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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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共同防共。　
　　但是日本战败投降后，当负责调查广田罪行的检察官、美军大尉桑德斯基在秘密侦讯中，向他讯问起所谓“广田三原则”时，他却滑得像条泥鳅。　
　　桑德斯基：“‘广田三原则’是由你主持制定的吗？”　　　
　　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首相（2）　　　
　　广田：“是由陆相、海相同我会谈作出的。”　
　　桑德斯基根据已掌握的证据问道：“是你指导外务省东亚局起草的吗？”　
　　广田的眼睛都没眨一下：“其中的大部分外交政策是由军部起草的。公布这个文件，尤其是与外交政策有关的部分，是外务大臣的责任。”　
　　桑德斯基：“你是否认为三原则违反了九国公约和巴黎和平条约呢？”　
　　广田的脸上爬满了无辜者的委屈：“我主张‘协和外交’，我是一贯主张和平的。”　
　　他当初的伎俩与今天的狡诈，似乎通过一条暗道在遥相呼应。　
　　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迫使首相冈田启介辞职，其内阁的所有大臣也一道下了台，唯独广田弘毅在这承转的时刻奉命组阁。他完全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不打折扣地按照陆军军部的意志，将陆军推荐的5个人任命为阁僚，而将被陆军指为“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吉田茂等四名人选除名。1936年3月，广田以文官的面目登上了首相的宝座，但这是一张画皮，甚至是他本人的画皮，在这张画皮的后面，是一群被欲火烧红了的脸，闪烁着屠刀寒冷的光辉。事隔两个月，内阁恢复了被废除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生产战争的法西斯机器得以高效率的运转，内阁实质上成了它的口舌。　
　　尽管广田内阁的寿命不长，但它却似一支新型号的法西斯连发枪，毒弹频发。1936年8月7日，广田在“五相会议”上批准制定了《国策基准》。这个国策基准兼容了长期争执不下的“北进论”和“南进论”的主张，形成了南北并进的二元化方针。它的纲领是：要以“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于东亚大陆之地位，同时向南洋发展”为基本国策。它站在狭小的岛国上，野心勃勃地挑起了沉重的担子，一头是中苏大陆，一头为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国策基准》推动了日本的全面扩军备战：陆军制定了扩军五年计划；海军制定了庞大的造舰计划；工业、教育、对外贸易都围绕着这个重心运转，并加强了对国民思想的控制。作为实施《国策基准》的一个方面，广田内阁抛出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掠夺必要的军需物资。　
　　1936年10月2日，广田内阁的藏相公开宣称，日本已经进入“准战时体制”。同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定了《日德反共协定》，向建立国际法西斯联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广田内阁把日本推到了火山口上，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不安和反对。1937年2月1日，广田内阁被迫宣布总辞职。但在日本滑向战争的过程中，它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对于他在事业顶峰创造的光辉业绩，在巢鸭监狱的秘密讯问中，他是怎样向桑德斯基陈述的呢？　
　　他说：在“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的天皇救语中有一句活：“对这次在东京发生的事件，我感到遗憾”。这句超乎寻常的话是他广田要求天皇加进去的，意味着对陆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谴责。　
　　他说：组阁人选是陆军制定的，他的抵制没有奏效。　
　　他说：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是陆相寺内寿一和海相永野修身提议的。他同意他们的提议，是为了防止因参与“二·二六”事件而退出现役的军人此后再作为军部大臣得势。军部大臣现役制的恢复最终是由内阁和枢密院讨论决定的，谁也没想到军部的统治范围会因此而扩大。　
　　他说：《日德反共协定》是因陆军希望与德国结成密切关系而产生的。陆军还希望提出以武力解决问题，但被他广田拒绝。　
　　广田就差没说：我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小孩，他们是坏蛋。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们干的。　
　　广田下台不足半年，近卫文麿公爵担任首相，广田遂出任近卫内阁的外相。近卫在组阁宣言中声称：“属于‘非持有国’类型的我国必须确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利，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内阁负有实现“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现在国际正义还没有实现，这就成为我大陆政策的正当化的根据”。新老内阁的梦想一肪相承，广田继续推行他那套外交路线。灰色的泥石流轰鸣喧沸，裹挟着一股股冲腾而下的支脉，裹挟着巨大的破坏力向它目标滚滚而去。　
　　它图谋已久的战争终于爆发了。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广田积极配合日军的军事进攻展开了外交攻势。11月初，他宴请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请他们从中斡旋，压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并谋求德国支持日本在华的军事行动。他的第二个目的实际上是真正的目的后来实现了，希特勒承认了伪“满洲国”，并表示希望日本战胜中国。两个法西斯国家加强了相互的依赖和勾结。所谓“和谈”的姿态，只是蒙混国际视听的一个骗局，如果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不啻是不战而败。中国当然会断然拒绝，日本也就理直气壮地大举侵略。当南京发生大屠杀的消息通过外交渠道传来时，广田又采取老一套，把文件往陆军省一转，无异于把掉出炉子的煤块往火堆里一扔，就抱臂站在一边，眼睛半眯着去享受烈火的美丽和温暖。　　　
　　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首相（3）　　　
　　近卫迁怒于广田在外交上的失败，于1938年5月解除他的外相职务。此后广田也仍然没有消停。他经常出席重臣会议，向天皇进言，参与重大决策，在东条英机任首相、对美开战等重大事件的决策上，都有广田至关重要的一票。　
　　再让我们看看在桑德斯基写的《广田弘毅讯问概要》里，广田是怎样的“正义”和“无奈”吧。　
　　广田是“无奈”的，他说：在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时，作为外相的他试图坚持迅速在局部解决纷争的方针。同意陆军的要求向中国派兵，内阁的依据是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这一理由。战争开始后，他曾经试图通过英国驻日大使克莱迪斡旋和谈，因陆军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放弃，后来陆军想通过德国推动和谈，由于媾和条件对中国来说过于苛刻而未果。　
　　广田是富有“正义”感的：关于日中战争，他个人的意见是无论是否宣战，这种战争都应予反对。可是陆军左右着时局，他实在无能为力。他曾在国会开会期间向近卫首相、杉山元陆相和米内光政海相提出要辞去外相职务，原因是他感到自己不能胜任。但在会议期间辞职会造成恶劣影响，因而在国会闭幕后的1938年5月他便辞职了。　
　　广田是“天真”的：1941年11月17日，在讨论近卫内阁总辞职后的继任首相的会议上，他作为前首相出席了会议。当时木户内大臣说东条能较好地打开局面，他就相信了，就同意起用东条。　
　　广田是“无辜”的：在1941年11月28、29日两天的会议上，东条说明了对美开战的政府计划。天皇询问重臣们的意见，他表示不赞成对美战争，并向天皇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所有的事情都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东条没有改变立即开战的决心。至于进攻珍珠港，他认为是内阁的责任。　
　　广田还是勇于反戈一击揭发同伙的，上面的回答已经说明了问题。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密讯室里，他还特别检举了木户。他神色诡秘地回头望望铁窗栏杆，压低声音对桑德斯基说：“我并不想说木户有责任，但是木户处在和天皇非常接近的位置上，对所有的问题都向天皇提出过建议。可以认为，内大臣是天皇的最重要的进言者，是能根据自己的意图影响天皇的唯一的人。如果考虑到天皇的决定是接受了内大臣的建议而作出的，那么木户的责任就显得重要了，可以说，作为天皇的责任建议者，木户对他任内大臣期间所发生的事件是有责任的。”　
　　人道或非人道在这里出现了微妙的悖论，被讯问者或者背叛信义，或者旗帜鲜明地坚持罪恶立场。广田的表现却是双重的非人道。尽管广田在秘密讯问中机敏过人，但终究还是被推上了被告席，没有能够逃脱被公开审判的命运。　
　　现在可以断定广田为什么拒绝为自己辩护，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像死鱼一样的沉默了。他说了那么多的假话，把罪行都推到了伙伴们的身上，如果他站到证人席上为自己作辩护，把自己的话再证实一遍，他将被痛击，被扒皮，他将落入多么孤独难堪的境地。　
　　战后，以描写广田生涯历史小说《落日似火》而出名的日本作家城山三郎试图对这种情形作出解释，并为他洗刷耻辱。他写道：“人只要说话，便肯定要为自己辩护，其结果便是说出他人的过错。广田想，只要检察局在等待着这种情况的发生，自己就什么也不说”，从而达到“不为己计”的心境。可惜这种“什么也不说”只出现在检察局秘密讯问之后的公审法庭上。　
　　广田选择了沉默。他并没有气馁，并没有放弃什么权利，他是以沉默作为辩护和抗诉的武器。他相信自己的话在潜在地起着作用，他在期待着法庭作出错误的判断。广田是深刻的。连桑德斯基对他做出的结论也显得混沌而无力。桑德斯基写道：“从对广田的讯问来看，没有证据表明他是侵略行径的煽动者，或者是支持陆军对外扩张政策的主导者；不过也没有证据能够积极地证明他不是军部的同谋。广田即便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起码是侵略的各个阶段中的机敏的追随者。他对陆军侵略政策的反对仅限于讨论的范围，如果他从根本上反对的话，他就不会从1933年到1938年一直留在首相和外相这样强有力的位置上。”　
　　然而历史是严峻的，法庭是无情的。大量的人证和物证表明，是广田弘毅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推进了日本的战争体制，推动了扩张的政策和战争的阴谋。他判定犯有“破坏和平罪”。他还被判定犯有“违反人道罪”，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指出：在发生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时候，身为外相的广田面对强烈的国际反响，只以军部“暴行很快会被制止的”这个轻飘的口头保证作幌子，而“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停止暴行，以及他未采取其它任何可能的措施来停止暴行，这是他对本身义务的怠忽。他明知上述保证没有实行，并且每天都进行着成千上万的杀人、强奸妇女以及其它暴行，他却以此种保证为满足。他的怠忽已构成犯罪。”　
　　广田藏在自己幽暗的沉默里盘算着。1948年11月12日，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八项战争罪行，判处广田绞刑。听到这个判决，他的脸宛如爆闪出雷电的夜空一样惨白，接着他才意识到他的梦被沉雷炸得粉碎。　
　　他是被绞死的唯一的文官。所谓文官，应该属文人一类。所谓文人，他应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代表，应该具有高度的理性。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与发展，理性建立起了社会法律体系、伦理和道德观念，它谴责和惩罚一切非人道的行为。然而，广田迎合法西斯运动，成为国家法西斯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过渡性人物，堕落为人类理性的叛逆。　　　
　　他们把战车推上阵地（1）　　　
　　自30年代以来，在日本法西斯体制加快形成的过程中，有几个坚定有力的骨干分子，他们是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等人。1931年任陆相的荒木贞夫是这帮人的头目。在他们的直接参与和阴谋策动下，日本内阁中一次次激溅起恐怖的血光。　
　　1946年5月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了长达42页的《起诉书》，指控28名战犯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违反人道罪三大类55条罪状。英语是法庭使用的第一语言，被告人按英译字母的顺序依次被起诉，荒木贞夫由此成为被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的第一名甲级战犯。荒木贞夫被指控犯有九项罪。当法庭庭长韦伯询问荒木贞夫是否承认自己的罪行时，荒木以僵硬而果决的语气回答：“无罪。”检察官方面出示了大量的证据，并当庭播放了一部有声电影《日本之关键时刻》，这部影片是荒木任陆相时拍摄的。　
　　“光明从东方升起！光明从东方升起！”粗大的文字恶狠狠地打上银幕。荒木贞夫身穿将军礼服，与这充满激情的字幕交替闪现。喇叭里送出他震撼人心的演说：“现在把满洲称作我们的生命线，对此我们不能作简单的理解。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线主要是指按照日本高尚的种族精神、民族精神和亚洲精神，在那里建立一块乐土。日本应该用代表整个东方的日本精神、日本道德和日本文化直接掌握和组织这个国家！”　
　　就是这种狂妄的扩张主义精神，激动着法西斯暴徒们一次次掀起血腥的夺权政变，他们要清除掉绊脚石。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指出：“为鼓动战争情绪，荒木大力运用大川和桥本所推行的政治哲学”，进行煽动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不久，三菱飞机制造厂生产出了日本的重型轰炸机、坦克、装甲车、高射炮等现代化的武器也逐步能够自造了。相比之下，内阁对战争态度的转变似乎过于缓慢。发狂的桥本欣五郎中佐等陆军将校组织了秘密团体“樱会”，其宗旨是“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为此不惜诉诸武力”。他们一边讨论“满蒙问题”、军部独裁问题，一边霍霍地磨刀。1931年初，桥本和大川阴谋发动政变，拥立陆相宇垣一成大将上台组阁。得到宇垣大将的赞同后，桥本就拿出一个政变计划，准备纠集一万人在3月20日冲击议会，向议会投掷烟幕弹，然后以维护治安为由，调动部队包围议会，压议会同意由字垣组阁。但事到临头，计划中的部队头目言称并不知道此事，使得宇垣心里生疑，就叫桥本先操纵一下，向他展示一下力量。3月3日，桥本和大川以每人五角钱的酬金雇佣了三干地痞无赖，在一处公园里集众闹腾。宇垣大失所望，即表示“我觉得没有理由参与这种无聊的事”。他背叛这一阴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到了情报，使他相信自己不用政变也有办法当首相。这就是流产的“三月事件”。　
　　美国检察官塔温纳在对桥本质证时直点穴位地问道：“你搞掷炸弹、组织示威的目的，是要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并把政府置于军队控制之下，是这样吗？”　
　　询问完了“三月事件”，庭长韦伯问道：“‘满洲事变’后不久又于10月发生了企图推翻政府的政变，谁是阴谋的策划者？”　
　　桥本怔了一下，回答道：“我。”　
　　“三月事件”流产后，经过短暂的喘息，桥本和大川又纠集一群少壮军官和民间的法西斯狂徒，预谋在10月24日再度发动军事政变，以陆军和海军轰炸机部队来颠覆政府，杀死若槻礼次郎首相，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相的政权。由于计划被泄漏，日本政府抢先下手逮捕了以桥本为首的主谋者，“十月事变”又胎死腹中。但若槻内阁在这强劲的冲击下，于11月末便垮台，在继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