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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陈氏家族全传-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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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局第一处”时期,全部人员是照军事机关编制的,徐恩曾是少将处长,以下是校、尉之类的职级。直到“军委会第六部第四组”时期,还有军事编制,到了重庆之后,有一段时间,即不是文机关,也不是武机关,因此既不按一般行政机关支薪,亦不按军事职级发,而发“生活费”。
  后来,蒋介石以手令指定“中统”的编制完全照中央党部的编制,于是“中统”
  的局长相当于“中央”党部各部的部长,以下有处长、科长、总干事、干事、助理干事、录事等等。每月的“生活费”就照这些职级发给。
  因为“中统”的人多,相当于科长以上的老特务无法安置,故在“中央”党部的编制之外,“中统”自设了“调查员”的名义,他们所支的“生活费”有多有少,有些分配于各组、处、科的“调查员”所拿的“生活费”比科长还多。有些“调查员”是常年派在外面省市的,其职级也有相当于组长、处长的,如当时的广西调查室主任蒋静一、粤汉湘桂督导徐政等,都是老特务,但在局本部的名义还是“调查员”。“中统”的特务活动经费也很大,除正规编制开支之外,其超额数字,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费”项下支付。
  “中统”为了疏散拥挤在局里的许多特务,同时也为了深入和控制更多的机关部门,为“CC”集团攫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经“CC”高级会议考虑后,决定把一批人分布到公开机关里去安身。如叫大特务顾建中打入盐务部门,季源溥打入交通部门,孟九、王思诚打入粮食部门。又如由洪兰友所搞的司法官训练所,把特务改装为检察官,再派到司法机关去。还有,李士珍搞的短期警官训练班,刘百闵手下的文化服务社各省市分社,朱元懋控制的正中书局各地分店,都容纳了一批人。又如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时,也有一批“中统”特务到高等学校去当“训导”,或到国立中学去搞“教育”工作。通过陈果夫的关系,在中国农民银行里也安插了一批人。
  在抗战胜利后的劫收中,“CC”集团也抢到了许多东西和地盘,且包括不少特别容易获利的企业在内,如(一)华北企业公司,内有天津的卷烟业、面粉业、酿酒业等,由骆美美负责;(二)东北企业公司,由齐上英负责。(三)青岛企业公司,有啤酒公司、冰厂等,由李先良负责;(四)上海方面抢得特别多,包括有面粉业、卷烟业、酿造业、地产业、印刷业等等,由吴倚沧负责。《申报》和《新闻报》这两家大报,也到了“CC”的手中。此外如湖北应城的石膏公司、南京新街口的华华商场、上海的华华公司等等,都是“CC”的“事业”。
  在银行方面,除了中国农民银行由陈果夫任董事长之外,抗战结束后,赵棣华又进了交通银行任总经理,吴倚沧任中央信托局总经理。“CC”在财政金融方面及工商企业方面的势力范围,都愈来愈庞大,在所有这些部门,当然也可以容纳一些“中统”人员。
  凡是“中统”分子,不论派到哪个部门去,特务工作是不会中断的,他们有的与当地“中统”调查室保持联系,有的则直接向局本部联系;“中统”组织也相应地向他们发指示。他们不同于普通的“CC”分子,因为他们还有“娘家”。有的在外面搞了许久之后,“中统”又把他们调回来。比方派到正中书局搞了相当长时间的朱元懋,到了叶秀峰接管“中统”之后,又把他调回局本部去当秘书。“中统”局本部的特务,随身携带的证件有两种,一种叫“调查证”,一种叫“职员证”。领用“调查证”的,多半是常有外勤工作或对外联系较多的人。但同时也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那就是较高级的特务都领“调查证”,一般的特务则只领“职员证”。“职员证”只证明持证的是甚么人;“调查证”则除载明姓名、年龄、职别等等之外,在另一页上还载有“希军警宪机关予以工作上之协助”及“准随身携带自卫手枪一支、子弹一百发”等条文,这就是从事罪恶活动的特许证。
  “中统”特务除了有“调查证”或“职员证”外,一般都有证章。证章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国民党部的圆形证章,这和其他各部的一样,上面都有“中央党部”
  四个字;另一种则是“中统”局本部的出人证,只有钮扣子这么大,常常更换,有时一年更换两次,那上面没有机关名称,只有一个或两个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等于一种暗号。至于在外边活动特务,则很少挂什么证章;但是如果为了特务活动而有需要时,“中统”机关可以给以任何机关的证章,用毕缴回。这固然很便于纵容特务去胡作非为,而有时出了甚么毛病,还可以嫁祸于人,自己抵赖。
  “中统”的特务要放到别的公开机关做事时,最初有一件伤脑筋的事,那是因为蒋政府本来有一套所谓铨叙制度,大大小小的官都要有甚么证书之类的东西,以凭任高职。特务们在“中统”混了多年,根本就没有这套东西,事实上也不可能出具证件,证明某人有多少年特务经验,或做过任何职级的特务;所以要做公开的官,就有点麻烦了。后来,徐恩曾得到蒋介石的准许,把“中统”的人一起报到“中央”党部,用“从事党务工作”的年资,参加中央党部工作人员的甄审,然后每人发一张“甄审证书”,有的是“同委任”,有的是“同荐任”,有的是“同简任”,每种还分若干级,特务拿了这张东西,再送到铨叙部去经过一番官样手续,算是变做政府的“官员”,问题也就解决了。因此,如果谁以为某某人是蒋介石某某机关的甚么官,而不是正牌特务,那就会看错了。
  还有一种以“学者”身份取得做官凭据的特务,如果只看他的铨叙证件,也会上当。比方徐恩曾的亲戚穆某,东抄西凑的弄了一本所谓“著作”送去审查,竟搞到一个“荐任一级”。其实他并不是甚么学者,只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统”特务。特务中有些老粗看了眼红,就发牢骚说:“多写几个字就官高些,我们不写的就得不到!”弄得徐恩曾要在纪念周上就铨叙的事欺骗一番,借以压制不平之气。徐恩曾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但升官发财的信念不是靠我们!我们如果和他们一样,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总裁说过:我们的主要力量,一是军事,二是政治,三是经济。我们负担的是政治工作的核心工作,谁看不起这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谁还要争官位,就不配在我们这个团体呆下去。”这样的话只能骗骗小孩子,连徐恩曾自己在内,他们谁个不争权夺利,抢地位,刮钱财?当时,还未脱离“CC”且在“中统”当专员的刘不同,就对徐恩曾的话放过一炮,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是凤凰。我是当婊子的,我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称为孔夫子大圣人了。”刘不同素以泼骂出名,他在躲警报时,站在防空洞,照例要放些炮,常引起小特务的共鸣。因此徐恩曾根讨厌他,在徐恩曾垮台之前,便把他搞出去了。
  关于蒋政权内争权压利的事实,连“中统”创办人陈立夫自己也承认。有一次在他的防空洞沿躲警报,就发表过一番“名言说论”。当时,他左右“敬聆雅教”
  的,有“CC”大将徐恩曾、张道藩、余井塘等人。
  陈立夫说:“我们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们党政军各级机关的人事。看起来,好像是复杂的,其实并不太复杂,而是很简单。”简单到如何呢?陈立夫说:“关系不外是三种。”
  陈立夫说:“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济关系,三是亲友关系。政治关系是上等关系,政治关系就是组织关系,志同道合的人结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样的事业,而且实行了干同样事业;以组织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一切应有之物,这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常规作法。有政治组织才有力量,用这个力量才可以产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结果。北洋军阀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及我们,所以他们完蛋了。共产党把这个关系当作唯一的关系,所以他们打不散,弄不倒,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许多人不重视这个首要的关系,另作打算,找到另外两种关系,侵犯了这个最要紧的政治关系,是我们的致命伤。第二种关系,美其名日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上下串通、营私舞弊、共同贪污的发财关系。如果军需同部队长没有这种关系,军需干不好,干不久,否则部队长是我们所谓聪明才智明人要骂的大傻瓜。如果长官和总务关系好,除开钱以外,很难有别的主要内容。在发国难财的时期,这个关系压倒了一切其他关系。第三种关系,美其名曰亲友关系,其实是裙带关系。老婆娘家的人,不止于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亲戚,凡是性关系扯得上的人,都应列人这关系。我们各机关里如果进行一次这种关系的调查,我敢说恐怕要占半数以上。这种关系不是我们发明的,中国自古就有,不过有时厉害,有时遇着高明的帝王将相就压抑一下,可是不能消灭。凡是一个政府要倒霉的时候,必须是这种关系猖撅的时候。除开裙带关系,属于这一种关系的还有同乡、同学、同宗、同族、同甚么的许多同,于是就靠着这个同字,一同升官、一同发财。我们要打破它,甚么办法都无效,只有用法子代替它,就是用第一种关系代替它,当然也代替了第二种关系。可是今日挟着后两种关系的贵人们扶摇直上,几乎把第一种关系排挤到难以存在的地步,这多可怕!这多危险!”
  平心而论,这个“CC”和“中统”头子所说的话,“长”则“长”矣,却还不算太“臭”。他以蒋介石的党、政、特务要员的身份和经验,确能抓着些痒处。问题只在于他尽管慷慨而言,大有“痛心疾首”之态,但若是查一下陈家兄弟和蒋介石的关系,在那个“性”字上面,虽不如孔、宋的亲密,又何尝逃得出“美其名曰亲友”的一关?其次,如果陈立夫以至于潘公展之流的“CC”头子,果真是只重“政治关系”而不重“经济关系”,他们那许多财产,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又凭什么能在美国过其寓公生活?陈立夫这个“唯生主义”的“理论家”又何以维其“生”?所以,无论是蒋介石这样的“帝王”,或陈立夫这样的“将相”,虽有大小之分,但在实质上都是一丘之貉。
  当时,陈立夫还说:“我们的政治关系,要不同于外国那种纯粹办事的文制度,要把组织力量发展散布到任何一项事务工作里去,就是邮局、电报局和银行等等,也应该在内。只有这样的人事关系才可靠。”这几句话,倒颇能表达“中统”的目的,这个作为蒋介石鹰犬的特务机关,就是要把鹰爪和触须伸到任何地方、任何机关,一面加强其反共反人民的工作,一面也企图从强固蒋介石的统治基础上,强固其小集团的政治地位,并借此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尽管陈立夫口头上不满于“亲友关系”,但在“中统”的首要人物中,徐恩曾就是他的表亲,叶秀峰就是他的同学。可见他与他的主要部属,就离不开“性”宇和“同”字的关系。
  “中统”主要分子的来源,简言之,大致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蒋介石浙江官僚系统中的嫡系。徐恩曾、叶秀峰。张道藩(参加“中统”
  的一部分重要工作)、朱家骅(曾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地位兼“中统”局长数年),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们有些不是浙江人,但属于这一官僚系统。
  (二)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后收买的叛徒,“中统”所使用的叛徒在数量上不比“军统”少,在使用的分量上还比“军统”重。如红九军的叛徒何畏(后改名何云),红二十六军叛徒杜衡和陈建中等,都属于这一类。(陈后是台湾蒋经国手下的特务头目之一)
  (三)国民党中央党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又再改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生,经陈果夫、陈立夫选送到“中统”去的。其中被提拔到组长、处长级的如谢永存和跟在陈立夫身边的温麟等人。
  (四)由中央军校毕业生中吸收的分子。如王思诚、张志鹏、齐耀荣等都是。
  (五)通过“CC”组织,在各大学毕业生中选用的,如项本善、张兆翔、牛传钦等。
  (六)从反动帮会流氓集团中物色的,如陈庆斋、庆深庵(即庆玄)等,以及由国家主义派、改组派“行动”特务转入“中统”的。
  (七)由“中统”自办的训练班培训出来的,如青干班。江北训练班、海外班、侨训班等毕业生,在分配工作时有些就人了“中统”。
  (八)由私人介绍,经试用合格,成为正式特务的,如童世纲、胡祥林(朱家华介绍)、邓纫(刘建绪介绍)等。
  现在就这些主要特务,个别地谈谈。
  “中统”的大头目徐恩曾,交通大学(即原南洋大学)毕业,后来留学美国,学过电机工程,所以他除了以党官的姿态出现之外,还以工程师的姿态出现,抗战期间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他还是负责人之一。他平时也阅览英美出版的科技书刊,自己也常常开汽车,还夸说自己开长途汽车比一般司机开得好,并且会修理。所以不知内幕的人,还会以为他果真是个工程师,却不知道他是特务头子。
  徐恩曾家里本来有老婆,但是在抗战前,便与留俄学生中的女叛徒费侠(湖北黄破人)关系很密切。后来由徐恩曾的爪牙替他把条件讲好,他就抛弃了前妻,和费侠同居。通过费侠,徐恩曾又拉了留俄学生中的西门宗华和托派的叶青之流,为蒋介石政权效犬马之劳,叶青还自吹是“理论家”,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
  徐恩曾不善于说话,笔下也极为迟钝,字也写得很差,连一个签字,也只有熟悉他笔迹的人才知道是他,否则绝对认不出是徐恩曾三个字。记得有一次,在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什么刊物上,刊了他的一篇文章,印出来的作者名字,竟变成“徐思予”,其书法之“精彩”可以想见。从此他也将错就错,凡是公开发表东西,就用“徐思予”作笔名。许多人看了这个名字,还不知道就是“中统”的特务头子。
  “中统”也和“军统”一样,对下行文下令,只用代名。抗战初期,“中统”
  局本部用“程恭”为代名,后来又改为“盛励”。“程恭”与“成功”谐音,“盛励”亦即是“胜利”。这些代名都由徐恩曾用毛笔写好,刻成签章,在文件上盖用。
  徐恩曾不像戴笠那样,经常要把自己打扮得威凌一切,而是有意装出一种儒雅书生的气派,以示斯文。他对人低声说话,而且常常满面笑容很少发脾气骂人,甚至重话都不大讲,在行动举止上也很少张牙舞爪的样子。因此可以说,从表面到骨子里,都是一个极“阴”的人,他对付人,也爱用阴狠的手段,使你事前不易发觉。记得有一次,他把邹韬奋找去谈话,座中除他们二人外,还有一个潘公展(“CC”
  高级分子,当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徐恩曾和邹韬奋是交通大学的老同学,本来就是认识的,因此他用上海语音很重的普通话对邹韬奋说:“老旁友(老朋友)!你有你的政治见解,我完全同情你的苦闷,在这个年头,谁满意现状哩?我知道你不是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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