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十六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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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高皇帝如何？”惠帝说：“我哪可比高皇帝！”又问：“陛下看我比萧何哪个能干？”惠帝说：“你似乎不及萧何。”曹参说：“陛下说的是。既然陛下比不上高祖，我比不上萧何，我们谨守他们的成规，无为而治岂不很好？”惠帝说：“很好。”这就是《史记》所说的“萧规曹随”、“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也是当时民谣所说：“萧何为法，讲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遵照汉高祖、萧何制订的政策，继续照办，不作更张。
高祖死后，惠帝即位，实权操在吕后手中，继续实行无为而治。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文帝时期依然如此。文帝本人“好刑名之言”，屠夫出身的陈平长期担任丞相，崇尚黄老之术，文帝的皇后窦氏也喜欢黄老之学，甚至强令其子（包括后来的景帝）研读黄老学派的著作。在文帝与窦氏熏陶下的景帝，继续采用黄老之学，宽松刑法，精简官吏，轻徭薄赋，提倡农桑。不过也稍有变化，兼采若干法家学说，他所信任的大臣晁错，就主张以法治国。景帝批准了御史大夫晁错的“削藩”主张——削弱同姓诸侯王权力。结果，早有谋反企图的吴王刘濞，联合其他六个诸侯王，起兵反叛，打出的旗号就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无为而治，缔造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出现了空前富庶的景象。“吴楚七国之乱”结束了无为而治，接下来是汉武帝大展宏图的时代。
汉武帝：大汉帝国的威仪
汉武帝刘彻是秦始皇以后又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把秦始皇创建、汉高祖重建的帝国体制进一步强化、完善，使大汉帝国尽显其威仪，并且走向了顶峰。
汉武帝为了提高皇帝的威权，双管齐下。一方面，有意削弱丞相的职权，扩大太尉的职权，把太尉改为大司马，又加上大将军的称号，大司马大将军分割了丞相的军权。另一方面，建立宫廷决策班子，任命一些高级侍从（侍中、给事中），可以直接与皇帝讨论国家大政方针；还起用高级宦官担任中书，掌管尚书之职——出纳章奏，掌握机要。于是形成宫内的决策班子，称为“中朝”或“内朝”，使得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机构——“外朝”，沦为执行一般政务的行政机构。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创建刺史制度。全国分为十三部，由皇帝向每一部派遣一名刺史，代表中央负责监察地方。这种监察权，包括视察政治状况，决定官员的任免升降，平反冤假错案，监察郡国一级长官与地方豪强。西汉有一百零八个郡国一级政区，由中央直接管理似乎鞭长莫及，刺史部的建立解决了这一难题。刺史部就是一个监察区，负责监察若干郡国。然而刺史的地位不高，俸禄仅六百石，而郡国守相俸禄二千石，以小制大，用小官来监察大官，可谓一举两得：既防止监察区成为变相的一级行政区，又收到中央管理之效。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军权，改变军队分散于全国各地而首都内外没有重兵的状况，设立中央常备兵。先是设立期门军、羽林军，选拔陇西、天水等六郡所谓“良家子”，训练成为精锐部队；以后又训练阵亡将士子弟，称为“羽林孤儿”，很有战斗力。中央常备军的建立，对于帝国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历代王朝“内重外轻”（重中央轻地方）兵制的开创。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财政，任命理财家桑弘羊主管财政，进行改革。首先是“盐铁官营”，把生产与销售盐铁的权利收归国家垄断，打击操纵盐铁经营的地方豪强势力。其次是“平准均输”。平准法是由中央政府在首都长安设置平准官，按照价格波动，收购或抛售货物，调解供需，控制市场。均输法是由中央政府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调节各地运往首都的物资，以保证军需供给，都市消费，仓库积储。平准均输政策打击了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既维护了民众利益，又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家的财政基础。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使泱泱大汉登上了顶峰，帝国已强大到足以向边陲地区及亚洲腹地不断地发动军事远征。向西南远征的结果，在云南和四川设立了牂柯郡、越嶲郡、益州郡；对南越的远征，把中华帝国的版图扩大到越南的北部，汉朝在这片地区建立了九个郡；向东北远征的结果，在朝鲜半岛设立了四个郡。很长一段时间里，集中兵力在北方与西北方。从公元前133年起，在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的指挥下，向经常骚扰中原的游牧民族匈奴发起攻势，不久在西北边陲设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完成了探索中亚的史诗般功业。张骞的第一次出使旨在联合在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夹击匈奴，第二次出使旨在联合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夹击匈奴，目的都是“断匈奴右臂”。张骞归国后向汉武帝报告了在西域的见闻，关于中亚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少许有关印度和前往印度的路线等情况，也提到中国丝绸出口的最西面的目的地——罗马帝国，这是中国首次得到关于罗马帝国的消息。今人仍可从《史记·大宛列传》看到当时的盛况。
从当时的首都长安向西，前往河西走廊，再由武威经张掖、酒泉，到达敦煌。从敦煌西行，经玉门关、阳关往西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南道——从鄯善沿南山（昆仑山）北麓至莎车，西越葱岭（帕米尔），到达大月氏、安息诸国，再西去可以抵达大秦（罗马帝国）；另一条是北道——沿北山（天山）南麓西行，越过葱岭的北部，向西可以到达大宛、康居、奄蔡诸国，再往西可以抵达大秦。这就是彪炳于史册的丝绸之路。
西域的开通，使丝绸之路在全球历史上声名远扬。中国的使臣和商人到达奄蔡（今里海东岸）、安息（波斯，即今伊朗）、条支、黎靬（地中海东岸）。中亚、西亚各国的使节和商人来到中国。中国的精美丝绸由中亚、西亚运到罗马帝国，成为罗马元老院议员和贵族夫人的珍贵服装面料。罗马人当时仅仅知道中国是丝绸的产地，因此把中国称为Seres；即拉丁语的“丝绸”。但是，安息和中亚各国都极力想维持各自在丝绸之路中的利益，不愿意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直接接触。
失踪的罗马军团
墨菲《亚洲史》写道：“于是，中国和罗马这两个在领土大小、发展水平、国力和成就方面都相近的帝国，除旅行者讲述的故事外，基本上互相不了解。如果中国人与罗马或印度帝国及其先进文明有过接触，他们很可能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不同的更开放的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与中国一样，罗马和孔雀印度都修建了道路、堤防和规划完善的城市，在扩张主义的世界性体系下融合了不同的文化，与自己帝国边境的‘野蛮人’进行斗争。三国之中，汉帝国最大也可能人口最多和最富裕，尽管它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技术成熟程度也许与古印度和罗马相当。”墨菲还指出，在中亚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河两岸，汉朝军队击溃了包括一些雇佣军的匈奴联军。根据中国史书记载，这些雇佣军可能是罗马帝国派来的援军，因此中国人也许看到过罗马士兵——用盾牌交搭头上以避箭矢的龟甲形连环盾编队，这可能是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唯一一次直接接触。
由此也引申出另一历史之谜。据说，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率领大军东征安息，在卡莱尔（今叙利亚的帕提亚）遭到安息军队围歼，统帅克拉苏阵亡，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克拉苏的长子率领第一军团六千余人突围，以后却神秘地失踪了，成为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
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这批古罗马人后来在中国西北建立了一个城市——骊靬。有的学者在《汉书·陈汤传》中发现，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四万将士西征匈奴，注意到匈奴单于手下有一支奇特的雇佣军，其独特的阵法、战法带有古罗马军队的特色。这支军队可能就是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河西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做“骊靬”的县，修建了骊靬城堡。这可以在《后汉书》中找到佐证：“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骊靬是汉朝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所谓“取国名为县”，就是用罗马国名为县名。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的后裔，以后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骊靬古城位于今甘肃省永昌县，现在只留下一些遗迹。据考古学家研究，骊靬遗址的古城墙是“重木城”——城墙外加固重木，这种防御方式是古罗马所独有的。当地的村民带有欧洲人的体格特征：个子高大，眼窝深陷，头发呈棕色，皮肤呈深红色。最有意思的是，村民至今保留了古罗马人的斗牛遗风。
这一骊靬之谜，如果得到证实，可以再现二千年前世界上东西方两个帝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再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话，让历史的魅力显露得淋漓尽致。不过一些学者认为，要解开这一谜团，历史依据尚嫌不足。我们不妨寄希望于未来。
古文经学与王莽“托古改制”
比数量的增加更值得注意的是，经学向政治的渗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汉元帝虽然多才多艺，精通书法、音乐，会作曲、演奏乐器，但毫无政治才干。他所用的大臣，多是迂腐的经学家。朝廷上讨论大政方针，处理军国大事时，无论皇帝还是大臣，只会引用儒家经典语录，来判断是非曲直，根本不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汉成帝更加沉迷于经学，任用刘向整理儒家经典，就是突出表现。他一味按照儒家经典的教导来包装自己，仪容端庄，不左顾右盼，外表上一派帝王气象，却不知如何执政。当大臣们引用儒家经典语录，批评他作为皇帝的“失德”时，尽管内心不以为然，还是不得不屈从于经学，诚恳地接受，以显示纳谏的雅量。
如此众多的人在经学中讨生活，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由此激化了经学内部的学派之争。这就是所谓今文经学（经今文学）与古文经学（经古文学）持续不断的争论。
何谓今文经学（经今文学）？原先五经博士讲解儒家经典所用文本，是用“今文”——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汉武帝所立的“五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由于当时通行全国，没有必要特别标明“今文”的名称。
何谓古文经学（经古文学）？所谓古文，是指战国时代东方地区的文字，汉代已经不通行。这些古文书写的儒家经典文本，大体是汉武帝末年鲁共王为了扩建王府，拆毁孔子故宅，在孔府墙壁中发现了一批“古文经”，即古文《尚书》、《礼记》、《论语》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向汉武帝敬献这批“古文经”，希望把它们也列为太学的钦定教材。从事校勘古籍的经学家刘歆，向汉哀帝提出，应该把“古文经”立于学官，作为太学的教材，引起了一场争论，使得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对立，势如壁垒。今文经学始终占据上风，可以在官方的学校里正式传授，古文经学只能在民间私人传授。
令人难以预料的是，处在劣势的古文经学，被王莽利用来篡夺汉室政权，成为其进行“托古改制”的手段。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轰轰烈烈的一生以悲剧告终，征伐匈奴的惨败，国内的饥馑动乱，使他处在内外交困之中，他的晚年是在忏悔痛恨中度过的。公元前87年，他在巡行途中一病不起，永别了他统治了五十四年的大汉帝国。此后的汉昭帝、汉宣帝还算称职，能够维持先前的鼎盛局面。以后的继承人每况愈下，相继即位的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导致外戚在宫廷政治中的作用逐渐扩大，王莽篡夺政权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王氏的外戚地位来源于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母），王莽凭借这一特殊背景，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掌握宫廷大权。他从步入政坛到当上皇帝，用了三十一年时间。这一段历史，在东汉官方的《汉书》里，完全被扭曲了，王莽被写成乱臣贼子，他在篡汉前所做的好事被写成虚伪做作、收买人心。其实王莽深受儒学熏陶，很注意“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处处以周公为榜样。如果王莽的改革能够成功，他所建立的新朝得以延续，那么对他的评价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王莽的悲剧在于，过分迷恋于已经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汉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他面前，为了摆脱困境，他立志改革。然而这种改革的着眼点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改革的一切理论根据就是一部儒家经典《周礼》。《周礼》一书是周朝制度的汇编，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亲自编定的作品，但是其中充斥了战国时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很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王莽本身就是一个经学家，对经学十分痴迷，他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为他提供经学顾问的是西汉末年的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后来成为新朝“国师公”的刘歆。还在平帝时代，王莽就支持刘歆，把古文经立于学官，设立古文经学博士。王莽篡汉后，刘歆成为四辅臣之一，以“国师公”的身份，用古文经学为新朝建立一套不同于今文经学的理论，用来“托古改制”。王莽似乎有意效法孔子，事事处处学习周公，把周公视为政治的楷模，使他的改革显得迂腐不堪，与时代格格不入。看来他完全忘记了当年汉宣帝对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的教训：“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时代不同了，把周公治理周朝的德政，用来治理汉朝，未免过于迂腐、背时。
何况王莽“托古改制”企图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长期困扰社会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兼并及其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无法用儒家经典的教条解决的问题。早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就把当时出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归结为废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化的结果。因而他的解决方案的最高理想，就是恢复井田制。但是，井田制由于不合时宜早已退出历史舞台，要恢复它无异于痴人说梦！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一个折中方案：“限民名田”——限制人民占田超过一定数量。在土地私有化，并且可以自由买卖的时代，企图“限民名田”，是经学家按照儒家教条炮制的平均主义空想，写在纸面上很好看，根本无法实施，董仲舒不过是一阵空喊而已。哀帝的辅政大臣师丹，继续重弹董仲舒的老调，再次提出“限田”建议，得到哀帝的批准，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制订了“限田限奴婢”的具体条例，企图限制人民占有土地与奴婢的数量。在那个时代，土地与奴婢是权势地位的象征，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岂肯自动放弃土地与奴婢！师丹、孔光之流的“条例”，也是一阵空喊，引起了社会震动，终于不了了之。
王莽的改革比董仲舒、师丹更为雄心勃勃，不仅要“限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