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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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治皇帝的许多冒险经历中，都有他的堂弟载澄陪同。载澄是恭亲王的儿子，比同治小两岁，但他能够自由地任意来去，只要他能避免惹恼他的父亲。12岁的时候，他就对北京城的男女妓院了如指掌。后来，载澄因为怂恿同治的不良行为而受到责备，但他们似乎又有了别的法子来满足这样的爱好。
正是喜欢挑剔而又聪明绝顶的罗伯特·赫德，记录了关于同治皇帝混乱性生活的令人惊异的详细材料。“看来，他的生活极其放荡。” 赫德在他的日记里沮丧地写道，“女人，小姑娘，男人和孩子——竭其所能地放纵自己，一个接一个。他从苏州弄来了60个男孩：（地方官）收到一纸（密诏），并请示总督该怎么办。总督并没给他任何建议——莫不是他没注意到这个？想想此事，真是太糟糕了；60个孩子被送到北京，他们全都被阉割了。并且，或许正是从他们身上，同治才染上了可怕的疾病。”一位西方医生向赫德透露：同治从不到15岁的时候起，就一直在治梅毒。
五花八门的西方和中国的材料都声称：同治的父亲、咸丰皇帝也同样沉湎于同性恋。其实，早在满清立国之前，双性恋就是北京生活的一个事实。在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人们给了同性恋一个委婉的说法，叫“断袖”。有一位皇帝要起床参加朝见，而又不想弄醒和他同睡的一位佞臣（他当时正躺在他的龙袍上），便割断了龙袍的袖子5。据人们推测，另有一个皇帝同时宠幸一位妃子和他的兄弟（他是个太监）。此事至宋代（960…1279）渐成风尚。明代以后，许多显赫的学者和诗人都会留一些娈童在身边帮他们照看书籍。至满清，这种风尚也同样很流行。
一本1852年问世的中国小说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北京风情画，那一年同治刚刚出生。据小说里的描述，除了男女妓院之外，文人墨客们还在他们自家的花园里和那些来自戏院的化妆男友们一起嬉戏玩乐。传统上，京剧戏院，同时还是那些在不登台的时候卖身的易装癖者的老巢，许多人之所以在台上成功，是因为他们在台下有人捧场。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很有名，但普通百姓却往往瞧不起他们，尤其是那些扮演附属的性角色的人，人们轻蔑地称他们为“兔子”。
女性娼妓（尤其是那些陪侍上层客人的）举办的所谓“花筵”，参加的客人将带上他们的临时伴侣（男女皆可）。官员们带着有“玉女”之名的小姑娘，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处女才配得上这一称号，并且认为能让男人体验到最佳风味的玉女，年龄应该在10岁或11岁，或者更小，这些女孩通常是从他们的父母那儿买来的，买处女的贞操就像买一瓶上等葡萄酒。
濮兰德和巴克斯写于1910年的慈禧传记，声称有一本某位总管太监的秘密日记，其中透露了关于同治越轨行为的如下细节：“年轻的皇帝常常在一个太监的陪同下拜访前门附近的一些戏园子和妓院……成了京城里街谈巷议的话题，堂堂天子竟频繁地混迹于酒醉醺醺、声名狼藉的喧闹之地……在白天，他时常微服逡巡于书坊画店……为的是去买那些淫秽的雕刻和绘画，这种东西一直深得北京城里那些风流放荡的达官贵人的喜爱。”
其实，像这样的春宫作品，同治皇帝几乎没有必要去广为搜求。他的曾祖乾隆皇帝就藏有不少这样的春宫艺术品，就保存在紫禁城的库房里。皇家图书馆文渊阁里就藏有《房中术》、《玉房秘诀》和《养生秘解》等小册子。
这些指导手册宣称：传说中的黄帝（据推测出生于公元前2704年）在和1；200个女人交合之后就长生不老，打那以后，这就成了很多人的一个追求目标，但效果似乎不是很理想。在这马拉松般的性事当中，据说有个叫“玉女”的人教给了黄帝9种基本方法，分别是：龙翻、虎步、猿抟、蚕附、龟腾、凤翔、兔吮毫、鱼接鳞、鹤交颈。说明手册中还详细规定了精确的体位，穿透的深度，和穿插的次数，以及诸如此类吧。
从罗伯特·赫德的日记中，我们得知：很早的时候，人们就为同治找了一个很年轻的女孩，以开始他对异性的追逐，这种努力显然是为了把他从固定的同性恋关系中拉出来。这导致了许多年后有一个谣传开始流行，说是这个女孩给同治生了一个男孩。据说，这个孩子后来落入了俄国人之手，那些热心帝制的家伙试图利用这个“觊觎者”，在中国皇位继承的关键时刻起到死两拨千斤的作用。
所有管教同治皇帝的努力全都失败了。于是，军机处出手了，他们作出一个集体决定：该是给皇上娶媳妇的时候了。如果给他一个皇后外加几个嫔妃，没准他就会呆在家里，不再出去胡闹了。关于皇上大婚的谣言已经风传了一年了（或者更久），直到1872年10月16日，才正式发布大婚的诏书。
至于皇后和嫔妃的选择，他是没有发言权的。这一切将在御前会议的指导下，由他的嗣母慈安和生母慈禧做主。一篇公告出现在1872年3月12日的北京《邸报》上：
钦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皇帝冲龄践祚，于今十有一年，允宜择贤作配，正位中宫，以辅君德而襄内治。兹选得翰林院侍讲崇绮6之女阿鲁特氏，淑慎端庄，著立为皇后。7
新娘比同治大两岁，按照其部族姓氏称“阿鲁特氏”。她是蒙古血统，不过母亲这一支算是皇家血脉。1852年，咸丰皇帝曾经派阿鲁特氏的祖父8统领一支旗兵去镇压太平军叛乱，未能奏功（像其他人一样），遭贬斥，家产籍没（总理衙门最后的办公地点占用的就是他们的房子）。其子崇绮（也就是皇后的父亲）主动请缨，大破太平军，这才挽救了这个家。同时也因此受到了恭亲王的关注，1860年间洋人入侵的时候，恭亲王委派他协助指挥御林军在北京巡逻。1865年，崇绮升任五城兵马司（北京宪兵总队的头儿），同年应科举考试，没想到中了个状元，于是就进入了翰林院。旋即被任命为同治皇帝的御前侍讲，正是在那儿，两宫皇太后喜欢上了他，也喜欢上了他的女儿。父亲手上破败的家庭从此又恢复了往日的荣耀，崇绮被封为公爵：三等承恩公。后来，他在慈禧听政时期的诸多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皇后的母亲是铁帽子郑亲王端华的女儿，郑亲王是八大臣之一、肃顺的异母兄，恭亲王政变后被赐死。据说，皇后和八大臣的这种关系并没有遭到反对，相反，没准还是她最有利用价值的资源。她父亲和恭亲王的联合让朝廷里的现实主义者们感到满意，同时，她母亲和八大臣的这种关系也让那些好斗的保守派感到满心欢喜。这是一种调和的姿态。恭亲王的联盟并非没有反对者，特别是铁帽子王们，他们希望最终能有一位他们自己选择的皇帝登上大位。作为一种安抚他们的途径，就是确保同治皇帝的子嗣源自于政治光谱的两端。自从为巩固满蒙联盟而鼓励鞑靼人之间联姻以来，选择一个蒙古女孩做皇后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使得阿鲁特氏获选的关键人物，是年纪最长的满洲亲王——惇亲王奕誴，他负责管理蒙古和穆斯林边境地区。当恭亲王忙于应付南方的太平军叛乱和日益发展壮大的湘军的时候，惇亲王也正在督师镇压西部省份陕西和甘肃的穆斯林起义。惇亲王与蒙、回部落首领的联盟壮大了他作为铁帽子领袖的权力基础。每个人都为他们自己所中意的皇后候选人向慈禧和慈安游说，惇亲王最后赢得了两宫皇太后对阿鲁特氏的认可，从而把自己和蒙古强硬派紧紧绑在了一起。与此同时，两宫皇太后还为同治选择了嫔妃，册封的公告也发布在1872年3月12日的《邸报》上：
钦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著封为慧妃，知府崇龄之女赫舍哩氏著封为瑜嫔，前任副都统赛尚阿之女阿鲁特氏著封为珣嫔。9
这位珣嫔是新皇后的姑妈，两个女孩都被称为阿鲁特氏。这样，万一皇后没能怀上男性后嗣，另一个阿鲁特氏还有希望，以保证有双倍的机会让这个氏族怀上下一位皇帝。
未来的皇后先要在紫禁城外的一座宫殿里住一年，以学习宫廷礼仪。还有很多为婚礼仪式所作的准备，包括订婚的礼品。主要的礼品有：两匹马（连同马鞍和笼头），18只羊，40匹锦缎，8卷丝绸，由宗室亲王护送至新娘的住处。两周之后，还有一些更贵重的礼物，包括100盎司黄金，10；000盎司白银，两匹马和龙头，以及给新娘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五花八门的财物和衣服。
其时，一乘制作精美的婚轿已经在乾清宫做好了准备，挂着大红和金黄色的帘子，四角装饰着4个银制凤凰。凤凰轿将带着新娘的嫁妆（传统上是大红色）抬到新娘的家里，有亲王护送，带着香炉、太监、侍从和一队护卫。
婚礼前的两天，总理衙门的大臣就会到各国使馆跟公使们打招呼，请求他们和他们的同胞在举行大婚典礼的那段时间不要出门。公使们感到受到了侮辱，那天夜里便聚到一起，交换彼此对这一事情的愤慨。不过愤慨归愤慨，他们还是老老实实地遵守了这个古怪的规矩，而且显然，他们当中也并没有人去偷看迎娶皇后的队伍。
这支队伍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离开皇后的家，这个时辰是由占卜者定的，很吉利。阿鲁特氏被裹在红绸里，她的脸被红盖头罩住了，呆在她华丽的婚轿里不露面。坐着威严尊贵的凤凰轿，新娘被抬到了紫禁城，进了乾清宫。有皇室血统的亲王们带着他们的妻子，还有朝廷大臣、一大群宫女太监，正在在那儿等候。
阿鲁特走出婚轿的时刻到了。按照风俗，她只能在女人和太监的面前出现，于是，所有亲王和大臣们都退了出去。在太监和宫女的搀扶之下，阿鲁特走出轿子，被护送到旁边的坤宁宫，她16岁的丈夫和主子正站在那儿等着。他们喝了一杯龙凤交杯酒，吃了一块儿孙满堂糕。然后，双双步入洞房，30英尺见方的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一张龙凤床占据了房间的四分之一。每样东西都是红的——天花板、床、枕头、花。在中国，红色是喜庆的颜色。
处女新娘阿鲁特氏在认识了这位双性恋者兼梅毒患者同治之后，接下来的情形如何，似乎就不必深究了吧。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4节 黄色薄雾下的生活（4）
婚礼结束后，由于联盟双方的分歧，很快就爆发了一场争吵。同治皇帝急着要摆脱他的议政王，当然还有他的两位皇额娘，想尝尝亲政的滋味。然而两宫皇太后却不想挪窝，让那个小孩亲政的日期一直到1783年2月23日才正式发布。有些人认为，这完全是母子之间的一场争夺，两位太后不希望被人推开；而另一些人则怀疑，是那些满洲的王公贵族们担心他们的利益因为这个孩子的接任而受到威胁。总而言之，没人愿意同治完全掌权，至少，没有必要这么快。御前会议向两宫皇太后施压，要她们顶住，另一方面，这两个女人似乎也并没有过早交权的意思。
美国公使镂斐迪10的报告说：“总理衙门里的大臣们对这个话题讳莫如深；他们都说无可奉告……但在更低级别的官员中间，这个话题却被自由讨论。并且，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通常都相信他们的报道。”
1783年2月23日，当同治皇帝正式亲政的时候，那些外国团体为到底要送什么样的礼物而吵吵嚷嚷、手忙脚乱，最后一致决定：送乌檀木框镜子，上面镶嵌着手表和音乐钟。
同治亲政的第二天，外国公使馆致函请求觐见。自从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侯爵80年之后，中国皇帝再也没有接见过西方使节。这么多年来，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要外国人向中国皇帝磕头以及不让“洋鬼子”进入紫禁城而一直僵持不下。收到外国公使馆的请求函后，朝廷一直借故拖延，直到有位学者暗示：如果朝见在紫禁城外的一座偏殿里举行，会见也许是可以接受的。最后，使馆答应了所有的要求，外国公使们就开始穿上全套的官服排练起来。
1873年6月29日，星期日，会见如期举行。一开始，就进行了一场关于礼节问题的愚蠢无聊的争吵。礼节对于中国人如此重要，以至于弄不好就要流血败事、破国毁家。整个过程只用了半个小时。
日本全权大使第一个受到单独召见；接下来，其余的公使一起接受集体召见。他们看见年轻的皇帝坐在王座上，王座放置在10英尺见方的台子上，高出地面约3英尺，周围环绕着护栏。这使得皇帝的头完全高于所有的公使之上，虽然他是坐着的而他们是站着的。同治皇帝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这个弱不禁风的年轻人长着一颗杏仁形的脑袋，样子看上去就像他们所见过的微缩画家的画。作为总理外国事务的首脑，恭亲王站在皇帝的身边，另外还有两位亲王和两位礼部大臣。两排朝臣分立两厢，一直延伸到了殿前的角落里。外面的院子里站着数千名身着丝绸朝服的满清官吏。所有外国公使都穿着正式的外交礼服，佩戴着饰带、勋章，戴着白色的手套，镀金的纽扣，帽子或头盔。一位年长的公使走上前，将他们的外交国书放置在一张摆在他们和皇帝之间的黄桌子上，皇上欠了欠身，算是表示答礼，脸上毫无表情。恭亲王跪下接过皇上的答词，然后就起身走上前，说：“皇帝陛下衷心祝愿各国的皇帝、国王和总统……身体健康……并且，希望各位外交使臣与总理衙门之间的事务都能够友善而满意地解决。”会见就此结束。这样的草草收场未免使得那些兴头正浓的洋鬼子大为扫兴，不过他们都极力掩饰这一点。
等到兴奋感渐次平息之后，那些公使又到处嚷嚷：他们对于在紫禁城外这样一个接受附属国朝贡的偏殿里接受觐见感到很不高兴。这使得他们成了待磨的新斧头，为下一个20年留下了严重的隐患。
同治的头脑里有更重要的事情。大婚刚过6个月之后，他又开始溜出紫禁城，在圆明园的田园废墟里投身新一轮的狂欢之中。这片废墟令他着迷，他动用国库里的银子，着手重修这片园子，打出的幌子是要为两宫皇太后准备一个退养之地。
他的大臣们反对重修圆明园，因为耗费太大了。尽管如此，他们所有人还是都捐了银子，包括恭亲王，开始清理遗址上的残骸。同治则挪用了巨款来开始这项工作。他完全陷进去了，以至于所有其他的职责皆被置于脑后，对各地大臣们反对此事的条陈置之不理，甚至不参加日常的朝见和重要的仪式。正像一位中国批评家所说的：“他在政府中的表现，甚至达不到人们最小的预期。”这算哪门子“圣君”嘛。
关于同治性行为不检的谣言愈传愈烈，军机处和御前会议被激怒了。1874年8月27日，恭亲王亲自草拟了一份最严厉的批评奏折，对皇帝提出猛烈的抨击，指斥：
（圣上）工作太繁，谏诤建白未蒙讨论施行，度支告匮，犹复传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