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旁友（老朋友）！你有你的政治见解，我完全同情你的苦闷，在这个年头，谁满意现状哩？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我只希望你帮个小忙，你可以做到，就是希望你不要替共产党说话。这个要求总不算过分吧？”，你看，既说“希望”，又请“帮忙”，最后还来个“要求”一个特务头子这样地对待一个进步文化人，岂不“客气”之至？
当时邹韬奋以锐利的眼光透过深度近高眼镜望着徐恩曾，坚决爽利地回道：“办不到！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应该有这个自由。我今天承你和潘部长在这里约见我，我没有别的希望，也只希望你们帮点小忙，做到或做不到在你们，我希望你们允许我有这个自由。”他以希望对希望，回了徐潘两人一枪。
徐恩曾知道无法使邹屈服，不待潘公展插嘴，马上装出一副笑嘻嘻的样子说：“我一定拥护你有自由，不骂国民党的自由，好不好？老旁友（老朋友）！在此地吃吃便饭吧，快中午了。”
邹韬奋并没有领这个情，立即起身告辞。待邹韬奋走后，徐恩曾即对潘公展说：“这种书呆子不要正面打击他，你们只公开敷衍他好了，等我来收拾他！”这种面较心毒、笑里藏刀的手段，就是徐恩曾的特色之一。
徐恩曾对于叛徒，在表面上也总是以“客气”相待。比方何畏叛离出来时，徐即把他安顿在“中统”局本部顶里面饭厅后边的房子里，除生活日用一切供应之外，还把何畏的妻儿一起接来与何畏同住。徐恩曾本人还不时到何处看看，问长问短，装作关心。但与此同时，徐恩曾又关照杨为（也是一个叛徒）同何接近，谈理论，研究问题，表面上也一点不防备他们，但暗地里又叫第二组组长王思诚派人专门注意何畏。杨为的言动，并要每天用书面向局长室报告。他对何畏的暗中监视，足足持续了两年之久。这种手段，当然也不止对何畏一个用过。
徐恩曾这个“中统”头目，也喜欢人称他为“先生”，因此特务们当面都不称他为局长，而只是“徐先生”长，“徐先生”短。说也奇怪，自从有了“蒋先生”之后，跟着又有“胡先生”、“戴先生”、“徐先生”……，这可能是一种由自卑和自尊心理杂交而生的心理。
徐恩曾为人鄙吝，爱钱如命。他垮台以前，在据称属于“中统”这个“组织”
的许多企业中，曾耍过各色各样的滑头。在不少民营工厂及汽车轮船运输公司中，也有他的干股。就为财利问题，再加上和“军统”之间的明争暗斗，发展到最后，终于弄出了中印缅国境交通线上的走私案件，被戴笠抓到把柄，向蒋介石告了一状，以致垮台。垮台之后，他索性大搞生意，曾做过贸易和运输生意，也办过农场，搞过打捞公司，在生财之道上，真是无所不为。
在徐恩曾时代，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局长室的主任秘书孟九，他是徐恩曾的主要帮凶。孟九在“中统”始终搞内勤工作，老是坐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或同内部各头目接谈，很少对外活动。在孟九调出去之后，接替他的是朱家华系人物刘次肖，他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幕僚，在抗战中期已接近60岁。虽然其时“中统”是由朱家晔以中央党部秘书长而兼当局长，但它毕竟是“CC”所创的“事业”，所以朱系人物很少实权。
第一组的组长，先是梁辅承，后是张国栋。梁辅承原来是改组派分子，在抗战初期至抗战中期，都很得徐恩曾的赏识，一时成为“中统”的红人。因为他不是“调查科”出身，也不是“CC”班底人物，而是半途参加的，所以被“中统”的老特务视为外人，而梁辅承本人却处处自以为是徐恩曾的亲信，因此相互之间，矛盾日深，后来终被排挤出去了，而由张国栋接替。
张国栋是广西人，曾留学日本，原系第一组第二科科长。此人个子矮小，行动神态也像个日本人，连他老婆也像个日本人（一说是台湾人），他们夫妇谈话时也用日语。这个“中统”高级特务，对徐恩曾则绝对服从，做反动工作则拼命卖力，因此“中统”站得既稳且久。徐恩曾垮台之后，“CC”中枢还调他到内政部当司长。
第一组的主要头目还有项本善，安徽人，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在校时已是“CC”分子。这个特务平时不多讲话，开会研究问题时，则说得出一套对特务有用的办法来。所以也成为徐恩曾最亲信分子之一，地位仅次于张国栋。他主管“中统”全国情报系统达5年之久。到1940年夏天，主动辞去，徐恩曾一再留他，他也不愿再留，最后终于闹翻。
项之离开“中统”，是被陈诚挖走的。因其时陈诚把三青团中央团部抓到手，一心想建立自己的全套体系，也准备搞一个“调查处”，弄出一套特务组织来，他急于凑一个班底，就由项的同班同学郭骥（又名郭外川）把项接了过去。其时陈诚是战区司令长官，常住湖北，有一次项坐汽车去看陈诚，在途中翻车毙命。
在第一组搞情报的主要特务，除了张、项之外，还有广东人陈积中，是项的助手。在第一组主持资料工作的，则是女特务陈文昭，她是一个叛徒。第一组全部资料编目和增删工作，都归她布置。
第二组组长王思诚，是四Jll江津人，黄埔军校出身，与消孟九同时参加中央党部“调查科”是“中统”老特务之一。他所主持的第二组，与第一组都是“中统”
的重要部分，其罪恶活动，与张国栋、淄孟九等相较，毫不“减色”。
第三组组长先是高春，后是谢永存。高春在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由“CC”送往意大利留学，学过法西斯特务工作的一套，被认为是“中统”的“少壮派”分子之一。。他和项本善一样，都被徐恩曾视为后起之“秀”。
就认为后起之“秀”的高春，和项本善一样，后来也不安于“中统”，通过陈果夫的关系，‘调到“CC”别的范围去了。高春走了之后，由谢永存接充第三组组长。谢永存是国民党中央学校毕业生，存徐恩曾“第一处”处长的时代，已在该处的训练科（科长王立亭）工作。谢永存在第三组所搞的，主要是特务训练和外围组织的工作，附带也搞“经济调查”，范围相当宽。
由第三组经济科扩充而成的经济调查处，处长是李超英。此人籍贯浙江，曾留学英国，属朱家骅系统。
交通处的处长，一直是由满脸横肉的徐白光担任，他是广东梅县人，和孟九、王思诚一样，在“中统”的职级，仅次于徐恩曾。交通处主管“中统”全国性的特务很多，尤其是外围和雇用的爪牙更多。“中统”的交通组织，利用反动帮会、盗贼集团、码头地痞、封建把头、汉奸流氓等等，建立所谓“黑线交通”，只求达到目的，不问是否犯罪。这个交通处，又和坐守在蒋政府交通部的“中统”大特务季源博密切联系着，以公开的交通配合秘密的交通，交通部的西南公路系统和铁路系统的黄色工会，大部分均由季源博掌握。
与各组、处平行的部门，有一个研究室，负责的是江苏人杨为。杨为在“中统”
的本职是专员，并兼研究室主任。他是曾在莫斯科留学的叛徒，被徐恩曾看作“精通”马列主义的“专家”，并认为他对共产党的组织有“研究”。
人事科的负责人是翼某，江苏人。这个科只管有关人事的登记、册卷档案和证件收发等事务性工作。至于人事权，则属于局长室。“纪律制裁”权也在局长室，遇有特种“违纪”案件，也由局长室临时指定专人负责审理。
3．军统起源
“复兴社”成立之时，蒋介石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看：“驱除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以这“十六字真言”作为宗旨。后来，蒋介石召集复兴社人员开会，又拿出一张字条来，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
十二个字。
1937年上半年，蒋介石把他的大小特务组织拢集起来，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陈体分任正副局长。该局分三个处，第一处处长是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三处处长是丁默屯，后来又换了金斌。三个处之上有一个局本部。当时，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国。第一处在城南瞻园路，第二处在鸡鹅巷，第三处在山西路。第三处没有搞多久，后来就改为特检处了。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又把第一处和第二处的特务分开，分别成立“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就是“中统”和“军统”的由来。蒋介石指定：“中统”方面，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为局长，而以原任和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军统”局局长，则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而原任第二处处长戴笠为副局长。实际上，这两个局都由副局长抓实权，所以徐恩曾、戴笠两人，就成了这两个特务机关的头子。
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蒋介石的特务活动，事实上已经存在，只是没有正式的大规模的组织罢了。在那时期，陈立夫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已招揽了一些流氓和革命叛徒，进行着破坏活动。后来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正式成立了一个调查科，其班底也就是陈立夫原有的人马。另一方面，在1931年期间，蒋介石在他的“南昌剿匪总部”中，又成立了谍报科，科长是邓文仪。“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是“中统”的一部分家底。因为原来邓文仪手下的那批角色，蒋介石后来也指令拨与戴笠了。
提起蒋介石的暗杀组织，首先想到的是“蓝衣社”，亦即“复兴社”；而近代的特务组织，本来是伴随着法西俾政治而来的产物，“复兴社”又是蒋介石的第一个法西斯组织。
所谓“蓝衣社”，“十三太保”，都是从“复兴社”这个组织而来。当时，在该社组织中，有一个特务处，负责人也就是后来“军统”的头子戴笠，而戴笠所搞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也就是在“复兴社”时期举办的。
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一味坚持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而国内的广大人民，则因外侮愈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的热潮。特别是工、农、学生中的爱国分子，在进步力量推动下，更加积极。国民党的省市党部，一再为要求抗日的群众所包围。这种情势，使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捷外”消极，“安内”积极的蒋介石大为震惊。同年10月底到11月初，爱国学生涌到南京去，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抗战。最初，蒋介石还想利用蔡元培那块招牌，出去应付一下，但不济事。结果连蒋介石本人，也被请愿的学生包围在他的国民政府内，不能脱身，迫得没有办法了，只好亲自出去对学生讲话。他情急计生，乃装腔作势地说要抗日，并说可以马上发枪给学生，要学生去受军训。接着又把南京孝陵卫马牧集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作集训之用，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这样一来，总算对付过去了。但是这种做法，只不过是蒋介石的权宜欺骗之计，并非出自真心。
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碰到某些严重问题时，往往不直接命令他的唆罗照他的意思去办，却用冷酷的骂人方式，逼使对方去揣度他的心思，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因此，就在群众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一次以骂人始亦以骂人终的集会就在南京举行了。
那是1931年11月初的事，蒋介石约了贺衷寒、康泽、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等10多人，全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有邓文仪，因为那时邓文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介石开会时，都由他记录，也是参加者之一。开会时，首先由蒋介石讲话。他装出很难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他这样叹息了一番之后，接着就叹中夹骂，骂中夹叹地道：“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蒋介石讲完了，并没有叫到会者发言。被骂的人也默然相对，不知说些什么好。蒋介石的独脚戏唱罢，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不过听“训”的人都明白蒋介石的脾性，他这样把人一骂，就等于留下一条题目，叫你去作文章。问题只在于如何揣摸题意，以及如何交卷罢了。
接着第二天，贺衷寒就把那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家里去谈。十多个人七嘴八舌，谈来谈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认老头子”（蒋介石）对时局感到很困难，大家要能体会他意思。但是究竟应该怎样体会？又应该采取些什么行动？说来说去，一时也弄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来。
过了几天，蒋介石又再召集那些人去开会，怪得很，又是蒋介石一个人开腔，他照样的叹息，照样的骂，几乎可以说，既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而且。照样的是有“会”而无“议”，蒋介石的话讲完，会也就散了。
挨了蒋介石第二次的骂之后，贺衷寒又把那些人约到他家里去再谈，这次才谈出了一点头绪。所谓头绪，就是众人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但是怎么个组织法，还是没有具体决定。
三四天之后，蒋介石又叫那些人去开会了。又是他一个人先讲话，又是他做他自己的留声机，只是说到“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时，特别加重了骂的语气。
这时贺衷寒站起来，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蒋介石听了，大概是因为见到被骂的人已经动情，骂效已著，那些“不中用”的学生，也已经有一点用了，就一面继续骂，一面也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跟着又说，最好能有个严密的组织。
康泽也站起来讲了几句话。蒋介石说：“你们去研究研究吧。”吩咐了这么一句，便宣布散会。
这次开会之后，贺衷寒又多次地找那些人去商谈，对于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等等，都是商谈的题目。一直谈到12月初，还没有具体的结果，而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却不得不离开“主席”的宝座，宣布下野了。
在蒋介石下野以后，有一天，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请被蒋介石再三驾过的贺衷寒等十多人晚餐，另外还请了甘国勋、潘佑强等人，共开两桌。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又谈“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
他们正在边吃边谈的时候，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那是胡宗南。原来他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特来出席。在座的人表示欢迎他参加，并请他发言。胡宗南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应该赶快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众人同意了他的意见，胡宗南就立即推举贺衷寒、澧梯、滕杰、周复、康泽等五个人负责筹备，众人也无异议。胡宗南说完话，立即告辞。许多人不知道胡宗南与“复兴社”的关系，其实他是蒋介石指定的参加者，胡宗南自己也隐然以“老大哥”自居。戴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