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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陈氏家族全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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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领袖,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完成了这种中世纪封建神秘的仪式后,再由监誓人训话,无例外地要说些违反纪律便要严厉制裁一类的话,意带威胁。在1932年前后,参加“青白团”的分子,有陈伴岭、王星舟、洪陆东、陈访先、邵华、马元放、骆美美、齐士英、李永新、庞镜塘、方治、高宗禹、刘不同、潘公展、吴开先、周学昌、郭紫峻、张强、张冲等等。这些人中,除了刘不同等个别人后来退出之外,一直都是“CC”的高级骨干。“青白团”领导层中的叶秀峰和徐恩曾,后来就成为“中统”
  的特务头子。
  “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也是1932年前后成立的,该会成立后,又由陈果夫兄弟秘密指示各省市党部中的最亲信分子,挑选党员中特别忠态拥护蒋介石的人编成特种小组。这些“忠实分子”,都要另外办理填表、宣誓等手续,人会以后,要负责监视一般党员言行,随时密报。这等于派在地方党部的特务组织。参加的人,有些也成为“中统”的班底。
  上述的那些组织,不但是国民党的党内之党,也是“CC”的派中之派。他们之所谓“层层有组织,层层有核心,”就是这个样子。
  “青白团”存在的时间不久,就并人“忠实同志会”了。正如“复兴社”的社长是蒋介石一样,这个“忠实同志会”的会长也是蒋介石。蒋介石从帮会出身,一向以搞帮会的办法搞党,搞政治,在他的手下,不知搞过多少大大小小的帮会性的小组织,而这些帮会无论大小,都是他做龙头。
  “忠实同志会”成立后,又派了些中央干事到各省去组织分会,并由他们以各种名义,拉拢青年搞外围组织。当时,被派到北平、河北的张厉生,山西、绥远苗培成,东北是梅公任,江西、安徽是程天放,上海、湖北是吴醒亚,南京、四川是叶秀峰,贵州是张道藩,江苏是余井塘,浙江是洪陆东,福建是陈肇英……等等。
  1933年7、8月间,张厉生在胡梦华的协助之下,开始在北平进行组织“诚社”
  的活动。张厉生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特派员兼河北省政府委员。胡梦华则是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监察委员。胡梦华早年在上海的刊物上写过文章,在“九一八”之后,又在北平主编过《人民评论》、《革命向导》等周刊,表面主张反日,冒充进步;又曾在大学教过书。因此,张厉生认为他易于鱼目混珠,打入文化界,便给他经费,叫他再办《人民评论》旬刊,设法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攘外必先安内”那套理论。因此,在这个刊物,既刊登张厉生的长文,大谈“民族气节与民族精神”;但对于吉鸿昌、方振武、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的事,又加反对。一方面,在蒋介石的容许之下,汪精卫和黄乳活动与伪满通邮通车;但“CC”的这个刊物,却又故作姿态,表示反对。
  他们先在刊物上发表了一套理论,然后在各大学选择一些学生,拿这套理论同他们谈,同意那种论点的,便吸收为基本分子,再由他们去找同学、同乡等发展组织。就这样,他们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朝阳大学、铁路学院、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等校,吸收了七八十人。这些人都以5人至10人为一个小组,每两周举行座谈会一次。座谈会均由张厉生亲自主持,并灌输反共拥蒋思想。
  1934暑假,在张厉生的策动下,以上述学生为骨干,组织了一个“民国23年北平各大学学生暑假南下考察团”,由胡梦华任主任,到江西去考察“剿共”实况,同时参加庐山暑期军官训练团,接受法西斯思想教育(除了不参加军事训练、军事技术理论和小组讨论外,其余活动一律参加)。这个团离开庐山后又转往南京,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在“中正堂”加以招待,张道落在会上讲话时说:“谁有表扬,谁就有将来”;“现代青年的道路,就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道路”;“拥护一党专政,领袖独裁,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胜利,是时代的胜利”;极力鼓吹法西斯运动。
  在组织“暑期南下考察团”的同时,“诚社”分子又在北平鼓动这年暑期毕业的大学生,组织“民国23年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大同盟”,并派人往南京向教育部请愿。
  他们一面动员学生去受拥蒋反共的法西俾教育,一面又发动毕业学生往南京请愿,这种情形似乎矛盾,似乎难于解释。
  实则不然,因为其时北平以至于其他地方的学生逢于民族危亡,正从事于轰轰烈烈的运动,要求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CC”在这个时候叫学生组什么“职业运动大同盟”,正是要转移目标,欲以学生的职业运动,代替学生的革命救国运动。又因当时的行政院长是改组派的汪精卫,教育部长是政学系的王世杰,毕业学生去南京请愿,不但直接打击到的只是汪精卫、王世杰而不是蒋介石,且可拿汪精卫、王世杰来做蒋介石的挡箭牌。再则“CC”本来就与改组派和政学系争权,尤其为抓知识界和青年,久已就想争教育部长,如果因此而打击了汪精卫、王世杰,不但对蒋介石无损,且对“CC”有利。他们这样的搞法,正是一石数鸟的“妙计”。
  到了1935年冬,北平爱国学生为了反对冀察特殊化,反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反共自治”,在北平学联领导下,展开了热烈的革命爱国运动。于是“复兴社”北平负责人,志成中学校长吴葆三和师大教授杨立奎等,便策动该社在北平各校的分子,对学联进行捣乱和破坏。“诚社”的北平首要分子李白虹、张光涛、韩克敬等,也策动该社分子与“复兴社”分子共同活动。他们这种破坏活动一直继续下去,到了北平学生展开“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时,就向北平反动当局编送进步学生黑名单,并帮助进行逮捕工作,发展成为明日张胆的特务活动了。
  1936年1月,“复兴社”的头子贺衷寒、刘健群等,认为吴葆三、杨立奎等破坏学生运动有功,叫他们挑选“有功分子”,组织“献剑团”,到南京去向蒋介石献剑。吴葆三又与“诚社”的李白虹、张光涛商量,结果决定:由“复兴社”选30人,“诚社”选20人,共同组成“献剑团”前往。献剑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礼堂举行,蒋介石叫参谋长吕超代其受剑,选贺衷寒代其讲话。演完了这幕话剧之后,贺衷寒、刘健群又向蒋介石建议乘机召集各大学校长、教授和学生代表到南京“聆训”。于是1月15日,200余人又被集中在南京的励志社,由蒋介石讲了他的“忍辱图存,御侮雪耻”,“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滥调。蒋介石还胡吹道,日本有“田中政策”、“满蒙政策”,他也有“收复台湾政策”,将来如不收复东北和台湾,可以杀他的头。同时,他又把日本强大夸张了一番,把共产党的活动诬蔑了一番,为他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开脱。“复兴社”和“诚社”的分子得到这番训示之后,回到北平对于学生爱国运动的破坏工作,就更变本加厉了。
  同年夏天,张厉生接受北平“诚社”总干事李白虹等的建议,经过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中央干事会干事陈果夫的批准,在南京紫竹林为“诚社”分子举办了暑期训练班,一面讲授蒋介石的言行、力行哲学等等,一面举行军事训练。训练期间,全体分子集体加入国民党,完成了组织手续。“七·七”事变后,“诚社”分子纷纷逃往南京,9月间,军委会成立战地服务团,张厉生就把他们编到团里去,仍然受张厉生掌握。到1938年春,经过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临全代表大会,蒋介石已做了总裁,且因为既说要“团结抗日”,也有必要改装一下门面,就宣布取消党内一切小组织,另组三青团。于是“CC”里边的“忠实同志会”以至于“诚社”,等组织,照样宣布解散。
  除了张厉生所搞的“诚社”之外,如齐士英在东北所搞的“东北青年学社”徐恩曾、萧铮、洪陆东等在南京所搞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陈伴岭在河南所搞的“武德社”,陈伴岭、刘不同等所搞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王潜在山东所搞的“学行社”,潘公展、吴开先在上海所搞的“上海协会”,吴醒亚在上海所搞的“寅社”等等都是“诚社”一类的货色。“一二·八”之后,吴醒亚在上海当社会局长时,他手下的特务学生,甚至配有手枪,动辄威吓乃至逮捕同学,推翻校长,驱逐教员。陇体要(云南人)则以其母校复旦大学为中心,以杨家麟、方国定等为助手,也搞同类的活动。虽然参加“CC”的人,不一定参加“中统”,但参加“中统”的人,定属于“CC”。因为“CC”利用“中统”控制一切,甚至说“中统”是“CC”的核心,“CC”的灵魂。
  2.徐恩曾“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徐恩曾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但升官发财的信念不是靠我们,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刘不同对此放一炮:“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我是当婊子的,我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夫子大圣人了!”
  一般人心目中的所谓“中统”,是1938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又称“中央调查统计局”。实则“CC”的特务活动,从“党务调查科”时以后,便已由他们在各处进行。由于蒋介石政治、经济的依靠主要在江南,所以“中统”方面的活动,也是先由南京、上海及浙江一带发展起来,然后伸展到各处去的。
  约在1929年之后,与各省市指定“肃反专员”的同时,有些省市即设立了“反省院”或“感化院”,由“党务调查科”透选各省市党部委员中的亲信人员兼任院长。这些人员,都是老牌特务分子,例如浙江的方青儒、山东的赵伟民、河南的黄凯等等。就是这一类的人。那些“反省院t’或“感化院”,名义上属于法院,实际上则是特务机关的特设监狱,法院无权过问。他们不过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其非法拘捕。审讯、监禁等罪恶活动罢了。被监禁于“反省院”和“感化院”的人,都是已判了刑的政治犯及由“党务调查科”交押的人员。
  在“中央调查统计局”成立之前,即1937年底到38年初,有很短的一个时间,“中统”还有过一个名称,叫“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由徐恩曾任中将组长。1938年春,“中统”迁到重庆后,先设在九道门兴华小学内,后迁两路口川东师范,一直到抗战结束搬回南京为止。
  “中统”的组织有下列各部分:
  局长室:是总领全局工作的一个办公室,内有主任秘书和秘书多人。
  人事科:主管全局人事,由局长室直接管辖。
  专员室:由局长室直接指挥,担负设计和联络以及分派临时工作的责任。也有个别专员分配在其他部门。专员的职级弹性较大,有仅次于局长的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或科长的职级,人数也没有一定,最多时曾有30多人。
  第一组:主管情报、资料、档案、文犊及总务。“中统”的组等于国民党其他机关的处,所以第一组下面就有情报科。秘书科、资料室、档案室及总务科等等。译电室有一个时期也属于第一组,后来改为直属局长室。
  第二组:主管党务。实际上以反共工作为重点,其他进步团体组织,也是这个组的工作对象。此外,有关反动帮会、宗教团体、盗匪扒窃集团以及对日伪的工作,也属于这个组。组下分第一、二、三、四等四个科。
  第三组:主管训练、组织和对外工作(与其他机关关系和外事),初设四个科,后来把管经济的一个科扩大为经济调查处,就剩三个科。
  经济调查处:是由第三组经济调查科扩大而成,专稿日伪经济调查和解放区经济调查工作。该处成立以后,另设处址于重庆观音岩市立医院附近,单独使用一所大楼房。
  交通处:主管全国“中统”电台、电讯器材、通讯,沦陷区交通以及对解放区的特务秘密交通。
  研究室:专搞反共反人民的阴谋策略,和对共产主义理论策略和史料进行所谓研究工作。
  统计处:这个部门是抗战中期筹组了很久的一个单位,目的在于扩大挡案工作,和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由陈果夫主持)相呼应,将国民党党内党外(特别是与蒋介石对立的)的重点人物的有关资料,编成编目纪录卡片,随时供蒋介石查询了解。在方法上,完全抄袭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登记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只有一个空架子,特别是在徐恩曾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而垮台之后,这个处就名存实亡了。
  实验区:即所谓“重庆实验区”。“实验”这两个字,用在这个特务机关的名字之下,其内容可以想见。当时,“中统”是要以局本部所在地的地方特务组织作为“实验”,弄出一套可以“示范”的东西来,向全国各省市调查室推广。这个直属于局本部的地方特务单位,地位相当于省调查室,基本上同省调查室的组织一样,但是人员比省调查室为多,并且更着重于“行动”工作。所谓“行动”工作,就是绑架、逮捕。拘押刑讯,纠合流氓捣乱等勾当。重庆地区的这些“行动”,都由“中统”局本部指使“实验区”。“实验区”在重庆市区。郊区、南岸、江北和重庆附近的几处大乡镇,都设有秘密机关。
  除了省市调查室之外,还有一些由局本部这一条指挥线牵着的其他组织,如(一)交通部调查统计室(季源溥负现):(二)财政部盐务调查工作组(顾建中负责);(三)海外部工作组(先是陈宗周,后是谭永昌负责);(四)司法训练工作组(洪兰友负责);(五)内政部县长训练班工作组(李永懋负责);(六)外交部公务员联谊会(张道行负责);(七)中国文化服务社工作组(刘百闵负责);(八)教育部工作组(温麟负责)。此外,随着“CC”势力的伸展,后来财政部统税署等机构,也有类似的组织。
  “中统”组织庞大,人数众多,主要不是积于上层而是向基层扩展。除了军、警、宪这些军事部门基本上没有“中统”的“蚯蚓(他们自己用这个名词称呼打入各个部门的不露身份的特务)之外,在别的国民党机关范围里,由中央的院。部、会,至各省、市、县政府,都有他们的踪迹。以1941年“中统”人事科的统计数字为据,其人数如下:
  局本部488人重庆实验区137人
  各省市9655人各部单位2000人
  民众团体300人外围骨干960人
  上述人数共为13000多名。其中“各省市”数字,包括县级人员在内;“各部单位”数字,包括银行、金融财贸机关在内:“民众团体”数字,包括黄色工会、帮会道门等在内。
  “中统”组织中的人事制度与人事管理情况,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党务机关,也不同于“军统”。它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时期,全部人员是照军事机关编制的,徐恩曾是少将处长,以下是校、尉之类的职级。直到“军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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