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53-苏醒将医学探索转化成文字黄金的著作-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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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她简单地说在处于“怀旧”的状态时，自己很清楚地知道那时是1969年，自己已经64岁了，但是她觉得那时是1926年，自己是21岁；她还说自己真无法想像21岁以后是什么样子，因为她从未真正经历过。不过，大部分时间R小姐的脑海里“什么也没有，完全没有，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好像她不得不排斥那令人无法忍受、毫无办法的时代错乱——R小姐感觉上和经历过的年龄（她的本体年龄），与她的实际或正式的年龄之间几乎差了半个世纪。回想起来，好像左旋多巴一定曾让R小姐解脱出来过好几天，而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段不可理解、无法承受的时间空白，后来她就不得不“重新封闭”自己，防止对左旋多巴再次产生任何类似的反应。她仍然显得要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实际上，基本说来，她的确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但她是一位无法忍受自己“苏醒”的睡美人，也是一位再也不能被唤醒的睡美人。


苏醒罗伯特，O

　　　　O先生1905年生于俄国，幼年时来到美国。十七岁以前他一直身体健康，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学习能力（十五岁高中毕业）。十七岁得过流感之后，他就逐渐表现出昏睡性脑炎的症状，总是昏昏欲睡。尽管还没有到昏迷不省人事的程度，但他却一直昏昏欲睡，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年。然而，从这场突如其来的急病中恢复过来之后不久，他就认识到了睡眠、精神和情绪中的异常状况。　　　　
　　　　在1922～1930年期间，睡眠时间的颠倒也许是O先生最主要的问题，他总是白天昏昏欲睡，力不从心，晚上却又心情烦躁，彻夜失眠。这段时期O先生其他的睡眠问题还包括突然地一阵阵打呵欠，嗜眠发作，梦游，幻觉，睡眠麻痹和做噩梦。　　　　
　　　　O先生得脑炎之前的情绪是比较稳定的，得病后就有了情绪剧烈波动的倾向（经常突然沮丧，或是突然兴奋），这些波动似乎都是突如其来的，而且似乎与他的外部或是情感生活的真实情况没有明显的联系。他也有短期的不安和冲动，那时他会觉得“像是被迫要四处走动，或是做点事情”，这同样和他的日常生活没有联系。在这些症状出现的早期，他还注意到他的大脑“出了问题”。他的记忆力还和以前一样好，还像以前一样爱看书，用词准确，思维敏捷，风趣幽默，然而他发现自己不再能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了，要么是因为“各种想法涌入我的大脑，但不是我自己的想法，不是我想要的想法，如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要么是因为“有时说话说到一半，想法会突然消失，他们不见了，留下了空白，就像是没有放相片的镜框一样”。O先生经常满足于把他思想的不稳定归因于睡眠问题，但有时又认为是各种各样的“影响力”在“扰乱”他的思想。　　　　
　　　　大约在1926年的时候，O先生发现自己的双臂开始不时地抽搐颤抖，同时注意到他走路的时候左臂渐渐不再摆动。1928年他在宾州医院进行身体检查时，下面的这些症状已经很明显了：“手指和舌头的微颤，前臂肌肉的轻微抽搐，石膏般僵硬的表情，双眼的持续眨动。”O先生作为宾州医院的门诊病人已经有四年了，在此期间，他一直表现得神智清楚，可是却饱受周期性压抑和过度兴奋的痛苦。　　　　
　　　　尽管有这些症状，O先生作为推销员还是一直工作到1936年，然后靠很少的残疾人抚恤金独立生活，直到1956年被卡梅尔山医院接收入院。就在入院之前的几年里，O先生的生活已经有点孤僻，说话和思考相当古怪，日常活动接近于一种典型，并且已经开始信教。　　　　
　　　　刚入院时，O先生能够独立行走，不过身体却已经变得略微弯曲。他的左臂和左腿间歇性地抽搐，四肢僵化不灵活，面部僵化，无法仰视。他坚定而愉快地声称，他的情绪受大气中质子和中子相互作用的支配，他还说他的神经问题是1930年一次脊椎受伤的结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O先生出现了两个新的症状，他的病友们称之为“拉长脸”和“自言自语”。这种面部的扭曲几乎不像任何正常的表情，而更像是一个人生病了，恶心地伸出舌头，极度痛苦地紧闭着双眼。这种“自言自语”也不是真正的说话，而是伴随着呼吸的一种低声咕噜声，听起来相当悦耳，像是远处锯木机的声音，又像是蜜蜂成群飞舞，或是饱餐后的狮子发出的满意的声音。有意思的是，O先生至少有三十年的时间一直有发出噪声和做鬼脸的“冲动”，不过在1960年之前他一直能够很好地控制这些冲动。O先生的这些症状在疲劳，兴奋，沮丧，或是生病的时候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果这些症状刺激了注意力，就会导致恶性循环，那么症状也会更加明显。　　　　
　　　　这些年来O先生肌肉僵硬，步伐慌乱的症状也逐渐加重了。1966～1968年间（也就是他接受左旋多巴药物治疗之前）我见过O先生几次，和他较熟。他是个古怪、迷人、喜欢用格言的人，总爱说一些出人意料的话，有些话古怪而有趣，有些话和他的大多数想法没有什么关系；他的“思想混乱”十分新奇，有时甚至可以说有十分惊人的想法，以及他嘲弄似的幽默感，所有这些联系在一起——就像很多有天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所有这些联系在一起使得O先生的思想和语言都奇怪地透着果戈理的风格。他说话时几乎不具任何感情色彩，在和他接触的三年中，我从未见过他因何事而动怒。他似乎从不生气，不好斗，不焦虑，也不苛刻，然而在B女士看来，O先生绝对不是毫无感情。而我觉得O先生的感情是以某种复杂却又明显带有保护性的方式被分解、替代、分散了。他是个十分自恋的人，对这个世界极其冷漠。　　　　
　　　　O先生说话急促而含混，嗓音轻柔而低沉，就像是要赶时间或是有什么秘密要倾吐似的。他的身体十分僵硬，关节的肌张力障碍迫使他的身体前倾，和双腿形成了一定的角度。O先生几乎不能直起身子——如果这样做的话，只会加重肌张力障碍——不过卧床和睡觉的时候他还是直起了身子。他的四肢尽管没有肌张力障碍；可还是表现得十分僵硬，偶尔还会“上下摆动”般地颤抖。他站起来很容易，走起来也很快；但要停下来则很难，也不能慢慢地走动。只要他一走起来就是这样。除了做鬼脸和发出咕噜声，O先生的耳朵、眉毛、颈阔肌和下腭还出现了各种轻微的运动。除了做鬼脸或是在患有罕见的脸皮松垂症期间，O先生会像蜥蜴那样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不过，总的来说，O先生是我们医院最积极最独立的病人之一，完全能够照顾自己，能够在街区里四处走动，也能够进行自己的社会活动，他的活动那时只不过是喂喂鸽子，发些糖果给孩子们，还有就是定时和路边的流浪汉闲聊。　　　　
　　　　东莨菪碱和其他一些抗胆碱脂酶帮助O先生略微缓解了僵硬的症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给他动手术。我因为考虑到O先生已经能够四处走动，而且左旋多巴药物的使用可能会使他的病情恶化，所以最初有点犹豫该不该给他做手术。可是O先生说他弯曲的后背“快疼死了”，于是我们觉得左旋多巴值得一试。　　　　
　　　　左旋多巴疗程　　　　
　　　　我们对O先生使用左旋多巴是从5月7日开始的。最初的十天，左旋多巴的用量逐渐增加到每天4克，没有观察到任何疗效或是副作用。　　　　
　　　　5月19日（那时O先生每天4克服用左旋多巴），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左旋多巴的某些副作用。O先生以前偶尔出现的面部扭曲变得频繁了，严重了。O先生说话越来越急促，总是磕磕绊绊：他对自己的这种表现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想说的话纠缠在一起；它们互相撞击，干扰；堵住了出口。”O先生走路也越来越快，性格变得急躁而缺乏耐心，他对此也做了令人难忘的描述。“我感觉自己被迫要快点，”他说，“就好像是魔鬼在追赶我。”　　　　
　　　　5月21日晚，我例行夜间巡视时，看到O先生熟睡中撅起嘴巴，还不时地挥动胳膊，不停地说话。　　　　
　　　　为了减轻O先生身体弯曲僵硬痛苦，我把他每天的左旋多巴用量增加到了6克。这样做的确减轻了他四肢僵硬的症状，身体和颈部肌肉的僵硬症状也有所减轻，然而药量的增加使得O先生出现了更多难以忍受的强迫性自主活动，这些活动抵消了左旋多巴带给他的益处。特别是舌头的被迫性伸进伸出变得更加严重，几乎是不停地伸进伸出，同时还伴随有不能控制的呕吐。舌头的这种持续性的伸进伸出使得O先生不能说话。O先生面部扭曲的其他表现——尤其是眼睛的被迫性闭合——出现得也更加频繁了；O先生总是这样，可以说他就等于是瞎了。由于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副作用，我觉得应该停止使用左旋多巴，因此我在一周的时间里逐渐减少了O先生左旋多巴的用量。6月10日，对O先生的左旋多巴治疗最终停止了，他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　　　　
　　　　1969～1972年　　　　
　　　　对此O先生从未说过自己有失望或愤怒的情绪，也没有对身边其他使用左旋多巴疗效很好的病人表现出嫉妒，不过他行动上的变化却反映出了他的情绪。他出门的次数少了，也不再喂鸽子了。他开始读更多的书——尤其是中世纪的犹太神秘哲学——一连几小时地制作“图表”，他把这些图表锁在抽屉里。他对人还是很友好，只是不再让人容易接近了。而且他的想法似乎比以前更加分散，也不像以前那样积极了；他的思维原来一直很敏锐，现在却变得敏感，偶尔甚至会很尖刻。不过，也有令人愉快的时候，尤其是在晴朗的周日早晨，那时质子和中子的行为都很规矩。每当这时，O先生就会在街区散步，偶尔会来找我（我的公寓离医院很近）；我给他喝可可茶，而他就翻看我的书，看书的时候带着一种学者的从容和专注；每逢这种时候，他似乎都很喜欢我待在他的身旁，只要我不说话，不问问题就行；而只要不是O先生感到烦恼或是压抑的话，他也会很安静。　　　　
　　　　然而，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而且似乎比以前衰弱得更快了。1970年一年中O先生的身体状况比那之前的十年“恶化”得要厉害得多。他身体的肌张力障碍变得几乎难以忍受了，迫使他的身体前倾，与双腿几乎形成了直角。　　　　
　　　　更令人心烦的是他的体重开始下降了——而肌肉和力量正是他所急需的。我们让他一份接一份地吃牛奶蛋羹，喝蛋奶酒，最终O先生抗议说我们是把他当做一只鹅来喂养；我们给他注射合成代谢的类固醇，给他做了不计其数的身体检查，看看他是否有潜在的癌症或是传染病——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没有用的。O先生的尿液中充满了肌氨酸酐，可这只不过是他临床症状的反映。他就在我们的眼前日渐消瘦下去，我们所作的一切似乎都不能延缓他体质的下降。①　　　　
　　　　①众所周知（据帕金森先生本人讲），体重的不断下降是帕金森患者最不好的，通常也是晚期的症状。对于某些患者来说，体重的下降显然是由于食物摄入量的减少，进食困难等原因造成的。另一方面，人们在很多后脑炎患者身上看到的是尽管他们能够正常进食甚至是暴饮暴食，可是体重还是急剧地下降，这是恶病质的表现，患者在自身新陈代谢的考验中不断消耗殆尽。相反，还有一部分患者不可思议地变得越来越胖，块头越来越大。在很多病例中，患者体重突然下降或是突然变得肥胖是伴随着左旋多巴的使用而出现的，同时又影响了左旋多巴的主要疗效。O先生的恶病质是不是由于服用左旋多巴而引起的，这个问题我们还不清楚——作者注。我们多次观察到左旋多巴的疗效是非常不稳定的，甚至对同一个病人来说也是如此，而且每次试验的疗效可能会和前一次的疗效有很大差别。因此，1971年我们决定再次对O先生使用左旋多巴。这次的疗效的确有所不同，不过是好还是坏没有人知道。这一次左旋多巴的使用没有引起像第一次那样令人难以忍受的面部扭曲和呼吸困难：要说有的话，痛苦的程度也降低了许多。O　　　　
　　　　先生四肢僵硬的症状减轻了，事实上他四肢的肌肉变得相当松弛了；不过，身体肌张力障碍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不过也没有恶化。　　　　
　　　　我们第一次对O先生使用左旋多巴几乎没有影响他的思考活动，可是这一次他的思考活动却受到了严重的影响。O先生的思想变得更加敏捷而紧迫，更加分散而不受控制。他在过去五十年里偶尔表现出过“打”及相应症状，现在这些症状再也控制不住了，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O先生的思想和语言变得越来越分散，同时充满了他自己创造的新词；他说话时词和词，甚至是词的部分与部分之间分裂开来，重新组合，然后获得了新的含义；O先生现在用一种加速的布洛伊勒式的“词语沙拉”说话，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方式很有创意，只是让人难以理解——就好像是把《芬尼根守灵》的录音带从后往前放一样。因此，我们又一次停止了对O先生使用左旋多巴，不过他严重的思维混乱状况并没有丝毫改善。事实上，这种状况又持续了十二个月。不过，O先生的思想显然有一部分没有支离破碎，是“完整“而警觉的，因为他能认出我们每一个人，也能遵守病房的制度。O先生不像那些疯狂的或是精神错乱的人，他从未有过片刻的困惑或是混乱。我们能够感觉到，在语无伦次的背后，原先的那个O先生还在那儿，观察着，控制着。　　　　
　　　　在这个过程中，O先生的体重仍然不断下降。他两年内瘦了七十磅，最后衰弱得几乎无法活动。他就在我们的眼前颤抖着死去了。也许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录下来。O先生去世前的那一周，他的语言和思想突然变得相当清楚；更重要的是，他“重新找到”了那些分裂压抑了五十年的感情；他不再“精神分裂”了，成为了一个真诚而直率的人。在O先生最后的日子里，我们谈过几次，O先生确定了谈话的气氛。“别和我瞎扯，”他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鲍勃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他要走了。”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天里，他同护士们开玩笑，让犹太传教士给他读圣诗。去世前几个钟头他说：“我1922年曾经想要自杀。真庆幸自己没有那样做。这是场有趣的游戏，脑炎和所有的一切。”


苏醒赫斯特；Y（一）

　　　　Y女士出生在布鲁克林，是一个移民家庭的大女儿。她从小到大没有生过大病，当然也没有得过昏睡性脑炎。　　　　
　　　　她很早就表现出了活跃的智力和不同寻常的独立而稳定的个性。Y女士的弟弟对姐姐充满了挚爱，他至今还记得姐姐的热情、勇气和幽默感：“赫斯特（四十年后他对我说）一直是个很好的开玩笑的对象，是个很好的姐姐。她爱憎分明，却又一直很公正。姐姐像我们其他的孩子一样总是会遇到困难，不过面对困难她总是表现得很坚强——她总是从容而冷静地面对所有的困难。她对一切都能付之一笑，尤其是对她自己。”　　　　
　　　　Y女士高中毕业，经历了闪电式的求婚后，十九岁就结婚了。第二年她生了个儿子，结婚三年后又生了个女儿。在三十多岁遭遇病魔打击以前，Y女士愉快地度过了十年的家庭生活。显然，Y女士是家里的支柱，她以自己的个性力量维持着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她一病，家庭的基础就动摇了。起初，Y女士的症状是奇怪的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