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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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
陈立夫清醒了，同时，任何幻想都随之飘散了。
蒋介石这一举动，最终促成了陈立夫早日离台。
陈立夫和夫人赶紧打点行装，收拾物品。
一切收拾停当之后，孙禄卿问陈立夫“要不要去向总裁辞行？”
陈立夫犹豫着没说话。
陈禄卿说：“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去一下为好，就算是人之常情吧。”
陈立夫停了半天才说：“也好，我去看看，自己追随几十年的蒋总裁，对我远走他乡是何姿态！”
陈立夫终于下了决心，临走前去拜访蒋介石。
不料，蒋介石却不住，宋美龄接待了他。
陈立夫单刀直人，说明来意：“夫人，我是向总裁来辞行的，请问总裁可在家？”
宋美龄不解地问：“辞行，辞什么行？”
陈立夫说：“我们一家打算去美国，明日一早起程。”
宋美龄故作同情地说：“既然来台湾，现在比较稳定了，何必又远走高飞。中正不在，要不要派人禀报一声？”
陈立夫说：“那就不必了。谢夫人挽留。”
宋美龄：“你们在美国是打算定居还是旅行？”
陈立夫说：“夫人，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啊，是定居还是旅行，恐怕已无人过问。不过，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信马由缰，听天由命吧。”
宋美龄听了陈立夫话里有话，知道他心中不悦，这会儿什么话都说的出来，也就没说什么。
陈立夫站起来说：“请夫人转告给委座，就说我向他辞行了。”
宋美龄却拉住陈立夫说：“别走，我要送你一件东西。”
宋美龄起身从书架上取了一本《圣经》递给陈立夫，十分关切地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也许会感到难以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
宋美龄这几句关切的话，倒激起了陈立夫的无限怨气，他站起来指着墙上挂着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但却字字含恨地说：“夫人，谢谢你的好意。可你想过没有，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宋美龄没想到陈立夫会如此回答，一时间感到无言以对，也算见过许多大场面的宋美龄还从来没有遭受到如此奚落，她一时感到很尴尬。
陈立夫见宋美龄面色发窘，自己想说的话又说出来了，感到痛快了许多，同时也有某种自豪感。
1950年8月4日晨8时，台北机场。
陈立夫偕夫人孙禄卿及一子一女，怀着无比苍凉的心情，驱车来到机场大厅。
他计划先到菲律宾，再由菲律宾飞往法国，转瑞士，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开完以后，他将定居美国，在美国度过自己的晚年岁月。
这天早晨，来机场为他们全家送行的有300多人，这些人中大部分是CC派同仁，也有亲戚朋友、台湾党政要员。
陈立夫明白，这些人中，有的是怀着真心实意来送行的；有的则是碍于情面，作礼节性的应付；有的则幸灾乐祸，来看这样一位“党国领袖”的凄凉下场。
不管怎么说，几百人的场面还是十分壮观的。
陈立夫心中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面对送行的人群，他本想说些什么，但不知为什么，却说不出口。是的，事到如今，还说些什么呢，还能说些什么呢？
飞机缓缓升起，升到了台北的上空。
陈立夫俯视着模糊的人群，逐渐模糊的海岛，他突然想起了杜甫的两句诗：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想到这里，他心中增加了几分凄凉。
再见了，台湾，这个美丽的宝岛。再见了，岛上的人们，何日是归期，何日再相逢？请问苍天与大地。
第十七章 果夫之死
1．强忍病痛，赶著忆文
陈立夫说走就走了。台湾的孤岛上，陈果夫苟延残喘，危在旦夕。死亡在一天天向他靠近。
1950年是陈果夫最难熬的一年，政治上的落榜，生活上的窘迫，立夫出走的离别之苦，再加上疾病缠身之痛，一齐向他压来，他感到孤助无援，内心苍凉。
为了消磨时光，也为了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能给后人留下些什么，陈果夫打算写一部回忆录。
他将自己40年来的经历与主张分门类地写出来，他声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俾世人了我心之所向，与遭谤之由来。”
实际上，陈果夫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借出书向蒋介石表白，他陈果夫一生是忠于蒋介石，忠于国民党的，希望蒋介石能以恻隐之心，对陈氏家族另眼看待。
陈果夫雄心勃勃，把回忆录按水利、合作、广播、电影、金融、礼俗、医药、卫生、道德、建筑、经济、计划、教育、人事、组织、政治、制度、世界大同、CC来源、党务、豪门等列出了条目。
陈果夫决定耗尽心血乃至生命也要完成这部历史性的著作。他觉得这部著作，既是对自己“革命生涯”辉煌历史的总结，也是对国民党在大陆20多年沧桑经历的概括，完成这部著作，于党于己于侪辈与后人，均是一笔财富，尤其对后人对来者，乃是一部教科书。
事到如今，卧病在床的陈果夫，也只有通过手中的笔来替自己说话，把自己的酸甜苦辣，经验教训，政绩过失，委屈哀怨，一股脑地倒出来，这样，即便命归黄泉，也将无憾事。
陈果夫铺开纸便开始写，无奈力不从心，手总是抖，想表达的话总落不在纸上，一天也写不了几张纸。
陈果夫的病情在一天天加重，死亡正一天天向他走来。
9月初，吐血一直不止，断断续续拖了一个多月，后来，越吐血块越大越浓。
陆军医院的副院长徐住周、外科主任王吉、内科主任张协时及台中开业医师李攀五，还有朱仰高、黄潮海、吴迪等台湾名医，都曾前来陈果夫寓所会诊，共同治疗，却总不见效，陈果夫的体质比以前大为虚弱了。
9月3日，张静江在纽约病故。
消息传到台湾，病中的陈果夫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他想起当年在上海交易所时与张静江密切交往，大革命时期又来往甚密，如今竟先他而去了。
陈果夫沉陷于极度悲痛之中。
陈果夫强忍悲痛，支撑起身子，写了一篇《纪念静江先生》的短文，交给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
那篇文章见报之后，陈果夫又撑起身子反复读了一遍，读着读着又落起泪来。
医生劝他不要过于悲痛，不然，身体就更加虚弱。
然而，就在此时，又有噩耗不断传来，陈果夫的故友赵棣华、张简齐、俞松均相继离世，有的年龄比自己还轻，却走在他的前面，这就更增添了几分惆怅。
陈果夫已经哀到自身了，那么多同事和朋友有的比他年轻，有的比他身体好得多，却连个招呼也没顾上打，就匆匆地走了，悲痛之余，他感到有些后怕，他晚上常常作恶梦，他想，无论如何下一个也该轮到自己了。
陈果夫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越来越短了，便夜以继日地写作，无论医生怎么相劝，他也不听，甚至有时跟医生发脾气，说自己已经是要死的人了，不用再治了。
1950年底，陈果夫终于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他似乎轻松了许多，自己觉得精神状况好一些，准备第二天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
除夕之夜，爆竹声声，万家灯火。
陈果夫独坐床头，静思默想，许多往事一起涌上心头。
往事不堪回首。
然而，人老了，特别是感到自己已在世不久的时候，越容易怀旧，他想自己的童年，想从政几十年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想自己的恋爱、婚姻与家庭，想与立夫的手足之情和患难与共。
多少年来，陈果夫早已养成了岁末回顾一年工作的习惯，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不管再忙再累，也总要把一天的事记下来。到了岁末，要写成文字总结。
对于1950年这不平常的一年，该总结的东西太多了，他简直不知从哪些方面开始着手回顾总结。
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大致的总结；
一、住繁华都市多年，尚未人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
二、管钱始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
三、读书未尝为书本所困，或自以为知足。
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
五、做官未尝作福、作威、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因位之想，及悻进之图，我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
六、办党务工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
七、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报乐观与进取之心。
为便于延医购药，改善治疗条件，1951年1且15日，陈果夫决定从台中迁至台北市。
台中市各机关长官，于这天晚上在小北楼三楼礼堂为陈果夫宴钱。
l月22日，陈果夫乘车到台中市车站，送行者约百余人，下午就到了台北市，接站者也约100多人，场面很壮观。
陈果夫下车后，高兴地和大家握手问候，此时，他的病好像减轻了许多。
陈果夫在台北，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到台北后，医疗条件确实比台中好多了。
然而，来访的客人也比在台中时多了。这又不利于他的休息。
台北是台湾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在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以像在台中那样随便说话。
一天，友人苗培成等来见。
老朋友相见，格外亲切，话也投机，气氛很热烈、和谐。
苗培成善于开玩笑，在这个时候，更爱逗陈果夫开心，他说：“台中天高！”
陈果夫心领神会，马上答道：“可惜皇帝太远！”
众人大笑。
接着几个人又谈了一些别的话题。
陈果夫突然说：“离开政坛，各位感觉如何？”
苗培成是个聪明人，怕引起陈果夫心中不快而加重病情，忙接过来说：“咱们今天不谈政治，不谈政治。”
大家都附着说不谈政治。
陈果夫也跟着谨慎起来。
送走客人，陈果夫卧于病榻之上，为使女梅花作《老爷歌》与《太太歌》以资消遣。
《老爷歌》写道：
老爷老，脾气好。
日日夜夜困在病床上，
看书、会客、做文章，
脱衣着衣忙勿了。
有时眯眯笑，
有时嘴巴翘。
按铃叫我来做事，
还有给我吃糖了。
讲起故事来，
三天三夜讲勿了。
《太太歌》写道：
太大，太太
难喜闹喧。
性子急，脾气大。
吃饭吃得快，肚子常常要吃坏。
发起火来我顶怕，
高兴起来给我买个洋娃娃。
陈果夫似有返老还童之感，无聊之中变得有聊，这样，确实能够减少一些痛苦，也能帮自己打发一些时间。
还有令陈果夫欣慰的事。
4月上旬，他的《苏政回忆》出版，此书以随笔的方式而著。
陈果夫在自序中说：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动机：一则个人从政的经验，也许有可供今后从政同志参考之处；二则以后我和同志见面时，省得再讲，没有见面的同志，一编在手，亦如和我谈话，尤其从前允许向中央政校同学讲话，正可以此代替，惟延持十年，殊为遗憾。不幸此十年中间，中国政治进步甚少，此册虽陈旧事迹，或仍可供参考之用……”
《苏政回忆》的出版，确实给病人膏盲的陈果夫带来了许多安慰，此书能在他生前出版，确是幸事。
然而，也有诸多不高兴的事萦绕着他，给他病中加病。
6月初，他得知叔父陈英士（陈其美）的坟墓被捣毁，深为惋惜，并大哭一场，悲愤难平。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二叔墓顶之党徽，是我的设计，当时配合角度等颇费周章。民国十七年，中央常会讨论统一党、国旗格式时，我将我之设计提付讨论，并参照总理自绘之明信片，乃得确定格式，此有历史价值之建筑，今竟无法保存，殊为可惜。”
陈果夫与叔父陈其美感情颇深，他能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坛生存20多年，应该说倚仗的是陈其美，蒋介石之所以不能轻易踢开二陈，也在于与陈其美的交情。
陈果夫与陈其美的感情，从他的《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序》中，充分表露了出来：
“从民国五年到现在，我们每遇到困难的事情，就要联想到英土先生，好像英土先生在世，就不会发生这种困难，即使遇到了困难，有了英士先生，也容易解决的。这可见得英士先生能力的超迈，其感人至深，就在这里。
“英士先生不特是一个为国家解决困难问题的革命家，他的任侠的行为，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就是他的死，何尝不是义侠的天性促成的；所以他的精神，至今还存在同志的脑海之中，使人念念不忘。
“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自己处处都应抱着牺牲的决心。我们看到英士先生一生做事的勤奋，和临难不苟的精神，不能不使人崇拜，而且处处可以做我们后生的模范。
“总理的伟大，英士先生固然未能完全学到，但是英士先生为国尽忠，待人以诚，颇能和总理相似，而且上能服从领袖，下能领导群众，努力奋斗，至死不懈，成不居功，败不读过，这种精神，在革命家中尤为难能可贵。
“英土先生初不过一个典业的学徒，丝栈里的助账，竟能成就开国的大业，决非偶然。虽中道殉国，不及目睹建国之成功，然其伟大之志愿，至今还有他的同志在继续进行着。终有完成的一天。其生平之志救国精诚的一念总能见诸事实。
“民国五年五月十八日以后，总理是失了一个最忠实的信徒，本党的同志失了一个负责的领导者。尤其在长江一带的革命潮流，沉寂了多年，直到英士先生最知己的盟弟蒋介石同志，从广东率兵到来，才恢复了一点元气，可见那天的损失真是大极了。
“我和英士先生既是同志，又兼了叔侄之亲，关系尤密；所以英士先生之死，对于我不独丧失了一位领导者，又失了一个良师。言语和文字所不能形容的痛苦，郁结在方寸之间，多年来一天不能消释。”
2．弥留之际吐“铮谏”
台北的盛夏，天气酷热，处于病中的陈果夫十分难受，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坚持不住，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
陈果夫从政20余年，虽也从事过金融，搞过合作，但家里并没积蓄什么财产。无奈，此时他看病开支太大，慢慢地家里经济上就出现了拮据。
1948年，陈果夫在上海治病，因费用太高，他才转往医疗费相对低一些的台湾治病。
到了台湾以后，他住的房子是借台中市市长的，以后想搬出来，好一点的房子竟交不起房租。
因为医疗费太高，他手头上又没什么积蓄，到台中以后，竟无钱买药。
万般无奈之际，陈果夫只好给台湾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向他要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车马费。
陈果夫的经济状况传到了CC大将洪兰友的耳朵里，他很同情陈果夫的遭遇，无奈，自己手中又不掌管经费，便及时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得知此事，遂命令俞鸿钧从台湾农行支付5000银元给陈果夫作医疗费，才算解决了困难。
对此，陈果夫对蒋感激不尽。
陈果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