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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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美国军队来到欧洲，主要的不是人力上的贡献，而更重要的是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援。现已可以期望她丰富的资源提供给协约国，必将决定战争的胜负。但是，如果不是潜水艇在1917年控制了海洋，美国也就不会来救急，也就可能形不成协约国。反潜水艇斗争的取胜，不仅要求发明很专门的工具如测出潜水艇深度与地点的仪器，而且是英国海军思想上的一场革命——防御是比进攻更有效的击败潜水艇的手段；商船不仅需要护航，而且可以作为诱饵；像驱逐舰那样的轻型舰，用来为商船护航，比为大舰队护航更有用。
　　　　还涉及到完善通讯联络技术，干扰敌方通讯联络的技术——无线电的发明开始真正成为战争的四度空间。
　　　　海上战争，参加人数的多少是不相干的。这是双方靠自己驾驶船只的专业战斗人员的勇气与耐力的竞争，还包括很快参加猎取潜水艇队伍的飞机；是人数更少的、负责改进武器与通讯系统的科学家、技术专家与密码员的智谋的竞争；以及策划与实施战斗的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的比赛技巧与判断力的竞争。电气专家的重要性至少与航海技术相等。最终胜利的一方，将是能追踪到对手的行动，认出它的信号，而同时保守住自己的秘密的战列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雷达扫描技术与无线电干扰技术发明出来后，便使这一作法成为可能的了。潜水艇上的人员、海面舰只上的人员，以及追猎它们的飞机机组人员，都是生命攸关的捉迷藏游戏的工具，也许他们就是战争结局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的模式发生在空战上——一群群受过高等训练的战斗人员操纵着复杂的武器；指挥官在很远的远距离发号施今；……总之，实际上是技术专家间的竞争。
　　　　空战最初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是作为陆地战斗的补充，开头主要用来进行侦察。慢慢地，飞机的航程、速度与武器装备逐步提高后，才看清楚，在战场上用空军来控制空中，不仅可以为炮兵提供了眼睛，而且还可以代替大炮，也许能使所有在战场上的以及战场后面的敌方行动都无法进行。海军认识到空军的作用是缓慢的。飞机在进行侦察与恫吓方面有明显作用；同时，它们还有能力炸沉船只甚至战列舰，不管舰上配置了什么样的对付飞机的武器。海军指挥官对此多少有点不愿意承认，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战后年代，空军一直在执拗地过高估计自己武器的性能，海军则故意不断地贬低空军的性能，双方吵嚷不休。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经验证明，航空母舰已取代战列舰，成为控制海洋的主要工具。
　　　　完全可以理解，战时空军配合陆军、海军作战的潜力还很大，但空军领导人自己不愿意把注意力放在这方面。早期热衷于加强空军的人们所关心的，主要的不是改变海战与陆战的性质，而是使海战与陆战不再必要。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清楚地说明了战争不再是由传统军事技巧所能决定的了，只要兵力与弹药能供应得上，陆军就能守下去，不会被击溃。20世纪的战争已不像从前的战争那样，只限于武装力量的抗争，或双方财力的较量。而是意志力之间的较量，民众尚武精神的较量。最终使战争结束的，已不再是军事本身的胜利，而是现已流行的说法——“国内前线”的崩溃。跟在领导人后边的民众能否团结一致？民众能否毫无怨言地承受战争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和平的到来，往往是因为国内发生了革命，或是国内害怕发生革命，而不是战场上的获胜。
　　　　如果战争重心的核心不在军队，而在平民，如果打仗的目的是通过搞垮敌方军队来把不堪忍受的负担强加在敌方民众身上，那还不如直接进攻那个重心的核心，何必来一个消耗过程，使征服者自己也跟被征服者一样地疲惫不堪、消耗殆尽呢？与其经年累月地受痛苦，还不如数周、数日短期受苦，并尽量轻些呢？最重要的是，对于任何打算破坏和平的强国，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用显示巨大威慑力量的办法，让它害怕如要蠢动将受到的打击是它所无法抵御的？
　　　　主张这种看法的人士中，有一位印度的朱利奥·道赫特（Giulio　Douhet）上校，他的专著《制空权》在20世纪20年代发行很广。有同样主张的还有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批创始人，特别是空军主帅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他用这一理论来校正一支新建的军种的宗旨，这一军种的战略作用完全独立于其他地面部队。欧洲大陆的空军人员发现越来越难以拒绝官方机构的压力：要他们服从陆军的要求，因为传统上，国家的安全端赖陆军。在英国，原本是和平时期一支小型军事力量的帝国宪兵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大为一个新的兵种，干预军务的规模扩大至欧洲大陆。这是一段不典型的、不愉快的经验，此后也不会出现同样的环境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以很不情愿的心情，拨给资源，重新武装了一支不是去打传统陆地战争的陆军，而是可以把恐怖楔进敌人心脏的空军，期望以此来吓阻德国人发动战争。
　　　　但是，事实证明，英国航天工业没法同德国竞争。正是德国人首先建立起一支可以立即实施致命打击，摧毁对方城市的空军，希特勒用它来作为实现他的政策的有效威胁手段。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　1867…1947年，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遭遇过多次轰炸，用他的话来说，这种攻击是无法防御的。据认为，根据1917年7月德国空军两次轰炸伦敦的经验，大轰炸可以造成极大规模的大破坏。
　　　　但事实证明，上述两种估计即使不是完全错的，至少也是大大地夸大了。20世纪30年代，可以迅速攀高、可以低空翻转的单翼飞机的发明，以及雷达技术的发明，可以及早警告敌机来袭，做好防备，使敌机白天俯冲轰炸必须付出昂贵代价。如果在夜间轰炸，敌人必须占用一些时日来学会使用雷达，靠电子束投射，使盲目飞行尽可能准确一些，并学会使用扫描仪从黑暗中或透过云层显示出地面的地形。即使这样，防御方也发明出夜间战斗机，并学会扰乱对方的进攻所依赖的电子指挥信号。就像海战一样，空战也成为战术方面与技术方面极其精巧灵敏的应用，职业战斗人员至少要像依靠自身技术那样依靠科学家的才干，方能完成任务。只有到了大战的最后年月，美国空军全力参加进来同英国皇家空军一道作战之后，同盟国才取得了制空权，制服了早先说大话的德国人，大大限制了他们的破坏力量。但即使到了这时候，德国人的士气仍未受影响。德国人民服从政府，勒紧腰带干活，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
　　　　技术发展对陆地战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914年大战爆发后数月内，内燃机开始应用到战斗动力与运输工具上。
　　　　两年内，第一台“坦克”行动了。这些早年的装甲车的设计与使用是为了适应堑壕战的需要的。最初作为可移动的炮火，配合进攻的步兵突入敌人的防线。当最初的惊愕过去之后，便不难找出对付它的办法。最惊人的突破是德国人1918年3月在西线的成功，这一成功完全不是坦克的作用，而是步兵的作用。德国人布置来福兵不按习惯排成长长一行的作法，而是一组组“暴风队”配有迫击炮、轻机枪与手榴弹，躲过敌人强点，专攻弱点，独立作战，灵活机动，自从法国革命早期战役中见到的散兵线以来，欧洲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战术。但在失去联络、失去大炮掩护的情况下，装甲车与“暴风队”都将受到很大限制；首先必须依靠十分脆弱的战地电话线，其次要依靠战地大炮，大炮要在一个破坏狼藉的战场上拖来拖去，颇难瞄准新的目标。
　　　　很实际的问题是：停战以后，人们是不大想去采用军事专家们大胆创新的意见的。装甲战的先知，英国有J·F·C·富勒〔J．F．C．Fuller），B·H·利德尔·哈特（B．H．L．Hart）；法国有查理·戴高乐（C．de　Gaulle）；德国有海因茨·古德林（H．Ghderian）；苏联有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i）元帅。这些思想家描绘的图景是：以全部用坦克组成的一整个师，去突破敌人的防线；或让坦克从潮水般的向前进攻的士兵的空档中冲过去，击垮敌人后方的神经中枢，……这些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但是也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未能回答。这些战斗单位如何同后方保持联系？供应怎么解决？重火力支持如何解决？如何确保他们不会投降敌人或者被敌人切断？如果坦克群能在前线实行突破，那么，能不能用作反坦克，有效地封住敌人的进攻呢？技术的发展有助于解决若干问题，例如无线电通讯的发展，就大有帮助。但是，甚至德军统帅部对此也抱怀疑态度，以致需要希特勒本人出面干预，于1934年建议成立了最早的一个“坦克师”。但是，这种坦克师的效果，不仅法军统帅部1938年对此所做的评价不高，就是装甲战的奠基人之一、英国专家B·H·利德尔·哈特的评价也不高，哈特已发明了对付德国坦克师的办法，包括在战场上埋地雷，布置反坦克炮，以及反坦克的装甲车等。
　　　　自然，1940年与1941年德国的“闪电战”战术，并不需要像从前的战争那样，一定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1940年5月在西线的进攻是冒了很大风险的——风险如此之大，以致德国最高统帅部最初不愿考虑这一进攻后面的战略概念，直到希特勒进行干预，才予接受。旗鼓相当、保持镇静的对手可能把穿插到阿登的德国装甲尖兵封锁起来，战役可能延长下去，演变成为历史上一桩灾难性的赌博。就像拿破仑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对手士气不振，这些对手在从前的战争中习惯于慢慢腾腾，不能适应现在的速度，不能全神贯注、全力以赴。1941年的对手是苏联军队，它的军官团三年前己遭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军队巳被搞乱，要想取胜就更难了。
　　　　速战速决的战术只适用于未作准备的对手。从长期来看，这种战术是否正确值得怀疑。如果坦克能进攻，坦克也能反进攻。一个区域可以布满地雷与反坦克武器，铁甲车就根本无法动弹。许多情况下，胜利端赖于掌握了战场上的制空权。如果没有曾受高度训练、行动迅速敏捷的步兵的配合，装甲部队是不会有多少成功的；还有大炮也须紧紧跟上。所有这些，需要数百辆车来运送供应汽油与弹药，而提供这些东西又需要数以千计的车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曾梦想由小型、灵便、手段高超的小分队去攻击敌方供应线，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现在看到的现实却是每一支大军都有一个大“尾巴”，需要大量聪明的后勤人员才能把它们搬动，而且极易受到空军的攻击。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队，首先依靠征集来的兵员的战斗力，主要不在规模，而在多方面的适应性。1914年的军队基本上是大量用有限射程的标准武器武装起来的步兵，后勤供应由铁路运输大体即可解决，前线比较固定，从车站到前线之间来回穿梭运转就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斗部队就相当复杂了。一个步兵营不但有来福枪与手榴弹，而且还有两种型号的迫击炮，两种式样的机关枪，有轻型履带机动车，反坦克炮，手提反坦克武器，以及数种型号的地雷。装甲部队的装备更复杂；两栖作战部队与航空部队当然就更加复杂了。
　　　　所以，任何一支西方的军队中，服务、供应等后勤人员所占的比例要大大高于战斗人员；后勤人员中还包括：修理与保养车辆、武器与通讯设备的人员，司机，战地仓库与战地医务人员，所有这一大群人都须确实保证自己的食品、工资，并受到妥善管理。在苏联，“牙齿”同“尾巴”的比例更高得多：步兵数量与武器数量都高出西方国家，而且几乎要用马拉的运输工具来转运。只有装甲部队和精选的步兵部队在准备上接近西方水平。陆地战争需要科学家在知识的前线上辛勤工作以便取得技术上的强大优势，即使不如海上战争与空中战争那么更具关键意义，陆军仍然在各级水平、各个部门上都要依赖技术进步。
　　　　即使是最优秀的士兵，在遇到无线电通讯失灵或运输中断时，也是毫无办法的；而最成功的将领必然是那些能用无线电侦听设备截获敌人意图的准确情报的人。
　　　　一大批男子、妇女征召入伍后，发现他（她）们从事的是本身的职业——如摩托机械师、无线电报务员、女招待或厨子——就像平时一样。还有更大量的人未被征召入伍的，都在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为战争作贡献，如矿工、农业工作者、车工镟工，以及其他本来也可以穿上军装的文职公务员。18世纪与19世纪十分盛行、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残留痕迹的士兵平民间非常明显的传统区别，如今都消失了。尤其是自从空中战争使广大民众受到的危险同军队一样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人们觉得，在军械库当管理员或在军事基地的军官食堂当招待员比在利物浦或汉堡当码头工人或商店售货员，更安全得多。
　　　　尽管由狂热国家主义的民众支持庞大军队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仍然是一整个社会与另一整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其绝对意义几乎同欧洲中世纪时代相仿佛：在这场斗争中，每一个人都感到他的价值体系以及他的生存，都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威胁，这种外国势力是无法与之沟通、与之妥协的。这在东方前线尤其明显：第三帝国领导人的目标正是他们的祖先一千年前的同一目标——扩张领土，屠杀或奴役该地的人民。只有苏联政府才能把苏联人民的巨大资源点点滴滴地动员起来，精神上与物质上都动员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殊死斗争，从而天平倾斜，使上述方面的重要性超过了将军们的指挥技术与军事技术奇迹的重要性。德国人就像拿破仑，依靠进攻的猛烈推动力去争取决定性的胜利，当进攻失败后，他们便缺乏资源来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他们的对手却是苏联与美国。
　　　　虽然如此，技术引进了一个拿破仑时代未曾有过的因素，这个因素把过去那些其价值很可怀疑的因素都比下去了。德国人如果对喷气飞机更注意一点的话，也许他们已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如果他们在火箭技术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他们也许就会发明出火箭武器，将会使伦敦夷为平地，并使盟军登陆诺曼底成为不可能。如果他们的核研究采取另一条道路，并获得更大的政治后盾，他们也许就发明出了核武器，将使面对它的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与西方盟国的大舰队就像是马赫迪的游牧部族在乌姆杜尔曼遇上了基奇纳的部队。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伯爵（Kitchener；　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在任东苏丹总督期间（1886－1888），曾挫败马赫迪人（Mahdi）对埃及的入侵。乌姆杜尔曼（Omdurman），亦译为恩图曼，系苏丹城市。
　　　　1945年8月，美国第一次把两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每颗炸弹摧毁了一个中等城市，十二万人当场死亡。由一个非欧洲的强国来对付另一个非欧洲的强国，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里，欧洲只扮演了配角，这标志着欧洲主宰世界的时代的结束，一个由哥伦布与瓦斯科·德·甘玛V。　da　Gama；　1469－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是头一个航海去印度的欧洲人。五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