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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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瓦斯科·德·甘玛V。 da Gama； 1469－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是头一个航海去印度的欧洲人。五百年前的航行所开辟的新时代来临了。这也标志着工业化国家之间各自充分动员民众，献出全部潜能，进行大规模战争，以图废除对方的时代结束了。数年后，热核武器发明出来了。这种武器具有人类全部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摧毁力，并有火箭能把它们在数分钟内发射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在核时代，还需不需要职业士兵的传统技术？还需不需要爱国人民的忠诚参与？“战争”——一千年来欧洲所理解与实施的战争，是否已走到了尽头？
迈克尔·霍华德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阿修比
ronin21
阿修比
尾声核时代
试图回答上一章摊出来的问题，会是不成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还只有三十年。拿破仑战争过去四十年发生过欧洲列强之间的有限冲突；过去将近一百年才发生一场把各国都牵扯进去的世界大战。当然，1945年不像1918年那样，大家以为这场战争结束了今后的战争，一个人类历史上可以尽情享乐的时代已现出曙光。胜利后简短的欢欣一结束，苏联同自由资本主义世界间的意识形态对立重新出现，同战前一样地不可调和。几个月的时间，误解便导致了不合作；几年时间，不合作便导致军事对抗，导致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扩军备战的新水平。到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秩序似乎只不过是建立在一位著名的美国战略分析家艾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 Wohlstetter）所说的“娇嫩的恐怖平衡”之上。
逝去的岁月应能谨慎地作证：事实上，和平只建立在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基础上。即世界上的大国把接受现状作为各国唯一可行的政策框架，大家都不愿再承受任何大动乱。事实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维持了欧洲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在一个我们看到的1945年后经济与社会迅速变革的年代，要想保持政治稳定，需要特殊的智慧，来规划政策与措施，这就像要节俭之神从他吝啬的手中施舍出一点点东西来一样困难。不过，人们至少可以有合理程度的信心，同意在欧洲体系框架内，今后的战争，有两条充分的理由预言它们同本书上述有关战争发展的种种特点具有根本的区别。
首先一条理由，“欧洲”作为一个自我抑制的“国家群”体系，已不复存在。正像15世纪末，哈布斯堡王室与瓦卢瓦王室那样强大的外援军进入意大利各自支持冲突中的—方，把意大利半岛分割掉，于是意大利城邦体系就不复存在了。当苏联红军在莫斯科以北头一次反攻显示出苏联的强大力量、珍珠港事变把美国带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1年12月的一个星期内，“欧洲的历史”就此结束了。这两个国家，文化根源都来自欧洲，但她们拥有的资源的规模，把所有的欧洲强国都比了下去。她们打算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与经济体系，由她们来做中心；她们把欧洲一分为二，分界线就是从前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向东进军的前线。将来，就像从前的意大利城邦那样，欧洲国家间的任何冲突哪怕只是地方性的，也将引起各自背后的恩主的参与；反过来，也一样。欧洲如发生一场战争，将是全球范围大对抗的一个局部性冲突，战争的策划与部署，亦将限于这一范畴。
其次，欧洲不仅已经不是一个自我抑制的国家群体系，而且也不再是世界政治体系的中心。15世纪以前，欧洲体系同世界上的其他许多体系同时并存，欧洲同其他地区大多数国家的交往断断续续，有些则中断了。当时的欧洲首先是扩散了其地理知识，然后是贸易，然后是军事力量的扩张；直到19世纪末，一个单一的世界政治体系建立起来，欧洲无争议地成为这个体系的首脑与中心，欧洲一发生战争，很少有国家不受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世界模式消失了，让位于所谓的“两极”或“多极”的复杂局面，——用这样的词来描绘其实是很不适当的。在这个新体系内，欧洲国家仍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因为欧洲大陆仍是世界上最富有地区之一，但是，她们的政治影响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敏感的接触点上已被剥夺了原有的位置。这个最敏感的点，就是把冲突限制于冻结的区域之内。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战争，唯独欧洲不曾发生。但是，由于发生战争的地方主要是曾由欧洲国家主宰过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军队成为产生一些新国家或新统治集团的接生婆，因此，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此始终抱有残留的兴趣，即使没有直接参与，也总是为那些军队提供了顾问、训练或武器。
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国际武装冲突的形式几乎无穷无荆其中主要的一种形式是所谓的“常规的”冲突，所用武器还可认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用过的武器的后代，虽然是更高级—些、更昂贵一些了，并且年复一年地寻求利用火箭技术与电子技术。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发明了“准确导向”的火箭（可在战场上迅速转移、发射，甚至可由步兵携带），便在两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继承下来最虔敬的问题上投下了疑问：用人驾驶的飞机取得战场上的制空权，以及用重坦克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参谋人员发现他们就像一百年前的参谋人员那样处于同样的窘境。他们知道，他们藉以作出推断的经验已经过时了；他们所能用来检验其可靠性的战例仅仅是中东地区与印度次大陆的简短冲突，从这些特殊环境是很难得出什么确切的结论来的。
然而，已经清楚的是，这类武器——火箭，超音速飞机，核动力潜水艇，与反潜艇驱逐舰——只有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才能生产，只有教育程度最高的军队才能掌握，或者说，即使是最富有的国家也才能掌握很少量的。因此，出现了两难矛盾，由于工业化国家相对较稳定，最能生产这些武器的国家最不需要它们；而面对同相邻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最危险的前景的国家，买得起这类武器并会使用的，只限于很小的范围，并须依赖北半球的富裕国家来提供。许多新国家中，拥有很少量如此高级“硬件”的，便成为一种象征，就像是18世纪日耳曼的小诸侯国拥有一支小巧玲珑、纯洁无瑕的小军队。
天平最敏感的—端是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试图进行垄断，在相当程度上的确做到了垄断。占有核武器虽然给了占有者一定程度的国际权威，但是这种权威是靠不住的。1949年，苏联赶上了美国，也掌握了裂变式原子弹，只在TNT当量上稍逊。此后，两个超级大国并驾齐驱地竞相发展热核炸弹、洲际导弹、潜水艇上发射装置、多弹头导弹，以及所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竞赛规模之大，必须用最丰富的想像力才能设想出：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下，才能用得上这些武器。然而，这种“新发展”背后的有理性却是不去使用它，而只用于“威慑”：建立起一种局面，相互断言，如一方首先使用核武器，必然立即遭到另一方的报复，这种报复是无可逃脱的，其后果是无法接受的。
两个巨人即使拥有庞大的武器库但按兵不动，就像百万富翁拥有巨大财富但未变为现金，他们仍需要超常规的军队来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并应付世界上的种种问题。鉴于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依赖保护的同盟国，似乎证明美国有必要继续保留一支海军，而这支海军的存在正好给苏联提供了理由也建立一支与之对抗的海军。由于东欧与西欧都存在着长长的、易被攻破的边疆，欧洲那些难以控制的附庸国也需加以控制，因此苏联不可能考虑遣散她的庞大军队。但是，苏联军队就在家门口，给西欧国家带来了严重问题。尽管西欧国家经济富裕、人口稠密，但也无法在政治上、经济上联合起来以便建立一支和苏联同样规模的军队。20世纪50年代初作过一些试探性的努力，结果仍然只有依赖于美国核力量威慑作用的保护。
苏联在十年之内，不仅以她的常规军力威慑西欧，而且用自已的核武库威胁美国，西欧的防卫呈现更复杂的局面。
英国与法国有了自己的小规模核力量，但这些核武器除了在本土遭进攻时可起到一点防御作用外，对别人起不到威慑作用。美国在欧洲盟国部署了战术性的核武器——核弹头火箭，限于战场上使用；但即使是有限使用，也引起了大众的不安，因为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从未完全明确。也许最好的办法正是不弄明确。西方战略计划的混乱，也许不像某些分析家认为的那么重要。最根本的是要确保苏联进攻时将立即遭到顽强的抵抗。也许不能确定这类抵抗将很快运用、或最终导致运用核武器，但也同样地不确定是否一定不用。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十五年内，欧洲两个胜利的大国：英国与法国，为了巩固各自的帝国，手上有许多紧迫的问题要解决，而苏联与美国则在竞相加速欧洲的分裂。
在这方面，高技术代替不了基本的政治手段，全非洲与全亚洲，尤其是亚洲，他们从列宁那里学来革命化的组织工作的技术，并从毛泽东那里学会把革命组织同游击战争结合起来，以反对外国军队支持的、不受人民欢迎、压在人民头上的政府。
毛泽东的方法曾在1937—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用过，并在1946—1949年间打败由美国装备的蒋介石军队的战斗中得到完善。胡志明1946－1954年间模仿毛泽东的方法在印度支那反对法国人取得显著成功；但在马来亚、新加坡，英国人由于把耐心、政治技巧与当地的有利环境结合起来，方能击败国家主义者。法国军队决定从失败中接受教训，研究了“革命战争”的概念，设计出对付的办法，试图用在自1945年以来就动荡不安的阿尔及利亚身上。但是法国人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地法国居民坚持不合作态度；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人民明确表示不愿再支持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再就是因为他们采用的口号“法属阿尔及利亚”带来了无从调和的两难问题。阿尔及利亚人不能再容忍法国人的统治，正像印度人不能再受英国人统治，或一百年前意大利人不能再容忍奥地利人的统治一样。当地政府依靠外国的武器、顾问与资本，已不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后来美国在越南也发现了这个道理。
因此，到了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欧洲地平线上的军队再次缩回到保卫自己领土的规模，当然，我们已看到，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他们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问题同军事问题一样多。军队已不再像一百五十年前那样被看作是国家骄傲的体现，是国家纹章中的主干。上述高精度武器的发明逐渐使军人成为技术专家，他们的战斗力主要依靠武器的威力而不是人的力量。虽然大陆国家仍保持着征兵制，军队的核心都是掌握高技术的专家，这些专家都是从其他专业部门选拔来的，既不能轻易征调，也不容易留祝再者，维持三十年和平的结果，就像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那样，孕育出一代新人，他们对军事不感兴趣，他们轻视军事的价值，把军队看作是大可怀疑、无法理解与不屑一顾的混合物。德国尤其如此，军事传统的荣耀己黯然失色，军队难以吸引青年人的兴趣与支持。西方世界中那些在和平中诞生与成长，除了和平别的都未见过的新的一代，离开军事十万八千里，钻进了衣着打扮、头发长度与休闲生活方式等等的琐事中去了。看来自我选择最明白不过的是去追求爱情而不是战争。他们当中，越有政治意识，越对政治与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十分反感；他们愿意同外国人来往，看不到外面世界对他们有什么危险的威胁。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参加了防卫工作，尤其是参与（或默许）把核武器用于大规模毁灭行动的，被民众看作是政府从事非正义的罪恶活动的帮凶。
核时代的战争已无需征调大量经过军事技巧训练与军事学说教育的后备役官兵了。对军事怀疑、冷漠、敌对的看法散播开来，虽然对西欧军事力量并未立刻发生影响，但长期以往，必定要产生影响。看来，军事部门的自信心有可能大大降低，并将增强反对大量军事预算的社会势力；而生产武器的费用增长又势必迫使军事部门要求增加预算。人们也许可以感到宽慰的是，经过一千年武装冲突，欧洲已建立起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已有了充分的安全感，可以不再理会传统的战争价值，但这种感觉是完全靠不住的，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是如此地参差不齐、不可捉摸，那样的自信将被证明是不成熟的。1945年以来，并未改变战争或战争威胁仍然是国家政策的有效工具这一定论。对待那些并未设置自身安全防备的民族来说，这样的工具还的确会是非常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