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历史-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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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老政委邓小平的一席谈，使他坚定了“下地方”的念头。想到只念过几年私塾的自己如今被作为军队和国家的“技术干部”，委以重任，他至今感念当年，纳兰山窑洞里的一声呼喊：
　　“孔！今天我‘老人家’教你开车……”
　　茅以升总工最开心的是，这条卧龙般的大江上，一下子开工了五座大桥。且都由他的“第一桥梁建筑设计事务所”承担设计，他感到有了一座空前的施展舞台。
　　黑龙江的大桥们，风格各异。
　　悬索式的、桁架式的、拱形的、单立柱的……从西到东：漠河公路大桥；海兰泡－瑷珲铁路桥；江城伯力公铁两用悬索大桥；虎林珍宝岛单立柱两用大桥；以及下游跨距最大、超过长江武汉段的青年城拱形大桥……
　　更令他充满向往的是，还有更大、更宏伟的工程等待着他。
　　——南方，扬子江口的崇明岛大桥，珠江三角洲的虎门跨海大桥……这一切，都让茅以升确信无疑：
　　生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此生不会虚度。
　　（976）
　　五十年代，中国小事记之二：
　　1956年秋。海口，博爱路，“老盖茨律师事务所”。
　　10月28日，著名律师威廉·盖茨先生和全家人，正在欣喜地给儿子做周岁。
　　这次，他们采纳了中国式的“抓周”风俗：
　　他们把今天满一周岁的小比尔放在一张大床上，在他前面三英尺处摆下一支钢笔、一枚勋章、一副扑克牌、一本圣经……等等，分别象征着学者、军人、商人、神职人员等等职业。
　　　　这个游戏，据说可以测定孩子未来的行业选择。
　　小比尔象一只胖乎乎的猫咪，在床上蠕动着。爬来爬去，却对大人们的期待不解其意。
　　看到大人们忙不迭地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转移到他的每一个前进方向，阻挡他奔向自由的去路，最终他不耐烦地把那副马戏扑克牌一脚踢在地上。
　　“上帝啊！这孩子……他好像，好像对财富，不感兴趣？”妈妈的手放在了胸口上。
　　“唉。看来他以后跟经商是无缘了。”爸爸伤心。
　　“那可不一定。没准是——他的财富，多到可以满不在乎呢。”爷爷坚定地说。
　　（977）
　　五十年代，小事记之三：
　　1957年冬，重庆，北碚。
　　船王卢作孚，没想到自己会在一场小官司中败诉。而且是输给这个原来的合作者、现在的竞争者——木匠出身的小老板，“吉祥汽车公司”的股东李书富。
　　两年前，船王为扶持家乡重庆，更为了改善国内产业布局这种宏观大计，决定把原设在长江下游的一家汽车工厂搬迁到重庆北碚建厂生产。
　　过程中，没把充分征求合作者李书富的意见当回事。
　　两年后，一种新型的轻便旅行面包车出厂。为了与名噪一时的“灵猫”相契合、兼抗衡，船王亲自给它命名“飞鹿”。
　　飞鹿渐渐奔驰在巴蜀大地，利润可观。直到这时，李书富才“阴险地”出手反击——在地方法院和国家法院控告，卢老板的“飞鹿”在哪哪哪几个地方、几个技术方面，对“吉祥”汽车构成专利侵权行为。
　　起初卢老板不屑一顾。
　　直到民生集团的律师告知，法院一审败诉时，船王也还麻木，只是给专职律师加了薪水。
　　最终二审下来，“民生”要赔“吉祥”600万华元，卢老板这才震惊，连忙给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希望一直关心民生集团健康发展的周总理，能给讲句“公道话”。
　　晚上，接到国务院办公厅主任龚澎女士回话说：总理批示，最公道的办法就是依法办事。我们的新中国是法制国家，任何公民——包括他自己，在法制面前没有特权。
　　卢作孚如梦方醒。这才明白：即使船王，也是普通人。即使总理，也不能左右或扭曲法律。
　　履行判决的时候，圆头圆脑的李书富跑上来，给卢作孚船王鞠了个躬：
　　“谢谢卢老板您老人家——对知识产权的尊重耶！”
　　格老子。这土头土脑的小木匠……船王翻了几下白眼：居然用这一手，给我上了一堂法律课！
　　（978）
　　中国小事记之四：
　　1958年春，咸阳。民航国际机场。
　　场站运营处胡图丹副经理，腆着中年凸起的肚腩，站在塔台下的迎宾通道上，正在伸头观望。
　　一架六引擎“波音”巨型客机降落。虽然这型飞机在国内的东部航线上已经司空见惯，但对于去年刚刚扩建长距离跑道的西安直辖市，还是件新鲜大事。
　　“哈罗！密斯特蓝！”胡经理老远冲着手提精致小皮包、西装革履走下飞机的民航总局设备处长，尖声打招呼。
　　“把球你个糊涂老兄！洋腔怪调哩。合不拢嘴的美个甚？”一身西装的蓝信发处长，乡音不改。
　　“迎接新飞机，迎接新领导，咋不美呢？”胡图丹贫嘴鸹舌。
　　“咿呀！马屁功夫这就学成了么。当兵那昝，你娃咋就不开窍？要不也能多弄几个杠杠花花？觉悟低嘛！”
　　“杠杠花花俺不稀罕。多来几架大飞机是真的……”
　　“哈？你不稀罕，倒像是俄稀罕？说甚哩？俄不够廉洁么？废话少说，大飞机落地了哈，你是怎么招待一下俄嘛。”
　　“酒早都备好啦！我说，咱那嫂夫人……呸，我那弟妹，咋就没来？是不是丑媳妇领不出来呀？”
　　“罢了罢了，糊涂兄，丑么也是生娃生的。咋就丑了？也就胖了点么……”
　　“嘿嘿，我就知道！一直不敢给我看。尽听你吹的欢实！跟我到家，瞻仰瞻仰你的嫂夫人吧！那叫一个温柔体贴……”
　　“咿呀你娃，艳福不浅啊？咋就有人染（粘）上你这老光棍哩？”
　　“唉，憋不住了，告诉你吧：西安，国际中心医院的日本护士。你别说，人家那便当、料理做得那叫一个棒，我娶了媳妇，从来都是跟家带饭，决不吃食堂……”
　　“糊涂兄噢，俄罕正要跟你商量，调你娃到石景山首都机场的美差事哩……”
　　二人勾肩搭背，亲密地向停机楼走去。
　　（979）
　　五十年代小事记之五：
　　1959年夏，波斯湾，科威特。
　　穆罕默德·费萨尔亲王在这里招待一位中国第二富豪家族的年轻掌门人——荣毅仁先生。巧的是，两人刚好同龄。
　　这位具有贵族气质的东方青年，举止得体，目光敏锐，态度和蔼。远比那些傲慢骄横的西方富商巨贾、石油大鳄、金融寡头们讨人喜欢。
　　阿拉伯风格的晚宴结束后，年轻的亲王同年轻的豪门贵胄，续签了在费萨尔家族土地上扩大开采和石油供应的合同。一笔定金即日转入亲王帐下，荣氏家族的油轮下周也将在港口靠岸。
　　亲王知道，这个荣氏家族正在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东方壳牌”，或者“华孚”的石油集团。他希望荣毅仁直接把炼油厂设在科威特土地上。
　　荣毅仁表示，科威特这个国家两年后就要正式独立了，他认为华夏国将会大力支持并及时承认的。那时他就直接来投资建厂。
　　小荣老板热情邀请费萨尔亲王访问上海。
　　亲王欣然应邀。
　　他听说过——上海是世界上仅次于纽约和巴黎的、最繁华的城市，那里，有很多漂亮的“波斯猫”小汽车，家家户户还可以在客厅里，看一种装在塑料盒子里的小电影……
（980）
　　这些年里，中国军备建设中的一些情况也有所记载。
　　还是1948年，以色列正在为独立建国而斗争，由于武器不足，摩西·达扬上校带领一位枪械设计师乌兹·盖尔中尉，来到海南岛犹太自治州（琼州）。
　　琼州与崖州交界的儋耳郡，拥有由来已久的制贩枪支传统。几所犹太人在这里开设的工厂经过达扬逐一考察，确定了其中一所，生产这位乌兹·盖尔的一项天才设计：轻巧实用的“乌兹”冲锋枪。它们将用来保卫摇篮中的以色列国。
　　然而事不机密，这个情况被实行枪支管制的中国政府掌握了。于是派出宪兵，查封了这家工厂。
　　达扬上校使尽浑身解数，甚至找到他在欧洲时熟悉的顾祝同、陈毅两位将军，才使事情圆满解决——由中国和以色列合作生产这种冲锋枪，同时作为两国军队的制式装备。
　　此后，中国方面开放绿灯，为“乌兹”提供了从物料到运输的全部方便。
　　昆明生产的“蜂鸟”，在航空委员会宋美龄会长关怀下，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在50年代，从军事角度找到了新用途。
　　一种较大的、在战地运输士兵和物资的直升机，在“蜂鸟”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经过前线检验和改进，每架可运载一个战斗班，大大提高了步兵的战场机动性。这个勤劳而略显笨拙的家伙被命名为“工蜂1型”。
　　随后开发的通用直升机序列号是“工蜂2型”，重点转向民用。同轴双旋桨技术受到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的青睐，双方互换了好几项专利。
　　进入60年代，具有对地攻击能力的“黄蜂”武装直升机问世。
　　美国贝尔公司生产的“眼镜蛇”直升机，与“黄蜂”举行了四次对抗演习，结果两胜两负；双方于是酝酿第五次对抗赛。
　　1961年，第15空降集团军派出一个营，参与“黄蜂”入役试验，准备组建空中突击部队。营长张万年少校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黄蜂”。不久后，33岁的他竟考下了直升机驾驶执照，回家还向太太——某位女飞行员好好炫耀了一下：
　　“今天，俺也能飞了！敢不敢坐我开的飞机？”
　　次年秋天，尼布楚边境发生了一些小规模武装冲突。
　　第104空中突击营营长张万年，亲自驾驶“黄蜂B”，干掉了2辆“T－55”坦克，在世界上首开武装直升机打坦克之先河，并被晋升为中校。
　　《汉胡评论》记载这次战例的文章，题目是《从树梢高度发起攻击》。
　　（981）
　　60年代，中苏边疆大体平静。两个手持核武器的国家都相当克制，边境冲突被默契地限定在与“新武器实验场”类似的小范畴内，没人愿意主动大打出手。
　　倒是长期闲置的华夏海军有了几次军事行动。
　　1962年冬，据日本通产省航运厅报告，马六甲海峡一带，一度海匪猖獗，时而有过往船只遭殃、受劫。近来更是发生两条日本大型油轮飘荡海上，全体船员被杀，财物被掠的惨案。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谢伟思为此照会中国政府，提示并商请中国——对于该地区海面安全，负有“水上警察”的责任。
　　于是重新组建的“西洋分舰队”派出改造为直升机母舰的“琛航号”编队，用“黄蜂”和“工蜂”把海峡远近的海盗扫荡了一遍，航运秩序得到了维护。
　　另一次行动远及西南印度洋。
　　犹太民族，始终对于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岛有一种莫名的兴趣。那是小胡子元首曾规划的、打算强制让犹太人迁徙聚居的地方。那里究竟怎样？是冷是暖？是好是坏？是否适合人类居住？希特勒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到那里去？……等等。
　　1957年该岛独立后，犹太人便欣然前去祝贺、通商。
　　发现这是个很有开发潜力的地方之后，竟真的开始了移民。
　　　　这些举动，一来二去带动了国内人口压力持续增大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与南部非洲扩大商业往来的兴趣高涨。一些远洋渔船也进入南印度洋实施捕捞作业。
　　略嫌过度的商业卷入，终于引起马达加斯加前宗主国——法国的不满。
　　附近海域的留尼汪岛，是法国的全权海外领地，部署有一旅驻军。他们派出巡逻艇，扣押了几条中国和日本的远洋渔船。
　　相应的，附近另一座小岛——毛里求斯也掀起一个不大的排华、排犹、排日浪潮。
　　岛上一些华人华裔和犹太人，被少数极端分子劫持为人质。
（982）
　　随后，华夏合众国与法兰西两国政府的“照会战”和“声明战”逐步升级。
　　一个月后，西洋舰队派出了“独立号”航母编队，掩护“蟾蜍”级两栖登陆舰（由吉普航母改装），在毛里求斯登陆了一个海军陆战队营，从极端分子手中抢出人质。并由一架“海黄蜂D”发射了一枚早期试验型的“水蚕”式反舰导弹，击沉了一艘法国巡逻艇。
　　海军航空兵司令方子翼中将，亲自指挥了这次行动。
　　法国政府大动肝火。骄傲的戴高乐将军强烈抗议中国的霸权主义和沙文主义行为，扬言要派出“克雷孟梭号”航母编队前往印度洋实施报复。
　　中国海军这时比较骄狂。司令林遵上将不肯服软，在动员誓师大会上，扯出了“犯汉者，虽远必诛！”的横幅。并立即加强西洋舰队，派出潜艇封锁红海出口；两栖部队作出登陆法属留尼汪岛的架势。
　　一支威风的巡洋舰队则远航到好望角，进行监视巡弋。
　　中法双方，一时间剑拔弩张。
　　这甚至引起了美国的警惕：东方警察，俨然有些霸气了！
　　经过一轮外交调停，最终以周恩来和戴高乐双方进行互访，达成谅解，平熄了一场风波。
　　结果，中国、日本移民，包括海南犹太人，逐步在马达加斯加和非洲南部增加到300多万人。也同时带来资金、技术和不少新产品，使这一地区成为非洲发达地区。
　　后来，中国和犹太财团合资兴建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安哥拉大铁路，纵贯南部非洲，成为一条交通大动脉。
　　最终，63万平方公里的南半球温带岛国马达加斯加，接纳的外来人口数量逐渐超过了原有土著，成为一个人口达2000万的、多民族共生、多姿多彩的新移民国家。
　　它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超过埃及，仅次于南非。
（983）
　　五十年代以后的美国，由于长期缺少战争威胁，依然抱着“寂寞高手”心态，百无聊赖中，好胜心渐渐被麻木所掩埋。
　　1956年，某位参加竞选的参议员，用来击败谋求连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口号就是：“今后50年里，没有需要美国参加的战争！我们不必再让军人当总统！”
　　在经济领域美国日益占据全球优势的同时，在军事方面它可以不必追求保持与其他国家的巨大差距。
　　武器开发的预算被国会严格控制，研制思路仍然停留在二战前后以数量和生产效率决定胜负的框框里。
　　由于没有核毁灭的威胁，美国不肯为核武库的壮大而花钱。
　　几任国务卿都热衷于建立一些环球安全组织，例如“太平洋沿岸国公约组织”和“大西洋两岸安全公约组织”，思路是把战争危机局限在东半球范围内。
　　1949年3月接替福莱斯特继任的第二位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对美国海军的观点是：我们不该再造航空母舰，最多保留一艘，以便“让老将军们到处逛逛”。
　　在他的主导下，美国海军迅速缩减，主力航空母舰一度仅保留4艘※。国会中最支持海军的众议员卡尔·文森也建议：新航母的排水量不应超过6万吨。※
　　　　※以上史实。直到朝鲜战争美国才发现航母是唯一可以快速部署的部队。
　　60年代，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上将，通过几次演习对比，震惊地发现，美国军人的战斗素质和战略素养，比东半球主要强国有十年以上的差距。
　　他不得不著文、演讲、大声疾呼，试图引起国内各界的注意。
　　但得到的反响却是：这位前战争英雄不是出于本位主义，就是发作了顽固的战争妄想症。居然在如此不容置疑的和平年代，仍企图牟取大笔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