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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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军队效能的基础是强制征兵制，虽然自1814年实行以来已渐式微，但从未完全放弃过。自从开始是摄政王后来成为国王的威廉一世于1858年加冕以来，这项制度便复活了。这位君王把复兴普鲁士军事力量作为他毕生的主要目标，为此不惜同国会迎头相撞。他的军事部长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A。 von Roon）重新规定：士兵服现役三年、后备役四年；此后，经过训练的士兵进入边防军，丧失独立的社会地位，受正规军的管辖。这一系统由分布在各地的军团掌握，军团指挥官负责征集现役军人与后备役军人，以及边防军，并负责训练、装备；最重要的是，还要对军队的速度、效能与作战动员负责。在动员正规军的同时，经过充分训练的后备役官兵也在被动员之列，经过细心设计的铁路系统派往总参谋部计划好的战区前线。
总参谋部也许是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创造。沙恩霍斯特创立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由莫尔特克（1857年任总参谋长）加以彻底改组。长期以来，为解决供应问题以及巨大兵力的配置问题，确有必要使总参谋部的责任膨胀，并把经过训练的参谋人员（即使还没有完全成为专家）分布到各支军队中去。发展铁路带来的军队规模的扩大，无论平时准备或战时的指挥与控制，都大大增加了难度。在法国、奥地利与英国的军队里，参谋官员人数还略多于军事官员，但因声望不高，通常受到团部同事们的排挤与轻视。莫尔特克反其道而行之，把参谋人员变为精英层，从最出色的团级军官中挑选，由他亲自训练，并让他们轮换担任参谋职务与指挥职务，以加重他们的责任心。在普鲁士军队以及日耳曼帝国（1871年诞生）的军队里，参谋官员不仅仅是“办公室主任”，而且是专业顾问，军事指挥官常常要听从他们的指导。1870年对普鲁士来说，既是政府工作方法获得胜利又是武装力量获得胜利的一年：政府设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效益标准。拿破仑时代的浪漫英雄主义在第二帝国的军队中复活了，在一些小殖民地打了几仗获得小胜。但大多数法国将领指出：英雄主义已经覆没，胜利应归功于现在的体制已使战争成为一种科学的计算、统筹规划与专业上的专门知识。
1871年后，普鲁士的体制——征兵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网，动员艺术，最重要的是总参谋部——已为欧洲大陆各国所仿效。三十年后．在南非与古巴的灾难性教训之后，英国与美国也因各自的需要采用了普鲁士模式。
同管理方面的革命同时出现的是技术上的革命。我们已见到，15世纪与19世纪之间，在欧洲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中多么缓慢地改进着武器系统；渐进的、小步小步的改良，使大炮运转较灵活些、命中率稍高些；以及如何把火绳枪变成燧火枪，长枪变成刺刀，而火枪的射程提高不多；运输方面也没有超越靠人力或马力拖拉的限制。但是，1815到1914年间，正如交通通讯革命导致战略的转变一样，武器技术的革命改变了战术。
1870年，火器有一次变化。首先是有了来福枪——枪管里有了螺旋形的来福线，既增长了射程又提高了准确性大约五倍之多。从16世纪以来，来福线原理曾用于运动枪支；18世纪以来，曾用于轻步兵火枪。但从枪口上枪弹，发射率很低；它们通常被看作是精确的武器但显太纤细，而对步兵排来说，炮火的密集比射程与准确性更重要。19世纪40年代，发明出有来福线的滑膛枪，子弹可以落进枪管里，发射时自动入槽，发射频率与旧式滑膛枪相近，但射程与准确性均有超出。同时，火燧枪的发射机制也由更可靠得多的击火帽所代替。有了这些武器，19世纪50年代，法国、英国、俄国与奥地利的军队先是在克里米亚大打，后来又在意大利大打。
普鲁士没有参加这些战斗；直到1866年，同奥地利打了一仗，近二十年才给步兵装备的德雷西“针枪”的效果始得以测定。这是头一次有来福线的后膛枪——使用笨重，射程还不如前装枪，由于枪尾散出大量烟，使发射人很不好受。但是，前装枪发射一颗子弹的时间，后膛枪可发三颗，而且，很有利的是可以卧在地上发射。这在战争历史上是头一次：步兵可以在数百码射程内无需使自己当作靶子就可以杀死敌人——普鲁士军队1866年充分利用了这一优越性，嗣后欧洲其他各国也迅速改善了本国的后膛枪。
大炮也有了同样的发展。到l860年，所有的欧洲军队都配置了各种类型的由前面装炮弹、炮管有来福线的大炮，射程在一千至三千码之间。这方面，普鲁士比奥地利、法国都落后了。1866年，各种大炮的不同表现引起一场迅速兴起的战术革命，普鲁士采用了弗雷德里希·克虏伯（F。Krupp）发明的新式后膛钢炮。这种大炮主宰了1870年的各个战常普鲁士的将领们用优秀的法国来福枪在德国军队身上试过几次以后，便把本国的军队安置在射程之外，然后用本国的枪炮痛击法国军队，直至法军投降。
因此，到1870年，一支进攻的军队想靠近敌军已很不容易。普鲁士的步兵袭击法军阵地，法国的轻骑兵进攻普鲁士的阵地，都是伤亡惨重。最后普鲁士之所以取胜，部分原因归功于他们的大炮，部分原因是由于兵力上的优势允许他们采用侧翼包抄的战术。1870年后，靠近敌人的难度更大了。19世纪80年代发明了强力爆炸物——立德炸药苦味酸组成的烈性炸药。、无烟线状火药、麦宁炸药也是苦味酸组成的另一种烈性炸药。，这些炸药与黑色火药（有烟火药）不同，是瞬间充分燃烧的，因此没有烟散出来妨碍发射者，只在枪管里有一点沉积，放慢了发射频率。但射程之远是当时所有武器都不能及的。步兵所用来福枪的有效射程如今可达一千码。枪管口径可以缩小了，使枪的重量减轻，命中率提高，并有了可能使步兵携带更多的弹药。子弹盒与金属弹的采用，使装弹更容易更快捷。所有这些武器的改进，同本世纪末装有子弹带、用水冷却枪管、一分钟能射出数百发子弹的机关枪的发明相比，都相形见绌了。用这样的武器进行攻击，阵地如何守得住？
19世纪末的—些战术家们全都同意，攻击成功只能靠发明一种更密集的炮火。当时出现的大炮的某些新发明使这一希望成为可能。射程的增长意味着战场上的大炮无需像1870年时那样只能在无障碍地用肉眼看得到的条件下打个几千码；现在，已能间隔五英里，从隐蔽处所发射，无后座力，开炮后无需再次校正方向，发射频率与准确性均有提高。重型大炮的射程达二十英里以上——某些例外的“怪物”能射五十或六十英里——并能轰坍所有现存的堡垒。1870年所预示的，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证实——大炮将成为中心，可能成为战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武器。到1918年，靠大炮来夺取滩头阵地，由步兵去守住滩头阵地，便成了惯例；而滩头阵地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为炮兵观测提供了便利。
最后，最古老、最受尊敬的轻骑兵怎样了呢？它在袭击、侦察方面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还保持着，——在新近扩大了的战场上，重要性比前更甚。在运输弹药方面也有其重要性。作为“马上的步兵”的价值，从前作为“龙”的价值，仍在南非洲的空旷地区明显地显示出来，这还未提到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常但是，轻骑兵不愿接受任何暗示，说他们未来的作用只限于辅助性的，而不再是在战场上起到威风凛凛的决定性的冲击作用，以此视作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希望，鉴于大炮火力的提高，可使步兵的火力不致过分突出。如果改良了马匹的品种，已大大扩大的军种间的差距也许可以部分弥补。为此，1914年可以见到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在全力以赴地改进骑兵，配备马刀、长剑，加强马匹的训练，发挥骑兵在突围、突破方面的作用。东部欧洲未筑连续防线的广袤地区，骑兵仍发挥着有效作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西部欧洲，只需数星期就能弄明白，——除了本国某些指挥官外——重骑兵已经是代价昂贵的老古董。即使是侦察方面的作用，不久也被摩托车与装甲车所代替了。
军事思想家们并未低估新武器带来的问题。1870年的经验教训在1877－1878年的俄罗斯——土耳其战争，1899—1901年的英国——波尔战争（南非），1904—1905年的日本——俄罗斯战争所强化了。越来越清楚地说明，步兵完全可以钻进防御良好的阵地，用现代化的武器杀伤来犯之敌。一位独立观察家：波兰银行家伊凡·布洛克（I．Bloch）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武器的性能后，在他的著作《未来的战争》（1898年）中说：鉴于从统计上来看今后的进攻战已不可能成功，战争不再成为政策的有力工具。可以理解，军事领导人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们并不否认，任何军队发动一场敌人阵地早有防备的进攻，必须准备有沉重的伤亡；像1870年德国军队所实施的侧翼包围的战术，必须要有大量军队才行。无论何种情况，只有人力资源丰富的军队才能占据决定性的优势。无怪乎1871年至1914年间，各国的总参谋部竞相要求扩充军队。
最迫不及待的是柏林的军事计划制定者。德国总参谋部须策划好在两个战场上打仗的战争：既打法国，又打俄国。
一年一年过去，在俄罗斯帝国1890年后建立了铁路系统，俄国军队可以征到更多的兵员后，情势越来越严重了。俾斯麦（Bismarck）的政策是同俄国与奥匈帝国通好，以孤立法国；他的继承人则放弃了这一政策，法国遂于1891年同俄国重新修好；德国总参谋部认为战争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德国人要考虑的是首先把兵力集中在哪个前线？要争取一场色当模式的全面胜利，看来唯一的可能是突破狭隘的西欧地区；但是，法国前线如今碉堡林立，突破此处绝无可能。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 vonSchlieffen）伯爵提出一个著名方案：大迂回穿过比利时侧翼包围，抄法国的后路，打一嘲轻轻松松一上午的战斗”就可摧毁法军，这样就可以使德军转向东去对付规模庞大但行动缓慢的俄军。施里芬于1905年退休，将这一想法留给了继承者，继承人越研究越觉得这一方案难以执行。后勤问题无法解决。最根本的困难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力，必须要在1912年通过一项新的军事立法来增加德国军队的规模。
法国很自然要作出反应，也延长了服役时间。但法国总参谋部不像德国总参谋部那样关心现代战争中的防御力量。
首先，他们武断地认为1870年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法国将领固守阵地处于被动，而没有实施拿破仑式的争取主动，在敌军面前大胆行动。其次，正如我们已知道的，早在18世纪，法国军队的传统一直是急于进攻，不愿固守阵地以耗竭敌人。法国将领们（其中最突出的是斐迪南·福歇＇F．Foch＇）记住了拿破仑的格言，说战斗时必须以三倍的兵力去进攻对方，他们相信，即使对方防御力量强大，只要有英勇果敢的领导，组织好优势兵力，进攻必定可以取胜。为此他们在1914年计划以争取主动进攻（当然估计到流血牺牲）的办法来挫败德国，意志坚强的指挥官是不会退缩的。
1914年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欧洲各国都已知道，军事效率并不决定于一些小股专业兵力的效率，而在于人力同合乎战略的铁路网的恰当组合。在这两方面都占优势的任何国家，即使其他方面都同别国一样，准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欧洲的政治地图。因此，人力的有效运用与人们的福利，便成为国家所关心的大事，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出生率本身就是军事力量的指标。法国见到1870年后本国出生率下降而宿敌德国的出生率却在直线上升，深感不安。兵员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联合王国在对俄战争前，在征召入伍的兵员中发现体格不合格者占有惊人比例，从而不得不改善其社会政策。还有基本的教育水准。现代化的军队现己成为复杂的组织，要求即使是等级最低的士兵也要有文化，会计算。玩世不恭的人也许会说，军土们有文化比军官们有文化更重要。而一般的说法则是：普鲁士的教师们赢得了普法战争。这一说法同公众对威灵顿的说法大同小异，说滑铁卢一役的取胜，是在伊顿公学伦敦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的操场上就决定了的。
不是说，贵族阶级的传统品质——勇敢、主动、独立、有领导能力——在战场上不那么需要了；高级军官笼统说说意图，交给低级军官去办就可以了。战争需要大量优秀军官。单凭贵族头衔是得不到优秀品质的，尽管本世纪下半叶土地价格暴跌，使有地阶级以新的兴趣把军事职业看作是拯救经济的源泉。即使贵族阶级还可以继续贡献出他们传统的有超凡魅力的领导才能，对职业士兵也要求有更好的品质：懂得技术，其中有些人还须有一流的管理能力。正规军军官中开始出现一种新的专业精神：继续作为英勇的领导人，还要求成为经理人、工程师。
军官类型的转变，在法国实现起来并无多大困难，因为革命后，军官团中的大多数已是中产阶级。哈布斯堡帝国的贵族阶级总是随机应变的、折衷主义的。俄国的贵族想在军队里找差使是决无问题的；但俄国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过干部训练学校训练的中产阶级与中间偏下阶级的子弟所领导的。德国就远不是那么好改了。德国军官团同王室有特别亲密的互惠关系：军官向最高统帅宣誓效忠，同时期望王家承认他们的特权作为回报。到了本世纪中叶的多事之秋，普鲁士军官团认识到自己不仅在为皇家抵御外敌，而且还在为皇家镇压国内的分裂势力。尽管他们承认总参谋部逼迫他们扩军是军事上的必需，然而，军队领导人怀着理解的心情也已看出这种趋势：有自由思想背景的中产阶级暴发户大有来取代他们之势，各级军士们则都将是那些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年轻人。
他们无需担心。19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的中产阶级极端分子带着文化方面的与政治方面的“起义时代发酵粉”，在1848年当然是革命的，进入50年代后也仍然处于爱找麻烦的位置。俾斯麦则力促普鲁士王室宣扬爱国（爱德国）主义，用这个办法来拔掉那些极端分子的“刺”，到了1871年，这些人便高喊起“皇帝万岁”来，喊得比任何人更响亮。此后，德国资产阶级便支持武装力量，同他们关系融洽，因自己能从预备役军官委员会脱身而高兴。但是，资产阶级同军队一样，对工业无产阶级中逐渐增长的社会主义意识感到害怕，尤其是军事当局更感忧虑。鲁尔、莱茵兰等地的新兴工业大城市中的工人素无对封建领主效忠的传统，这种状况同勃兰登堡与普鲁士的情况大不一样，那里大部分土地仍归地主贵族所有。而恰恰是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最快，征召入伍的兵士也最多，这些人的可靠程度如何？先不说打法国人，就说让他们去压制德国上层阶级日益畏惧的革命，以“保卫社会秩序”，他们能对自己的兄弟下手吗？普鲁士军官团所惧怕的，正是卡尔·马克思与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所希望的。从军事来说，他们两人都是热诚的学生与精明的评论家，尤其是恩格斯的著作使他成为19世纪最出色的军事评论家，他们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