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十六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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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流通量，在当时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在这种情况下，金属货币已难以适应商品的巨额流通，铜钱、铁钱体积大、分量重，对于长途贩运或巨额批发贸易，十分不便。于是货币发生了突破性变革——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宋真宗时期，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户富商联手发行一种钱券，称为“交子”，是由商业信用关系孕育出来的纸质货币。宋仁宗时期，政府从商人那里收回了发行纸币的权利，在益州设立“交子务”（按：“务”是机构名称），负责印刷、发行交子。这种政府发行的纸币，面额固定，盖有官印；用户以现钱换取纸币时，要把商业字号登记在册，兑现时按字号销账，以防伪造。随着这种纸币的流通范围日益扩大，中央政府在首都开封设置交子务，负责面向全国的发行事宜。南宋时，纸币逐渐成为主要货币，有四川的钱引、湖广的会子、
两淮的交子、东南的会子。所谓“会子”，原先叫做“便钱会子”，“便钱”即汇兑，“便钱会子”就是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大约在12世纪中叶，发展为兼有流通职能的纸币。
纸币的出现，在商业和金融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在欧洲，瑞典是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时间在1661年，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六百多年。
朱熹新儒学：从“伪学”到官学
理学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它来评价朱熹学说，是最为恰当不过的。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生活在南宋孝宗至宁宗时代。绍兴十八年（1148年）考取进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颢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是儒学更新运动在学术上的总结。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孔子、孟子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学说，即所谓“朱子学”，从14世纪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开始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西方汉学家认为，朱熹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拟。
朱熹的一生，始终从事著书与讲学。他的著述极为丰富，《四书集注》等几十种著作大多保存了下来；他的书信、题跋、奏疏、杂文合编为《朱子大全》121卷；他的讲学语录，被编为《朱子语类》140卷。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后世的敬仰，思想学说长期流传，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
朱熹认定宇宙间有一定不变之“理”，从“理”与“气”的关系上探讨关于天地万物的哲学意义。他认为“理”先于“气”，“气”依“理”而存在。事物的“理”就是该事物最完全的形式与标准；万物有万理，万理的总和就是“太极”。要了解“太极”，必须从格物致知做起，多穷一物之理，就能够多了解事物之理的全体。在《朱子语类》中记录了他与学生关于理与气的讨论，虽然抽象，却不乏兴味。下面引用几段来加以欣赏：
——学生问：“太极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个浑成之物，是天地之理总名否？”朱熹答：“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
——学生问：“昨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如何？”朱熹答：“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此天地……”
——学生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朱熹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
——学生问：“理在先，气在后？”朱熹答：“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
——学生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答：“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看来朱熹关于理与气的学说奥妙无穷，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解读方式，但是切不可简单化地说，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新近出版的陈来《朱子哲学研究》说得比较好：理先气后，是朱子哲学的核心问题。它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早年认为理气无先后，以后认为从逻辑推论，理在气先。朱子的理气学说，论证宇宙本体与万物之性的同一性，论证本原和派生的关系，论证普遍规律与具体规律的关系，论证理与事物的关系。
朱熹并非迂腐的冬烘先生，他有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分析方法，有相当的自然科学素养。日本学者山田庆儿通过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确实如此，他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此处原先曾经是海洋，由于地质变迁才隆起为陆地。三百年以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也提出了与此相同的看法。
然而，朱熹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上述深奥的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自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的习惯，都提出了道德性的行为规范。例如：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这些规矩在今天的年轻一代“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迂腐、过于苛刻，其实不然。按照朱熹的逻辑，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中的良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么就谈不上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朱熹为什么要强调“持敬”、“涵养”工夫了。他所说的“持敬”，首先要使自身外貌风度得到整肃，要排除杂念，外貌与内心做到表里如一、整齐严肃，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他有一句名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意思是说，待人接物必须恭恭敬敬、畏畏谨谨、收敛身心，不要放纵自己。如果人人都如此讲究“修身”，那么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也就距离不远了。
然而，朱熹这样一位道德学问令人敬仰的大师，生前的遭遇十分坎坷、凄凉。当权派出于政治考虑，把他的学说诬蔑为“伪学”，给予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派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手段。在南宋这个内外交困的时代，学术就更为敏感了。在此之前的绍兴年间，就有依附秦桧的官僚攻击程学、洛学，原因就是他们反对“和议”（实即投降），诬蔑这些学派为“专门曲学”，极力主张朝廷应该“力加禁绝”。可见禁锢学派并非学派门户之争，而是明火执仗的政治斗争。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因为他主张“修政事，攘夷狄”，也就是整顿南宋自身的政治局面，以期达到“复中原，灭仇虏”的目的。也因为他抨击当时朝廷的腐败政治，得罪了当权派。朱熹疾恶如仇，曾经连上六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于世。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侂胄嫉恨，先是用“道学”之名打击，以后又感到“道学”二字不足以构成罪状，索性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朱熹。韩侂胄的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就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已故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作自己的小妾，把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日甚一日，甚至有人公然上书要求处死朱熹。
在政治高压下，朱熹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认罪，无奈地承认强加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说出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从此不再进入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用以显示自己并非朱熹一党。结果当局还是罗织了一个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令人啼笑皆非！
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朝廷提心吊胆，如临大敌，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在悼念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九年之后终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追赠中大夫、宝谟阁学士，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鉴于他的《四书集注》“有补治道”，提倡学习《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誉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此一时，彼一时，简直是天壤之别，正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政治对于学术的干预，莫此为甚！
盛极一时的东西方交往
大蒙古国横跨亚欧大陆，东起太平洋，西至波罗的海，南临波斯湾，蒙古大汗的金牌可以通行无阻地直达各地，东西方交往盛极一时。
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创建人普兰诺·卡尔平尼（GiovannidePlanoCarpini）大主教带着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出使蒙古。然后带着蒙古大汗贵由致教皇的书信，向教皇复命。这份书信的原件，现在还保存在梵蒂冈的档案中，用波斯文书写，上面盖着蒙古大汗的印章。这恐怕算得上是东西方外交史上最早的国书原件，弥足珍贵。
1253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派遣圣方济各会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前往蒙古，在和林南面的冬季行宫谒见蒙哥大汗，然后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国书返回。不久，他用拉丁文写了出使报告《东方行纪》，成为了解13世纪蒙古的纪实文献。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指出，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而在此之前，这些文明在其发展中很少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甚至很少知道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只是通过传导性的欧亚大地被潜在地联系在一起。在谈到上述欧洲使节访问蒙古之后，汤因比说，在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穿越往返的使团，其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
在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中，最有影响的西方使者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1260年前后，尼哥罗·波罗兄弟来到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不花剌（今乌兹别克的布哈拉）经商，以后跟随旭烈兀的使臣前往蒙古的上都开平，受到蒙古大汗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委托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71年，马可·波罗跟随尼哥罗兄弟前往蒙古复命，沿着丝绸之路东行，到达蒙古的上都开平，以后侨居中国十七年。
马可·波罗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出任元朝官职，游历了大都（北京）、西安、成都、昆明、大理、济南、扬州、杭州、福州、泉州，对所见所闻作了生动的记录。马可·波罗一行凭借大汗发给的银质通行证，沿途得到食物、住宿和安全的保证。他的游记同其他中世纪传说一样，有着一些奇异的故事，欧洲人认为他把元朝中国的辽阔和繁华渲染得太过分，以为是在吹牛。当忏悔牧师在他临死时敦促他收回他的全部谎言时，马可·波罗回答说：我还没有讲出我看到的一半呢！
马可·波罗确实是在记录他的所见所闻，经过专家们的考证，他的记录基本属实。例如，13世纪末他来到昔日南宋的都城杭州时，不禁赞叹为“世界最名贵富丽之城”。当时南宋刚灭亡不久，劫后余生的杭州，依然人口众多，产业发达，市面繁荣。马可·波罗写道：
——“此城有大街一百六十条，每街有房屋一万”；
——“城中有大市十所，小市无数”；
——“上述十市，周围建有高屋，屋之下则为商店，零售各种货物，其中有香料、首饰、珠宝”。
正是由于他的记载在欧洲的传播，致使杭州这座花园城市闻名于世。其他的中国见闻记录也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况。例如，关于忽必烈时期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物产商业等，都带有很强的写实性。马可·波罗称中国为“契丹”，称南方的汉人为“蛮子”，称北京为“可汗的大都”，称杭州为南方汉人的“行在”，所有这些称呼，都带有宋末元初的时代特色。
1289年，伊利汗国的大汗阿鲁浑因妃子去世，派遣使者到大都，向元朝皇帝请求续娶，元世祖忽必烈同意把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为了稳妥起见，忽必烈命令马可·波罗随同伊利汗国的使者一起，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利汗国。他们一行于1291年初从泉州启程，1293年到达伊利汗国。马可·波罗完成任务后，从那里动身回国，1295年抵达威尼斯。
不久，马可·波罗在热那亚与威尼斯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讲述他游历东方的见闻，被同狱的小说家记录成书，书名《世界的描述》（一曰《世界的印象》）。中译本以冯承钧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流行最广，中国读者通过这本书，看到了13世纪中国生动活泼的各个侧面。
然而，马可·波罗时代欧洲人对于他“百万牛皮”的成见，至今仍然没有消除。1981年，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伍芳思（FrancesWood）女士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表示质疑。1995年，她的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在英国出版，进一步论证她的观点。她的结论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