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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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照顾自己受伤的自尊心，巴夏礼不屈不挠地就此事向叶铭琛施压，坚持认为亚罗号有资格受到英国的保护，任何在中国水域的英国船只也就是“在英国的领土上”，享有充分的治外法权。包令也加入到了这场游戏中来，他指示巴夏礼，要求“对所发生的事情道歉，并确保今后英国国旗会受到尊重。”两周后，叶铭琛释放了全部12名船员，但拒绝道歉。巴夏礼将此次争端移交给英国皇家海军，由此引发了所谓的“亚罗战争”。
炮艇编队在海军上将西马縻各厘7爵士的指挥下轰击广州6天，只有周日那天因为基督教礼拜而暂停。出于兄弟情谊，美国战舰也加入了炮击的行列。中国对美国人进行了还击，打死了一名美国水兵。阿姆斯特朗准将决定好好给中国人上一课，他对准守卫广州的要塞一通狂轰滥炸，用每发50磅火药的炮弹彻底摧毁了这些要塞。
威廉·格莱斯顿再一次在国会义愤填膺地仗义执言：“你们将一个领事（巴夏礼）变成了一个外交家，而这位变身领事倒是真的不慌不忙地引导英国的全部力量去对付那些毫无反抗之力的人民。”这一次的议会斗争中，巴麦尊勋爵的内阁（他在1855年摇身一变，成了首相）被击败了，大选重新开始。然而，多亏媒体连篇累牍的沙文主义言论，一时间群情汹汹，巴麦尊东山再起，重掌大权。乘着大选胜利的好势头，他向中国派遣了一支由詹姆斯·卜鲁斯（也就是额尔金勋爵8）统领的讨伐大军。（正是这位布鲁斯的父亲从帕台农神庙运走了大部分的石刻，一多半掉入了大海，剩下的全都卖给了大英博物馆。）
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第15节 洋鬼子（3）
这真是一个天赐良机，法国人也兴冲冲地来了，他们的借口是数月之前一场毫不相干的凶杀案，被杀者是一个藉藉无名的传教士，他违反中国的法律深入内地传教。法国远征军在格罗男爵9的指挥下登上了战舰，作为一名外交官，格罗男爵有30年的外交经验。
额尔金勋爵得到指示：要求获得英国公民在最近炮击广州期间所受伤害的赔偿；还有对此次事件中英国全部费用的赔偿；要求保护英国外交使节定期访问北京朝廷的权利；还要求将贸易权扩大到北方的天津、长江及中国内陆其他几大河流的沿岸城市。法国政府给了格罗男爵同样的指示。
矮矮胖胖的额尔金勋爵罩在他的黑色长礼服里，和一支雪茄的粗头颇有几分神似，虽说如此，但事实上他是一个聪明而敏感的家伙。在他浆得硬邦邦的衣领上面，是一张慈祥的脸，被花白的络腮胡子所包围。行将50之年，他依然足够年轻，以至于人们认为他未来有可能成为大英帝国的首相。作为牙买加总督和英国在北美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人们批评他的脾气未免太好了，是个和事佬。意识到有必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温和形象——加之意识到公众对于“印度兵变”10（当即就被镇压下去了）期间英国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所遭受暴行的愤怒——额尔金勋爵决心这一回要改变一下工作作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实际上就是要中国人当冤大头，为印度人的残暴付出代价。
美国派来了一个观察员，俄国也跟着来凑热闹。沙皇的特使是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伯爵11，他的秘密使命是在满清与欧洲诸国之间斡旋，“以防止清王朝的垮台和满清政治中心由北向南转移，”这样的转移会有损俄国的利益而让英法受益。
英、法、美、俄的特使们聚集在广州湾的军舰上。1857年12月2日，额尔金勋爵和格罗同时向叶铭琛递交了外交照会，用“冷静而庄严的措辞”，要求履行在广州条约义务，保障进入港口的权利，赔偿迄今为止的损失。他们给了叶大人10天时间来考虑这些要求。英国战舰编队在广州城外严阵以待。
“一生中我还从未感受过这样的自惭自愧，”额尔金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在灾祸、瘟疫和饥荒之后靠念经混饭吃的家伙。”但他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
中国拒绝了联军的要求，经过长时间的炮击，广州于1858年新年前两天沦陷了。这个城市“一片荒凉，”被一个纯属捏造的借口（那艘该死的亚罗号）毁于一旦。一个由巴夏礼控制的占领政府成立了，在接下来的3年里，巴夏礼成了广州握有绝对权力的军事首领。
广州一安定下来，联军就沿海北上直捣大沽，直接向北京城里的皇帝发难。在肃顺的影响下（他控制了上达天听的所有消息），咸丰仍然相信联军是来向他祈求恩赐的。于是，他指示他的谈判代表：去逗弄逗弄这些“蛮夷”。
额尔金勋爵的如意算盘被这些推诿战术弄得快要拨不下去了，便索性下令：武力拿下大沽炮台。鞑靼骑兵全都部署在炮台之外，衣服穿得花里胡哨，而武器装备却只有弓和箭。额尔金写道，这个国家的军事状况实在太可怜了，以至于“只须24个铁了心的汉子，再带上左轮手枪和足够的子弹，就可以纵横中国，从一端打到另一端。”
大沽要塞上的大炮都是被锚定了的，联军充分利用这一点，让炮艇驶到大炮的最短射程以内，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战斗。额尔金和格罗趁热打铁，接着下令拿下了附近的城市天津。攻下天津后，他们离北京就只有70英里了。被敌人的进展吓得惊慌失措的皇帝赶紧派出了新的谈判代表，包括上了年纪的耆英12，他早年曾参加过《南京条约》的谈判。
至此，额尔金勋爵已经习惯于扮演巴夏礼那种“桀骜不驯、凶狠残暴的蛮子”的角色。他指示部下也照此行事，因为，这些“愚蠢的”中国人，“除了恐吓，是决不向任何别的东西低头的。”除非中国人现在就满足他的要求（而且还要快），否则英国人就会一路开到北京，（对于这一点，他们不必有任何怀疑。）
他将谈判的事交给了他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卜鲁斯13，和26岁的翻译李泰国14（“最狡诈的蛮夷”），之所以把他带来，就是因为他恰好也有虚张声势的爱好（巴夏礼无法分身），再加上他汉语流利，能够准确告诉额尔金：中国人的底线是什么，并做出相应的回应。当半瞎的耆英大人用恩抚并举的惯用伎俩（过去他总是这么干）对联军发表致辞的时候，李泰国打断了老先生的话，拿出一份耆英写给皇上的秘函，在他鼻子底下晃了晃，这封信是广州沦陷时被发现的。信中，耆英向皇上吹嘘：自己能够通过“安抚”和“遏制”来对付这些“蛮夷”。“我们不得不用表面上的真诚来和他们周旋，”他在信中写道。
当李泰国大声读出这封信时，老耆英羞得涕泗横流，只好落荒而逃。他被枷解至京，最后被勒令服毒自杀了。
咸丰皇帝的谈判代表向他提出忠告，说：正是耆英的密折落入夷人之手，才使事情弄得不可收拾。“皆由窥破中国虚实，故致大肆猖獗。”1858年6月25日，议和代表上奏说，李泰国“来公馆，将自定条约五十六款，逼奴才等应允，骄狠之情，有目共见。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设法（使）当场决裂，京兵远在百里以外，何以为情，该夷兵船近在咫尺，狡焉思逞，已非一日，若听其自主，是否不致决裂，奴才等实无把握。”15结果就是，谈判代表极不情愿地签署了《天津条约》。
该条约向外国开放了10个新的沿江贸易港口；允许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旅行；允许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在全中国自由传教；将对外进口的关税限定在百分之二点五；向英法赔偿白银600万两。（1两约合1。3盎司，共约800万盎司白银。）并且，自条约生效之日起，允许西方人进口和出售鸦片。
咸丰皇帝被迫批准天津条约，因为这是让洋鬼子离开华北从而解北京之危的唯一途径，尽管一年后他们还会回来以获取条约的最终批准。这期间，皇帝命令蒙古将军僧格林沁（是他最重要的军事将领）重修大沽炮台，准备自卫。
1859年6月，到了交换条约批文的日子，联军在弗雷德里克·卜鲁斯的领导下，带着数千士兵和为数不详的战舰，又回来了。
僧格林沁正告外国使者：禁止从大沽进入白河。皇帝本人的希望是，他们应该“暂泊拦江沙外，酌带适量随从（由陆路）来京换约。”这并不是故意挑衅。在北塘口另有一个港口恰好通向北方，外国人被邀请从那儿登陆。美国特使华若翰16同意了这个请求，取道陆路往北京换约，他的条约没任何麻烦就得到了批准。
尽管中国的立场是正当的，但英国代表还是第三次站到了敌对中国的立场上，所依据的事由不过是一个技术错误，而且，他们也并没有得到伦敦的批准。卜鲁斯丝毫不理会咸丰皇帝并非无理的谕示，下令攻打大沽炮台。
面对这样的场景，传教士语言学家丁韪良写道：“看到文明世界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这真让我很痛心。”听到进攻的消息，马姆斯伯里勋爵（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在他的日志中写道：“来自中国的报告很糟糕，如果是真的，卜鲁斯先生应该受到谴责。”
僧格林沁已经让大沽炮台大有改观；现在的防御工事构建得很不错，这一次封锁白河，用的是铁链而不是竹子。卜鲁斯命令海军少将何伯爵士17清除封锁；1859年6月25日退潮的时候，大约有600名士兵和工程师被派去清除障碍物，他们要穿越一片开阔的泥滩。正当他们在齐腰深泥潭里奋力移动时，大沽炮台开火了，准确得令人吃惊。在这支登陆部队中被炸死的超过400人，何伯少将受了重伤。
卜鲁斯被这样的失败给打懵了，将联军撤到了上海。风水轮流转，这一回中国赢了。北京的满清政府欢欣鼓舞。成功地打跑了英国人，这使得大沽方面相信自己能够重振军威。不过，这是一次他们很快就会后悔的胜利。
在伦敦，媒体嚷嚷着要复仇。公众则被商业利益激励得热血沸腾，他们瞅准了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可以好好地给中国上一课，这一课定叫他们永志不忘。英国人相信，他们在白河三角洲泥潭的失败，是那位狡诈的蒙古将军不光彩的偷袭的结果，并且，操作那些大沽大炮的，并不是“愚蠢的中国人”，而是熟练的俄国炮兵。额尔金勋爵再一次临危受命，率领一支新的讨伐大军前往中国，要给年轻的皇帝一点颜色瞧瞧。他们要求咸丰亲自道歉，连同对士兵、水手和船只的损失作出巨额赔偿。法国也再一次派出了格罗。
1860年夏，额尔金第二次远征中国的讨伐大军出发了。这一回，联军并没有直逼大沽炮台。他们没遇到抵抗，在北塘海岸3英里处登陆，从背后袭击炮台。炮台失守后，联军再一次占领了天津城。到1860年8月，英法联军到达大运河的源头——通州，这里离北京的东城门只有5英里。一路上，每走一步满清都要发表抗议。
此时，咸丰皇帝和他的家眷并不在紫禁城，而是在西北郊的圆明园，在御林军的保护之下。洋人对华北的入侵使得朝廷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比较有势力的是八大臣和他们的支持者——铁帽子集团，他们仍然拒绝妥协，不计后果，极力主张有必要撤退到中国内地去。他们在皇帝周围形成了铜墙铁壁，把他和其他阁僚隔绝开来，即使是他的家庭成员也难以和他接近。八大臣想让咸丰带着他的后妃们（包括叶赫那拉和她的儿子，他只有4岁，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离开北京，逃到远在长城以北110英里之外的热河行宫。八大臣当然会陪着他们去热河，并继续帮他们拿主意。在那里，朝廷将是安全的，可以免遭蛮夷的报复，直到冲突得以解决。这样，也就可以放手让僧格林沁的部队集中精力去消灭北京城周围的洋鬼子了。
与八大臣作对的，是一群更加务实的满族王公和汉族大臣，他们认识到：只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才能使满清政权免于灾难。长期以来，满清政府严厉禁止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所以，这些现实主义者们总是处于危险的境地。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否则就要冒杀头的危险。他们由皇帝宠信的异母弟恭亲王领导，他力劝咸丰留下，静观待变。只要皇上在场，他的决定就能被立刻执行；假如皇上去了热河，每一个决定都会被延迟好几天。
在咸丰皇帝为是去是留而扯皮的时候，满清代表和巴夏礼（此时他是额尔金勋爵的代言人）之间的谈判缓慢而稳定地进行着。8月18日，巴夏礼发现一支大约由50；000人组成的蒙古军队正部署他和北京城之间，严阵以待。当他提出抗议的时候，清军便把他和他的几个伙计扣押了起来。
这一下，咸丰皇帝总算拿定主意了，决定去热河，好为军事摊牌留下一块干净的场地，他相信自己的军队会赢。这使得此前所有与巴夏礼达成的一致化为泡影，额尔金勋爵被激怒了。他命令英国指挥官何伯将军率兵向北京进发：“中国人的失信让我们不必再为任何义务而束手束脚了”，并且，“巴夏礼先生和随行人员的安危是下一步行动中最值得考量的事。”
亚罗战争及其荒唐可笑的结果，皆直接起因于巴夏礼和包令关于亚罗号的谎言。明白了这一点，再听听额尔金勋爵指责满清政府的“失信”，就不免感到滑稽了。联军炮兵立即开始轰炸蒙古兵的阵地。高大的爱尔兰军马冲向矮小的蒙古马，把它们撞得人仰马翻，密集的霰弹拦腰扫射，马和步兵倒下一片。蒙古人像桌子上的面包屑一样，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失败的消息迅速传遍各地。离京城不远的圆明园里，宫廷贵妇们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匆忙收拾了数百辆马车，里面装满了后妃及王公大臣的家眷们的金银细软。许多珍宝——主要是宫里的东西——都不得不弃置身后。要花一周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相对安全的长城，因此没有时间去浪费。御林军被匆匆忙忙地编成一组，随同军需官去给皇帝神圣的战车清道。御道上的乱石必须清理干净，路面要洒上明黄色的粉灰。咸丰皇帝谕令恭亲王留守北京、相机行事：“你要设法周旋、拖延时间，和夷首交涉只需以你的名义就行。”并指派内阁大学士桂良（他是恭亲王的老丈人）和军机大臣文祥18担任他的助手。
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第16节 洋鬼子（4）
9月21日拂晓时分，皇帝和他的宫人还在打点行装时，联军已经沿着大运河行进到了八里桥，法军发现他们的路给阻断了，一群蒙古骑兵封锁了石桥。紧接着就是一场恐怖的战斗，有1；000多名蒙古兵被打死。到目前为止的5场战斗中，联军只不过损失了20个人。
如果他们绕着北京城往北，朝着圆明园的方向行进，那么，他们就能切断皇帝的逃路并将宫里所有的人一网打尽，但额尔金并不清楚这一点。他下令停止前进，等待从天津传来的围攻的炮声，而那大概需要一星期。北京城的墙有80英尺厚。
1860年9月22日凌晨，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咸丰皇帝和他的大队人马——包括“铁帽子”怡亲王、郑亲王和肃顺；皇后和嫔妃；叶赫那拉和她的儿子——坐着轿子和骡车离开了圆明园前往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