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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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蒋介石的回电来了，说同意日本人送吴开先回去，叫吴开先不要去南京。还怕他不肯回去，又说他回重庆后，职务有所安排，不必顾虑。
　　蒋介石的联络人收到电报后即交与天开先和周佛海看，吴开先这时才死了去南京当部长这条心，而希望能帮他早日回重庆去。周佛海也很赞同吴开先早日回去．他认为在南京的人已经不少，吴开先有这个条件，还是回重庆好。当时，由于局势关系，一些与重庆有了勾结的汉奸，都希望在日本人的主持之下，实现宁、渝两政府的统一，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既可能不因当汉奸而受到惩罚，又可保持住高官厚禄。
　　于是，蒋介石的联络人又向李士群提出，说吴开先去南京的作用不大，还是按照日本人的希望，早日送他回重庆有利得多。李作不了主，又去向他的主子请示。
　　正在这时候，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住到了上海，蒋介石的联络人在一次宴会上与他相遇，也就找他商谈吴开先问渝的问题。影佐当场表示．可以早点让吴开先返渝，劝蒋介石早日停止抗战并胡吹了一套老调，说什么日本对中国本无野心，不打算用军队长期占领中国，为蒋介石设想，应当早下决心，立即接受日本的好意。还说，如果重庆方面有什么顾虑，日本方面在某些问题广，可以尽可能多作些让步，不太损伤蒋介石的面子。当蒋的联络人告诉他蒋介石同意接受日本人派吴先回去之后，影佐很高兴，认为这是重庆有了诚意的表示，并立即说了一些尊敬蒋介石的话。还希望那联络人利用他的关系，早日促成其事。
　　蒋介石的联络人回家之后，把同影佐谈话的经过转告吴开先，吴开先立即得意忘形，他还告诉蒋介石的联络人，当他被送到南京时，影佐曾在一家日本餐馆请他吃饭，酒喝多了，曾与日本艺妓胡闹，一不留神，弄得呕吐起来，以致把一些脏东西弄到影佐身上，甚为失礼云云。他可能是觉得太对不起那位D本大人了，因此还问蒋的联络人，影住有无提及此事。
　　影佐加南京不久，日本上海驻军司令便派人找吴开先去商谈。前后谈了几次，最后决定送他回渝，当面向蒋介石转达日方的意见。并叮嘱吴开先一定要直接和蒋介石谈尽快取得具体的答复。
　　作了这样的决定之后不久，吴开先便在日本人小林的保护之下，乘飞机离开上海。在吴开先被送走的那天，蒋介石的联络人还去送行。当时还有一个很滑稽的插曲：当吴开先慌慌忙忙地赶到机场的时候，脚上穿的竟是一双拖鞋，弄得到场者无不啼笑皆非。他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鞋子换，只好就穿着拖鞋上飞机。究竟他为什么弄得如此荒唐，是一奉到日本主子的通知，便迫不及待地出门？还是喜不自胜，以致于神昏志乱？那就只有这个“CC”和“中统”的“要人”自己才能够解答了。吴开先走后，他留在上海的家属，一直由敌伪加以照顾，和他后来的胡说完全是两回事。
　　当时，日本人把吴开先送到广州湾，吴开先再经广西返重庆。到渝后，他先见了徐恩曾，再由徐恩曾陪同去见陈立夫，之后又由张道藩陪他到南温泉见陈果夫，再由陈果夫布置他去见蒋介石，转达日本人的意见。尔后朱家骅还在其牛角沱私邸以茶点招待这位敌伪派回来的“特使”。吴开先在谈了敌伪区的经济情况之后，还提到“军统”特务在沦陷区如何如何地发财，使朱家晔听得眉飞色舞，认为“中统”
　　亦应该“大有可为”。
　　在抗战期间，“中统”通过本是“CC”要角的大汉奸了默屯的关系，早就与敌伪特务机关暗中勾搭上。其时“中统”译电室收到上海方面的密电，均由译电室主任专送徐恩曾本人亲译。这个专用的密电卷宗是绿色的，分类编号是“0042”，因为上海敌伪特务机关设于极斯菲尔路76号，7乘6为42，所以“中统”与此有关的密电，便以“0042”为号标。
　　在重庆期间，“中统”奉蒋介石之命，还搞过一个全国性的“党员调查网”。中国有一句老话：亏心事作得愈多的人愈怕报应。蒋介石的心理恐怕也正是与此相似，因为愈是“安内”，“内”愈不“安”，愈是“反共”，“共”亦愈“反”，所以他也愈来愈感到江山靠不住，特务组织也就愈来愈多。“军统”、“中统”之不足，又再来一“党员调查网”，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蒋介石在“手令”上说，要在国民党党员中，挑选一批忠实可靠的优秀党员，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调查网，替中央做耳目，以供“惩治奸邪、整肃贪污”的参考，要“中统”拟具办法呈阅。徐恩曾奉令后，就交由谢永存起草，经徐恩曾和陈果夫、陈立夫提到“CC”高级会议上修改补充后，再送蒋介石核准施行。这样的一个“调查网”，实际上就成了“中统”的大规模的外围组织。
　　首先，他们在重庆各中央机关、部队、学校、工商界展开建网工作。凡参加“调查网”者，须有被认为可靠的介绍人两人的介绍，经“调查网”的审查委员会审查合格后，才予接受，凡合了格的分子，即发给“调查手册”一份。在那手册上，印有蒋介石发给“调查网”的手今，所以进行工作时即等于执行“总裁”的命令。手册上所写的“政治敌人”把共产党列为第一，其次是一些进步团体。此外，。还有一些“贪污舞弊，囤积居奇”的官样文章及“尚礼仪、知廉耻”的滥调，作为陪衬。“调查网”办公室和“调查网”分子均用代号通讯，办公室的代号是“许清”，通讯处是重庆市邮政信箱91号。
　　从1940年夏天到同年年底，单在重庆就收罗了差不多3000人。其中高级官员（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将官以上）约占1／10，普通行政人员约占6／10，学校教职员学生约占2／10，其他约占1／10。
　　“调查网”的“成绩”究竟是怎样呢？计为：检举告发国民党人员贪污读职的材料占80％弱，揭发汉奸罪嫌的材料占12％，其余百分之七八，则为检举所谓“共党”或“共党嫌疑”者。而最后一项，查实是挟怨诬陷或捕风捉影者多。
　　这样的“成绩”摆在徐恩曾面前，使他大伤脑筋，因为如果照样拿去向蒋介石报销，就非挨骂不可。因此，他在“调查网”办公室开会时说：“这个工作费了时间，费了人力，结果是调查了自己，出了自己的丑。做共产党的工作不容易，我们的力量不够，才搞这套办法，谁知这些人一点东西也捞不到。我们要不要再这样搞下去？请大家多谈谈。”于是各人发表观感，综合起来，是这样的几点：（一）赞成徐恩曾的说法，主张不要再搞；（二）认为给通讯者以乱告的特权，不如不搞，以免搞坏了“中统”的“名誉”；（三）认为在通讯者中间，已经发生了不少招摇撞骗的事件，再搞下去，毛病越多，“中统”愈背不起；（四）其他派系集团，认为“中统”这样搞，是挖他们的墙脚，出他们的丑，在蒋介石面前表示不满的已大有人在，孔祥熙就是其中之一。如再搞下去，只有加深彼此间的矛盾；（五）各省市“中统”特务外围，本来已经有了一套，这次建立“调查网”的命令发下去，还是那批人，不过加了个名义，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种种情形下，徐恩曾以为搞下去只有添麻烦，因此去同陈果夫、陈立夫等商量后，由他们再向蒋介石建议，终于把这个盖在自己头上的破“网”，转送给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改名为“监察网”。从此之后，便成了次序衙门内的摆设了。
　　在搞“调查网”的同时，“中统”还办一个“经济检查人员训练班”。这个班在筹备期间，标明目的在于“调查抗战后经济方面的营私舞弊和贪污渎职以及非法经营工商业的黑幕”。为什么蒋介石要搞这一套呢？据徐恩曾说：“由于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原来勉强呈现稳定的金融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之后，造成人为的混乱，如不迅速予以抑制，恐怕动摇根本。”
　　这个训练班一次招训了好几百人，先在“中统”里面上课，后来由于人数多、空袭多，便迁到重庆南岸弹子右中央警官学校去。这班人训练完毕之后，便成立了“经济调查队”，名义上隶属于行政院，实际上由“中统”领导。但是，四大家族本身就是最大的违法乱纪者，这种“调查”如果要做出成绩，首先就要打倒连“中统”也在内的机关，本来就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来，结果搞了半年左右就宣布撤销了。这些“经济调查队”存在的时候，“老虎不打打苍蝇”，倒干了不少扰民之事，弄得怨声载道。“经济调查队”撤销后，大部分人员遣散，只有20人左右被“中统”
　　吸收，安插于“经济调查处”。
　　不过这半年的“经济调查”，也不是毫无“收获”的，其“收获”之一，是使“中统”发现了不少“同志”：原来除了他们自己之外，还有许多人在做黑线生意，一面是敌伪区的汉奸，一面是蒋介石管区的官僚和奸商，他们双方勾结起来，大规模地由沦陷区向蒋介石管区走私。在这些关系人中，除了“军统”分子之外，还有不少是中央各院部的高级官员。但是这种“收获”对他们向蒋介石讨功的用处不大，因为“CC”分子和“中统”分子，也就是这个大黑窝中重要的一伙，别人固然是淫坯，他们自己也并不贞节，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从这根经济黑线上，也就现出了另一条政治黑线，说明从经济关系到人事关系，蒋介石、汪精卫之间都是万缕千丝，亲如一家。当时他们还有一种理论，把与汉奸在经济方面的勾结，美其名曰“经济”调节。“调节”者彼注此，他们的彼此之间，原是一条水管两头通的。
　　“中统”的经济调查处通过陈果夫同中国农民银行的关系，为“CC”集团发卖国财大开门路，当时的敌伪区成立的一些商行或公司，都是蒋介石、汪精卫特务合作的汉奸商业结合。特别是江西、浙江、福建等省邻近沦陷地区的银行，都由这条特殊线路引来暴利生意。
　　徐白光主持的交通处在沦陷区的活动，主要是靠汉奸支持。“中统”对于解放区是很少办法的。有一次，徐白光在“星期汇报”上就向徐恩曾说过：“共区的老百姓都是共产党的，内线难建立，化装有危险，进得去，出不来。”这个“中统”
　　交通处处长，因为“通”不到解放区，也就常常无法向蒋介石“交”卷。
　　8．中央青干班
　　“中央青干班”的成员是在归国华侨中精心挑选出来的。陈立夫亲自写了一篇《宣传工作刍议》，他在文章中说：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假花插得好，使人发生美感，有时候也不弱于鲜花。但要注意时间、地点、人物等条件，不可千篇一律地笨干。露了底就等于不设防了。
　　蒋介石政府在抗战初期撤到武汉时，曾在武昌成立了一个“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桂永清是在这个团毕业的，被蒋介石批准与中央各军事学校一律待遇，视同为军校出身。在这里边，有不少是在抗战初期回国，想参加抗战工作的华侨，其中又以从南洋回来的青年占最多数。徐恩曾久欲在华侨中发展“中统”势力，所以决定向“战干团”打主意。
　　徐恩曾经过签准手续后，随即与桂永清接头，并由桂永清派了上校教官罗剑雄到“中统”去联系。“中统”根据桂永清的名册图选了约一排人，从“战干团”
　　正式调了过去。罗剑雄也跟着到了“中统”。
　　“中统就把这批人组成一个训练班，加以情报训练，内容有政治训练、组织生活、技术训练和业务学习，都由“中统”局本部组、处、科的头目向他们讲授。此外，陈立夫和徐恩曾等人，还对他们作过若干次的“精神讲话”。半年训练期满后，这帮人就成为“中统”的正式特务。其中被认为比较露头角的，有泰国的方博之，印尼的古秉文，婆罗洲的陈锦江，印尼的卜哑夫，马来西亚的张介夫，新加坡的刁林等人。
　　与海外情报工作人员训练的同时，还举办了一个“中央青年干部训练班”，这是“中统”在重庆所办的比较重要，比较占份量的特务训练班。它名义上挂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招牌，实际上是“中统”所办。
　　这个班简称“中央青干班”，初设于四川綦石角镇，后来迁到重庆，设在“中统”局本部之内。班主任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晔兼任，负实责的是副主任徐恩曾。全部教官和训导人员，都由“中统”的特务担任。
　　这个班的成员，是由蒋介石指定桂永清在“战干团”精选的，人数为一个中队，选定后交与“中统”接收训练。少校中队长黄光朔，也随受训人员进了“中统”。
　　原来，自蒋介石密令“防制异常活动”之后，他所害怕的“异党”，因为坚持抗战，越打越强，连日寇对他们也害怕起来了。特别是在华北地区，更是如此。而蒋介石“忠实同志”，却只晓得向后方逃，不逃的就投了敌伪，连影子都没有了。蒋介石很想“收复失地”，所以准备由重庆送一批人到华北去，干他自己的一套。他在“手令”上要中央党部准备派一批县党部的书记长下去，一个人抓一个县，这些人由“中统”训练，派下去之后也由“中统”掌握指挥。因此成立了这个班。
　　该班的训练，照徐恩曾在“训练方案”上所写，是“采用组（织）训（练）技术与情报业务同时施教的方针，重点灌输军事与政治的实用知识，充实独立作战的能力，以达到培育领导工作者的要求为目的。”根据这种目的，训练的内容和情况如下：在“军事训练”方面，取消了国民党一般军事训练班的那套旧形式，不把学员当入伍生，也不要操场上的“术科”，而把军事课程综合为一，名日“军事讲话”，着重于军事组织工作、指挥工作、侦察工作、策反工作、军事地理。武器使用、军需供应、兵种调度、游击木等等，担任这个部分的教官是叛徒何畏。
　　“党派工作”这门课程，着重于讲解共产党的情况，其他进步党派团体的情况也附带介绍中，这部分由叛徒吴若萍担任教官。
　　“三民主义”的课程，所用教材是由“中统”第二组及研究室合编的“三民主义讲义”，它把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分为三大部分，用蒋介石特务观点来加以论述，想借此达到“以情报业务为体，以共产党理论为用”的目的。担任这项课程的是第二组的万大宏。
　　课程中的所谓“敌后经济调查”，由封锁物资、套购商品、吸收金银、印制伪钞，一直到散布谣言、刺激物价、勾结地方奸商囤积居奇，全都包括在内。教官李超英讲这门课程时，重点在使特务学会对解放区及临近解放区的经济破坏工作，与敌后的关系堪少。
　　“宣传工作”课，先由万大宏担任。主要是讲怎样使用技巧低毁共产党。陈立夫还亲自写过一篇《宣传工作刍议》，交徐恩曾转给“中央青干班”本部，这篇东西后来就成为“中统”在宣传工作技巧上的指导性文件，其“精采”之处可见一斑。
　　他认为正面自吹自捧的正面骂人，有时候恰好是帮助对方做宣传；如果老是这样，一定会处处不吉，事事不宜。他主张拿“事实”出来，揭开对方的一角给民众看，不必做大文章。也不要多用形容词，不要因为某件事伤了自己的心，便用一些“令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