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 作者:李光耀-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都是20多岁的年轻工人。我考试及格，获颁文凭。我觉得学日文比学华文容易得多，因为它没有四声。但是在变音和文法方面，日文显得更加复杂。

　　日文班毕业典礼在皇历26O2年（1942年）8月2日星期天举行。日本皇历是由日本传说中的第一个朝代建立时算起的。日本人也把所有的时钟拨快一个半小时，改为东京时间。我们朝东京日本皇宫的方向深深鞠躬，并唱日本国歌《君之代》。

　　接着，神保教授上台讲话。他说：

　　“日本拥有30O0年的悠久历史，日本民族世世代代、不屈不挠地努力……目前还有很多无知的人仍然仰慕英国文化。你们应该设法引导这些人，让他们熟悉日本的伟大历史，同时背弃英国文化。”

　　在10月间举行的第二届毕业典礼上，军事宣传部主任大久保中佐（中校）发表的演讲，更加不含糊地肯定日本人的优越性。

　　“有些人妄想英国人和美国人有一天会攻打昭南岛（新加坡），并重新占领这个地方。他们是因为无知，才产生这种妄想。你们应该知道，这种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日本绝对不会退出这个地方，也不会在这场战争中被击败。即使太阳失去光芒，昭南岛覆盖着冰雪，也改变不了”。

　　日本人从来就不相信说话需要留有余地。

　　这一年？月，祖父病重。就在我日文班毕业后三个星期，他便与世长辞了。他逝世前，我到勿拉士巴沙路探望过他好多次。他跟养女住在这条街上。他的境遇使我很难过。这不仅是因为他疾病缠身，而且是因为他活着看到眼前的世界怎样崩溃和瓦解：英国人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竟然栽在日本人手中。英国海军、英国船长以及他们严明的纪律、卓越的表现和海上霸权，都被样子古怪的日本人一举摧毁。他老人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种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居然能够打败相貌堂堂的英国达官贵人。当我眼看着他陷入昏迷状态的时候，我心里想，如果他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便离开人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祖父战前在新加坡这个英国殖民地建立起来的关系如今都失去了。不过，他倒有一个日本朋友，就在他去世后几天，父亲便登门造访。日本占领时期的困苦日子，使父亲变得认真严肃。他变得更有责任感。他在日本军部找到一份工作，负责管理石油供应。在他要求下，同时也是出于对我祖父的尊敬，祖父的朋友下田给我在这个日本人当道的新世界里，安插了一份工作。

　　战争爆发时，下田被英国人监禁起来，送到印度去。但是他在双方交换平民时回到新加坡，把战前的公司恢复过来。这就是下田公司。他把公司迁移到英国人留下的一个大型办事处，面对着莱佛士坊，这里正是贸易商行的黄金地带。我在下田公司担任书记，日常工作是誊写内部文件，同时负责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联系。我学习怎样写日文书信，并用复写纸留下书信的副本。我也照皮特曼氏的英文打字指南学习英文速写打字。

　　战争的持续造成纺织品不再是基本商品，货轮也很难找到。六个月之后，下田便面对纺织品供应短缺的难题。由于纺织品来源少，日本人成立了一个称为“组合”的行会，以控制纺织品的配给。这一来，下田不得不结束营业。他把职员遣散，心里头却老是愤愤不平。

　　下田公司关门后，我在莱佛士坊的另一边找到一份工作。这次是在一个控制米油糖盐等粮油和调味品以及烟草、香烟的“组合”担任书记兼打字员。我的薪金是以军用票支付的。这种日本钞票印有椰树和香蕉树的图案，后来便被称为“香蕉票”②由于票面上没有编号，因此逐月贬值。我的待遇折合实物，相当于10斤（大约15磅）白米，还有糖、油和香烟，以香烟最值钱。这些配给品比日本钞票好得多。因为随着日子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这些东西货源越来越少，购买时需付的“香蕉票”就越来越多了。

　　当上了编辑

　　我在这个“组合”里工作了八个月左右。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当时，“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我前往应征，由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日本人乔治·竹村主持面试。他长得又高又瘦，皮肤白皙，满口美国腔英语。在他手下工作的日本人都称他为Ji—oh—ji。他不穿日本军官的制服。原来他是日本军政府里的一个文官，有五颗蓝星的官阶，相当于大尉（上尉），他谈吐温和，倒是个正派人物。他对我的英语表示满意，决定聘用我。我感到高兴，总算找到一个英语能派上用场的地方了。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它们是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由马来族无线电操作员负责接收。

　　傍晚时分，无线电信号不清晰。由于接收效果差，许多宇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不见宇影。我必须辨认这些字，并根据上下文，把缺的宇填上，就像猜字谜一样。接着，我把各个战线发来的电报分别整理成新闻稿，然后从国泰大厦顶层送到底层，由那里的工作人员修改后送去广播。我从1943年末开始工作，到1944年底为止，前后工作了大约15个月。

　　这期间，我过着颇为反常的生活。我的工作从东京时间晚上七点（新加坡时间傍晚五点半）开始，一直到天亮。无线电接收效果要到东京时间午夜12点左右才会好起来，所以从晚上七点到午夜12点的第一班，工作虽辛苦，却可以早点回家睡觉。从午夜12点到第二天早晨九点这一段时间，工作分为两班，当中有两三个小时的休息。这个时段无线电接收效果比较好，所以较少为漏字或模糊不清的字伤脑筋，可是睡觉的时间却不正常。

　　然而比工作时间安排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工作时的心理影响。一连几个小时，我脑子里装满了战争的消息，而且都是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很不利的。但是，如果我胆敢跟外人谈起，将冒天大的危险。国泰大厦底层驻有一支宪兵队，每一个在“报道部”工作的雇员在宪兵队里都有一个档案。宪兵队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一个人不会泄漏消息。



　　注：

　　①早年华族单身劳工的宿舍或集体居住的地方。“估俚”是方言“劳工”的意思，“间”是房子。

　　②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和马来亚期间，由日本军政府发行，在新马一带流通的钞票。因票面上有香蕉图案而被称为香蕉票。










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第六章　心惊胆颤过日子






第六章　心惊胆颤过日子

　　离职前一天，我在国泰大厦乘电梯下楼时，那位自从相识后跟我很要好的电梯管理员偷偷儿地提醒我要小心，因为我在日本宪兵队办事处的档案已经被取了出来，当局对我特别注意。我不寒而栗，心想究竟是什么事引起他们的注意呢？

　　从1943年末开始，粮食越来越缺乏。日本海军在中途岛之役和珊瑚海之役中，损失惨重。他们已经丧失了制海权。日本的船只屡遭同盟国的潜水艇击沉。就连白米的传统出口地泰国也无法把米销到新加坡。究其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日本人不愿意向泰国人买米，就是因为他们没法子把米运到新加坡来。

　　我们只好把霉烂、虫蛀的陈米同马来亚出产的白米掺在一起煮着吃，而且还得找替代品以补不足。我母亲就像许多人的母亲一样，充分利用我们所能取得的一点玉蜀黍和粟米，以及我们平时连碰也不想碰的蔬菜，如番薯和木薯的嫩叶，加进椰浆煮成菜肴，吃起来倒是很可口。这些食物看起来量很多，却没有什么营养，难怪我和弟弟饭后一小时，肚子又饿了。肉类简直成了奢侈品。牛肉羊肉很少见，猪肉比较容易买到。我们可以自己养鸡，可是谈何容易，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吃剩的东西可以作饲料。

　　在日本占领时期，我母亲足智多谋的天赋受到严峻的考验。由于通货膨胀，我和父亲与弟弟金耀的薪水合起来还是微不足道，她便开始搞各种各样的生意。她出身于海峡土生华人家庭，自小学会烹饪和烘烤。首先她做糕来卖。不久面粉和牛油缺货，她就改用木薯粉、米粉、硕莪粉、椰浆和椰糖作原料。她也用鲜奶制成炼奶。她是一个烹饪能手。后来我当总理时，她为了打发时间，便给外国人的眷属，包括外国使节的夫人教有关海峡土生华人的烹饪法。接着她出版了《李夫人食谱》一书，这本书直到她逝世后销路还很好。

　　市面上样样东西都供应不足。汽车从道路上消失了，只剩下日本军方和平民要员的汽车还在行驶。少数本地人虽有汽车，却买不到汽油。的士改装后用木炭和木柴驱动。脚踏车的外胎和内胎不久也用尽，本地制造商只得生产实心的硬胎。用硬胎骑起来，车子颠得很厉害，但总比骑在钢圈上好得多。

　　到1944年初，我的脚踏车已经靠硬胎转动了，可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由于汽车、罗厘和巴士很少，在路上骑脚踏车可以通行无阻。纺织品也很缺乏，于是我们把窗帘和桌布改制成长裤和衬衫。穿短裤也有好处，不但能节省布料，而且穿起来很凉快。当时，电力供应不足，风扇哪里用得上？所有进口货都变得很宝贵。酒如果保存得好，很受搞黑市买卖赚大钱的暴发户和日本军官的欢迎。酿酒厂在本地纷纷设立，生产本地的白兰地、威士忌，以及用米、木薯、番薯或粟米酿制的华人爱喝的各色杂酒。有些很不错，有些很难喝，有些喝了会中毒。

　　这期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1944年年中，严重的程度使我不能再靠薪水过活了。解决办法倒有一个。虽然我平时得到米、油、食物和香烟的配给，但是到黑市去做经纪人却能有较好的额外收入，而且赚钱也比较容易。由于市面上存积的战前英国药品一天天减少，这方面的黑市买卖显得很活跃，最珍贵的药品要算是英国梅与贝克公司制造的“磺胺氮苯693”了。其他有利可图的东西就是尊尼沃克威士忌和轩尼诗白兰地等名酒，还有密封的50支罐装英国香烟、首饰、地产和海峡殖民地货币。

　　黑市经纪人的活动地点，主要集中在谐街和莱佛士坊附近的珠烈街。1944年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学习怎样囤积各种物品，尤其是价格低廉的小首饰。买下后，搁上几个星期再卖出去，价格肯定会上涨。如果你有好的关系，钱是很容易赚的。一方面，你会看到过去的中产阶层人士，为了活命不得不把祖传宝物拿出来变卖。我母亲认识不少过去富贵人家的太太小姐，她们在新加坡粮食日益匮缺的时候，需要变卖首饰和房地产。像我这样的经纪人，就会把这些东西卖给另一些人。这些人希望把东西卖给急于把香蕉票转换成较有长久价值的东西的日本平民，或是把它们送给负责发出合同的日本军官。

　　生存的关键往往在于偶然的机遇。这期间我开始经营一种生意，它改变了我一生的历程。我在从事黑市买卖时，遇到莱佛士学院的理科毕业生杨玉麟。战前他在华侨保险公司任职，这家公司设在珠烈街的华厦。我和杨玉麟经常到谐街一家由客家两兄弟经营的金店去，两兄弟当中弟弟也是莱佛士学院的毕业生。像我这样只作小首饰黑市买卖的经纪人，都以这家金店为聚会处。这时，珠烈街的印度文具商巴斯莱兄弟问我能否提供文房所用的胶水，当时市面上正闹胶水荒，战前的存货所剩无几。也许我自己能够制造一些应市？我问杨玉麟能不能制造，他说能，只要用木薯粉和石炭酸作原料就行。于是我出钱资助这个试验。

　　玉麟的制造方法是把木薯粉倒入一个椭圆形的大锅，再把大锅放进一个热油滚滚的镬里。他用的是红棕油。当时红棕油到处可以买到，价钱也很便宜。镬里的油一直保持高温，把木薯粉烘热，同时还要不断搅拌，使木薯粉变成深褐色的糊精，看起来很像美丽的焦糖，连味道也很相像。接着就加水，使“焦糖”溶解而变成胶水。最后在胶水里加入石炭酸，作为防腐剂，以免霉菌在胶水里滋长。胶水制成后，倒人司各脱鳖鱼肝油的空瓶子。我发现这种瓶子很多，卖得很便宜。我以“速粘”的牌子，把胶水推人市场。我的一个富有艺术天分的朋友何国和替我们设计了美丽的商标，以白色为底，衬托出浅褐色的文字。

　　胶水一出笼，倒是相当能卖钱，我们便设立了两个制造中心。一个在我家，有母亲和妹妹做帮手；另一个在杨玉麟家里，他的太太和妻姨柯玉芝是得力助手。柯玉芝这女孩子在莱佛士学院读书时，成绩比我好。我再次遇见她，是在骑着硬胎脚踏车第一次到中巴鲁找玉麟的时候。我到了那里，她正好坐在走廊上。我问她玉麟在哪里，她脸露笑容，指着角落的一道楼梯。如今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会面。她在家里闲着，由于没有佣人，帮做一些零星家务。制造胶水是另一种零星工作，但有酬劳，只是数目很少。我常去，以了解胶水生产的情况，谁知两人在往后几个月中产生了友谊。

　　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到1944年9月，我们之间的友谊发展到我可以邀请杨玉麟夫妇和柯玉芝（现在我叫她“芝”）到大世界一家华人酒楼，参加我庆祝21岁生日的晚宴。这是我第一次邀请她外出。不错，她是在姐夫陪伴下赴宴的。但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接受邀请，参加一个年轻人的21岁生日宴会，可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了。

　　制造胶水的工作维持了六七个月，到1944年末就停了。这时候，战事对日本极为不利。商船很少到新加坡来，贸易停顿，商业更是委靡不振，一般办公室用不着胶水了。我只好停止生产，但却继续到中巴鲁探望芝，跟她聊天，保持我们的友谊。

　　到了5月，日本军队尝试从缅甸攻入印度，却在英帕尔和科希马两地受挫。史林将军麾下的英军和印度部队坚守阵地，顶住了日军两个月的围攻，反而是日军给养断绝。日军的交通线从东京伸展到泰国、缅甸和印度，英军方面的交通线却短得多，何况他们还有空运支援。这一次，可轮到日军弃甲而逃了。可是，他们一面撤退，一面仍奋不顾身同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我记得在报上看到新闻说当英军向曼德勒挺进，并沿着若开海岸南下时，日军怎样拼死进行顽强的抵抗。我敢肯定，英军不久将会以同样的方式，沿着马来半岛大举推进，我担心到时日军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这一来，英军要收复新加坡，必须同日军逐街逐屋战斗到底，造成平民的惨重伤亡。发生这种事情只是时间问题，也许只要一两年。

　　我觉得最好趁局势还很平静的时候离开新加坡。我可以向报道部辞职，没有人会怀疑我的动机。于是，我请几天假，北上马来亚。我到槟城和金马仑高原实地探查，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我乘火车从新加坡到槟城，再转到打巴。从打巴到金马仑高原，我搭一辆运菜的顺风车，坐在司机旁边。在金马仑高原度过两晚后，我同样搭顺风车回到打巴。来回的路程很吓人。为了节省汽油，司机在两个半小时的行程中，大半时间把引擎熄掉，让车子沿着陡峭婉蜒的公路滑行。

　　我在槟城的时候住在韩瑞生家里。1942年，在日本占领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