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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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大炮极为笨重，需要由四十匹马来拉动一尊炮。在战场上，马匹对于步兵与炮兵来说，处境很不同。自从克里西战役以来，步兵靠弓箭与密集队形便可使骑兵无法冲锋，现在，可以用同样的步兵或炮火来打破密集队形了。只要适当组织好，冲锋仍能得手的，即使不行，配有火器的轻骑兵如今也有了可移动的火力了。但是，这里提到的轻骑兵，已非从前封建领主的旧式骑兵。那时的骑士是独来独往、单独作战的，他们视胜利为个人的光荣；现在的骑兵则是根据指挥官的意愿，选用不同的武器，进行集体的战斗。
转变是缓慢的。1494到1529年间参加意大利战争的法国武装人员看他们自己就像是他们爱读的阿马迪斯·德·戈尔与阿里奥斯托写的故事集里的骑兵。他们着意把外表修饰得花里胡哨，完全不顾战争的残酷与凶恶的本质。这种华丽的装饰成为欧洲轻骑兵的特征，沿袭许多世纪，甚至直到今天还未完全消失。
如果说法国武装人员1494年入侵意大利是忠于封建制度的结果，可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却不是封建主义的。同步兵与炮兵一样，骑兵肯来打仗也完全是为了拿钱。
我们已看到，中世纪的军事服役中已有一些发薪饷的因素。对于那些历时长久、地点又远的战事，王侯们提供的给养是不够的，领主们及其下属人员需要更多的报酬。从为封建主服役同时接受一点报酬，到靠服役来赚钱，这样的转变并不费事；对于一个除了打仗再也无所事事、除了打仗别的没什么好想的阶级来说，更是如此。从12世纪以来，欧洲的人口与财富开始增长。十字军的安全阀正在迅速关闭；最重要的是，采邑的数目急剧减少。在德国，财富可以无限地分割，不再向诸侯提供经济支持。英国实行了长子继承权，其他兄弟只得离家或去参加十字军团碰碰运气，或成为雇佣军。因此，中世纪后期，发展起一个更大的军事阶级，有的是战争可以让他们去打；而如果没有战争，毫不奇怪，他们可以自己制造战争。
这些“自由兵“随时准备用自己的剑来为出价最高者服务。最初，他们加强了王侯们的力量，只要王侯们肯出钱。到了14世纪初，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和法国的国王们实际上己把他们的全部军事力量都置于发薪饷的基础上。甚至他们的最大的附庸在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时，也要签订契约。一位王侯在一场战役甚至一系列战役中能维持住一支军队的费用的话，那么他的对手也必得做同样的事情。金钱也许来自“兵役免除税”，即由不服兵役的附庸出钱以替代服役；或者来自税收或教会的赠款。但主要部分来自贸易，既有王侯能完全控制的贸易，也有向商人预支的贷款，或来自特殊的赠与——通常是回报所提供的服务或特权阶级的赠与，以及市镇代表机构与其他工商阶级的捐款。议会三个等级欧洲封建时代三个等级为：僧侣，贵族，平民。，非军事的代表会议，社区的非贵族阶层，对于一个王侯能否顺利备战，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金钱是早晚要用光的。战争停下来了，士兵们（现在可以准确地用这个字眼了）即被遣散。这些人无产无业，甚至无家可归，只有一处“伙房”可去，“伙房”能提供他们一份口粮，介绍他们就业。
在意大利，经过“授职战争”教皇与国王之间因授职纠纷引起的战争起自11世纪晚期；连绵不断。忠诚一词已荡然无存。这一战争包含多次小战争，这些战争的经费是不愁的。那些受雇佣的团伙直到13世纪仍是独立的，很活跃的，有时替出钱的人直截了当地去当兵打仗，有时受雇去从事敲诈活动（第二章将详细说到）。在法国，一百年后，这些人的活动达到了最高峰。“百年战争”英法之间1337…1453年间断断续续进行的王朝战争。中，双方都使用雇佣军，是一显著特点。雇佣军中，出身高贵的与出身微贱的都有，在战争间隙，他们就居住在乡下。从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这些被称作“敲竹杠者”的人自由自在地在法国各地游荡，集体地或个别地从事抢劫、强奸、纵火。在找到另一个雇主可以拿到薪饷以前，他们就不断地进行这类活动。法国国王对他们深感厌恶，不惜在西班牙与匈牙利发动几场战争，目的只是为了把这些人弄出去。直到百年战争结束，情况才开始好转。国王利用法国商人对他们的绝望情绪，获得权力征收一种特别税——按人头征收的战争税，才把皇家武装建立在一个常规基础上。15世纪末，人头税成为永久性的税，无需再次获得议会的授权。这样，皇家财政才走上正轨。
最初一次议会批准，是在1439年，授权给查理七世的。1444年，查理七世颁布法令，使许多在国内滋事生非的雇佣军团伙永久归入皇家服役机构，同时强制解散其余部分。队长拿到一大笔钱后，或基于封建制的义务，或根据协议性的“契约”，无疑完全可以找来一批人，养活这些人。官吏全部由国王任命；官吏与下属都由王国政府直接付薪，居住在国王指定的市镇。他们是一支纯粹的雇佣军队，尽管不是国家军队。日耳曼，苏格兰，意大利，都有这样的军队。对于法国国王的对手、富足的勃艮第查理公爵（大胆查理）来说，这些军队都是可怕的力量。二十五年后，公爵看到有必要模仿，便照样培植了一支军队，立即发动一系列军事冒险，结果使他惨败于瑞士与法国人之手，断送了勃艮第的前途，本来这个地区大有希望成为欧洲强国之一的。
法国的国王们是深谋远虑的。在半个世纪内，他们聪明地以通婚的手段来巩固他们的疆域，增加他们的财富，积蓄他们的军事力量。最后，查理八世于1494年来到意大利探求文艺复兴带来的诱人的荣耀、冒险精神、威力与德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正因为有一支欧洲从未见到的最优秀军队：由瑞士长枪兵组成步兵核心；每座堡垒都配备一支高贵、自豪的轻骑兵，一长列青铜铸造的大炮，……这些都从富足的国库支取经费。这支军队同三百年后拿破仑带到同一战场的军队在组成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尽管武装人员自己不愿意承认，而事实上，骑士的战争已成为过去。
迈克尔·霍华德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阿修比
ronin21
阿修比
第二章 雇佣军的战争
事后来看，我们可以把查理八世的军队称之为最初的“现代化”军队。这支军队包含三种武装力量，相互密切配合，并且其中很大部分人员都由国家金库付给工资。历史学家通常把1494年由于法国入侵爆发的“意大利战争”作为“现代欧洲历史”的开端。但是，15世纪末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已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无论是战事或其他方面，都在“换齿轮”了。而绝大多数人并无此种意识。
上一章，讲到中世纪晚期出现某些仿古风气，尤其是法国的轻骑兵，他们是皇家武装力量的中坚。这种仿古风气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中叶，至少直到两位君王——法兰西的法兰西斯一世与德皇查理五世对抗的消失。这两位君王把仿古风气带给各自的下属，他们的争吵成了欧洲全部政治活动的中心。大大小小的战争充满了16世纪上半叶，1559年双方以卡塔凯布雷斯的对峙僵局结束战争，这些战争的起因完全是“中世纪式”的。就是说：是为确保或捍卫某个人的财产权或继承权，为制服某些不忠的附庸，为捍卫基督教反对突厥人，或者为教会反对异教徒。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以支持安茹王室（House of Anjou）登上那不勒斯的王位，反对阿拉冈王室（House of Aragon），由此引起一场十字军战争重占了耶路撒冷。查理八世的继承人奥尔良的路易十二世又把战争延长，以维护自己对米兰公国的王权，反对斯福扎斯（Sforzas）王室及其帝国庇护人。德皇查理五世于1517年获选后，把这些争执都继承下来，首先是继承了阿拉冈王室的祖父斐迪南的争执，其次是继承了皇帝马克西米安的争执；这两桩争执结合到一起，又产生了第三场争执：一位祖母，卡斯蒂利亚的伊萨贝拉要争得纳瓦拉的王冠；还有第四场争执：勃艮第的玛丽要求收回她父亲“大胆查理”丢失给法国国王的土地。在所有这些争执中查理五世的对手都是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法兰西斯一世也是个争夺王冠的失败者，他曾帮助日耳曼诸叛乱的清教徒诸侯反对德皇查理，试图以皇帝的威权驾驭局面；同时，他还同突厥人维持一种暧昧的默契关系。法兰西斯一世还反对查理五世向地中海威胁性的进军；查理企图集中武力予以反击但未成功。这样，至少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战事仍只是个别诸侯间因王位继承问题的个人之争，而不是省州间的冲突，更不是国家间的冲突。1536年，查理五世认为向对手挑战决一雌雄的时机到了，便向对方挑战。教皇不得不出面干预，争执暂时平息，在尼斯举办了一场奢华、铺张的显示友谊的表演，两位国王信誓旦旦，就像一些基督教的王侯们四百年前曾一再做过的那样，最后用共同参加十字军掩盖了彼此的分歧。
然而，这些争执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意义是重大的。众所公认，查理和法兰西斯之所以能继承王位，主要是来自他们的祖先深谋远虑的王室联姻。他们的领土广阔，但统治能力不强。查理打算把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s）继承下来的领土分成两国以便易于治理，即西班牙与奥地利两国。
1559年，法兰西斯的儿子亨利二世去世后，法国重新陷入内战长达五十年之久。但是，统一的过程并未中断。在众多相互争夺的公爵与伯爵堆里，出现了几个各有特色的、有威望的王侯，成为数个新的中心——政治、财政与军事的中心。等级的划分不是很清楚的，尤其是日耳曼，幅度很大，从重要的王侯如巴伐利亚公爵、萨克森公爵，到只有数英亩领地的封建领主如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越来越清楚的是，查理五世死后重起战事的那个世纪里，诸侯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决定于封建的从属或对立关系，而是决定于经济与军事的实力，其中的较强者便能积累更多的力量。诸侯并立的局面只有在日耳曼能维持下去；哈布斯堡王室则一直在忙于同法国人与突厥人打仗。即使是意大利半岛上的诸城邦，从16世纪已开始兼并，后来剩下六七个，到该世纪末，大部分被哈布斯堡王室吞并，只剩萨伏伊、威尼斯与教皇领地，比象征性的政权稍强些。
到了16世纪，独立的代价变得很高。不仅要为壮观的系列大炮付出高昂代价，就是必不可少的职业步兵，代价也不低。建造城堡需要更加精心地设计。具有政治权力提高税赋，或有信用能从新兴银行家如富吉家族与威尔塞家族贷款的王侯们，才能打得起仗，把较弱小的对手赶得销声匿迹。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查理五世同法兰西斯一世间的几次战争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发动的断断继续的战争，原因是皇家财库破产，不得不经常停战。直到17世纪下半叶，欧洲的王侯们对领土上的资源有了充分控制权之后，才能维持住本国的常备军并发动较长时间的战争。到17世纪末，就像儿童已经成年那样，可以看清楚哪些王侯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动战争，哪些王侯则不能。
这种变化在有关战争的著作中亦有反映。中世纪的作家从阿奎纳斯（Aquinas）以来，总认为战争由诸侯发动的才算正当，这一原则记录在14世纪专供武装绅士阅读的一本袖珍指南中，即霍诺雷·博内特所著的《战争树》HonoreBonet；L'Arbre des Batailles；ed。G。Wopland；Liver…pool；1949。该书首写于1382…1387，迅速地成为权威著作，通过无数手抄本和印刷版本传播开来。。博内特写道：“一个平民百姓不能去向欺侮他的人讨还公道，必须由诸侯来为他们主持公道。”接下去，他又无可奈何地承认说：“但如今的战争，甚至普通的骑士也可发动，而根据法律本来是不许可的。”法律的确说得很死，诸侯比他的主要附庸的权力稍大些，住在坚不可摧的城堡中的较小的男爵只能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内实行统治。诸侯权力得到巩固后，中世纪法理学家所称的“私人的战争”便告结束。16世纪与17世纪的作家严格区分开“成熟的城邦”发动的战争与私人组织发动的战争，这些私人组织已失去封建的约束，蜕化为私人的打手甚至土匪。
“城邦”变得“成熟”，以及有王权的诸侯的出现，成为独立的最高权威，法令在各省的土地上都有效，这就把意大利长期以来实行的政治原则推广到全欧洲，意大利的城邦体系已存在了一百多年了。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十分犀利地概括了这些现象，强调指出，城邦能单独判断自己的利益所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战争是必要的，那便是正当的。”但事实上，没有更高的权威能判断是否必要。
Salus principis superma lex（国王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
这一观点逐渐为欧洲著名的法理学家们所接受：法国的博丁（Bodin），意大利的金泰利（Gentili），西班牙的维多利亚（Victoria）。他们同意：虽然存在着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充分与不充分的敌对理由，但最终，诸侯是唯一的评判者，而通常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See Ian Brownlie；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States；Oxford；1963；P8…P12。。但是；这些观点应当同伟大的荷兰思想家雨果·格罗提斯（Hugo Grotius）研究基督教统一性的老概念调和起来。他在162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的规律》一书，正当西班牙与联合行省之间的八十年战争的中期。联合行省虽已被承认，但被看作是捆到一起的，并不忠诚于某个共同的领袖，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从自然法衍生出来的“国家法”依然认为是捆到一起，因为不存在一个宫廷来实行强制。只有宫廷才能单独判断战争理由充分或不充分，以及战争行为中哪些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格罗提斯实际上创立了有关国家关系、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若干思路，至今我们仍在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沿用。
格罗提斯的论点是他从北欧、西欧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中体验得来的。到17世纪初，一百年前的战事中那种骑士气概的魅力已完全消失。格罗提斯1625年写道：“我见到基督教世界普遍存在着的制造战争的许可证，即使是蛮族国家也要为之羞耻的；一些无足轻重的理由，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就可以引起战争；而一旦战争起来，有关神圣与人道的法律便被抛到一旁，似乎人们只要一打仗就有权利犯各种罪行而不受限制。De Jure Belli ac Pacis；ed。William Whewell；Cambridge；1853；Vol。I；p。lix。”格罗提斯希望对战争规定一些界线；他认为，需要对此进行更加细致研究的时候到了。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已在本章题目中暗示出来。无论这—时期战争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不管是继承的争执，或是16世纪后半叶常见的宗教信仰的冲突；战争的实施依赖一个纯粹商业基础上用签订契约组织起来的很大的国际性阶层。这已不是什么新事物，这是我们在上一章中见到的中世纪晚期已出现的事物的继续发展，只是如今已更为系统化，已更为完整。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