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纪已不得不放弃这一制度。16世纪，瓦萨王朝曾恢复义务征兵制，以便支持对丹麦人与波兰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居斯塔夫登上王位后便建立起一支国家军队，从当时的眼光看，认为他是在复古，而我们今天则认为是属于“现代化”的事情。居斯塔夫把这支军队变为高效率的长期服役的军队。服役期长达二十年，但居民中十名男子中只征召一人，其余九人则纳税供养军队。所以，实际上，瑞典军队已是一支由长期服役的正规军人组成的军队。地方社会有责任按定额找到合适的兵员，但也允许有例外（同后来欧洲的征兵法一样），即寡妇的儿子不征，已有人当兵的其余弟兄不征，矿工与军火工业的工人不征，贵族不征（反正他们要在军队里当官），教士不征。这支军队在国内期间不由国库付工资，由当地供应生活。一旦出国打仗便由国库出钱，麻烦也就多些。瑞典是个贫穷国家，工资常常拖欠。居斯塔夫发现较便宜的办法是：用自己的军队守卫国土，让各地的雇佣军去海外打仗。在他去世的1632年，他指挥着十四万人，其中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是真正的瑞典人，其余的不是从德国当地雇来的，就是从出钱不出兵的同盟者如萨克斯·威玛的伯纳德等处来的半雇佣军人。这些军队都采用瑞典的战争体制并按此进行训练，它们的高效率在1631年布雷顿菲尔德（Breidenfeld）一役中崭露头角；哈布斯堡王室的军队受到灾难性的打击，一败涂地，从而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
　　　　居斯塔夫于下一年被杀，他的军队也渐渐解散了。但他提供了一种指挥战争的模式，欧洲各国在本世纪内照此办理，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居斯塔夫建立起来的军队，包括军官与士兵，都是由皇家付工资、发制服、装备武器，由君主亲自指挥或由君主的亲密助手指挥。纪律很严格，军法从严处置。供应与后勤被视作政府的责任，虽然瑞典政府感到维持庞大的军队出国打仗负担过重，他们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中开拔时以及后来一个短时期内只需配备较少的后勤人员（从前一般情况下，后勤人员需数倍于士兵人数）。打仗时，他们用莫里斯的阵法列阵，滑膛枪经改进后本身重量减轻，并经不断操练，因而开火频率高，重装弹药速度快，以致步兵方阵可由十排减少到六排或更少；滑膛枪手甚至可以在少有的不利环境下同时连发。
　　　　骑兵与炮兵也有变化。瑞典骑兵不再搞华丽无用的“马回转”，而是回过头去重新练习使用骑兵大砍刀，练习如何整齐地挥剑冲锋，这种突击方式更能震慑敌人，因为这比中世纪的轻骑兵力量更集中、更有控制。后来，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铁甲军在英国内战中把这种战术发展到了完美的地步。
　　　　至于炮兵，居斯塔夫不断下功夫去克服它基本的弱点：不便运转。答案在于发现大炮的射程同炮身的长度无关。的确，炮身可以缩减—半，重量也可相应降低，效率一点也不受影响。这一发现，以及其他许多造炮技术的改进，都依赖伟大的瑞典铁器制造商路易斯·德·吉尔（Louis　de　Geer），他是一位重要的工业家，在17世纪前半叶主宰了西欧的经济生活，是他创造了可移动的野战大炮——大炮可在战场上移动（必要时用人推），环境需要时，既可向步兵方阵发实弹又可发空弹；发射的频率从前是每小时两三发，如今已可赶上滑膀枪的频率。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发明是三种武器（其中两种已把火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另一种则有利于进攻性的突击）配合起来使用，这在战场指挥上有很大难度，不仅需要有一批眼光锐利、智慧敏捷的指挥官，而且需要一个严密的结构，既有等级森严的层层控制，又须瞬刻间整齐划一的行动反应。这样的局面很少能做得到．而当居斯塔夫本人不在场时，就更少可能实现了。但是，几乎从古代很简单的小规模的城市冲突以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不仅在战役中而且在整个建军过程中，使军队成为一个工具，听命于一个强有力的意志。这都亏了17世纪上半叶的那些发明创造，所以，17世纪下半叶才能见到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出色将领，如图伦尼与卢森堡，萨伏伊的蒙蒂库科里与尤金；其中最伟大的是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
　　　　这样，居斯塔夫提供了一种蓝图或草案（过高地估计是不明智的），即：也许可能完全控制住已被广泛用过然而是无结果的暴力，把战争贬得很低，并且永远贬低；把充塞欧洲社会的战争活动引向有目的地、合理地利用国家机器；把土匪、强盗变成士兵，把无政府主义的暴力变成受公认的合法权威控制的、勤劳的武装力量。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局面，欧洲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政府体制；但是，直到政府本身机制大大改善以前，也不会达到这样的局面。一直到了本世纪末，这种可能性才出现了一点遥远的影子——欧洲国家有了付工资的专业军队，从政府自己的仓库里供应军队的各种所需，教导军队不要互相打架、不要骚扰百姓，并有一批有技术、懂节制的将军来指挥军队。
　　　　武器技术方面又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用火绳引发枪机，装弹药既麻烦又无把握的滑膛枪被燧发枪所代替，这种枪的机制既简单又可靠，可以在一分钟内发射三颗子弹，三列士兵可以同时发射，已成为新的常用的步兵阵形。另一个变化是发明了管状刺刀，这使每个步兵都成了长枪手，也就是说，从此在战场上消失了长枪这种武器。这两件事是在17世纪最后二十年内发生的，因此，马尔伯勒的士兵于18世纪初就能用这些新武器打仗，威灵顿一百年后用的也是这些武器。当时马尔伯勒把士兵排成薄薄的长列（法国人把它叫做“薄片队形”），便于保持阵式，便于连续开火，只要他们能守住阵地，就不怕骑兵冲击。
　　　　但是，一旦双方交火打乱了队形，步兵就只有任凭骑兵摆布了。为此，重骑兵，即持长剑或马刀或长矛（从东欧引进的）的骑兵，仍是一种颇有战斗力的兵种。通过同哈布斯堡王朝的战斗，从东欧学来起侦察、搜索作用的轻骑兵，在同土耳其人作战时很有用——由一些能动的“龙”喷发出火力。骑兵配备了轻型滑膛枪后，便有了“龙”的名称；同时，正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也可用于国内的镇压行动。
　　　　大炮方面，在居斯塔夫·阿道尔夫去世后，改革便缓慢下来了，直到18世纪，才由法国出来领头，在炮兵总监让·巴蒂斯特·格里博瓦（Jean…Baptiste　de　Gribeauval）的治理下，大炮的部件标准化，可以互换，增长了射程，改进了瞄准器，增进了准确性．减轻了炮架，大大减少了拉动大炮的牵引动力，使大炮成为战场内外真正机动的武器，能集中对付任何目标。而比一切技术改进更重要的是，炮手本身的提高。炮手们不再被看作是一群对这种凶险手艺一知半解的民用专家，而成为全欧洲军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分支，同样要穿制服，受训练，并且必须有更多的战争科学知识。布里尼军事学校有一位优秀的炮兵军官候补生，一位年轻的科西嘉人，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Napleon　Bonaparte）。
　　　　光是武器技术的改进，并不能充分说明自居斯塔夫·阿道尔夫以来，到腓特烈大帝时代，欧洲战事所发生的变化。
　　　　真正意味深长的变化不在军队所持的工具，而在军队本身的建设以及使用他们的政府。的确，大可怀疑的是，如果没有专职的军官来指挥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专职的政府官员作出正确决策来建设军队、供应军队，那么武器的改进还会不会有这样的进展。
　　　　这方面的先锋是法国。正是波旁工朝于本世纪末把居斯塔夫·阿道尔夫的蓝图付诸实施，建立起一个功能完善的军事体系，欧洲各国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将有灭顶之灾。
　　　　居斯塔夫于1631年去世时，法国王室的财库已经破产，法国社会刚从长达半个世纪的内战中开始恢复元气，根本不可能在欧洲占有雄主地位。用欧洲政治术语来说，法国几乎已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法国之所以能复苏，端赖于亨利四世结束了内战，黎希留Richelieu；极有势力的法国大主教。摆平了同外国的冲突，如果某个外国不听话，就找个代理人去打他。居斯塔夫正是最强大的代理人，在他死后，黎希留发现自己必须勉为其难，亲自出马，以阻止哈布斯堡王室、西班牙或奥地利来主宰欧洲。
　　　　这是一项惊心动魄的任务。法国王室对其统治下的参差不齐的各省实际上很少控制权。地方上争吵不休的显贵、要人，只在名义上效忠国王，他们在内战中养成的独立习惯几乎已根深蒂固。政府没有文官机构，而最重要的是，没有钱。王室的钱能养活的军队在“三十年战争”时期从不超过一万二千人，所以不得不依赖一批军事将领，这些将领自己豢养军队，负责付军队工资，购置武器装备，自然也就既欺哄上边又欺哄下边。法国所能投入战场的小部队，也因付不起工资而不断瓦解。高级军官们都是贵族，不愿向王室表示忠诚，也拒绝受别人指挥，他们把争执宣扬于大众之中，甚至打仗时也如此。最著名的例子是孔代亲王（Prince　deConde），他在战争高潮时，从法国国王一边转到了西班牙国王一边。这当然是一个例外，但这类行为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怪异，甚至不受指摘。这种作法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对那些伟大的贵族来说，是完全可以料到的。
　　　　财政破产，军队腐化、无纪律，——这些就是1648年前法国军队的特征，更确切地说是1661年路易十四掌权之前，军队的状况。到1680年，法国军队已拥有三十万名精兵，居全欧之冠。数年后，更达到了辉煌的顶端，能抵挡欧洲所有大国的联军达四分之一世纪。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基本上，这项成绩要归功于两位出色的、不知疲倦的官员：米歇尔·勒·泰利埃（Michel　le　Tellier）在17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打好基础，接着由他的儿子卢瓦（Louvois）侯爵在路易十四领导下毕其全功。他们的成绩并非完美，在他们的事业进展过程，不断遭到人们的攻击，他们的错误从未彻底纠正过，其中不少错误在他们死后仍一再重复，甚至变本加厉。尽管如此，1700年，皇室的控制仍能有效保持；军队不仅不是独立不羁、毫无效率的散乱单位，而是一个训练有素、紧密结合的团体，有一个单一的集中的管理机构能把数十万军人投入战场并保持整齐划一达数年之久。
　　　　当然，他们的成功必须把法国财富增长这个因素考虑在内，科尔贝尔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业和工业都获得了进步，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都增长了；并建立起财政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有效的征税制度与许可证税制度。但是，金钱本身并不能提高军事效率。除非军事管理部门得到改进，否则，钱再多也只能大部分白白落进各旅将领及军需供应商之手。勒·泰利埃与卢瓦让各旅将领做实际的代理人，即由他们去培训军队、付给工资，并承担全部财政风险。勒·泰利埃父子进行监督，确保这些军队有充实的编制；同时把供应武器装备与行动指挥的责任掌握在自己手中。国王为各将领指定副将负责作战指挥，还任命一些普通官吏去指挥下属一些较大的分队。军方中不服从指挥的，将被褫夺皇家津贴，少数贵族出身的指挥官想用辞职来逃避不光彩的被解职，结果以“欺君罪”被关进巴斯蒂堡垒。官员在领到皇家津贴之前，须在皇家卫队里担任滑膛枪手。有一个模范旅，为所有步兵的军事操练与纪律训练作出示范。该旅的将领即被任命为军队总监，在法国与英国的词汇中，有一个词：“军纪严格先生”，就是由此产生的。
　　　　最重要的创新是建立了一个管理军队的文官机构。这是一个重大成就，要考虑到在那个时期，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官方机构来管理任何方面的事务。国王通常用现金来收买官吏，或者同一些个人或团体签合同去完成某项任务，无论是征税、征兵，或是采购军需、制造武器，或如我们在上—章看到的，组织私掠船去打击国王的敌人。新建的机构即是“总管”，最初是黎希留时代开始的，当时作为一个常设的监督部门，负责随军监督，检查征兵及食物供应、弹药供应，监督金钱的使用，回来向陆军部长报告。勒·泰利埃把它的职权扩大为全面管理机构，后来传给他的儿子使用。该机构的官员们负责谈判签约与监督执行，包括食品、武器、装备（包括制服）。的确，政府要为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提供军服，是非有这么一个机构不可的。他们把法国分为几个区，各自的经济潜力都是同幅员广度成比例的，这样就可以解决军队的给养、弹药，各区并有永久性的弹药库与大炮库。官员每两月一次分头去巡视各自的管区，调查该区的兵力、军粮与工资。打仗时，他们配合军队组织后勤供应，仓库内的物资用完了就向当地政权索龋当地居民对这些官员是不欢迎的，但总比让兵士自己动手抢掠要好些。完全可以理解，军中各层都嫌恶这些“总管”，高级军官感觉受到了侮辱，低级军官不满他们查账。但抱怨是无用的，因为站在“总管”后面的是精力旺盛、毫不通融的卢瓦，在卢瓦背后支持他不理会军官们辱骂的，是国王。
　　　　我们务必不要过高估计“总管”的成就。对法国军队效率的判断，离不开当时时代的标准，而不能用我们的标准。
　　　　塞巴斯蒂安·勒·普赖斯特·德·沃邦（S。　P．de　Vauban）的伟大成就，在于他在法国边境线上布置了一个完整的碉堡系统，这项成就同卢瓦在建设军队方面的成就同样重大。沃邦在本世纪末写到法国军队状况时曾说：“住的地方像猪圈，身体半裸着，快要饿死了。”他为君主的江山焦虑不安，仅仅是一个有威势人的个人意志，或一群有威势人的意志，无法克服19世纪庞大官僚机器运转到极限仍不能解决的困难。
　　　　贪污腐败到处泛滥，供应系统紊乱不堪，苦难最深的是家中有派宿士兵的不幸的农民与市镇居民。再者，欧洲社会现已更有秩序了，更加繁荣了，农业、商业、手工业及其他职业领域都呈现出无数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因此，征兵的困难大大增加，愿意当兵的只有被社会淘汰的分子、犯罪分子、容易受骗的人、半傻子，这些人只有用严厉的纪律才能控制住，一有机会便兽性大发，耍起蛮来。我们不可被洛可可时代Rococo　Age；洛可可式指欧洲18世纪建筑、艺术等方面的一种风格，其特点是纤巧、浮华、烦琐。。军队的表面华丽所蒙骗；那都是些令人难受的、卑劣的摆设，而战争毕竟是一桩野蛮的、可怕的事情。
　　　　不过，尽管有它的不完善处，法国军队仍然是欧洲前所未有的最卓越的国家工具。上述军事制度被西欧其他各国仿效（结合本国特点），英国也不例外。其他方面亦如此，诸如法国建筑、法国艺术、法国时装、法国宫廷礼仪、法国烹饪，无不受到仿效。一些日耳曼小诸侯，他们的军队往往就是他们最有销路的财产，也处处摹仿法国，一丝一毫都不走样。更没有人比得上经济贫瘠穷困而政治上如日中天的勃兰登堡（Brandenburg）选帝侯，学习法国非常认真、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