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十六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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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心目中，“全球化”似乎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出现的新事物，其实不然。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与约瑟夫·奈（JosephS。Nye）在他们的论著《全球化：来龙去脉》中，对“全球性因素”与“全球化”的界定是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全球性因素是指世界处于洲际层次上的相互依存的网络状态。这种联系是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员、军队，以及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及其产生影响而实现的”；“我们认为，全球性因素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而全球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指全球因素增加的过程”。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此后世界市场从欧洲拓展到美洲、亚洲和非洲，世界各大洲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国际贸易迅速增加，世界市场雏形初具，“全球化”初露端倪。
倘若以为这是初出茅庐者的一家之言，那么不妨看一看权威的见解。当代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它以一种历史的深邃感阐述了“世界体系”的起源，即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它是崭新的“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体系”。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在他的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三卷中，阐述了“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世界经济”延伸到全球，形成“全世界市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转折点就是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由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一鼓作气地（或几乎如此）挪动了自己的疆界，从而创造了奇迹”。
美国学者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震动国际学术界的著作《白银资本》，其副标题就叫做《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而他所讨论的时间段，恰恰是1500年至1800年。在他看来，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已经有了“经济全球化”。在他的研究框架中，“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他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更加明确地认定，从地理大发现到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已经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果问题到此为止，那么还不至于引起众说纷纭的争论。弗兰克的创造性在于，突破欧洲中心论的窠臼，明白无误地指出，1500年至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言之，当时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晚明中国：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在这个“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时代，中国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以及香料群岛以后，从1524年起，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当葡萄牙人获得澳门贸易的许可以后，澳门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商埠，成为晚明中国对外贸易
的重要渠道，也是晚明中国在大航海时代与全球经济发生关系的中介。它的意义，不仅对于葡萄牙，而且对于中国，都是不可低估的。澳门从16世纪80年代进入了黄金时代，一跃而为葡萄牙与印度、中国、日本贸易航线的重要枢纽港口。以澳门为中心的几条国际贸易航线第一次把中国商品运向全球各地。例如：澳门——马六甲（马来西亚）——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澳门——长崎（日本）；澳门——马尼拉（菲律宾）——阿卡普尔科（墨西哥）；澳门——东南亚。澳门就这样成为中国通向世界各国的航运中心，把中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澳门的转口贸易，把中国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使中国经济首次面对全球（东半球与西半球）经济的新格局。
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帷幕慢慢揭开。
西班牙人的东来，大大拓展了这种历史大变局的深度与广度。西班牙人到达美洲以后，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来到菲律宾群岛。1580年以后，西班牙的马尼拉当局，为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找到了一条通向墨西哥的航路——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这迥然不同于以往的海上丝绸之路，它不再局限于东北亚或东南亚，而是越过大半个地球，由亚洲通向美洲的远程贸易。“马尼拉大帆船”（ManilaGalleon）满载中国商品，横渡太平洋，前往墨西哥。这就是驰名于历史的、持续了二百多年的沟通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马尼拉大帆船运去的中国商品，特别是生丝与丝织品，在墨西哥、秘鲁、巴拿马、智利都成了抢手货，并且直接导致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以本地蚕丝为原料的丝织业的衰落。1637年，墨西哥一家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厂拥有一万四千名工人，由此可见运抵墨西哥的中国生丝数量是何等巨大！
“马尼拉大帆船”的货源来自福建沿海的自由贸易港——月港（以后升格为海澄县），由于它的繁荣，一直有“小苏杭”的美誉。随着贸易的发展，福建商人逐渐移居马尼拉，专门从事贸易中介业以及其他工商业。因此史家评论说，马尼拉不过是中国与美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马尼拉大帆船”严格说来是运输中国货的大帆船。美国历史学家苏尔兹（WilliamLytleSchurz）在《马尼拉大帆船》（TheManilaGalleon）中指出：“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当无拘无束地谈论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
稍后来到远东的荷兰人，为了和葡萄牙、西班牙展开商业竞争，1602年建立了统一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这就是在远东显赫一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它把总部建在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而把目光盯住东南亚、日本和中国。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东方的商业大权几乎为荷兰人所独占，他们以马来半岛、爪哇、香料群岛为基地，向中国和日本发展，台湾很快成为进口中国商品的固定贸易中转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兴的欧洲强国，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贸易逆差之中，而中国始终处于贸易顺差之中。由于这种贸易以中国的丝绸为主角，因此被西方学者概括为“丝——银”对流。以葡萄牙而言，它从澳门运往果阿、里斯本的中国商品有生丝、丝织品、黄金、水银、麝香、朱砂、茯苓、瓷器等，其中数量最大的是生丝；而它从里斯本、果阿运回澳门的商品有白银、胡椒、苏木、檀香等，其中数量最大的是白银。这些白银是墨西哥、秘鲁生产的，由葡萄牙、西班牙商人运往塞维利亚、里斯本，再运往果阿。以至于当时的马德里商人说，葡萄牙人从里斯本运往果阿的白银几乎全部经由澳门进入了中国。以西班牙而言，正如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所说：“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引流，马尼拉大帆船横跨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同菲律宾首都连接起来，运来的白银被用于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印度的高级棉布，以及宝石、珍珠等物。”
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所反映的决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贸易问题，而是贸易各方生产水平、经济实力的体现。葡、西两国及其殖民地无法用香料等初级产品与中国工艺精良的高级商品在贸易上达成平衡，必须支付巨额白银货币。关于这一点，弗兰克《白银资本》说得最为深刻：“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他进一步发挥道：“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弗兰克的这种大胆论断，引起了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异议。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存在，以及中国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这种情况是和晚清历史大变局截然不同的。
不论你对此作何评价，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中国总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日本学者百濑弘、美国学者艾维四（WilliamS。Atwell）等对此作过深入研究。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学者全汉升，他的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明季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等，从大量第一手资料中提炼出结论：1571年至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些，流入了中国。全氏的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布罗代尔说“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1571至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就是征引全汉升的观点。
有鉴于此，弗兰克对巨额白银资本流入中国问题做了一个系统总结，他在《白银资本》的第三章“资本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动”的第一节“世界货币的生产与交换”中，全面回顾了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关于本文探讨的晚明时期，即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7000或10000吨。因此在那一百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相比较而言，弗兰克的估计比全汉升保守多了，即便如此，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通过贸易的手段流入中国，足够令人震惊了。
这无论如何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辉煌！
这种辉煌出现在晚明时期，它以无可争议的姿态显示，以往的所谓定论——晚明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是多么不堪一击。
由于中国出口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主要来自太湖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毫无疑问刺激了这些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备。全汉升不无感慨地说：“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课题。近年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以及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令人耳目一新。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中国江南的经济水平是领先于欧洲的，至少并不比欧洲落后。
帝国的政治体制
满族建立的清朝，为了减少汉族的疑惧与隔阂，减少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基本上沿用明朝的政治体制，给人一切照旧的延续感。中央政府仿照明朝制度，设置内阁、六部、都察院，以及通政司、国子监、大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吏、礼、兵、刑、户、工六部的负责人，尚书满汉各一员，左右侍郎也是满汉各一员，意在满汉官员互相牵制，但其职权比明朝有所削弱，无权决定大政方针，只限于办理具体事务。都察院的负责人，左都御史满汉各一员，左副都御史满汉各二员，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由外省总督、巡抚兼任，其职权也比明朝有所逊色，已经没有封驳诏令、巡按各省的权力，仅限于稽查官府、纠察官员而已。
地方政府机构基本上沿袭明制，分省、道、府（州）、县四级。全国有十八个省和五个特别行政区。十八个省是：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五个特别行政区是：内蒙古、青海蒙古、喀尔喀蒙古、西藏、新疆。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是总督或巡抚，总督与巡抚在明朝是中央派往地方的差遣官，清朝成为常驻各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总督一般统辖两个省的军政与民政，也有单辖一省的（如四川、直隶）。巡抚只管辖一个省，他们与总督并没有上下级关系，直接向皇帝负责，互相制衡。
道的长官是道员（别称道台），府的长官是知府，县的长官是知县。道下设直隶州、厅，与府平级；府下设州、厅，与县平级。京师所在地顺天府，盛京所在地奉天府，与省平级。盛京是清朝的发祥之地，定都北京后，盛京成为留都，设立内大臣一员、副都统二员，统辖东北地区。以后又把盛京总管改称盛京昂邦章京、镇守辽东等处将军，此外增设宁古塔昂邦章京（后改为宁古塔将军），统辖吉林、黑龙江地区。
但是，它毕竟是满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满族色彩，八旗制度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便是最突出的表现。
八旗制度。满族在关外的军队称为八旗兵，它源于八旗制度。八旗是满洲早期的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建立于努尔哈赤时期，它的编制大体如此：
每三百人编为一个牛录（牛录即满语“大箭”，汉语译为佐领）；
五个牛录编为一个甲喇（甲喇即满语“队”，汉语译为参领）；
五个甲喇编为一个固山，每个固山各有黄、白、红、蓝旗帜为标志，因此汉语把固山译为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合起来就是八旗。
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旗下面，有五个队；每一个队下面，有五个大箭。在这种严密的编制下的满人，既是民，也是兵，所谓“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猎，有事征调”，全民皆兵。每一个旗由一个满洲贵族统领，称为固山额真，译成汉语就是旗主。以后在满洲八旗之外，又有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事实上已有二十四旗，仍然称为八旗。编入八旗的人，称为旗人或旗下人。
顺治以后，满洲八旗中的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称为“上三旗”，因为皇帝曾经是这三旗的旗主，所以号称“天子自将”，皇帝的警卫部队都由这三旗的子弟担任。其他五旗则称为“下五旗”。
八旗有京营与驻防之分。所谓京营，又称禁旅（中央禁军），约有十二万人。所谓驻防，即地方警卫部队，负责地方镇抚，由将军、都统负责。将军位高权重，可以监督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分别驻扎在江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