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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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东北关内青年学生中有以齐士英领导的“东北青年学社”；在南京有以徐恩曾、萧铮、洪陆东领导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在河南有以陈伴岭领导的“武德社”和陈伟岭、刘不同领导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在上海有以潘公展、吴开先等领导的“上海协会”；在浙江有罗霞天组织的“五友社”；以山东有王潜组织的“学行社”等等。这些组织建立后，积极拥蒋反共，破坏抗日民主运动，插手文教科学机关，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于了大量的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
陈立夫不仅看重组织活动，而且很重视宣传教育，他认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马列主义、肃清马列思想。当时他曾信心十足地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和陈果夫等，到处发表讲演，宣传法西斯主义，陈立夫在北大、清华讲演中还说，他一年之内要在京沪汉等大城市对10万学生发表讲话。除此之外，他还网罗一些反动文人帮他写了反对唯物论、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唯生论》；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所谓文化建设运动，要一些反动文人办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还和叶楚怆一起主编吹嘘蒋介石为法西斯领袖人物的《墨索里尼传》；发动王新命、何炳松。黄文山、陶希圣等CC系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他们的领导下，各种反动学生组织办的报刊，那就太多了。
二陈和徐恩曾等在学校中培训反动学生，建立、发展特务组织的活动中，值得特别说的是，贯彻执行蒋介石提出的“寓训练于参观之中”，特工总部和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和北平都遵照蒋介石的旨意进行了这项活动。
1934年，徐恩曾在南京常府街48号，召集特工总部的卢斌和专管“学运”的项本善，以及南京国民党市党部做“民运”的李永懋等，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组织大中学校学生到江西参观，就是对他们训练，是寓训练于参观之中。要使“学运”
的核心分子实地见识一番，看看国民党“剿共”的“成绩”，了解一番共产党的各种情况，以便研究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参观旅途的食宿费用，全部由公费负担。当时决定，特工总部的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下面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大学，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人。其中有CC分子，特务分子和部分思想落后的分子。他们从1934年7月ZI日出发，8月29日回归，历时40天。在参观中，国民党把他们杀光、烧光、吃光的“三光政策”造成的恶果，诬蔑说是共产党和红军干的；把苏区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说成是“匪行”。“参观”回来后，在陈立夫的导演下，成立了一个由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洪兰友等5人组成的“学运指导小组”。学运指导小组在9月14日，召集参观团成员和各大中学校的CC骨干共16）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简称“同盟”）．的组织。“同盟”的成立仪式严肃而又神秘。叶秀峰、张道藩亲自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分。”监誓人徐恩曾做了长篇讲话，说什么“同盟是选择优秀学生组织起来的”，今天是大家走上“光明的政治道路的开端。只有绝对服从蒋委员长才有前途，反对蒋委员长的都是我们的敌人。”仪式后把人们分成8个小组，宣布了五项纪律，基本内容是：一切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倭，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当时还规定，每半日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布置，主要有：汇报校内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比如，在中央大学调查过生物系教授欧阳翦先生，原因是有人密报他对社会不满，发过牢骚，历时一年多没抓住他的把柄。再就是西北军阀马家送中央大学学习的一批人，也都被列人过调查对象，还为他们写过“专案报告”。为了有把握完成调查任务，徐恩曾还教给他们一套手段，如要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装右；要千方百计往同学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等等。为了培养这批同盟成果，还举办过一期“专题讲座”，陈立夫讲的是《唯生论》；戴季陶讲的是如何俯首帖耳供蒋驱使的“青年修养”；梁凤林讲的是“中国历史人物证论”，中心思想是说蒋介石为中国理所当然的最高领袖；徐恩曾的任务是轮流约组长到“餐馆”吃饭，谈话，做具体深人的教育。
北平的“寓训练于参观之中”，是由张厉生导演，在胡梦华主持下进行的，以诚社成员为主，叫做北平大学生暑假南下考察团，有50人参加，历时1个月。他们在武汉参观了汉阳兵工厂、张之洞祠堂，在南昌参加了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
中的“清洁整齐运动周”，“靠左边去”和“新生活星期日识字运动”等活动；搜集了江西省政府经济统制和对苏区经济封锁的资料；到南城参观了毛炳文、康泽对“江西民众剿匪自卫大队”的检阅；从南城到南丰的路上，看到沿途蒋军修的“乌龟壳（堡垒）”，听顾祝同吹嘘“围剿”中的“赫赫成果”；在广昌由罗卓英、樊松甫引导着参观了所谓“卤获胜利品陈列所”；也看到了红军刷写的“苏维埃政府万岁”，“工农兵团结起来粉碎白军的围剿”等标语，以及由于群众信仰共产党，蒋军所占地区群众跟红军撤走后的萧条景色。最后这个团还上庐山接受了一周军官训练团的反共训练，听了蒋介石、陈诚、贺衷寒等人讲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攘外必先安内”和“尊老师敬父母服从领袖”之类的讲话。为了散布考察团贩运的毒素，诚社的《存诚月刊》刊载了长篇报道记事，天津诚社刊物《理论与实践》还出了专号。
“同志会”和“青白团”与国民党中的各派系争权夺利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在政治部门中和以张群为首的政学系作斗争，在经济部门、金融部门中和以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裙带派作斗争，在特务组织中和以黄埔为核心的复兴社作斗争。
1938年3月武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吴稚晖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大会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所有过去小组织成员可就地参加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会场起立，一致同意。于是，“青白团”与“复兴社”在汉口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解散，从此CC又成为封建关系的派系，并且日趋分崩离析。首先背叛CC的是张厉生。张厉生因破坏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而为蒋介石所赏识，1935年继陈立夫掌国民党组织部。他谋自起炉灶，另建派系，但时受制于陈之亲信，心怀愤懑，遂于1938年跑到陈诚那边，以组织部长身份任陈诚的总政治部秘书长，不顾其它CC分子的责难，而处处和陈立夫作对。其后他更联合孔祥熙和二陈为难，凡孔祥熙所把持的部门，四联总处也好，财政部也罢，都对CC关着门。朱家骅继张厉生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CC分子仍处于多难之秋。朱家骅对各级党部中的CC分子虽不能逐个清洗，以自己亲信代之，但处处设难，使彼等陷于困境。
另一个背叛CC的是刘不同。刘不同于1938年由英回国，二陈在汉口设宴接待时，刘不同说的第一句话说是要登报声明退出青白团。随后高宗禹和何思源等也离开了CC；其它没有公开背叛者亦对二陈存有贰心，自找出路，各奔一方。
“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建立是二陈CC派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CC派设有下层组织，他们进行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主要是靠二陈的亲信骨干分子联系、指导工作，自“青白团”和“同志会”建立后，他们便从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严密的、系统的组织，他们以此控制国民党各级党部，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于是，在全团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渗透各部门、各阶层的一个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系统。
7．陈果夫发现许多内幕
蒋介石调集部队围剿新四军时，日军全力配合，封锁长江，其中内幕完全是通过双方特务组织勾结布置的。亏心事做得越多，越怕报应，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在“军统”、“中统”两个组织之外，又成立了“党员调查网”。同时，“中统”还办了一个“经济调查人员训练班。”为此，陈果夫发现了许多内幕。
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无论是“军统”也好，“中统”也好，都是彻底执行的。抗战初期，蒋介石一面喊“国共合作”，一面又秘密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恶名昭彰的“办法”，就是徐恩曾奉蒋介石之命拟订的。当时，先由谢永存执笔，经孟九修改后，交给徐恩曾，由徐恩曾定了初稿，交陈立夫看过，然后送与陈布雷，再由陈布雷转呈蒋介石。蒋介石看后，又指示要点，再作修改，经蒋介石最后决定，再以“中秘”（中央秘书处）“绝密”件发下去。
所谓“防制异党”，照“中统”内部的阐释，就是“背向日本，面向边区。”
直言之，不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敌人，而以共产党及解放区人民为敌人，不以汉奸卖国贼为敌人，而以抗日爱国者为敌人。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比方，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之前；“中统”便已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指示敌后特务人员，与敌伪相勾结，一致对付新四军。
蒋介石对付新四军的阴谋，在1940年已经开始。他交给“中统”的任务之一，就是派遣高级特务进入沦陷区，和敌伪接头，俾收“合作”之效。“中统”奉命后便派出专员邓纫，负责办理这件“要公”。
邓纫到上海后见了日本特务头目柴山中将、影佐少将、冈田大佐和金山大佐等人，随后又回到浙江，展开活动。到1941年春天，蒋介石调集部队围袭新四军时，日寇方面也马上配合行动，封锁长江，完全是事先通过双方特务勾结布置的，在新四军事件发生前后，邓纫由浙江金华用“滔密”的密码向“中统”发电，一直联系着。后采电报忽然中断，经过“中统”浙江调查室的调查才知道邓纫被日本人所杀。至于邓纫为何被杀，直到吴开先被日本人送回重庆时对徐恩曾说，只是出于“误会”。
吴开先之由沪返渝，正如当时大后方所传，是带了日本人的条件回去的。
吴开先本来是国民党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在抗战胜利后，吴开先随着接收人员回沪返任，曾发表过一篇很长的谈话，大意说：他在抗战期间，奉命留在上海作敌后抗日活动，不幸被日寇逮捕，曾受尽酷刑，但他始终不肯供出自己领导的组织和有关人员。又说他曾吞针自杀，但被救转来。以后敌人又以高官厚禄利诱他，他丝毫不为所动，最后乘敌人不备，不顾全家性命与自身安危，闯关越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逃回重庆…云云。如果依照他这一番吹嘘，他简直就是一个抗日英雄人物了。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1942年，吴开先在上海被捕后立刻就被送到南京。吴开先在南京，很快便见了汪精卫和汪精卫的日本顾问。最初，日、汪准备叫吴开先出任伪社会部部长或中央党部的其他要职，吴开先亦已答应考虑。后来汪精卫等人又考虑到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准备叫吴开先担任，所以又把吴开先送返上海，由李士群交给一个其时代表蒋介石在沪与日、伪联络的人。自此以后，吴开先便不在外边公开露面。
蒋介石的联络人把吴开先接收后，便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也和吴开先商量，听听他有什么意见。始知吴开先又想去南京做官，又不知道汪精卫等还有什么任务交给他，处于一种患得患失的情况之中。
其时，蒋介石的联络人，也还不了解汪精卫和日本人方面究竟要怎样运用吴开先，就分向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人去打听，才知道自1943年1月9日江伪南京政府向英美宣战以后，日本方面的决策是：希望赶快结束中日战争，对蒋介石方面，愿意多作出一些让步，甚至愿恢复“七七”以前的形势，以便于把大部分军力集中起来，对付美国。只要蒋介石同意断交美英并继续进行反共军事活动就行。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汉奸还对那位蒋介石联络人说：“在几年的战争中，日本人已深深体会到共产党的势力一天天地壮大，已成燎原之势。中国（指蒋介石的统治）不亡于对日战争的惨败，也不亡于对日之和与未和，而将亡于共产党。若依靠美英，继续抗战下去，只会使共产党壮大。这是是非不明，利害不辨，今天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他们是知道蒋介石的反共决心的，但认为他对于依靠美英一点，仍然听信谗言，一时难改，因此必须找个能直接与蒋介石讲话的人去当面剖陈利害，所以考虑到吴开先。
这几个大汉奸的话，一方面是暗示他们想把劝蒋的任务托付于吴开先，一方面也是示意给蒋介石的联络人，叫他向蒋介石转报。那联络人听了之后，觉得不便先告诉吴开先就先将情况向蒋介石报告。
吴开先既然已成了日、伪准备应用的棋子，当然什么危险也不会再有。他名义上是交由那个蒋介石的联络人接收，实则只是白天由那人用汽车接到家中，晚上再把他送回吴开先家去住。所以，那个说自己曾“吞针自杀”的“英雄”，实际既没有受什么“酷刑”，他和他的全家的“性命”，也从未发生过他所说的“危险”。不久之后，蒋介石的联络人有时还带他去苏州玩几天。
蒋介石的联络人把密电拍出后，一面等着回复，一面又再度探吴开先的态度。吴开先还是患得患失，三心二意。他有时想去南京做官，但又怕做汉奸做到脸上，若抗战取得胜利，那就收场可虑。虽然他也能够办到一面在南京当汉奸，一面和重庆保持联系，将来也可以用“奉命投敌”来掩饰自己落水，吴开先考虑过回重庆，但如偷偷地溜回去，不但危险，也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决心，还怕回去后得不到谅解而受处分。在这种种的考虑中，既踌躇又苦闷。
后来，蒋介石的回电来了，说同意日本人送吴开先回去，叫吴开先不要去南京。还怕他不肯回去，又说他回重庆后，职务有所安排，不必顾虑。
蒋介石的联络人收到电报后即交与天开先和周佛海看，吴开先这时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