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1000个细节-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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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有人约了自己的女同学出来一起玩，几个男生好说歹说都要去女生宿舍坐坐，没办法，去了，女同学的女同学几下就走光了，好像都是耍过朋友似的懂事。
　　干耍一阵，还是只有出门去，女同学便说要换衣服，一不小心就露了肚脐，这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地方———我现在完全能凭一个女孩的肚脐判断很多东西，我这样说，你就知道这个现在我已不知从哪里去探访的女孩，她偶然间的一个动作对我的影响有多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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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然就在重庆耍住了，还想呆一段日子，反正我所上的那个大学对我不是那么严格，至少对我来说没有旷课一说。
　　可我也不能啥事也没有，于是萌生了临时耍个女朋友的想法，就挨个校园去傻等，晚上还到舞厅去挨个凑近了别人的脸看，终于逮着了一个搭上了话，可是，结局很不爽：一个好好的姑娘，一听说我是专科，好像对她本科学历有多大侮辱似的，转身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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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西南师范大学不远，就是西南农业大学，传说里边有一个疯子教授，因不满这个不满那个，故意发疯，谁也奈何他不得，我于是又专门去了一趟农大，在学校里的草坪上连坐了两天，也没有见着这个疯子，一时仿佛比失恋还要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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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呆了很久，为着研究它的一组集体群雕，因为那时候我已知道了像北京城一共有５０００多尊雕塑，按我的计算，一尊２万元，这就是一亿。我到底是喜欢数量上的北京雕塑，还是一幅凡高的作品，我还算不过这个账，所以，所到之处，我都要留意到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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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堆烈士的石雕给我留的印象还马马虎虎，虽然也感觉有个什么地方不对，但总可以供凝神好半天了。后来，就有一个老人坐到了我旁边，他几乎是连招呼都没有给我打，就直接说：江姐是假的，你晓得不？我说不晓得。老人就又说：那个姓彭的，在外又有人了。我说，我不相信，还有人说中美合作所也是假的哩，教科书恐怕是不好篡改的？老人就笑起来：他们家的人我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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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至今不知真假，但这事让我的魂一下就丢了，又觉着好像是把重庆的魂丢了，一下子就着急起来。
　　不行，我得再去找找，就问别的公园怎么走，回说都很远，我一下就懵了，索性自己就走到很远的缙云山，想了很久，觉着重庆老有个什么地方没对劲———是个什么地方没对呢？
　　也许就差一个不收费的公园。

更喜欢重庆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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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很多人说四川外语学院里有很多美女，我也连着去逛了很多次，不知是否是我的心情不对，还是我已在别的地方看到了更多更集中的美女，总之，在这所学校里，让我立即就感到想跟她达成婚姻共识的女性不多。顺便说一句，相对来讲，我更喜欢重庆姑娘，而不是成都姑娘，当然，我发现这一点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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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姑娘给我的印象是嘎崩儿脆，说话中的一股男人味把她们衬得非常真实而大方。在学校里时，我就见识过她们火辣辣的目不转睛的眼神，她们在那时起就很体贴我，比如，代我喝酒，帮我赌博什么的，我至今都对她们充满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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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得不离开重庆了，想了很久，准备去理个光头作个纪念，进到一家国营理发店，任凭我说了很久，师傅都不给我理，说理不好啊、我的小脑袋不适合啦之类的话。过了很久，我才明白，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理了一个光头，对这一行来说，等于又死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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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陵江产一种肥陀鱼，头圆而肥大，也名江团，青色无鳞，肉嫩无刺，从小吃青苔长大，鲜美无比。
　　我只吃过一次这种鱼———后来虽然多次吃过，但都是假的———就永远记住了一个道理：最好吃的鱼都是不食俗物的，都是不需什么调料的，跟传说中的隐者是一个级别，而且在暗无天日这一点上，好些种类的鱼比隐者做得还要彻底———它们不但不想见太阳，甚至也懒得长骨头。
　　我这一段话本来是用来夸重庆女孩的，可说出来才发现意思完全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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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庆这个大码头，人都是靠吃硬混出来的，是棍棒拳头打出来的，所以人人都服膺于这个最简单优化的原则，所谓简单、干脆，慢慢就影响到人的口味，菜要嫩，要脆，也要硬，要有嚼头，实惠就是这么来的。


一看到棒就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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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以为码头人打架都会用上棍棒，可是天津不会。这个道理我还没有想通———但也许重庆的“棒棒儿”想通了———要知道，一看到棒，重庆人就亲热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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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苦雾，又多热天，所以，人们说话做事都要跟天气对着，不云里雾里的，不绕，不扭扭捏捏，人们的忍受能力都有限，不能给心里增添任何多余的闲气，不堵不闷，所以要快，要热情，耿直。表现最明显的是吃麻辣烫，那么热，那么烫，仿佛刚好为着配合快速就吸溜下肚子去。这习惯的养成便又叠加出敢作敢为的行事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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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城市不知现在还有没有清朝年间的车床与工厂，总之我在九十年代初知道还部分地保留着，也不知效率到底如何。
　　你说不清楚这种感觉，但你总要为有这些东西担心，仿佛到一定时候，一定就会有什么不合时宜的东西要跑出来，就像保不准的什么时候又有什么气体要泄露出来，闹个全城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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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几大块，除了躲在像是安慰性质的几个坝子上喘气，到任何别的稍远的地方都要过桥、爬坡。山势起伏不定，车也野得火暴，所以，死冲活挤，快而灵的只有摩托。
　　重庆的工业主要就靠这个东西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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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们船工生活悲惨，风里来浪里去牛马一般；拉激流走遍了悬岩陡坎，头老打头老骂血汗吸干；衣无领裤无裆难把人见，生了病无人管死在沙滩；船打滥葬鱼腹尸体难见，抛父母弃儿女眼泪哭干。”“二四八月天气长，情妹下河洗衣裳；清水洗来米汤浆，情哥穿起好赶场。”“哟－嗬－嗬……哟－嗬－嗬……一声号子我一身汗，一声号子我一身胆。”
　　这就是有名的川江号子，这东西只有吼起来时，才体会得到石壁一样的胸膛，九曲回肠的辛酸，一肚子苦水，都作了险滩急流。重庆人的火气大，这可能也是一个拐弯抹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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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从来都是一个小社会，重庆尤其比别的码头更甚，这是因为这里上河下江比别处更多风浪，更多凶险，频繁的风口浪尖上的生活诞生不出像广东人似的海洋冒险精神，因为他的一部分精力要用来构思死亡，他们生活中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有太多的得过且过，靠砣子说话，靠赌命过活，谁的憨胆大谁就是老大。规则就是这么来的。

　
吃避孕药的黄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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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要在码头打拼，要在水里搏命，所以形成了一种生命成本很高的历史，这种集群性格又通向了一种叫做侥幸的文化心理。于是，重庆人胆大，或又妄为，火锅料加石蜡，用避孕药催肥黄鳝、泥鳅，而这两种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要么是猛药，要么是激素，不能看作是简单的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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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火锅一说就是码头工人的发明，穷，冷，所能找到的也只能是些废弃的下脚料，但即使是不上台面，也要吃得个豪情万丈，所以，火锅一开始就带有很多下层人的特点，什么都可以往里烫，很多人一起凑份子。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重庆的火锅都有几样不算钱的东西，比如从前的豆芽菜，我怀疑他们选择豆芽做添头，是因为这东西也很“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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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人的口味执着到了顽固的地步。任何外来的口味若不沾上麻辣，便注定办不下去。重庆生意最红火的永远是火锅，最炎热的三伏天也不例外。其高档者有海逸酒店里的“渝逸轩”火锅城，“小天鹅”火锅；中档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三拖一”火锅店（荤菜３元，素菜１元）；低档的是路边的“串串香”，１０元可以让两个人吃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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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人的脾性中有一种干脆的东西，爱了就爱了，不爱就不爱。再另举一个例子：一家味道“不摆了”的福火锅，地处偏僻，每天只在下午５点到晚９点营业，去早了不开门，去晚了绝对没有，任你是天王老子也不通融。《香港文汇周刊》的题目说：福火锅给你吃，是给你面子。这就是重庆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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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必须要像重庆人一样吃，才痛快，才够味道，你可以像个粗人一样一口气把一盘毛肚消灭光，也可以像个文明人一样依次放３块毛肚下去，一块进了油碟，再放一块补上，依次循环作业。
　　重庆火锅中多井字格的锅，我以为就是一种把粗鲁分割成小资的高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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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前不久，还有一家饮食刊物约我写篇怎么看待川渝两家菜系分家的文字，这其实很难，因为你没法分，两地就相隔那么点距离，就共着那么个传统，你怎么分啊？想想重庆的火锅发明出来，成都人把它到处推广，而９０年代初，改头换面的成都串串香又传入重庆，虽然都是麻辣，但差点就把传统火锅都烫没了。总之，两家越吵越坏，要把好东西都糟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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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碑八一路一带，可吃到很好吃的重庆小吃，先在这里提个醒，计有口水鸡、鸡丝豆腐脑、东东包、凉面、川北凉粉、卤水鸭掌、酸辣粉等，此街一名好吃街。

龟儿子和没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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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口语最多有二：一为“龟儿子”；一为“没名堂”。骂人为龟，取其缩头之意，而大多重庆人是不缩头的，挺着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所以只图多快好省，打完了他还要赶路，过“对河”去，或者是去哪里吃火锅喝酒。没有这些做派，就只能叫作“没名堂”，理都没人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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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人好说“言子儿”，“言子儿”是重庆方言、俗话、民间谚语，歇后语等的总称，乡土味浓厚，幽默滑稽，当地的舞台上经常就有“言子儿”表演。我所认识的重庆著名的“言子儿”吴文，就是在川渝两地均很有人缘的重庆崽儿。当然，你要问他，他肯定说不认识我，因为我更熟悉的是把他一手打造成明星的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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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言子儿”中的方言土语比比皆是：对头、要得、逗是、朗个、嘿、惨……几乎是每句必说。在重庆方言中，男人一律称“男娃儿”，女人“女娃儿”；或则男人叫“崽儿”，女人叫“婆娘”；父亲称“老汉”，子女不论男女长幼，父母一疼爱，都称“幺儿”，妻子称“堂客”，厨师称“炊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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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人的天性中还有一种流浪性格，这当然也是拜码头所赐，就是在两年前，还有一个重庆小白领专门到了成都，化妆成了流浪汉，跟乞丐一起度过了“很有意思”的国庆７天长假，完了还跟几个乞丐建立了长期的友好联系。我以为这就是活在重庆人身上的一种流浪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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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说重庆的得名渊源了。
　　公元前３１６年，秦灭巴国，置巴郡。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２２１年）分天下为３６郡，巴郡为其一。汉朝时候巴郡称江州。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更名荆州、益州、巴州、楚州。隋文帝开皇元年（５８１年），以渝水（嘉陵江古称）绕城，改楚州为渝州。重庆由此简称“渝”。北宋徽宗崇宁元年（１１０２年），因渝人赵谂叛诛事，朝廷虑“渝”有“变”之意，改渝州为恭州。孝宗淳熙十六年（１１８９年），皇子赵接踵于正月封恭王，二月受内禅即帝位，自诩“双重喜庆”，遂将恭州升格，命名为重庆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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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春秋、战国，巴国神秘消失，但还留有一方头领巴蔓子将军的传说，传巴国内乱，国君遭受胁迫之时，蔓子将军曾向楚国国君求援，并许巴国三座城池为酬。内乱平息，楚国使臣来求践约。蔓子委婉作答：“许诺，为大丈夫之言。然，巴国疆土不可分，人臣岂能私下割城。吾宁可一死，以谢食言之罪。”言毕，刎颈自尽，满座大惊。使臣无奈，捧蔓子将军头颅归。楚王唏嘘：“如得此忠臣，又何须几座城池。”遂以上卿之礼葬其头颅。巴举国悲痛，于国都厚葬巴蔓子将军无头之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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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棘人悬棺”位于珙县境内，悬棺葬是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葬制。现遗存悬棺最多和最集中处，当首推珙县洛表乡的麻塘坝和曹营乡的苏麻湾。悬棺离地面多数为２６～５０米，高者达１００米。悬棺的崖壁上有许多红色彩绘壁画，内容丰富，线条粗犷，构图简练，形象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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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巴县人邹容，１９０２年赴日本留学，投身民主革命，是与秋瑾齐名的著名革命演说家。１９０３年，以“革命军中马前卒”写成《革命军》一书。１９０３年，因“苏报案”牵连，邹容慷慨入狱，后死于上海狱中，其志豪迈，其气凛冽，真有巴人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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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有名人曰航运巨子卢作孚，此人自学成才，开馆办补习学校，边教书边自学，编著有中等代数、三角、几何学等最新讲义。辛亥革命初，他参加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编辑、主笔和记者，１９１９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１９２４年，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１９２５年秋，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慢慢发展到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不顾日机狂轰滥炸，经过４０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被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保卫战。爱国若此，他还向矿冶、航运、机械、纺织、食品、贸易、保险、新闻等各行各业中的７８个企、事业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卢本人担任了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

樊哈儿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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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名人到了“樊哈儿”（哈儿在四川方言中指傻子）就有点混乱了。这个民国年间的著名人物（外号“樊冬瓜”），早年加入袍哥，却被手下兄弟潜移默化，变得义薄云天。此人又是少见的聪明，和青帮杜月笙做鸦片生意，和共产党做药品走私，投杨森反杨森，投刘湘扳倒刘湘；开风气之先，驱赶一群姨太太到河里游泳；好色无耻，嫖了孔祥熙的二小姐孔令俊；把蒋介石的侍从沉尸嘉凌江；敢和戴笠拔枪相向，而在民族危难之际，却毫不犹豫地变卖了所有家产支持抗日。
　　此人就是如此复杂，但义气贯穿，忠勇决绝，却是地道的“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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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好友曾向陈子庄的徒弟学画，因此，第二次一到重庆，我就记着去找了找这位大师的踪迹。有人也许还不知此公，附记一笔于后：此人重庆永川市人，别号兰园，十二树梅花书屋主人，下里巴人，晚年直称石壶，其画以独特清新的风格，清简邃远的意境，生动别致的造型，典雅精深的笔墨卓立于２０世纪的中国画坛，在中国画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的两个好友至今还家藏着他的尺幅小品，都是他飘到成都在朋友家混饭时随手画下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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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第二次指的是１９９５年底，也就是我集中出游的那个时间段，由于印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