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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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英语大声喊道：“NO！NO！NO！……”劳埃德的话被打断了，两眼直溜溜地看着溥仪。溥仪想起了下面的台词：“劳埃德先生，请你不要再诡辩了，”溥仪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劳埃德，“事实这就是可耻，可耻，第三个还是可耻！”　　　
　　战犯在镜子面前的表达（3）　　　
　　台下响起一片掌声，台上的左派议员们异口同声地呐喊：“滚下去！滚下去！”象征着战争的外交大臣连滚带爬地跑下了舞台。　　　
　　阳光下的审判（1）　　　
　　沈阳。不是25年前那个黑夜里的沈阳，而是在冉冉上升的阳光照耀下的沈阳。　
　　1956年6月9日上午8时30分，在东北科学院的宽敞明亮的礼堂里，随着一声“起立”的号令，审判长袁光将军身穿笔挺的军装，正义凛然地走进审判大厅。他踏着厚厚的地毯，登上审判台，在蒙以金丝绒的高背椅上落座。他身后雪白的墙壁正中，高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审判台下正中是用栏杆分成4个小隔断的被告席。周围的旁听席上坐满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沈阳各界人民群众的代表、新闻记者，还有专程赶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代表。　
　　曾在战场上与日军浴血搏杀的袁光将军，此时胸中交织着风雷与潮汐。他收紧下颏，挺直腰脊，克制住自己。一副眼镜的后面仍燃烧着怒火。他又稳定了一下情绪。　
　　整个大厅里寂静无声。整个世界似乎也是。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现在开庭！”　
　　这饱含着痛苦、欢欣、羞辱和自信的声音，这饱含着中国历史的声音，仿佛来自深深的地下，又仿佛来自高阔的天庭；从前与未来，仿佛在这一刻聚合了。屏息凝神的大厅为之动容——也许还有我们这个世界。　
　　孟冬的北京，天寒地冻。香山卧佛寺的一座别墅里却热气蒸腾。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检察院、法院和司法部的人员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克林的率领下，正紧张地研究法律、起草文件、查阅卷宗、熟悉案情，进行着艰巨而复杂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不久，她要在她自己这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她刚刚动笔，才饱蘸过几笔春华秋实，她还有许多许多的东西还没来得及画，包括还没来得及颁布一套较完整的法律。肩头的担子是繁重的。大家不分昼夜地苦钻攻关，并特地请曾担任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梅汝璈等人作顾问，研究起草一个既合乎中国国情、又有国际惯例根据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稿的文字渐渐被删改得所剩无几。　
　　在决定的起草过程中，周总理几次听取汇报，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一位负责同志曾提出，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没收了日本在东北的资产和财务，同时向纳粹德国提出赔偿战争损失，建议在文件中写上要求日本政府赔款的条款。总理思索了片刻，意味深长地说：“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周总理的深刻与远大后来为历史所证实。董必武和彭真曾多次对准备工作进行直接指导，强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廖承志是“日本通”，曾两次到卧佛寺给全体人员作报告，详细介绍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帮助大家理解审判的意义和背景。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专门列项通过了这个决定。决定对战犯的处理提出了6项原则及其它有关规定，为审判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此前一年的9月，侦查工作业已完成。经证实，这批战犯犯有侵夺我国主权，策划、推行侵略政策，进行特务间谍活动，制造细菌武器，施放毒气，屠杀、抓捕、奴役和毒化我国人民，强奸妇女，大量掠夺我国的物资财富，毁灭城镇乡村，驱逐和平居民等罪行。仅以主要罪行的统计，在他们的主谋或参与下，烧毁和破坏房屋七万八千多处又四万多间；掠夺粮食三千七百多万吨，煤炭二亿二千二百万吨，钢铁等金属三千多万吨；杀害和平居民及被俘人员八十五万七千多人，制造了潘家戴庄、北疃、巴木东、三肇等30余起重大惨案。这批战犯杀害被俘人员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住冈义一曾在太原赛马场两次把被俘的340余名中国人当作训练新兵的活靶，被一刀一刀活活扎死。有的战犯杀死中国人，取出人肝和人脑吃掉。　
　　每一个战犯的手上都残留着杀人的快感和余悸。　
　　白兰花开的时候，审判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铃木启久、藤田茂、长岛勤、鹈野晋太郎、上坂胜、船木健次郎、佐佐真之助、榊原秀夫等8名战犯，在乱刀子般的目光戳杀下，战战兢兢地走上被告席。　
　　袁审判长以平静的语调通知被告：“你们在庭审过程中，有权向证人和鉴定人发问，除辩护人为你们辩护外，你们还可以自己辩护。你们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当时虽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组织法，给予了被告人充分的法律权利。于开庭前5日，便将《起诉书》副本及日文译本送达被告人，辩护律师也同他们见了面。律师、翻译都是一流的。　
　　国家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列举了8名战犯在中国犯下的坚决执行侵略战争政策，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的罪行。　
　　下午进行罪行调查，第一个被讯问的是藤田茂。　
　　藤田茂在任师团长期间，训示部下用活人作靶进行“试胆教练”，下令“俘虏杀掉算入战果”，强迫和平居民“踏探地雷”等等，犯下多种罪行。当指控他在山西安邑县的上段村杀害100余名无辜村民的罪状时，法庭传召幸存者张葡萄出庭作证。张葡萄又像落回到那口井里，她的身边躺着她公公、婆婆、丈夫和年仅4岁的女儿的尸体。她也被打伤。她一手捂着永难愈合的伤口，一手伸向眼前的战犯，这只手痛苦地抓挠着，它抓疼了大厅里所有人的心。白发苍苍的老人啊，你的痛苦就是整个中国大地的痛苦。中国的天空颤栗着，这个夏季的大雨为你而下！　　　
　　阳光下的审判（2）　　　
　　20年后，藤田茂回忆起这一幕时说：“满含愤怒对我的罪行进行控诉的张葡萄，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她的姿态我今生到死也忘不了。这位老婆婆的一家大小全部被日军杀光，她自己躲在井里才得以幸免。她含泪控诉时的悲伤、憎恨、痛苦，一齐在脸上表露无遗。在愤怒到极点时，要奔过桌子这一边来抓我，她内心的愤恨是多么深刻啊！我终于认为我是侵略者。”所以，当时他深深地低下了头颅。　
　　在8名战犯中，罪恶最严重的要算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了。他曾指挥制造了6起大惨案，其中的潘家戴庄大惨案，杀死1200余村民，内有63名孕妇，19名正在吃奶的婴儿；他手下的兽兵还丧尽天良地逼迫儿子活埋父亲、弟弟活埋哥哥。　
　　44岁的家民周树恩走上证人席。他以满腔的悲愤控诉道：“真是天理难容啊！我一家12口人，那天被杀害了6口。村子里的血带着泥土稠稠地往村外流，粮食牲畜被洗劫一空。那个惨啊……”　
　　周树恩详细痛陈了大屠杀的经过。“我也是从埋人的坑里逃出来的呀！”边说边解开衣服，露出了遍体伤痕。　
　　袁光审判长厉声问道：“被告铃木启久，以上证词有没有不实的地方？”　
　　“饶命！饶命！”铃木启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脸部神经抽搐，下意识地翕动着嘴唇：“这完全是事实，我诚恳地谢罪……”　
　　其他6名战犯也都犯有许多严重的罪行。如：上坂胜曾制造杀害800余名和平居民的河北定县北瞳村惨案；船木健次郎曾下令施放毒气伤害400余名学生与居民；鹈野晋太郎曾残酷地砍杀多名我被俘人员；榊原秀夫是731部队的支队长，曾参与培植细菌、繁殖跳蚤、捕养老鼠，积极准备细菌战，并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武器的实验。他们的罪行都得到了证实。　
　　整整一百年前的1856年，继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俄、美四国列强勾结起来，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殖民主义者带着大炮、鸦片、十字架和口香糖，驾着战舰来到中国，驻扎在京城、口岸、通都大邑和要塞上，任意地烧、杀、抢、骗，尽可以把中国人看作奴隶、野人和枪靶子。他们在中国的日历上留下了数不清的“国耻日”。他们与道光帝、西太后、奕劻、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订立了成堆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大地被迫负载起那些耻辱的字眼：利益均沾、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租界、关税抵押、领事裁判权、驻军权、筑路权、采矿权、内河航行权、空运权……伤一条驴赔美金百元，杀一条人命偿美金八十元，强奸中国妇女则不受中国法庭审判！　
　　一个叫巴特雷的法国上尉，随英法联军参与了劫掠焚烧圆明园的暴行。回国后，他把罪行当作功勋夸耀，想从法国大文豪雨果那里得到赞美之辞。　
　　富于正义感的雨果以激愤的诗笔，给巴特雷写了一封信。由于这封信用雄浑、瑰艳、锐利的笔锋深刻地剥露了侵略者的丑恶嘴脸，批判了它的深重罪行，及其富蕴的象征意义，这里不妨用较长的篇幅如实抄转：　
　　“先生，你征求我对远征中国的看法。你认为这次远征干得体面而漂亮。你如此重视我的想法，真是太客气了。在你看来，这次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旗号下进行的远征中国的行动是法兰西和英格兰共享之荣耀。你希望知道我认为可在多大程度上对英法的这一胜利表示赞同。　
　　既然你想知道，那么下面就是我的看法。　
　　在地球上某个地方，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它的名字叫圆明园。艺术有两个原则：理念和梦幻。理念产生于西方艺术，梦幻产生于东方艺术。如同巴黛农是理念艺术的代表一样，圆明园是梦幻艺术的代表。它荟集了一个民族的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所创造的全　
　　部成果。与巴黛农不同的是，圆明园不但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之崇高典范——如果梦幻可以有典范的话。你可以去想象一个你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仙境般的建筑，那就是圆明园。这梦幻奇景是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成，青松木作梁，以宝石点缀，用丝绸覆盖；祭台、闺房、城堡分布其中，诸神众鬼就位于内；彩釉熠熠，金碧生辉；在颇具诗人气质的能工巧匠创造出天方夜谭般的仙境之后，再加上花园、水池及水雾弥漫的喷泉、悠闲信步的天鹅、白鹮和孔雀。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以宫殿、庙宇形式表现出的充满人类神奇幻想的、夺目耀眼的宝洞。这就是圆明园。它是靠两代人的长期辛劳才问世的。这座宛如城市、跨世纪的建筑是为谁而建？是为世界人民。因为历史的结晶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上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知道有个圆明园，伏尔泰现在还提起它。人们常说，希腊有巴黛农，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竞技场，巴黎有巴黎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尽管有人不曾见过它，但都梦想着它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尚不被外人熟知的杰作，就像在晨昏中，从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看到的遥远的亚洲文明的倩影。　
　　这个文明现已不复存在。　
　　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劫，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因将巴黛农拆运回英国而臭名远扬的埃尔金的名字。　　　
　　阳光下的审判（3）　　　
　　当初在巴黛农所发生的事情又在圆明园重演了，而且这次干得更凶、更彻底，以至于片瓦不留。我们所有教堂的所有珍品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座神奇无比、光彩夺目的东方博物馆。那里不仅有艺术珍品，而且还有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多么伟大的功绩！多么丰硕的意外横财！这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口袋，另一个装满了钱柜，然后勾肩搭臂，眉开眼笑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自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作法兰西和英格兰。但我要抗议，而且我感谢你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统治者犯的罪并不是被统治者的错，政府有时会成为强盗，但人民永远也不会。　
　　法兰西帝国将一半战利品装入了自己的腰包，现在还俨然以主人自居，炫耀从圆明园抢来的精美绝伦的古董。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还给被抢掠的中国。　
　　在此之前，我谨作证：发生了一场偷盗，作案者是两个强盗。”　
　　整整过了一百年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自己的法庭上对强盗进行世纪性的审判。中国人民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强盗也不再是胜利者。强盗跪下了。　
　　岛村三郎被带上了被告席。摄影机镜头长时间地对准他。工作人员跑前跑后，无声地忙碌着。　
　　“你对起诉书有什么意见？”　
　　“没有。这里起诉的事实，只是我在十一年中所犯罪行的一部分。”　
　　“现在你对过去的罪行有什么想法？”　
　　岛村三郎明白，旁听席上的各界代表都在密切地注视着他的认罪态度。他长嘘了一口气，为了方便翻译，他用缓慢的语速说出自己的心情。　
　　“1939年，我在三江省依兰县镇压了共产党。我亲临现场指挥了这场镇压。警察署阴暗的看守所关满了‘囚犯’，我走进牢房视察，命令警察严刑拷问，用什么刑罚都可以，一定要让他们彻底招供。　
　　警察的咆哮、皮鞭抽打皮肉和被害者痛苦的惨叫声飞出了黑牢窗口冰冷的铁栏杆。　
　　“我无动于衷地听着这些惨叫，甚至把这当成一种乐趣。仅仅在这次刑讯拷问中，我就残害了4名中国人宝贵的生命。我对他们视如猪狗。前些年听说自己的长子死了。收到妻子来信的那天，我跑到运动场的一个角落里失声痛哭。人心都是肉长的。然而我当年则是一个魔鬼，一个不通人性的魔鬼，当年我残杀了那么多善良人们的儿女，却从未落过一滴眼泪。”　
　　说到这里，包含着人性的眼泪涌出了他的眼眶。他停顿了一下，稍稍地抬起脸。　
　　“当年，我满怀帝国主义的野心，杀害中国的和平居民，任意污辱、迫害他们，掠夺他们的财产，并把这些通通当作效忠天皇的业绩。我是个地道的人面兽心的鬼子，这就是我这个侵略者的本质，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　
　　“经过中国人民多年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耐心教育，我现在从内心深处忏悔自己在十一年中犯下的严重罪行。我是个死有余辜的战争罪犯，我没有资格活在人世间，所以请——”　
　　他往后退了几步，猛地跪倒在地毯上，泣不成声地请求判处死刑。　
　　“请审判长对我严厉惩办。”他一手按着膝盖，站了起来，向审判长深深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然后，他把身子猛然转向旁听席。　
　　“各位旁听代表！”他放开喉咙大声喊了起来。他想把自己真诚的请罪心情告诉他们，要求人民严厉惩办他。一名离他最近的卫兵急忙跑到他身边，制止了他激烈的举动。　
　　继6月9日开庭审判铃木启久、藤田茂等8名日本战争罪犯后，7月1日起，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又开庭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