，这样，此地至少就诞生过唐代马球、乐伎表演，北宋时期的宫词演唱，再把跑旱船、踩高跷、跑竹马、舞龙灯、狮子舞、霸王鞭等归并一处，石家庄的古老文化历史就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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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有点勉强，但还不够，于是，河北人索性把范围再扩大些，以便争得更多发明权，比如，“１９７７年在正定县南杨庄出土的５４００～５５００年前的陶质蚕蛹，是仿照家蚕蛹烧制的陶器。这是目前发现的人类饲养家蚕的最古老的文物证据”。“世界上最早的手术器械———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石质贬镰，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古老的医用手术器械———３１００多年前的手术刀”。“世界上最早的铁器———１９７２年在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铁刃铜钺，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的铁器，距今约３４００多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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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燕赵曾是奇侠、豪客、英雄、土匪、流氓与大头鬼的乐园，是中国英雄主义的源头和男子汉的降生之地，这里就是一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锋的实验场地，这里出产的人强壮、粗犷、敦厚、直率、鲁莽、义气、勇敢，他们是战场上的征服者，是帝王将相和土匪的候选人，当然，他们也出一些工于心机的人，李左车、蒯通、刘秉忠、郭守敬、李春等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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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诞生过中华民族的两大圣人尧和舜，也出过两个开国帝王刘备与赵匡胤，还有“半部论语打天下”的赵普，以及刚正威严的魏征。当然，更多的则是拼死看护赵氏孤儿的公孙杵臼与程婴，以及自荐毛遂、刺秦荆柯、舌喉尽割犹大骂金国的李若水、抗元失败后溺水而亡的南宋大臣张世杰。这多的是一种悲壮凛然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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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大智大勇的蔺相如与廉颇的将相和，有闻鸡起舞的祖狄，有燕人张冀德，有常山赵子龙，有乐毅、赵奢、李牧、曹彬、高怀德等一代名将，当然，也有“纸上谈兵”的赵括，“笑里藏刀”的李义府，老奸巨猾的四朝不倒翁宰相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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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河北历史名人，常山（今河北正定）赵子龙从来都是第一号招牌，此人曾以数十骑拒曹操大军，河北人或许以为一说起赵云，自己也就近得着了“一身是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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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河北（今河北灵寿西北）名人当推乐毅，此人由魏国出使燕国，被留任为亚卿。后受任为上将军，率兵伐齐，带燕军长驱直入，攻占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接连攻破齐城７０余座。后燕昭王死，惠王误信齐人田单反间计，乐毅被迫出奔赵国，后老死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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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脆再说说魏征，其犯颜直谏，留下“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名言。魏征死后，唐太宗也留下名言一句：“为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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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重土守情，任劳任怨，是背负青天黄土的河北人的精神内核，这当然容易生出文化性格上的两个向度，要么被种在土地之上，懦弱、保守、愚昧，逆来顺受；要么就是生出自然之子，超迈高绝，灵智相洽，所谓大智若愚———大事不糊涂的北宋名相吕端即是此地的此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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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一直身处皇权的包围中心，或是被“直隶”严密看管着，渐渐就缩了手脚，他们早就不骑马了，他们除了沧州等少数地方一直有着耍枪弄棍的传统，别的地方早就失落了尚武精神，而迅速地蜕变为旧制度旧文化的堡垒，这是一个强大的超稳定系统的统治所需要的，哪怕其代价是文明的停滞。深具象征意义的是，正是河北广川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开了延续天下两千年的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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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既出英雄，也出太监，即民间所谓“京油子，卫嘴子，保定的狗腿子”是也。所谓太监的特征，说话阴阳怪气，表面奴性十足，私下里诡秘阴毒，一旦得势运转，就会加倍地疯狂报复，流风余绪，推演波及，不能不说在燕赵人的性格中投射下了阴毒的种子，有此阴毒，当然也更适合专制下的生活。鲁迅说：“中国只有两种时代：做不稳奴隶的时代和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只有两种人：做稳了奴才与欲做奴才而不得的人。”
河北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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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梆子由流入河北的山陕梆子蜕变而成，于清代同治、光绪之交开始呈现繁荣景象，班社大量产生，在河北农村成为无可抗衡的剧种。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走向衰落，至４０年代末，许多河北梆子艺人衣食无着，穷困潦倒，大批戏班被迫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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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的大多数地方民性较为复杂，这显然是与它长年邻着一个煌煌古都有关，那都城当然不是他们的，是只可望的，于是，欲望疯狂地驱动人们，在家乡与京都之间排成一排，这人排得太多了，因此上又只有动了歪脑筋，走着旁门左道地，把个刁蛮与诡怪一起充分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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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性复杂，更利于心机养成———还有一支人要记住，那就是河北赵州人，李春的赵州桥就不说了，还有赵州人何兴、李玉主持建造的赵州开元寺陀罗尼经幢（俗称石塔），是目前国内现存规模最大、幢身最高的佛教经幢。我曾在里边盘桓一日不忍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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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人有一种坚韧卓绝的吃苦精神，似乎他们离着皇宫不远，每次都能以脚力相丈量，这种精神始自徐福，当年他带着一千童男童女，到茫茫大海去为始皇帝寻长生不老药，一去不回，竟被日本人看作伟大的神武天皇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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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几十年前还只是燕赵大地上的一个小村落，只是凑巧的很，这个小小的村子成了冀中平原的几大过境铁路交叉中心，再加上它地处河北省的中部，因此建筑与人口迅速增加，再加之省会一迁来此处，发展的步伐就加快了。但显然，这种村落型城市在中国也还有一些，比如渔村蜕变而来的深圳，但是，因为政策与它所吸引的人才的区别，摆在街边的鲜花或是公园里的红伞什么的又被抢了的新闻，便只会在石家庄这种内陆城市发生，因为，它至今也还在努力地摆脱作为一个村落型城市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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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家庄这样的北方新兴城市，你不要奢望生活多么丰富多彩，它还在发展之中，它暂时最需要的是“简单的思想和艰苦的生活”（林语堂语），或如孟德斯鸠所说：土地贫瘠，使人勤奋、简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不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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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交通枢纽，石家庄显出一种繁忙而没有生长性的动力，而且空气不好，街道不够整洁，经济欠发达，对很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火车站。移民，却又没有太长的历史，总使人对这里的一切信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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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隐秘而惯性的作用在这里也得到了体现，文化底蕴不厚，发展经济便没有安全阀与润滑剂，人们一直在寻找石家庄在２０年改革开放中为什么落伍，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内聚力不足以给人信心，它太像一个过客的地方，所以要长出程维高这样的大贪一点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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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石家庄的时候，走在街上就能看见一个一个的大煤堆。没有围挡、没有遮盖，估计也没有喷洒覆盖剂。这只是最原始的污染。
次级的污染都跟工业有关，大多数企业都要烧煤，所以都要排放二氧化硫，都要或多或少冒黑烟，都有或多或少的异味刺鼻，环保啦，检查啦，当然天天都在喊，而且除了极个别的企业，大部分都在一点一点地减少非达标排放，所以，等着吧，相信情况会好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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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了几次，石家庄的出租车司机骗外地人的几率极高，我从没有把这个问题简单化，我以为，它跟一个地方的文明遗存、古朴民风、经济状况有关，甚至跟官员的贪污以及由此引发或揭开的“潘多拉魔盒”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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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游戏有碰磁，石家庄的游戏则要笨得多，有人说在石家庄碰到过这样的事：摊主向他换１００元的整钱，换好零钱，还差了一块，于是就在上面加一块钱，同时，下边的手又速度奇快地抽走了一张１０元票。
两个河北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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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另一件事，两个河北农民先在全国开了很多账号，随后同时向全国发出了很多信，说的都是一件事，对方欠他们的汽车零配件款，１５００到１８００左右，限期归还，否则生命难保，结果，果然就收到从全国各地汇来的２０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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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如超的事情在石家庄闹得很大，我以为这事绝不是单纯的个案。出于私人报复，２００１年３月，靳如超先后在石家庄市棉三宿舍、市建一公司宿舍等多处引爆炸药，造成１０８人死亡和３８人受伤，从而酿成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爆炸案。这个“外表看起来不像个干坏事的人”，为什么又干出了这等惨绝人寰的坏事？我以为至少可从石家庄的当下生活中找到很多个因素。这应该是考验我们自己的社会学家功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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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７月８日，石家庄的第二家肯德基开业，顾客盈门。当然，这也说明人家很会找地方，此前的一个店位于城西商圈里，然后是刚开业的这家，位处以北国商城为中心的城东繁华街区。
据说，３年的时间里，石家庄至少有近百十个地方给肯德基抛过绣球，但人家花了３年，就考察出了这么两个符合苛刻标准的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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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有另外的原因，我指的是，在石家庄，只要是洋餐馆，好像都很受欢迎，什么平安南大街雅里郎韩国料理、槐北路日本料理、燕春花园酒店绿茵格西餐，都挺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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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的华北烈士陵园值得一去，至少，可去看看马本斋、白求恩、柯棣华。马本斋是河北献县人，流落东北时参加了东北军。后返回故乡组织了回民抗日义勇队，任队长，积极领导乡民开展抗日斗争。为迫使马本斋停止抗日，１９４１年８月，日伪军突然出兵捕去了马本斋的母亲。为了支持儿子抗日的决心，年事已高的马母面对敌人的威逼与利诱，不为所动，以绝食的方式来与之抗争，３天以后，马母与世长辞。母子两英雄，就这样名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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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墓位于现华北烈士陵园西边，最初与柯棣华墓并列一处。１９７０年，中国和加拿大建交，陵园于是将白求恩墓单独列出，将柯棣华墓和后来建在这里的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的纪念碑都迁到了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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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友人柯棣华是１９３８年９月随印度援华医疗队来中国的。他曾冒着生命危险连续工作了４０个小时，为８０多个伤员做了急救手术。后来，柯棣华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并与当时也在那里工作的卫生学校护理教员郭庆兰相识并相恋。结为伉俪后不久，柯棣华到前线工作，患上癫痫，至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９日，终因过度疲劳病逝，年仅３２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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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是很容易就能看懂的城市，我懂得太快了，似乎又不好立即走开，于是就只好一遍遍在大街上遛着。
偶尔，也能看到一些新修的“老院子”，模仿着明、清时代的井陉四合院民居，大门正开，门内设雕砖隐壁或木构屏门，所谓“神不露相”；正房高起，以遵长幼之秩；而院落的水道只能走大门旁侧，所谓“财不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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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的特点之一，就是这个城市本身虽没什么看头，但是它周围却至少有几十处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文化积成包括建筑、桥梁、书法、绘画、佛学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温煦而包养于一种浓浓的文化氛围之中，但这就像一个突然阔气却又拿钱也买不到值钱的家当的暴发户一样，只好很不情愿里把你往他一个乡下早年也阔过的亲戚家里打发。总之，石家庄的地位是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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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到过河北的唐山与北戴河，即使再加上我很不喜欢的承德避暑山庄，似乎都比石家庄有多停留几天的价值。还是苦了石家庄，没有文化底蕴，便只有想另外的法子。于是，石家庄就成了一个著名的服装集散地，又努力地要做制药行业的老大———据说石药集团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维生素Ｃ供应商”，还将是“中国最大的化学合成药物生产基地”，但愿他们梦想成真，顺风顺水地做成更多的中心和基地。
一只猴子四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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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惹谁了》是两年前热过的一本书，它表达的是一种长期被置于鄙视和放大的取笑之中的反驳。的确，大概１９９６年左右开始，全国都出现了一种对河南人的排斥，比如那时在北京的好些地方的入口处都有针对河南的小纸条，意思是不准河南人入内，现在当然好得多了，但那时候———或在较长一段时间段内———河南人都不改拖家带口地出外乞讨、牵着一只猴子四处流浪的低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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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有一段拍到了河南林县，那个村子的村长已提前打了招呼，穿得太破的人和年龄太大的丑老太婆就不要露面了，结果，那个村子实在太贫困了，安东尼奥尼跟着前边走的村长拍摄，突然，村长伸手在旁边的一排土堆上拍了一巴掌，结果，就从地底冒出来一连串的猪叫———原来那猪喂在差不多是半地下的。村长用这种方式告诉了外国人我们地下喂得有猪———一个太聪明的河南人形象就在我心里这样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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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河南有几年了，但在去年刚好有一个机会又跟河南人打了一次交道。一个河南有名的企业，要在人民大会堂搞一个新闻发布会，结果说好给他们预留的１０个座位远远不够，因为他们一口气来了５０多人，而且大都是跟开会不相干的厂长经理的老婆孩小舅子什么的，一来就要住，还要小车去接送，还要随时下车去给他们买饮料，“不是为了在人民大会堂开个会，接受一下首长的接见，我们还不来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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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开会超了标，吃饭我们就有了心理准备，可我们再准备最后也没让这伙河南人满意，因为吃饭时人又更多了，他们几乎是冲抢着进入餐厅，然后像蝗虫一样扑向各个餐桌，有人去抓酒，有人提饮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