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53-苏醒将医学探索转化成文字黄金的著作-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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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不发，一动不动，需要全面的人工护理；剩下的病人残疾程度没有那么严重，依赖性也没有那么强，也不那么孤单和抑郁。他们能够应付自己的很多基本需求，维持一点个人和社会生活。当然在芒特卡梅尔性生活仍然是被禁止的。
1966年至1969年间，我们把大多数后脑炎病人（其中很多人曾被禁锢在医院的角落和不起眼的隔离区）汇集成一个独立的，有机的自治团体；我们竭尽所能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人”而不是大医院中被囚禁的犯人；我们组织寻找失散亲友的活动，希望某些亲友关系——时间和懈怠而不是敌意和罪恶造成的间隙——能够重新修好；我自己也尽力和病人们建立这样的关系。
这些年来，医院员工和病人之间产生了一些认同感和密切关系，矛盾也逐渐缓和；伴随着这些和其他所有方式的治疗，病人整体状况不论在神经方面还是别的方面——尽管非常有限——发生了某种好转。不过，患者病症的严重程度，帕金森氏综合征的土星引力等都在对抗这些治疗举措，并且限制了治疗可能取得的最大效果；在这背后和与此同时出现了衰退、功能丧失和长期孤独、封闭造成的性格异常。①
①把芒特卡梅尔这些病人的状态与英国（高地医院）仅存的后脑炎病人相比较，这非常有趣。高地医院的条件——大片的运动场、可自由进出邻近的社区、十分的关注以及更加自由和轻松的氛围——同芒特卡梅尔早期取得的成就很像。高地医院的这些病人（大部分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在那儿了）尽管患有严重的后脑炎综合征，但是展现出不同于芒特卡梅尔病人的精神面貌。总体来说他们比较活泼、精力充沛，易冲动而且过于活跃——情感反应很鲜明、很热情。这与芒特卡梅尔很多的深度帕金森氏病患者呈极大的对比，他们昏昏沉沉、不苟言笑、离群索居。无疑两组病人都患有同种疾病，很显然同一种疾病在两组病人中的发展形式截然不同。
我始终不能明白疾病的这些形式究竟是由于不同的病理生理“命运”所至，还是不同的环境和氛围所致：高地医院的气氛相当开明和亲切，而芒特卡梅尔的气氛则阴沉而消极。在前几版中我偏向后一种解释，但没有明确的证据。我想说芒特卡梅尔也有很多活泼、顽皮、机智诙谐的病人，使人很容易联想起高地医院病人的病理特征。也许这真是“命运”而非环境所致。很可能是这两种因素相互起作用。这些后脑炎病人独有的滑稽动作极其典型，常常讨人喜爱，使他们在英国获得了“恩基”的绰号。起先，“恩基”们的特征在芒特卡梅尔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我看到他们时，很多病人都深陷在帕金森氏综合征中。随着帕金森氏综合征的减轻——左旋多巴的不断刺激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恢复到早期的活泼——这些特征变得较为引人注目了——作者注。
②早在1869年沙尔科就介绍了用黑莨菪（byoscyamus
niger拉丁语）的提炼物治疗帕金森氏综合征的抗胆炎激素药物（莨菪碱是第一种），但它只用于治疗僵直和震颤，而不用于治疗后脑炎病人容易患的深度运动不能。对于外科手术而言也是如此：三十年代问世的注射酒精及此后的丘脑切开术被证明对治疗僵直和震颤具有巨大价值——但对运动不能则无效。五十年代发现阿波吗啡能够抑制运动不能，但它需要注射，疗效太短并且催吐，不能大量使用。氨基丙苯也能稍微减轻运动不能的症状，但所要求的大剂量又有抑制性“副作用”。因此运动不能——后脑炎性帕金森氏综合征惟一最主要的症状——一直都无法治疗，直到出现了左旋多巴——作者注。在服用左旋多巴之前的时期，有些病人已经进入了一种类似彻底平静的绝望状态：一种现实性的绝望：②深知自己厄运当头，用他们所能集齐的勇气和平静来接受这个事实。还有些病人（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病人不论表面看来多么平静）感到强烈而无能为力的愤怒：他们已经被剥夺了生命的黄金时光；他们被丧失的和浪费掉的时间所吞噬；他们不停地渴望出现双重奇迹——不仅治愈了自己的疾病，还能得到对失去光阴的补偿。他们想重新拾回逝去的光阴，奇迹般地重返年轻的黄金时代。这些都是他们在左旋多巴问世前
的期盼。
引子左旋多巴的诞生
①自然界中一件最令人惊奇的事（或者我们应该说是上天的保佑？）即植物界中含有的众多物质对动物界有重大影响——然而这些物质表面上来说对植物没有明显的“用途”。毛地黄（洋地黄）中含有的毛地黄糖苷对治疗心力衰竭是无价之宝；秋天的番红花（秋水仙）含有的秋水仙素对治疗痛风有奇效，等等。许多这样的“自然治疗药物”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被发现，并且在它们的功效为传统或确立的医药学承认之前可能就已经成了民间医学的重要部分这种现象很典型。近来化学分析确认几种豆类（特别是蚕豆）含有大量的左旋多巴（一磅豆中含25克左旋多巴）。这也说明（但需要仔细检验）这种富含左旋多巴的豆子可能至少在很多世纪中都是治疗帕金森氏病的民间药物。因此，我们虽然说“左旋多巴的诞生”是在公元1967年，但它可能在公元前1967年已然诞生——作者注。左旋多巴是种“奇迹药物”——到处都在使用这一名词；这可能一点不奇怪，因为首次运用这一药物的内科医师——乔治·柯奇斯医生——自己就称左旋多巴是“这个世纪真正的奇迹药物”。①听到冷静持重的内科医师和其他人在二十世纪谈论“奇迹”这个字眼，并用世纪之药来描述一种药物，这是很奇怪的。对左旋多巴的报道燃起了人们的热情，无论
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采用该药物的医生和服用它的病人中间——这同样很惊人，表明它引发了异乎寻常的激动，使人们沉浸在幻想之中。在过去的六年中，与左旋多巴的“故事”紧紧交织在一起的是热情和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不提到这种感觉，就不能够了解这种药物；只从文献和历史角度来叙述它也会使人产生误解。
我们进行理性的思考，将事物分门别类，并宣称：现代科学是理性的科学，全部是事实，没有假话，就如同它看上去的那样。但只要我们轻轻敲它光滑的表面，它就会分裂开来，向我们展现它的根基，它古老的黑色内核——形而上学、神秘主义、魔法幻术以及神话。医药是最古老的艺术，也是最古老的科学：它实际上正缘于我们头脑中最古老的知识和心中最深的情感。当然有一类普通的药物，日常用药，用于治疗碰伤的脚趾，扁桃体发炎，趾根炎肿，还有烫伤；而我们想到的是另一种药物，一种完全不同的药物：它更深奥，更古老，异乎寻常，近乎神圣，它能使我们恢复健康，让我们感觉十全十美。
因为我们都有种基本的直觉：我们曾经健康安乐；轻松平和，如鱼得水，曾经深深植根于养育我们的大地之中；后来我们失去了最初那种快乐单纯的状态，陷入今日的病痛与苦难。我们曾拥有无限美丽珍贵的东西——但我们失去了它们；我们穷尽一生寻找我们所失去的东西；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突然找到它。这将是个奇迹，是真正的黄金世纪！
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的想法在那些正经受极度苦难、疾病和剧痛的人和那些对他们所失去的和浪费的追悔莫及，并渴望能及时加以补偿的人身上最为强烈。这样的人，或病人，在绝望中求助于神父、医生，愿意相信一切能够缓解病痛、拯救自己的事情。他们的绝望程度和轻信程度成正比——也注定是庸医和狂人的受害人。
这种觉得失去了什么，而且必须要找到什么的感觉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的感觉。如果我们对病人进行形而上学的探求时让他停下来，问他究竟期望的和寻找的是什么，他不会罗列出一串可以制成表格的条目，而只是回答；“我的幸福”，“我失去的健康”，“我以前的状态”，“真实感”，“感觉良好地活着”，等等。他并没有期望这个或那个；而是期望情况有总体上的改变，期望所有的一切再一次恢复正常，毫无瑕疵，恢复以前的样子。他带着如此痛苦急切的心情四处求医，这一点使他很有可能被引入突然而可怕的歧途；（用多恩的话说）他错把“药店”当成“比喻中的上帝”，而一名药剂师或医生或许也会鼓励他们这样做。
正是在此时，病人与他的药剂师和医生均有意和无意地脱离了现实，形而上的本来面目突然间被扭曲（被想像和机械的歪曲所取代）。代替它的虚妄观念是一种活力论或唯物论的幻觉，而关于“健康”、“安乐”、“快乐”等的观念被简化为某些“因素”或“成分”——准则、液体、幽默、物品——那些可以衡量，可以买卖的东西。这样，健康被简化成一种程度——一种能用机械的方法进行增减的东西。形而上学本身并未做出类似的简化：它的术语是有关结构和构思的。那些骗人的简化来自于炼丹家、巫医和他们的现代同类人，也来自于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健康的病人。
从这种歪曲的形而上学中衍生出一种对神秘物质、奇迹药物的信念，相信有种物质会安抚所有的期待和苦痛，使我们迅速从悲惨的境地中摆脱出来：相当于长生不老丹。①这样的信念和希望在今天依然充分保留了它们原始的、魔幻的、神话的力量——无论我们如何否认——我们使用的字眼就展示了它们的力量：“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元素），维生素崇拜；或是“生物胺”（生命活动必须的胺类）——其中，多巴胺（左旋多巴转化成的生物活性很强的物质）就是一个实例。
①“神秘物质”的概念来源于对两种世界观的错误简化。它们被合理运用时本具有很雄辩的力量：一个是经验主义哲学家和实证哲学家的多元化或层次化的观念，另一个则是整体论或一元论。这两种观点各自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体系。在过去的二百年中，全面理解其优势和局限并能出色运用它们的人为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基本发现奠定了基础。神秘主义源于把类比当做了事物本身——把明喻暗喻（“像”什么的叙述）都化成了绝对（“是”什么的叙述），将有用的认识论转化成了“绝对的真实”。神秘层次主义者主张世界由许多微粒、点、线、面组成，互相之间没有内在联系，但被一种“随意连结”从外部联系起来：它主张这种真是涵盖内外——这就是“真实”，“全部的真实”，排除了其他任何“真实”。了解这样一个观点后，人们可以设想有这种可能性，即在毫不影响其他周围成分的情况下，影响某一个点或微粒：比如说，人们可以以绝对的精准和特性将某一点去除。在治疗上与神秘主义相连的是完美特效药的观念，它有特定的功效，而没有任何其他的副作用。这种所谓的特效药有个有名的例子，就是E
hrlich发明的专用于治疗梅毒的arsephemanine。
Ehrlich自己谦逊现实的说法马上被绝对论的期望和倾向所歪曲——arsephemanine不久就被冠以“神秘子弹”的头衔。这种神奇的药物被奉献给了寻找更多“神秘子弹”的搜寻者。
神秘整体论恰恰相反，主张世界是完全一致的，是无区别的“世界元素”，“原始实质”或原生质的聚集。神秘整体论生理学的一个例证就是据说是弗洛伦所说的箴言：“大脑与肝脏性质相同，大脑分泌思想而肝脏分泌胆汁。”
在治疗上与一元神秘主义相通的是全效药的概念，治百病的灵药或万灵药，世界元素或大脑元素的精髓，纯粹的瓶装精华或神圣——德昆西的“被木塞封在粉红瓶子里的可携带的欣喜”——作者注。
②威廉姆·詹姆士提出人们喝酒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获得一种神秘的统一感，回归到最初级最原始的幸福，这个一半是形而上学一半是复旧的理论，说明人们急需这种“秘方”；他以赞许的态度引用了一个大家熟知的名言“治疗酗酒症最好的办法是宗教狂”。历史和人类学告诉我们对秘方的渴求自古有之，极为普遍。所有的人种都掌握着很多有关秘方的知识。运用秘方在上个世纪构成了一种文学消遣（有时是必需的），也部分发展了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在我们的世纪，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秘方的运用变得广泛而直接，赫胥黎用梅斯卡尔酒来使观察力更清晰，里瑞将LSD封为圣药。这里——和左旋多巴的情况一样——我们看到的是对神秘方法的真切需要和把不确定的形而上象征错误地当做确定的可摄取药物的混合体——作者注。
这些神奇的、生命必需的神圣药物引发了无数的崇拜和风尚，出现了一种过度而极端的狂热。比如弗洛伊德对可卡因药物的推崇；首次运用考的松的强烈反响，用一个当代观察家的话说，当时的那些医学会议“更像是复古主义会议”；在现今全世界的“医药舞台”上②，我们现在对左旋多巴的狂热更是如此。想避开这种超越正常热情的感觉是不可能的，这种特殊的热情、这种神秘主义总会存在。
①实际上，一直存在预见类型的早期局限性，比如一个著名的病例：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身体一侧的帕金森氏综合征的发展与大脑梗节的结核瘤的增长有关；几例中脑的梅毒病也和帕金森氏综合征有联系，等等。在找到具体的细胞破坏之前，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感谢研究帕金森氏综合征的组织。因此，在1910年之前，有两种手术应用于治疗帕金森氏综合征并卓有成效——切除后脊的病源，和去除一部分大脑皮层——作者注。现在我们来直接叙述左旋多巴的故事，但要记住一直贯穿其中的神秘之线。帕金森自己曾试着寻找帕金森氏综合征的“根源”或本源，但他假定根源是在大脑延髓部分的脑髓中，最后没能成功。而且，在帕金森的“随笔”发表一个世纪之前，①定义这一病症位置和本质的病理学过程没有任何突破。1919年，冯·艾科诺莫和特莱提亚科夫分别描述了在许多表现出严重帕金森氏病症状的脑炎性昏睡病病人身上塞梅林氏神经节（中脑的一个核，由大型色素细胞组成）遭到严重破坏的事实。第二年，英格兰的格林菲尔德和其他地方的病理学家们已经可以定义出已患有普通帕金森氏病的患者他们的这些细胞中相似的细微变化。这些结果，连同其他病理和生理研究，都显示了一个定义清晰的系统
的存在，这一系统将塞梅林氏神经节与大脑的其他部分相连：这一系统的功能不全或破坏会引发帕金森氏病的症状。引用格林菲尔德的话就是：
……一项普遍的调查显示震颤病的典型症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影响神经细胞系统的系统性退化，其节点就是塞梅林氏神经节。
1920年，福士以卓越的洞察力，指出这一解剖上和功能上的独特系统有可能与一个化学上的独特系统一致，如果这一设想中的化学物质可以被鉴别和运用，就可以实现对帕金森氏综合征和相关疾病的特殊治疗。
研究结果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写道＇：这一纹状系统或它的部分组织是否倾向于含有对某种有害物质……可以推断正面或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