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作者:李光耀-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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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奉命撤离巴株巴辖的油库时，公司方面很慷慨地付给他几个月的薪水，
就在日子越来越暗淡的时候，有几次我值完班跑去看电影，好让自己在看电影的两三个小时中暂时忘记一切，同时把渺茫的前途抛在脑后。1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在国泰戏院看一部喜剧片。戏中有一个场面是一颗炸弹该爆不爆，却在轻微的“啪哒”声中破裂开来。原来是一颗“诈”弹。它的外壳裂开时，露出“日本制造”的标志。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在过去两个月里，新加坡已经领教过日本炸弹和炮弹的巨大威力，而现在我所观赏的电影，却把日本人大肆挖苦一番，说他们两腿成弓形，眼睛向内斜视，所造的船无法在暴风雨中漂浮，开枪不会中的，充其量只能制造“诈”弹。不幸的事实是，从12月8日起的两个月里，他们却证明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够跟英国作战。好几年以后，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在他所著的一本书中写到新加坡的陷落时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也是最大规模的对敌投降”。
2月10日英军后撤时，军方接管了整座莱佛士学院。两天后，医疗辅助服务分队不得不宣布解散。起初我留在纳福路老家，后来由于炮声越来越近，我只好到直落古楼和家人住在一起。搬到直落古楼的第二天，我们听到远处传来步枪声，有些比较靠近我们。但是，大炮声、炮弹爆炸声和炸弹爆炸声却沉寂下来。我觉得很奇怪，便从后门走到L巷去。这条巷子就在渔村旁边，过去我经常在村子里和童年朋友们玩耍，他们都是渔民的孩子。我沿着泥路，最多走了20米，便看到两个人穿着暗褐色的制服，跟英军所穿的绿色和棕色制服不同。他们就是我最早看到的两个日本兵。他们绑着腿，脚穿胶底布靴，大脚趾和其他脚趾隔开，就像他们的凉鞋一样。我后来才知道这种布靴使得日本兵的脚趾更能抓住潮湿或滑溜的地面。但是，最叫他们显得怪模怪样的，是头上所戴的鸭舌帽，帽子后面还连着小披风，垂在颈后。他们外形古怪，身材矮胖，却扛着插上刺刀的长长的步枪。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一种令人作呕的恶臭，简直叫我永远忘不了。我后来所碰到的许多日本兵，身上都散发着同样的臭味。那是因为两个月来他们沿着森林小径和胶园通道，从哥打巴鲁一路打到新加坡，好久没有洗澡了。
我呆了几秒钟，才想到他们原来就是日本兵，顿时汗毛直竖。幸亏他们正忙着搜寻敌兵，所以不理我只管往前走。我赶紧飞奔回家，把所看到的一切告诉家人。我们连忙把所有门窗关上，天晓得这样做对我们能起什么保护作用。由于日本军队从1937年起在中国干下的种种暴行令人发指，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在这里重演奸淫掳掠的暴行。幸亏那天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事。与此同时，英国军人却迅速撤往市中心，根本没进行过什么抵抗。
最暗淡的节日
第二天，2月15日，是农历新年。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华人通常都要穿新衣新鞋，还有各种各样的传统美食可大快朵颐。可是，这一年的春节，无疑是1819年华人移居新加坡以来最暗淡的一个节日，只听到从新加坡北部和西部靠近市区的地方传来的战斗声，远处大炮和臼炮炮弹的爆炸声响彻云霄。不过，直落古楼地区却一片宁静。日本军队已向市区节节挺进。
那天晚上，大炮声静了下来。不久，有关英军投降的消息便传开来。第二天，有些朋友从市区回来，告诉我们抢劫事件到处发生。英国人和欧洲人的住家被马来车夫和园丁掠夺一空。这个消息使我们全家人焦虑万分。我们在纳福路28号的住家，还有那些囤积的粮食和必需品会怎样呢？尤其是粮食，我们要靠它度过漫长的岁月啊，保得住吗？经母亲同意，我和许忠祜一起从直落古楼步行八英里左右到纳福路。我们只花两个小时就到达目的地。沿途我看到马来人从大洋房里拾走家具和其他物件；华族不法之徒则搜掠货仓，抢走较贵重又不笨重的物品。有一栋破旧的浮脚楼，跟我家隔着两座房子，里头住着大约20户布央族①人家，男子都以当车夫为业。幸亏他们还未对我家动手。在那些大洋房里有更好的东西可拿，何况已是人去楼空，因为这些大洋房的欧洲主人正集中起来准备进入拘留营。我回来得正是时候。
英国主人的大洋房和货仓遭洗劫，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些在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的确很难理解这件事的全部含义，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英国的殖民制度，如何在1942年2月15日被日本人摧毁。自从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登陆，并把新加坡建立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站以来，白人的支配地位，从未有人质疑。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怎样产生。但是我在1930年入学时，便意识到英国人是大老板。那些像他们一样的白人，也是老板，有大老板，小老板，但都是老板。他们人数并不很多，不过8O00人左右罢了。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同亚洲人分隔而居。政府官员在环境较好的地区有大洋房、汽车、车夫和许多仆人。他们吃的是上等食物，肉类和牛奶制品居多。每隔三年，他们便请三到六个月的长假，暂时避开新加坡令人困倦的赤道气候，回英国“老家”休养。他们的孩子也回“老家”受教育，决不进人新加坡的学校就读。这些孩子也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
总督是大头头，也是老板中的老板。在庆典仪式上，他总是穿上镶着金色绥带的雪白漂亮的制服，头戴顶端装饰着白色羽毛的盔帽，腰间佩带一把长剑。白人官员担任政府中所有高级职位，而且对亚洲人掌握着生死大权。福建人称呼他们为AngMoh（红毛），马来人则把他们叫作OrangPuteh（白种人）。警察总监、高级警官、医务局局长、医院的高级内外科医生，都由白人担任。亚洲医生只能在白人医生手下工作，即使他们的资格比白人医生高，也无济于事。护士长也非由白人担任不可，虽然她们只能讲英语，而且跟不会讲英语的病人谈话时，必须请本地护士当翻译；亚洲护士休想有一天能成为护士长。
在莱佛士学院，所有教学人员都是白人。有两名本地最优秀的毕业生，尽管考到物理和化学一等文凭，院方却只聘用他们当“示范员”，薪水也比白人低得多。而且他们还得考取伦敦大学校外理科文凭，才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吴庆瑞（后来成为新加坡副总理）是当年最优秀的文科毕业生之一，考获经济学一等文凭，可是他所能担任的职位，只是“导师”，不是讲师。
莱佛士学院有120名寄宿生，分别住在6座宿舍里。为了督促这批学生遵守纪律和秩序，院方聘请了一个50多岁的英国退休军士长担任舍监。虽然他说的是伦敦方言，文化水平也不高，但是他却领取丰厚的薪金，而且跟他的同胞一样，过着家惺惬意的生活。在学院当局看来，一名退休的英国军士长是负责训导新马120个最聪明的年轻人的适当人选，况且当时学生方面也没有意见。他们对这位舍监唯一不敬的是每次听到他说伦敦腔的英语，就禁不住高声大笑。
亚洲的暴发户
日本人笼统地被视为亚洲的暴发户。不错，他们比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更加工业化、更加先进，但是他们要赶上白人，还需要一段长时间。他们制造纺织品、玩具和其他东西。我记得在30年代，我母亲经常谈起她在密驼路著名的日本商店越后屋所买的一些美丽的府绸。当时密驼路有许多日本商店，越后屋是其中之一。我母亲告诉姐妹们，这种日本府绸，可以跟英国的细棉府绸媲美，价钱却便宜得多。不过，日本制造的玩具，价格虽廉价，样子却俗气，而且不耐用，跟英国制造的玩具简直不能相比。当年在新加坡也有日本西医和牙医，他们收费低，医术也不高明。我始终不明白，什么机遇使他们的学位获得英国医药当局的承认而能够在新加坡行医，莫非是报答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代英国人照顾远东的利益？据说有少数几个日本医生还算能胜任，但却没有一个比得上医学院的英籍教授。
这就是11万名日本兵所占据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状况。当时还有13万名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经过70个惊慌、混乱和愚昧的日子，英国殖民地社会终于被摧毁，有关英国人高人一等的神话，也被打破了。英国人以为在日本兵开始炮轰新加坡时，亚洲人会极度恐慌，殊不知他们却处之泰然，面对伤亡毫无惧色，也没有惊慌失措。当日本人的炸弹和炮弹掉下来时，躲在办公桌和工作台底下的，正是白人平民老板。1941年12月16日夜深入静时，不顾亚洲人的死活，自己偷偷逃离槟城到新加坡“避难”的，也是白人平民和政府官员。英国军队在撤退之前，尽量把军事设备一一炸毁。医院、自来水厂、发电厂以及其他重要设施虽然保存完好，却没有人操作。于是，房屋失火时，没有消防员出动救火；自来水厂也没有职员调节供水。管事的白人官员早已逃之天天。白人只顾自己逃命的传说，使他们在亚洲人眼中沦为自私、胆怯的一群。这些传说有许多在转述的过程中，无疑被夸大了而有失公允，但却有充分的事实以资证明。事实证明白人如果不是比亚洲人更加惊慌失措的话，至少相差不多。亚洲人一向依赖白人的领导，如今白人却辜负了他们的一片期望。
粉碎了优越的神话
英国人的霸权本来是建立在优越的科技和组织上的。因为多数亚洲人相信英国人天生优越的神话，并以为要向英国人挑战是不明智和枉费心机的，使这种霸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可是现在，竟然有一个亚洲民族敢于抗拒英国人，并粉碎了上面所说的神话。没想到日本人以征服者的姿态对英国人称王称霸之后，却对同属的亚洲人显示他们比英国人更加残暴、蛮横、不义和凶狠。在日本占领的三年半里，每当我自己或是我的朋友当中有人被日本兵折磨、殴打或虐待时，我们都不禁深深叹息，恨不得英国人早日回来。新马人民对同是亚洲人的日本人感到失望，幻想破灭了。另一方面，日本人却耻于跟亚洲人认同。他们认为其他亚洲人都是劣等民族，只有较低层次的文化。相反地，日本人却是天照大神②的子孙，也是天择的子民，跟蒙昧无知的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完全不同。
注：
①印尼爪哇和加里曼丹两岛之间的一个小岛——巴韦安岛（Bawean）上的原住民。
②意为“太阳之神”。日本皇室把它奉为天皇的祖先。
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五章 逃出检证关
第五章 逃出检证关
我在忠祜的小房间里度过一晚，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检证后出去，可是值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到估俚间收拾我留在忠祜房间里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回到忠祜的小房间，又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
我从直落古楼步行到纳福路，走了两个小时，发现新加坡的治安突然间变了样。英国军队已经投降。本地警察，包括华族与印族低级警官和马来普通警员，都消失无踪，害怕日本人把他们当作英军的一部分。日本军队还没开进市区执行任务。目无法纪的人可以为所欲为。
大多数人照老习惯过日子，奉公守法，不敢胡来。可是，由于白人老板走了，胆大包天或是走投无路的人就趁机抢劫英国公司的货仓、百货商店和商行。他们认为抢走白人的财物，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事。他们破门进入货仓、百货商店和商行，抢走食物和贵重的东西，只要拿得了就拼命拿。抢劫事件连续发生几天以后，日本军队才出来维持秩序。为了达到阻吓的目的，他们胡乱射杀几个抢劫者，把这些人的头砍下来，放在几座主要桥梁的桥头和几条大街的交叉路口示众。
其实日本人自己也四处抢劫。最初几天，无论谁在街上行走，身上的钢笔和手表都会被日本兵夺走。日本兵也以搜查为名，进入屋内，趁机拿走那些可以藏在身上的小物件。起初，他们也把最好的脚踏车推走，不过，几个星期后就不要了。原来他们在新加坡只是短暂停留，随时会被调到爪哇或印尼的其他岛屿作战，以便侵占更多的土地。他们不可能把漂亮的脚踏车一起带走。
尽管日本人和华人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对华人却毫无帮助。我回到纳福路的第二天，看见几个日本兵在路对面敲打一座房屋的大门。这是李绍茂的家。李绍茂是莱佛士学院理科毕业生，原在海峡殖民地民事服务部门任职。他的侄儿把大门打开，日本兵便径直走到车房去。他们要的是那辆擦得闪闪发光、亮丽夺目的黑色福特V8型汽车。李绍茂非常爱惜这辆车，每天都清洗车子，把它擦得光光亮亮。他从屋子里冲出来，希望汽车免于遭殃。他处世谨慎细致，为自己拥有的房屋和汽车感到很自豪；他也以自己是个华裔学者为荣。他不懂日语，中文书写还可以。由于日文当中应用不少汉字，我看到他在一本便笺簿上挥写，也许是告诉对方他是一个高级公务员，执行公务时需要用到汽车。但是带头的日本军官根本不予理睬。只见这个军官钻进车里，把车子倒开出车房，然后驾走。
第一次遭粗暴对待
我第一次遭到日本兵的粗暴对待，是在去探望阿姨的时候。阿姨住在甘榜爪哇路，刚好在跨越武吉知马河的红桥对面。我走近红桥时，看到一个日本哨兵在桥头踱来踱去，附近有四五个日本兵围坐着。他们也许是哨兵属下小队的队员。我戴着一顶宽边的澳大利亚军帽。在英军投降之前几天，许多澳大利亚军帽到处丢弃，我拾了一顶，心想在今后的困苦日子里，这顶帽子也许可以大派用场，使我免受太阳曝晒之苦。
在这批日本兵面前走过时，我尽量做到不引起别人注意，悄悄地往前走。可是，我却无法逃过他们的眼睛。一个日本兵大声喊道“过来，过来”，并招手示意我过去。我于是朝他走去。就在我走到他跟前时，他竟挥动步枪上的刺刀，把我戴着的军帽的边儿戳穿，然后把它挥落在地上。接着他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并推我跪下，用穿着靴子的右脚猛踢我的胸部，把我踢倒。我爬起来时，他做着手势要我沿来时的路回去。我只好从命，总算轻易逃过劫数。还有许多人因为不懂日本人的规矩，走到十字路口或桥头时没向日本哨兵鞠躬，就被罚在烈日下跪上几个小时，两手还得在头上托着一块大石头，直到撑不住倒在地上为止。
一天下午，我坐在纳福路住家的走廊上，看到一个日本兵在付车费给一个人力车夫。人力车夫不满日本兵少付车费，要求多给一些。日本兵抓住人力车夫的一条胳膊，把他拉到右肩上，然后以柔道的招式，使劲儿把他抛向天空，再让他脸朝下摔在地上。事后这个日本兵若无其事地走开。他的残暴行为使我大吃一惊。一会儿，那个人力车夫爬起来，摇摇晃晃地拉着车子走了。
第二天，我在红桥又上了一课。一辆日本兵抢来的汽车，车头插着一面小蓝旗——这是日本三个军阶当中最低的一级：黄旗代表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