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淡如水-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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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既无背景且一穷二白的农家子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顶了我的位置，病恹恹地夹着行李来到那所山村小学。
校长是位四十来岁的矮个子，民师转正后不久，脸上洋溢着一股掩饰不住的喜气。他大老远地看见我来了，迈着大步迎了上来，朗声说道：“来了就好，来了就好，你可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师范生，看来今年我们学校有希望在全乡排名靠前了。”领我同其他老师见过面后，他把我安顿在一间光线不错的房间里。我推开窗户，一棵小叶杨迎风而立，似乎在等我和它相依相伴。
接下来的日子紧张而单调。尽管校长在每周的例会上都要大谈特谈学校的前景，尽管众教师摩拳擦掌并且对我寄予厚望，但我心里并不把这当回事。我压根儿不想和他们抢时间争名次。我变得异常懒散，备课敷衍了事，上课照本宣科，下课后不是捧本杂志听音乐，就是关门闭窗蒙头大睡。休息日我也不屑和其他老师交流什么。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迷上了玩气枪，特意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从城里买回一把气枪，一有空闲便带着枪到山上或河边游逛。几个月下来，鸟没打着几只，一颗失意的心却被击得千疮百孔。
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所教科目的成绩在全乡排名倒数第二。校长跟我谈话的口气不那么热情了，甚至我从村口小卖部买完东西离开后都能感觉到背后一束束异样的目光。
当时，近乎麻木的我开始为自己寻找退却的理由。我请求校长向上边反映把我调走。他说他没有这个权利。我激他说，就说你讨厌我不要我总可以吧？谁知他不吃这一套，而是推心置腹地和我做了一次长谈。他说：“你的分配情况我都知道了，但人生在世谁没不顺心的时候？我那年差点连民办教师都当不成……这样吧，这个学期，我们准备购买一套音响设备，你兼放广播，少上几节课，多看些书充实充实自己，以后有机会多留个心眼再图发展。”
一套在当时还算高档的音响在开学后不久终于在山村露面了。调试、放磁带、录音扩音，都很顺利。放唱片时唱片在转，唱针也放上去了，却怎么也不出声儿。反复几次，都是如此。一屋子的人没见过这种带唱机的录音机，你按一下，他捏一下，最后都把目光投到我这个“文化最高的人”身上。我这人平时眼高手低的，刚才已经很没面子了，便想找说明书看一下。不巧的是说明书又不知放哪儿去了。我心里开始发怵，又不愿当众现丑，便对大家说：“你们先回去，我一个人再调试调试。”可大伙正在兴头上，并没有要走的意思。这时，从外面挤进一个中年人，我认出是村里经常外出揽活的王木匠。他仔细看了一下唱片的转动情况后，很快找出了问题。他把唱针上那个薄薄的塑料套子摘去后再放到唱片上去，唱片立即发出一阵悦耳的乐声。王木匠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丢下一句“都是外行”后兀自离去。我像是当众被人猛抽了一个耳光，脸上火辣辣地灼痛，恨不得在地上找个裂缝钻下去。
那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这次不仅仅因为王木匠的举手之劳使我当众丢了丑，更主要的是我为自己一年来的迷惘和消沉感到万分愧疚。我算什么呢？充其量是一只笨拙的驼鸟罢了。我想起了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它（驼鸟）认为跑得很快，却没有很好的自卫手段。当情况紧急再也跑不脱时，便把头钻进沙堆，自以为很安全，其实已是苟延残喘了。”看来，我的这种驼鸟心态非改不可了。
第二天，我主动要求校长不要减我的课，并兼任校广播员工作。我要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不是一只步履蹒跚、自以为是的驼鸟。
我把气枪藏了起来。更多的时候，我出现在学生的课桌旁，端坐在深夜的台灯下。第二年，我所教的班级成绩在全乡统考中名列第二。此后一年，我拿下了中文大专的自学考试文凭。调入一所中学后，我更加努力工作，并潜心写作，在教学受到老师和学生好评之余，我终于凭着近百篇报刊作品跻身县委宣传部。
几年来，我从一只自甘沉沦的“驼鸟”变成一只勤奋的“叫天子”，无不得益于那个薄薄的唱针套。是的，要想让人生的唱片发出悦耳的声响，千万不要忘了摘去那个套住心灵的薄薄的“唱针套”。
（本文作者：詹平相）
第三章走一步路是不需要勇气的
打算一气跑一百公里也许需要勇气，但是走一步路是不需要勇气的，只要你走一步，接着再走一步，然后一步再一步，一百公里也就走完了。
19B3年，伯森•；汉姆徒手攀登，登上纽约的帝国大厦，在创造了吉尼斯纪录的同时，也赢得“蜘蛛人”的称号。
美国恐高症康复联席会得知这一消息，致电“蜘蛛人”汉姆，打算聘请他做康复协会的心理顾问，因为在美国有八万多人患有恐高症，他们被这种疾病困扰着，有的甚至不敢站在一把椅子上换一只灯泡。
伯森•；汉姆接到聘书，打电话给联席会主席诺曼斯，让他查一查第1042号会员。这位会员很快被查了出来，他的名字叫伯森•；汉姆。原来他们要聘做顾问的这位“蜘蛛人”，本身就是一位恐高症患者。
诺曼斯对此大为惊讶。一个站在一楼阳台上都心跳加快的人，竟然能徒手攀上四百多米高的大楼，这确实是个令人费解的谜，他决定亲自去拜访一下伯森•；汉姆。
诺曼斯来到费城郊外的伯森住所。这儿正在举行一个庆祝会，十几名记者正围着一位老太太拍照采访。原来伯森•；汉姆94岁的曾祖母听说汉姆创造了吉尼斯纪录，特意从一百公里外的葛拉斯堡罗徒步赶来，她想以这一行动，为汉姆的纪录添彩。谁知这一异想天开的想法，无意间竟创造了一个耄耋老人徒步百里的世界纪录。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问她，当你打算徒步而来的时候，你是否因年龄关系而动摇过？老太太精神矍铄，说，小伙子，打算一气跑一百公里也许需要勇气，但是走一步路是不需要勇气的，只要你走一步，接着再走一步，然后一步再一步，一百公里也就走完了。
恐高症康复联席会主席诺曼斯站在一旁，一下明白了伯森•；汉姆登上帝国大厦的奥秘，原来他有向上攀登一步的勇气。
在这个世界上，创造出奇迹的人，凭借的都不是最初的那点勇气，但是只要把最初那点微不足道的勇气保留到底，任句人都会创造奇迹。
（本文作者：刘燕敏）
第三章我是快乐的工作狂
期望不劳而获就能成功，如同伸手朝天空摘星般愚不可及，但不论做什么，全神投入，真正乐在其中，你不可能失败。
我每年出国时间超过200天，呆在国内时，视察各地的业务也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有时我会把内人和孩子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净，常常连自己的生日也记不得。我很忙碌，但我太热爱工作了，有人说我是工作着魔的工作狂，而我并不在意。我坚信倾注全力投入是成功的保证，没有任何一个工作全力以赴的人会失败。
一般人难以了解为什么我宁可变成工作的奴隶，也不愿意调节工作和休闲，让生活多些乐趣。但是，这种思考模式来自那些从未真正品尝过工作乐趣的人，来自那些从未目睹全神贯注工作者散发出“美”的人，更来自那些未曾体验过成就和满足感带来的狂喜的人。
我认为那些着迷于五光十色，却只把工作当成谋生工具的人很可悲。想到他们在人生的黄金时期，原本应该充满远大的梦想、蓬勃的精力和上进心，竟然觉得工作令人厌烦，实在令我难过。当你不从成就、满足感、个人成长以及对社会贡献的角度思考工作的意义、乐趣和努力，光考虑金钱报酬，这对工作伦理是莫大的伤害。工作是极珍贵的，绝不能只从经济角度评估。工作就像念书，你必须勤奋用功到有人说你已经读得过度了。你是否注视过专心一致念书的学生眼中闪耀的光芒？
碰到别人询问我的嗜好，常让我一阵困窘，因为我想不出一项特别的嗜好，尤其当嗜好是指某件费时间的消遣。虽然也偶尔下下围棋，但却不能称作嗜好，这对真正的围棋高手是种侮辱，他们可不把下棋当作排遣光阴的玩意儿。我也没打过高尔夫球、没上过戏院或听过音乐会。若真要追根究底，做什么事能让我得到莫大乐趣，答案还是工作。我没有强迫自己工作过，也从来没有人强迫我做过。如果“嗜好”的定义是带来愉悦和满足的活动，我的嗜好就是工作。
假若一个生意人把工作当嗜好乐在其中，事业必定蒸蒸日上，大展鸿图。同样的，一个能够享受读书乐趣的学生，学业成绩和表现都会进步。如果你不相信，何不试试看呢？期望不劳而获就能成功，如同伸手朝天空摘星般愚不可及，但不论做什么，全神投入，真正乐在其中，你不可能失败。
我在创业之前7年，在远亲开的一家公司上班。虽然有亲戚关系，我也只是领薪水的员工，却卖力得仿佛是公司老板。不用等别人吩咐，我总是自动自发去找额外工作来忙，上班从不迟到，一天假也不休。由于成就带来的快乐不可言喻；至今我仍毫不懈怠。
偶尔，和陌生人交涉新案子会令我不太自在。我想象当运动员面对着考验自我能力的重大挑战，必然产生类似的紧张情绪。但是，愈艰巨的挑战、愈庞大的案子，我的心志愈集中、兴趣愈高昂。例如，谈判志在必得的合约时，若能洞悉对方底线而不致落入陷阱，最后双方达成圆满协议握手言欢，我总觉得全身爆发出一股新生的能量。
（本文作者：金宇中）
第四章铁生：你让我久久感动着（1）
晴空碧海之上那一叶褴褛的帆，那是真正圣洁的美丽，因为它是经历过生死劫难的象征，虽然已经破烂不堪，千补百纳……
最早知道你的名字是读了你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时我并不知道你也坐在轮椅上，后来还是听于蓝阿姨说你的腿有病，于蓝阿姨希望我写一部电影，她说你就在写电影，她说你很有才气，是陕西回来的知青。我没问你是什么病，我不愿问起别人的病。我只以为你受了风寒，就像我们乡下那个地方的人，风湿性关节炎是常见病。我曾经用针灸给很多老乡治好了关节炎。所以我想你也许很快就会好起来。后来，我又陆续读到了你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思想片断。也正是在这期间，我知道了你的病情——你也是因为脊髓病而截瘫的。我只觉得心重重地往下一沉，我说不出那种感觉，但我懂得你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
好多年，我一直没有见过你，一次去北京开会，会议名单上有你的名字，而你没有到会。但我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我会见到你。几年后，在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见到了你。此前我甚至不知道你的模样。那天，我在餐厅一边吃饭，一边和朋友们闲聊，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轻轻的，但很浑厚。回过头，我看见了你，我一眼就知道那是你了——因为轮椅。我们握手互相问候。铁生，知道吗？你比我想象的要高大健康。你的笑容温和而朴实，一副可信赖的兄长的样子。那一会儿我不知道跟你说了些什么，因为一些印象急速地闪过我的脑际，我说不清那些印象来自何处，但它们仿佛又是我熟悉的：陕北的黄土高坡，九曲十八弯的黄河，头扎羊肚毛巾的放羊老汉，灰头土脸憨笑的娃娃们，还有窑洞，窗花，石磨……然后我看见你躺在担架上，被人们七手八脚抬下火车，又匆匆地送往医院……
铁生，我不知道你第一次面对神经外科医生的心情。我经历过很多次神经外科检查，从小就习惯了身边围满医生，看他们翻弄病历夹，听他们低声讨论我的病情。我没有恐慌惧怕。我一开始就没有害怕，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得脊髓病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医生用红色的小橡皮锤轻轻敲我的胳膊敲我的腿，把棉棒头扯得毛茸茸的，用它仔细地在我的胸前划来划去，然后再用大头针试探着扎来扎去，医生不停地问，这儿知道吗？这儿呢？我总是不耐烦，却又不得不回答：不知道，不知道……我的身体从系第二颗钮扣的地方就没有知觉了，永远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有想象。有时我猜，想象或许比真实更美丽，假如真是这样，我宁愿在想象中生活。
铁生，你患病时十九岁了，我想那比我童年时患病要痛苦得多。十九岁已有丰富思想，面对的现实更加残酷，学会适应残疾后的生活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我患病时还不懂得痛苦，更不懂得什么是残疾，只以为如同患了百日咳、猩红热。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得过这样的病，住进医院打针吃药，出院时又是活蹦乱跳的了。直到几年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妈妈背我走出了北京中苏友谊医院的大门，那一次我偷偷地哭了，我知道我的病再也治不好了。一路上我不停地用冻红的手背擦着泪水，我不敢抽泣，我怕妈妈听见我哭，我知道她比我更难过……一片灰蒙蒙的天空，那是我二十一岁的天空，我做了最后一次脊椎手术，在病房里平躺了一个月之后，人们用担架抬着我出了医院的大门，空中飘飞着凌乱的雪花，眼前一片灰暗的迷茫，我觉得自己正向深深的海沟沉落……那个冬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整整二十年后，我会与这么多作家一起开会。我只记得那是我度过的最艰难的一个冬天，我心灰意冷地躺了很久，终于有一天能够坐起来，忍着手术后的创痛，重新开始料理自己的生活，开始学习德语，日子枯燥又单调，心灵却渐渐像蓝色的湖一般宁静了。
印象仿佛一片片落叶在我的眼前飘飘闪闪，重重叠叠……
那天大会选举作协全委会，人们在清点人数，我坐在会场的过道上，我的轮椅显得很孤独。我不由把两只手绞在一起，我常常把手紧紧绞在一起，有时指甲会在手心嵌出印记。铁生，其实我很怕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长期以来，我一直很难消除内心一种说不清的怯懦。小时候有一度我很怕见人，一到人多的地方我就会紧张，脸色就变得苍白。尽管我渴望和人们在一起，而一旦走进人群，我又是那样脆弱，有时我甚至怀疑那个脆弱的人是不是叫海迪。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共青团的代表大会，会议主持人宣布：全体起立，奏国歌。随着一阵椅子轰轰响，成百上千的人站起来。那一刻我有些不知所措，整个会场里只有我依然坐着。我能觉出我在微微发抖，我镇定自己，勇敢点儿，我对自己说。我让冥想中的自己站立起来，跟人们一起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过去一些苏联电影里，常有人站着唱歌的情景，我那时很向往长大后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庄严肃穆地唱歌……
过道里不时有一阵凉风，那是十二月的天气，外面已经天寒地冻。虽然会场里是温暖的，可我还是有点发抖。我害怕冬天，我常常会冷得发抖，我的腿因为血流不畅有时像冰冷的
石柱。我的目光掠过会场，无意间我看见了你。你也坐在过道上，你坐得伟岸挺拔，你的表情沉稳平静。我觉得紧缩的心猛然放松了，几乎凝固的血液又开始流动。看着你，我不由得问自己；你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