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53-苏醒将医学探索转化成文字黄金的著作-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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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足，去看电影；在宾戈游戏中，她是一个高手，总是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医院里再没有别人比得上她的机灵和那闪电般迅速的思维；她深爱着她的姐姐——她惟一的亲人。然而，每天的大部分时间，H小姐都在专心地读书和写作：她的阅读速度极快，专心致志，贪婪地吮吸着她阅读的东西——总是一些“过时的”读物（通常是狄更斯的小说），从来没有当代的；她喜欢思考，并且把这些思想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对她的想法守口如瓶），只在那一本本包罗万象（内容广泛）的日记中倾诉。因此，总而言之，H小姐已经做得非常好——好得令人惊奇，想想她所过的生活。尽管有很大的困难，H小姐还是一直努力做到了一个真正的人，面对现实，不拒绝也不发疯。对于我来说，她凭借的那种意志力，简直深不可测，她表现出来的健康程度远远超过她病情的严重程度。
苏醒（一）露西，K
K小姐于1924年出生在纽约，是独生女。过去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婴幼儿疾病，特别是没有那种以昏睡和焦躁为特征的发热病。但是在两岁时，她得了麻痹症，左眼斜视：尽管发病突然（持续了六周），并且发病前眼球能够正常凝视，但还是属于“先天性斜视”。据她母亲说，虽然在六岁时K小姐性情变得很坏（固执、顽皮、偷东西、说谎话、耍脾气，等等），但在此之前她很好学，学东西也很快，是个听话的好孩子。她非常依恋她父亲。就在父亲去世后不久（当时她十一岁），她的帕金森氏综合征就开始显现出来。
最初的身体异常症状是走路变得越来越僵硬，特别是在下楼梯时就站不稳。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步子，就一股脑地往下冲，通常是跌落在楼梯下。到了十五岁，她的脸变得“面无表情，光亮亮的，像玩具娃娃的脸”。伴随这些肌肉运动症状，K小姐的情绪障碍越来越严重。在学校里她不能注意听讲，喜欢和别人争吵，这使她不得不在十四岁时离开了学校。同时，在家里她像寄生虫一样越来越依恋她母亲。渐渐地，她变得越来越孤僻，对朋友、读书、嗜好都失去了兴趣，越来越不愿出门，并逐渐产生了一种对她母亲更加亲近却更加敌视的亲密关系。这是一种没有被父亲、兄弟姐妹、学校、朋友，或者任何兴趣和爱慕之情的出现所打断的亲密关系。虽然她母亲曾经“鼓励”过她，但她从未约会过。她有时说自己蔑视异性，有时说厌恶他们，还有时说害怕他们。她说她和母亲待在家里“非常快乐”。从对她母亲的仔细询问中可知，这种天伦之乐经常被激烈争吵打断，挑起争端的显然不是露西就是她母亲。
在二十岁出头时，她先是左半身开始僵硬，然后是右半身。到了二十七岁时，K小姐就不能走路了，只好坐轮椅。尽管有越来越多难以置信的困难，她还是待在家里，完全依赖她母亲每天一刻不停地照料她。有一次，K小姐被送到一个神经病门诊所。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并建议她继续门诊治疗，有可能还要动手术。K小姐的母亲听到要动手术大吃一惊，扔掉了那些药，再也不带她女儿去那个诊所了。
到了1964年，K小姐不得不接受完全的医疗护理。她母亲把她送到了芒特卡梅尔医院。入院时，病症是身体严重僵直、运动不能、眼肌瘫痪和植物性神经失调，但是嗓音相对完好，能够出声。住进医院使她整整一个月暴怒如雷，接着她突然出现明显的精神萎靡和精神衰退：具体表现是停止说话、进食、睡觉；或者显示任何独立行为能力。
在K小姐入院后的大约六个月里，她迷恋上了一位对她关心而友好的男护理。在这位男护理在病房的两个月，K小姐又说话了，并且进食和睡觉等能力也恢复了。当他离开病房后，她的状况再次突然恶化。这以后，她就一直处于一种严重的衰退和无行为能力状态。
在1965～1968年间，K小姐一直是一副一成不变的样子。除了有时狂暴地“发泄”时，她的声音单调无变化，几乎不像人的声音。她异乎寻常地保持着一动不动，一种紧绷着的、强烈的、与帕金森氏综合征有所不同的静止状态。她一句话也不说。这是一种强迫性的、自我抑制的行为，这一点又不同于帕金森氏综合征的失语症。
有时候，在看电影时，她会被恐惧或快乐包围，这会突然“打破”她紧绷着的沉默和静止状态，使她发出大声的尖叫（“啊——嗬——！”），伴随着孩子似的拍掌，或者就像婴儿的惊慌反应那样突然把手举到面前。她发怒是出了名的，她会极其突然地大发脾气，没有任何预兆。她会语言流利地大肆咒骂，话语尖刻挖苦，这表明她很仔细很巧妙地观察过她周围所有的人（在她一动不动，看似不省人事时），也表明她在嘲弄和讽刺方面很有天赋。这时她两眼闪着邪恶的光，挥舞着紧握的拳头，有时还非常使劲地乱打一气。这种暴怒带有明显的恶意，再加上它完全不可预料，尤其令人害怕。这种阵发的恐惧或快乐、大笑或暴怒，通常不会超过一分钟左右。它们来得快去得也快，不经过任何中间过渡，K小姐会突然恢复原状，又回到她一动不动的“正常”状态。
在这些年里，K小姐的样子很可怜，也很难看。她身体笨重高大，给人的感觉是她很有力气，并且她紧紧地抑制着身体内巨大的力气。她看上去（像大多数后脑炎患者）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你会以为她只有20多岁，而不是40多岁。她母亲每天花费很大力气给她“梳洗打扮”，让她看起来更像个怪异的“布娃娃”。“梳洗打扮”后，K小姐就僵直地、一动不动地坐在她那超大号轮椅上，在走廊里待着。身上披着一件绣花睡衣，说不清是孩子穿的还是妇女穿的。乌黑发亮的头发紧紧地结起来，脸上因搽了粉（她经常出汗，有脂溢性皮炎），像粉笔一样白。肌张力不全的、残废的（手指弯在指节里不能动）手上戴着好几个戒指，留着涂成鲜红的长指甲。内翻的双脚很精巧地穿上了拖鞋。她看上去——我说不好——像是个小丑，或者像日本艺妓，或者像郝维仙小姐（狄更斯小说《远大前程》里的人物。——译者注），或者像机器人。但最像的还是“布娃娃”，就“布娃娃”这三个字绝对的、“字面的”意义而言：是她母亲那些疯狂念头活生生的写照。
确实，我逐渐认识到，不仅仅是K小姐的模样，她的很大一部分症状都与她母亲的行为不可分割，都不能认为是与生俱来的。
所以，她的缄默症——在一定程度上是拒绝说话（一种对说话的阻滞、否决或禁止）——反映了她极端偏执多疑的母亲的警告。“不要说话，露西，”她每天都这样说，“嘘，别说话！这儿的人都跟你作对。什么也别做——别动，别说话……这儿的人你谁也别信。”这些可怕的警告中间会穿插着好几个小时的儿语哼唱：“露西，我的宝贝，我的小布娃娃……没人能够像我这样爱你……为了你，露西，我付出了我的生命……”
K小姐的母亲一周七天，每天都很早就来到医院。给她喂食，进行全部照顾（尽管医护人员试图把她从这个霸道的位置上赶走）。等到晚上很晚时，K小姐最后安全地睡着了她才走。她宣称——一副虔诚的样子——她把自己完全给了她女儿，她“牺牲”了过去的25年照顾她“保护”她。她的态度显然是非常矛盾的，她的憎恨、施虐欲和破坏欲并不亚于她对女儿的爱和奉献。这在我和我的学生碰巧走过病房时就变得非常明显。看到我们，K小姐的母亲就会突然抓住她，按住她坐下，狠狠地抻直她的脖子。然后她示意让我们走近，开始残暴地刺激这个病人。“露西，”她说，“谁最好看？那边那个吗？你不愿意吻他吗？你不愿意嫁给他吗？”这时，露西脸上就会滚过一滴泪，或者发出一声沙哑的怒吼。
1969年初，我建议使用左旋多巴。我认为这时已经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K小姐不仅由于“故意”、拒绝、“阻滞”或违拗症等原因不说话不动弹，同时令人担忧的是，她已经有了严重的帕金森氏综合征。她表现出——就紧张症的僵直“外表”下可以观察到的表现而言——帕金森氏综合征的一种严重的、可活动的僵直，左边更严重些，并且很容易在所有主要关节处引发齿轮样强直。肌张力不全的挛缩（“两侧偏瘫的肌张力不全”）已经很明显，并伴有发冷、脸色蜡白、手脚萎缩等症状。
她左右两半身都出现了阵发的震颤，偶尔有大幅度的肌阵挛抽动。尤其严重的是，她不停地分泌唾液，不断有黏稠的唾液流出来。这不仅要求给她带上围兜，并不停地擦拭——这样做对她就是一种羞耻——而且由于唾液分泌量大（达到每天1加仑），身体脱水也不断威胁着她。嘴唇不停地抖动，但受到刺激时，就做出一张一弛的怪相（她母亲称之为“咆哮”），露出所有牙齿。
她患有间歇性外斜视（散开性斜视），眼睛斜视厉害。眼里好像有光，睁开时流露出痛苦和恶意（这在很多时候看不到，因为眼皮的强制性痉挛，或因为眼球的转动只露出了巩膜）。她的眼睛，也只有这双眼睛，是自由转动的，它们痛苦无助地表达出她的感情。这是极端的、矛盾的、完全无法解释的感情。K小姐充满敌意、不肯合作时（她好像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对她的所有要求都会遭到“拒绝”：要她看这里她看别处，要她伸出舌头她紧绷下巴，要她放松她浑身僵直还伴有痉挛。有极少数时候，她的表情温顺甜美，她会带有紧张症病状地完全“服从”给她做检查的人。这时，只要提示一下，就能使她顺从，或是得到在她瘫痪状态下尽可能多的合作。甚至她那帕金森氏综合征的僵直在这时似乎也“融化”了，平时僵直的四肢也能活动活动了。这样，K小姐的帕金森氏综合征、紧张症和精神矛盾症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整体，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于是，1969年初我建议使用左旋多巴。我提了一次，以后又多次提起。（那时我的热情很高，倾向于把最复杂的情况简单化。）“露西是无助的，”我说，“她应当治好。没有别的，只有左旋多巴能够救她。”但是她母亲坚决反对，并当着K小姐的面说了她的意见。“露西这样很好，”她说，“要是你给她用左旋多巴，她会受刺激，她会崩溃的。”她还虔诚地说：“如果是上帝要露西死，她就必须死。”当然，K小姐听到这些话没说什么，但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备受煎熬的矛盾感情——是愿意还是害怕？是服从还是拒绝？
1969～1972年
1969年，我开始改变我的想法：我看到了几个病人使用左旋多巴后完全崩溃了。我不再坚持让K小姐用左旋多巴了。看到她和她母亲，我也不再提这件事了。但是，随着我的热情减退，K小姐的热情却与日俱增。她对她母亲越来越强硬，反抗越来越强。她让自己像木板一样僵直地绷着。她们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搏斗，结果是K小姐由于紧张症发作而“获胜”。
1970年末，她母亲来找我。“我已经给拖垮了，”她说，“我再也应付不了了。露西用她的憎恨和坏脾气折磨我……你为什么要提起那该死的左旋多巴？这个该死的东西横在我和露西中间……给她用那药，等着瞧好看的吧！”
我开始用左旋多巴，起初剂量很小，逐渐增至每日3克。K小姐有轻微的恶心；她的帕金森氏综合征和紧张症——或是什么别的病——变得更严重了。但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症状——只有一种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事了。在使用左旋多巴的第四周，她真的有了反应——像她母亲预料的——她完全“崩溃”了。事情发生在一天早上，非常突然，没有任何先兆。一向稳重的护士长跑到我办公室来。“快！”她说，“您快来！露西小姐能动了，说话快得像连珠炮……就在几分钟之前！”K小姐正自己在床上坐着（平时她做不到这一点），脸庞绯红，生气勃勃，挥动着手臂。我笑了，甚至呆住了，然后很快给她做检查：四肢没有一丝僵直迹象，运动不能消失了，身体除挛缩部位以外都能自由运动。
她的声音洪亮清晰，并且极度兴奋：“看看我！看看我！我能像鸟儿一样飞了！”所有护士都在她周围欢呼着，祝贺她，拥抱她。她母亲也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一种不可名状的表情扭曲着她的脸。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看望她（她母亲已经走了，护士们也都安静下来），给她再次做了检查。其间我说：“你愿意把手给我吗？”K小姐回答说：“是的，是的，我愿意给你。”
第二天她继续保持兴奋，兴高采烈，充满活力。晚上我查病房时，她主动开了口，“萨克斯医生！”她情绪激动，话音都在打颤，“你要过我的手。它是你的！……我要你娶我，带我走。带我离开这可怕的地方……还有，向我保证——你不会让她再接近我！”
我努力使她平静下来，向她解释我只是她的医生，我喜欢她并愿意为她尽力。但是，K小姐痛苦地、愤怒地盯了我很久。“好吧，”她说，“就这样吧。我恨你，你这个混蛋，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你……”她已精疲力竭，向后一倒，就什么也不说了。
第二天，K小姐完全哑了，身体僵直，大量流口水，浑身震颤。“发生了什么？”护士们问，“她一直表现得很好。左旋多巴的作用不可能这么快就消失了。”她母亲进来后，发出一阵冷笑。“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她说，“你们把露西逼得太急了。”
我们继续用了三周左旋多巴，甚至增加到每天5克，但是收效甚微。K小姐曾经崩溃过——现在又再次崩溃了。她固执地自我封闭，无限制地封闭下去，身体又僵直了。她曾经敞开心扉张开双臂，但遭到断然回绝。这就是事实，她已经一无所有。我们可以给她灌满左旋多巴，但她不会做出任何反应。至少我是这样猜测她的感情和反应的。我不能直接了解她，因为她已经完全沉寂了（包括她的运动系统）。当我停用左旋多巴时，她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反应。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K小姐的帕金森氏综合征继续恶化。她也许多少经受住了使用左旋多巴时发生的一切。她不再和我说话，但有时会笑一笑。
从此以后，她的姿势好像不那么坚决地紧绷着，也不那么僵直了。暴烈的情绪也减弱了。但是就我判断，她变得越来越忧伤，越来越孤僻。我感觉得到她内心有某种东西不可挽回地破碎了。她不再诅咒人或对人大发脾气，坐在电影前既不观看也没有反应。一天大多数时候她都闭着眼——不是使劲闭着，只是合着眼。她的表现像个鬼魂或是一具尸体，一个曾经有过生命活动，却已经与世隔绝的人。
1972年7月，她平静而突然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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