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如风元朝的另类历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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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问起当今青年人，苏武是谁，一百个中大概有六十个知道，毕竟有羊肉饭馆名叫《苏武牧羊》嘛。如果问他们“郝经”是谁，估计一个也答不出，“郝经”为何物，着实让人惘然。
如果郝经在今天的被遗忘是“悲剧”，元朝还有一伙汉人是更大的“悲剧”。蒙古灭金后，大汗窝阔台曾派月里麻思为正使，率七十多人的使团出使南宋。行至江南，即被宋军扣留。这伙人比郝经一伙人还冤，从1241年起，一直被秘密扣押了三十六年之久。其间，正使月里麻思因病而死。其属下有位汉人名叫赵成，出发时是个毛头小伙子，与其父一起作为月里麻思随人的身份使宋。正使死，父亲死，赵成直到元军平灭南宋后才被“救出”，元军将士自己都糊涂：宋军关押的这个“蒙古使臣”是什么人，啥时啥人派他来干啥的？确实，三十六年过去，物是人非，赵成一行不仅被宋人“遗忘”，也被“祖国亲人”（不知蒙古视此汉人是否为“亲人”）遗忘。悲夫！
14《窦娥冤》的背后——挣开人性的枷锁
我们身之所处，是一个调侃的时代。“靠，我比窦娥还冤！”这句顽皮话，八十二岁以下、十二岁以上的中国人，几乎每个人都曾絮叨过。文化“档次”高一点儿的人，可能还会双眼望天故作沉痛状，加上一句：“六月盛夏，咋不下雪呢？”以此表示他“冤”得可以。
窦娥，昔日关汉卿笔下那个贪婪、无耻社会的牺牲品形象，在中国人力避沉重的天性中，逐渐消解了。剩下的，只是一种充满轻松俏皮的言语皮屑。庄严、悲沉，在无知无畏的时代，皆沦为浮薄的滑稽、调笑。
我们是个喜欢矫枉过正的民族。数十年前，《窦娥冤》不仅仅“反映封建社会普通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反映被压迫妇女的反抗意识”，还“反映出在元朝蒙古奴隶主残酷压迫下亡国的中国人对现实社会的几种不同态度”，阐而发之，上纲上线的学者们还把窦娥的悲剧提高到“民族气节”的高度，大加鞭挞“封建主义”、“民族败类”、“投降恶势力”，等等。所有这些牵强附会，无外乎是“政治挂帅”时代的产物，文学分析，沦落为庸俗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教条分析。这种看似“崇高”的议评，其实与今天的口头禅“我比窦娥还冤”，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时代，生活，人性，才是《窦娥冤》真正的精髓所在。
文学史上的“孙志刚”——关汉卿
读者乍看此小标题，定认为笔者玩新闻记者那一套吸引人眼球的把戏，拿肉麻当有趣——关汉卿和孙志刚怎么沾得上边，一个是元朝大戏剧家，一个是因无“暂住证”被打死的无辜青年，哪挨哪儿啊？其实，两个人确实有相似之处：在中国文学史上，别说“暂住证”，关汉卿的“户口簿”记录都十分可疑，不仅居住地不清楚，生卒年月也模糊无据。出生地方面，有说他是大都人（今北京），又有说他是河北祁州（今河北安国）伍仁村人，当然，祁州其实当时也属于“大都”范围内（元代时祁州属中书省保定路），关汉卿的出生地应该歧异不是很大（又有一说他乃解州人，即今天的山西运城）。最模糊不清的，是老关的生卒年问题。元末杨廉夫称他为“大金优谏”，另一位元末的朱经（《青楼集序》作者）也称他为“金（国）之遗民”，大多数介绍性文字皆称关汉卿青年时代（二十岁左右）经历了金朝的亡国之痛，所以认定他的卒年最迟不会超过1300年。这是因为，钟嗣成所著《录鬼簿》成书于1300年，把关汉卿列为已经“西归”的才子第一人。可以肯定的是，关汉卿在南宋亡国时的1280年左右仍很健朗，并做《杭州景》描述临安风貌：
普天下锦绣乡，环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
此外，证明关汉卿在1297年还活在人世的“证据”是，他曾做《大德歌》十首，而“大德”是元成宗在1297年的年号，由此可以推算，关汉卿1297年仍活蹦乱跳地活在世上。在《大德歌·夏歌》中，老关还神气活现地唱道：“俏冤家，在天涯，偏那里绿杨堪系马。因坐南窗下，数对清风想念他。”
但是，细心钩沉的中外学者悉心推究，又“推翻”了关汉卿卒于1300年以前的说法——研究元史学者所凭据的最重要历史笔记之一《辍耕录》（元末天台人陶宗仪著）上讲了一个“掌故”：
诗人王和卿临死时，其老友关汉卿去生祭他，看见正在学和尚临死趺坐的王和卿鼻孔中垂下两条大混鼻涕。文人喜诌，有人就嚷嚷说王诗人坐化了，他的大鼻涕乃佛家所称的“玉筋”，只有道行高的信者坐化时才出现。关汉卿不以为然，拿这位一脚已经踏入鬼门关的王诗人大开玩笑，说他那鼻涕不是“玉筋”，而是牲口得疫病要死时流出的“嗓”涕。众人闻言皆笑，关汉卿很是“无厘头”了一把。
有据可考的是，诗人王和卿死于1320年，那时距金国灭亡已过去了八十六个年头。即时金亡时关汉卿只有十几岁，推算下来，王和卿死时他就有百岁高龄了。百岁的“无齿之徒”还能开这么生猛的玩笑，大可令人生疑。恰恰因为陶宗仪的《辍耕录》很权威，学者们便又展开遐思，并大胆论证出：关汉卿应该有两个人，一个是由金入元的关汉卿，一个是活跃在元代中前期的关汉卿。这两个人都写杂剧，都行为纵荡，都老不正经，所以后人便把二人合而为一。
笔者揣测，上述“论断”，过于拘泥于《辍耕录》的记载。其实，“两个关汉卿”之说根本站不住脚，虽然天下无巧不成“书”，却也巧不到有两个老关都以写杂剧著名。陶宗仪所载，有些是史实，有些是梨园内对前辈艺人和创造者道听途说的“轶事”。可以这样讲，到王和卿家吊丧之事就属于“轶事”。依关汉卿性格，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出，但对象不一定是王和卿。王和卿死时年近八十，其儿子又是当朝司天监这样体面的官员，那种场合下不可能出现任由老关“搞笑”的情况。极有可能的是，有一位姓名类似“王和卿”的诗人或梨园人物入殓之际，老关前往生吊，才演出了这么一出活报剧。陶宗仪不知就里，把“死人”按在了他所知道的“王和卿”身上。所以，我认为钟嗣成《录鬼簿》中记载可信，关汉卿应是死于1300年之前，确乃金亡入元的人物。
关汉卿像老关确实是艺术大家，创作力惊人，比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都不遑多让。他一生写出六十三本杂剧（比莎士比亚多出近一倍），可惜的是，后世留存的关汉卿剧本仅有十八本，除三本是误归入他名下的，其实只有十五本。所以，在这一点上，英国的莎士比亚比“东方莎士比亚”要幸运好多，人家的东西基本都保存下来，还有手稿呢。此外，莎士比亚生活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即使是写戏的“戏子”，也有吃有喝风光无限。反观我们的关汉卿，正处于中国知识分子最黑暗的年代，仕进不得，又位列“臭老九”，故而他们只能向市井瓦栏的“劳动人民”投靠，写些剧本或传奇赖以糊口。
蒙古灭金时，曾因耶律楚材建议一度恢复过科举，但很快就因蒙古人、色目人的反对而罢止。这一停就停了八十年，元仁宗延祐元年才“恢复”科举。所以，亡金亡宋的汉族士大夫们，或沦为刀笔吏当“公务员”，或卖身入蒙古、色目大户人家作账房先生，实在混不上一口饭的就只能一手提灰一手拎竹枝在闹市中画字行乞（不像“文革”时期，老九们还能进“牛棚”啥的，他们累得臭死之余总算有口续命饽饽）。
与上述几种“士人”相比，关汉卿们其实混得还算不错，称得上是汉族士人群中的“天王巨星”。如此心气，才能写出这样放荡不羁的“自诉状”：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
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
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
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魂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北宋以来，中国的都市发展迅速，手工业和各种行会组织雨后春笋般兴起。蒙古人的铁蹄虽蹂躏中原、江南数十年，但横跨欧亚的大元帝国的建立，使得海上、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辐射南北东西，城市发展逐渐恢复了元气。大都、苏州、杭州等地商业繁华，人头涌动，昔日已经风行一时的瓦肆勾栏中的说唱、杂技、戏剧，在元朝这样一个畸型时期忽然更加发达。同时，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大批蒙古、色目、汉人等“北人”随着军队蜂拥到中国南方，或行戍，或做官，或经商，战尘落定，这些人也需要适合自己口味的娱乐。于他们而言，北曲歌吟为主并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杂剧，最符合他们的欣赏需要。由此，供需关系形成，本来应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人们因科举停罢，只能走“形而下”道路，为了谋生糊口，他们“屈尊俯就”地与昔日的“俳优”之流合作，写话本，弄杂剧，甚至自编自导自演，又是“梨园领袖”，又是“杂剧班头”，总算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如此以来，南方的知识分子逐渐知道了整天吟诗作赋会饿死，也开始模仿北方作家的杂剧等体裁进行“创作”，诸如杭州沈和甫，因戏本写得好，名气渐大，被人称诩为“蛮子汉卿”，即“南方关汉卿”。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昔日吟风弄月的士大夫在串场走穴中不仅挣得了活命饭，物质生活越过越滋润，放下身架后，他们又能在戏曲中抒发胸中块垒，自然日渐投入，并把剧场和书会逐渐发展成行会组织。元代的汉族大官赵孟很熟悉关汉卿等人的“动作”，他认为：
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或问其何故哉？则应之曰：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娼优岂能扮乎？推其本而明其理，故以为“戾家”也。故关汉卿以为：“非是他当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过为奴隶之役，供笑殷勤，以奉我辈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虽复戏言，甚近于理。
由此，也可见出老关等人对士人辈作者的拔高。当然，与供调笑的“戏子”们相比，关汉卿等人的艺术修养自然与他们判若云泥。
关汉卿的杂剧流传至今的有以下十五种：《元曲选》中有八本，包括《望江亭中秋切脍旦》、《感天动地窦娥冤》、《杜蕊娘智赏金线池》、《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赵盼儿风月救风尘》、《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温太真玉镜台》；《孤本元明杂剧》中有两本，《山神庙裴度还带》以及《邓夫人苦痛哭存孝》；《古今杂剧》中有四本，《关张双赴西蜀梦》、《闺怨侍人拜月亭》、《关大王单刀会》、《诈妮子调风月》；《元人杂剧全集》中有一本，即《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可以这样讲，在中国古代戏曲创作方面，关汉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是戏曲巅峰的明清时代，也没有哪个戏剧家的成就能与之比肩。
关汉卿的杂剧，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为讨好市民阶级，自然是以男女风情为主要内容，代表作有《诈妮子》、《拜月亭》、《救风尘》等；第二，历史故事“新编”剧，如《单刀会》、《哭存孝》、《西蜀梦》等；第三，“现实主义”作品，《窦娥冤》、《望江亭》、《救风尘》等。由于杂剧是以“唱功”来加以表现，因此对剧作家的文学修养要求甚高，好在关汉卿这类才人皆是文章圣手，诗词大家，平日里“兴观群怨”玩得炉火纯青，自然是以诗入戏，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糅合，道白方面又从市民口语加以精心提炼，生动活泼，意味隽永，难怪让人留连忘返。
关汉卿青壮年时代，除写出一些市民“喜闻乐见”的剧本外，多着墨于历史人物剧，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西蜀梦》和《单刀会》。
《西蜀梦》是讲关羽、张飞被害后的鬼魂复仇故事，两个幽魂共去迢迢蜀地见大哥刘备，共同商议复仇大计，要“杀得那东吴（孙权）家死尸骸堰住江心水，下溜头淋流热血汁”，高呼着“杵尖上排定四颗（仇人）头，腔子内血向成都市里流”，整出戏里的对白和唱辞，激愤幽沉，杀气重重，戾暴之语随处可见。这些，皆是那个残酷时代的烙印。
金朝末年以来，“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幸免人民）多转徙南北，寒饥路隅，甚至髠钳黥灼于臧获之间者皆是也”，蒙古人在战争中所犯的残暴罪行，令人发指，不可胜数。屠戮成风之下，人民百不遗一，致使“遗民心胆破，讳说战争初。”至于中国北方的昔日大儒世家，更是沦落到后世子弟成为文盲“犬与猪”的悲惨境地。擅画梅花的元代大画家王冕有《冀州道中》一诗，真实表现了他路上所遇一个世代书香家庭而子孙已经目不识丁的状况：
我行冀州路，默想古帝都。水土或匪昔，禹贡书亦殊。
城郭类村坞，雨雪苦载涂。丛薄聚冻禽，狐狸啸枯株。
寒云着我巾，寒风裂我襦。盱衡一吐气，冻凌满髭须。
程程望烟火，道傍少人居。小米无得买，浊醪无得酤。
土房桑树根，仿佛似酒垆。徘徊问野老，可否借我厨？
野老欣笑迎，近前挽我裾。热水温我手，火炕暖我躯。
丁宁勿洗面，洗面破皮肤。我知老意仁，缓缓驱仆夫。
窃问老何族？云是奕世儒。自从大朝来，所习亮匪初。
民人籍征戍，悉为弓矢徒。纵有好儿孙，无异犬与猪。
至今成老翁，不识一字书。典故无所考，礼义何所拘？
论及祖父时，痛入骨髓余。我闻忽太息，执手空踌蹰。
踌蹰向苍天，何时可能苏？饮泣不忍言，拂袖西南隅。
由此可见，金宋的汉族遗民悲伤沉郁之下，内心之中仍然抑制不住勃勃复仇的怒火。一切的一切，只能以戏剧形式得以渲泄。报仇雪恨与至死不屈，皆被关汉卿移植于剧中主人公身上，浓墨重彩地塑造他心中百折不挠的大英雄。
除《西蜀梦》以外，关汉卿最成功的历史剧本还有《单刀会》。亡国亡天下之余，汉族士庶苦闷的心中，只能把精神寄托于昔日的英雄豪杰身上，以他们的刚烈勇猛投射心中映像。阶级仇，民族恨，平素口中道不得，只能借戏中人物一展雄豪。因此，关老爷单刀赴会，在关汉卿笔下千锤百炼，终于成为脍炙人口的不朽传说。不管敌营“千丈虎狼穴”，只要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