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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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提出猛烈的抨击，指斥：　　　　
　　　　（圣上）工作太繁，谏诤建白未蒙讨论施行，度支告匮，犹复传用不已……颓靡之风，日甚一日……皇上一身为天下臣民所瞻仰，言动虽微，不可不慎也。外间传闻皇上在宫门与太监等以演唱为乐，此外讹言甚多，驾幸圆明园察看工程数次，外间即谓皇上借此喜于游观。臣等知其必无是事，然人言不可不畏也。至召见臣工，威仪皆宜严重，言语皆宜得体，未可轻率，凡类此者，愿皇上时时留意。……中外大小臣工，呈递封奏，向来皆发交军机大臣阅看，请旨办理。近来封口折件，往往留中不发，于政事得失，所关非细。若有忠言谠论，一概屏置，不几开拒谏之风乎？嗣后遇有封奏，伏愿皇上仍照旧发下，一广言路。　　　　
　　　　两天后，也就是8月29日，在一次特别朝见上，大臣们被召来商议此事。同治和他的两位皇叔恭亲王和醇亲王，以及其他军机大臣，发生了正面的冲突。恭亲王坚持要大声朗读他的奏折，令同治更为难堪。这个18岁的皇帝暴跳如雷、甩手而去。　　　　
　　　　1874年9月9日，又召集了一次朝见，重新评议此事。这一回，有两位同治的老师李鸿藻和翁同龢站起来，支持恭亲王的观点。结果，同治答应放弃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并重新调整他的航向。然而，这位被激怒的皇帝接下来所做出的反应，却让这一伙人目瞪口呆。他很快宣布将恭亲王和他的儿子载澄剥职，这显然是要他闭上他的嘴巴。两天之后，醇亲王、军机大臣文祥、老师李鸿藻以及其他6个大臣也被解除职务。这实际上就等于在朝廷里放了一把火，内阁一下子陷入了危机。　　　　
　　　　同治皇帝已经离军机处和御前会议渐行渐远，这激起了满族亲王和贵族们的反击，同时也冒犯了许多总督、巡抚和各省诸侯。政府陷于瘫痪。迫于御前会议的压力，两宫皇太后不得不出面干涉。没有材料记录她们是如何跟同治交锋的，诏书很快就下来了，每个人都官复原职。恭亲王和他的儿子又恢复了他们往日的荣耀，其他人也是如此。　　　　
　　　　只有这一次，两宫皇太后站到了恭亲王的一边，反对“她们”的儿子。当她们共同采取行动时，慈禧和慈安显然是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住刚愎任性的年轻皇帝的。　　　　
　　　　各地对这次9月危机有什么样的评说，目前还找不到任何记录。这样的信息被完全付诸阙如，叫人疑心是不是编年史故意不留痕迹的，因为冲突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两周之内，同治轻率鲁莽的生活方式突然而致命地惩罚了他。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5节　黄色薄雾下的生活（5）

　　　　1874年12月9日，关于同治皇帝重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出了紫禁城。据说，他患上了天花，推测起来，大概是在紫禁城外的某个地方感染上的。人们请来两宫皇太后，她们仪式上的摄政权又得已恢复。新任美国驻华公使艾忭敏在他的报告中说：　　　　
　　　　（12月9日）这天，或者是这前后……皇帝陛下（他一直不很强健，看上去瘦小而虚弱）患上了天花，这种病在北京通常很普遍……这之后紧接着就发布了一篇上谕，日期是12月18日……上谕称：皇帝决定暂时从国事中解脱出来，并委派两宫皇太后临时代为视事。人们认为，这篇上谕显示了皇帝病得不轻，通常也预示着政府将有变动；但据我所知，他的病并不是很严重，也没什么危险，他这样做只不过是出于一种谨慎的防范而已。……人们普遍认为，万一皇帝有什么不测，恭亲王最有可能继任他的位置。　　　　
　　　　虽然恭亲王很有可能会再一次成为总理大臣，但除非再来一场意外的政变（原文为法语），要想继承大位恐怕没门。为了履行祭祀祖先的仪式义务，皇位应该传承给同治的下一代。既然皇帝没有出产一个后嗣，如果他死了，这的确会成为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但艾忭敏的报告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它暗示了这场疾病通常掩盖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预想中的政府变动。　　　　
　　　　即使是在同治的病情突然恶化之前，关于怎样填补朝廷意料之外的空缺，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在君主缺席的情况下，某种机制必须顶替这一位置，以使得政府能够正常运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这样的前景：让恭亲王重新获得对政治联盟的控制。如果需要来一次和平的皇位变更，那么这一次可算是一次机会。意想不到的是，那个酒醉醺醺、脾气乖戾的老惇亲王却劝说那两个女人再度出山、重掌大局。同治完蛋了，皇位空了出来，继承的问题又重新成为一个要命的问题。让两宫皇太后在台后掌控，总要好过让恭亲王在台前一手遮天吧。惇亲王的算盘是：要让自己在继承人的选择上获得优势，以增加让他的某个儿子继承大位的机会。这辈子，他为了获得对皇位的控制，而耗尽了自己的一生。　　　　
　　　　1875年1月9日，罗伯特·赫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皇上病重……医生们莫衷一是，（宫里的太医）说必须用药，而外面的医生则说只需滋补品即可。”两天以后，也就是1月11日，赫德写道：“叫来了安德拉医生。他说皇上所患的病并不是天花，而是梅毒。”　　　　
　　　　不管是天花还是梅毒，滋补品总归是不太管用的。第二天，1月12日，同治皇帝驾崩，年仅19岁。　　　　
　　　　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打那以后，慈禧对关于她儿子事总是习惯于沉默，很少谈起他。正如她自己所说，她一生中只有两段短暂的快乐时光，前一次是她和咸丰的浪漫传奇，这让她生下了同治，如今，这第二次快乐时光也像第一次一样，悲伤地结束了。她的儿子在10岁之前完全不受控制，就连他的皇叔恭亲王、惇亲王和醇亲王也没法驾驭他。在慈禧和慈安面前，同治总是小心翼翼地表现得孝顺而温驯，她们就这样被他给骗了，她们对同治的感受和其他人的所见所闻完全不同。即使慈禧希望以不同的方式来培养同治，也会遭到慈安的否决，慈安在所有的家庭事务中都是绝对的权威。作为同治的生母，慈禧一开始就想给他以强有力的保护，但她最终所面对的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就是：她的儿子已经成了一个畸形的怪物。她从来没有透露过：自己是否认为同治的死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当他死的时候，她流下了眼泪，而不仅仅是哀痛。　　　　
　　　　两宫皇太后非但没有平静地引退，相反，还让她们自己卷进了一次选择同治继任者的政治危机的漩涡中心。同治并没有将继任者提名放在一个密匣中，也没有来得及将国事直接委托给他的皇叔们，这就更不用说阿鲁特皇后和其他的亲王们了。在即将到来的这几个月里，必将充斥着比平常更多的阴谋和暗杀。　　　　
　　　　【译注】　　　　
　　　　1倭仁（1804…1871），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驻防。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中允、侍读学士、大理寺卿、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同治初年，任文渊阁大学士，反对洋务派设立同文馆和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成为顽固派首领。同治十年卒，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端。　　　　
　　　　2这是旧时最通行的一种描红字帖上的一段话，虽说文句似通非通，但因其笔划简单、容易识记，而被用作儿童发蒙识字的最初的课文。文中的“孔”字在明以前作“丘”。　　　　
　　　　3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二章第2节《帝王生活》。　　　　
　　　　4同治三年三月初七上谕，《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十五册（同治四年）第11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5此事《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董贤》中有记载：“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　　　　
　　　　6崇绮（1829…1900），字文山，姓阿鲁特氏，原为蒙古正蓝旗人，后升隶满洲镶黄旗。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中状元。十一年，诏册其女为皇后，锡三等承恩公。历迁内阁学士，户部尚书，热河都统，盛京将军，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　　　　
　　　　7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上谕，《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二十二册（同治十一年）第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8阿鲁特氏的祖父，即大学士赛尚阿（？…1875），字鹤汀，蒙古正蓝旗人，阿鲁特氏，是清朝著名的蒙古族大臣。1852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师镇压太平军，不利，剥职逮京治罪，论大辟，籍其家，未几释放出狱，发往直隶。　　　　
　　　　9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上谕，《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二十二册（同治十一年）第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10镂斐迪，即弗雷德里克·费迪南·劳（Frederick　Ferdinand　Low　1828…1894），美国政治家、外交官，1869…1874任驻华公使。　　　　
　　　　11艾忭敏，即本杰明·帕克·艾弗里（Benjamin　Parke　Avery　1828…1875），美国外交官，接替镂斐迪出任驻华公使。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6节　一只凤凰的自杀（1）

　　　　中国的历史中，充满着血腥的权力游戏。比如唐代最后一位皇帝李柷，作为贵宾应邀出席军阀朱全忠的宴会，席间，他的9个兄弟被朱全忠一个接一个地杀害。面对餐后的甜点，李柷最终答应退位，给辉煌壮丽的大唐王朝带画上了一个可耻的句号。他的兄弟们没准更愿意他尽快拿定主意。但要和聋子沟通，政治谋杀总是最后的一招。　　　　
　　　　最近，一些反复查阅过中国宫廷档案的学者为同治皇帝到底是不是死于梅毒而争得不亦乐乎，虽然他们一致承认：他的一生实在过得很荒唐。这些被讨论的档案，虽然对他生命中最后的36天遮遮掩掩，但还是明确指出（至少是官方的）：他死于天花。早在1875年（或者稍后），就有人认为：有人用一块感染了病毒的手帕蓄意让同治染上了天花。天花在中国的流行已经很有些年头了。这种病毒通常是以吸入的方式感染，并且，也不乏用污染的手帕进行谋杀的著名案例。　　　　
　　　　官方档案中关于天花的诊断，几乎没有记录当时在北京的外国医学观察者的看法，根据外国医学团体的内部报告，同治至少在四五年前就染上了梅毒，并且由于病情的发展而导致了他的死亡。那时候，中国的医学还很原始，再加上对于天子龙体的诊断牵扯到政治的敏感神经，御医们难免闪烁其词，要让他们说出其所知道的真相也实在勉为其难。几年之后，由于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疗，梅毒已经发展到了第三阶段，到了这一阶段，纵有回春妙手，多半也束手无策、徒唤奈何。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会受到病毒的侵袭，包括大脑、神经系统、动脉，甚至会导致精神错乱、瘫痪，直至死亡。在第三阶段的晚期病例中，像出疹这样的现象不太常见，在接下来的两年之后，倒是会出现类似天花的症状；因此，欧洲人在提及梅毒的时候，习惯称之为“痘疮”。所以，宫廷记录很可能将年轻皇帝的致命疾病视为天花，他们要么是弄错了，要么是刻意隐瞒，这是完全可能的。而事实上，这个孩子是死于晚期梅毒。或者，难道会是谋杀？　　　　
　　　　天花和病毒并不互相排斥。梅毒痘疮的爆发正好可以给携带天花病毒的手帕的引入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掩护，这方手帕作为一种简便快捷的手段，为同治皇帝可怜的帝王生涯拉上了演出结束的大幕。　　　　
　　　　具体搞清楚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死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机和政治环境。同治亲政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后果，而且冒犯了一大批权势人物，所以关于弑君的假设也就十分自然了。的确，那时候人们对肮脏的游戏总是疑窦丛生，甚至进入了外国公使的耳朵。就在1875年快要过去的时候，《纽约时报》将同治皇帝之死归为“神秘的死亡”，虽然编辑先生对此也语焉不详。　　　　
　　　　动机无处不在，因为有许多人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憎恶和鄙视同治皇帝，尤其是在1874年的8、9两个月他和恭亲王发生正面冲突之后。倭仁在培养同治方面所做的实验是个灾难，因为同治正是因此而走向了一个贤明儒家君主的反面。恭亲王的政治联盟的命运因此而危如累卵，亲王自身也经历着严重的困境，在同治的手上丢尽了脸面，充足的杀人理由遍及东方。更重要的是，满清统治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中国的延续，因为同治的执政而变得险象环生。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可以开列一份不算太长的谋杀嫌疑犯的名单，厕身其中的，有不少满清显贵，包括铁帽子王、惇亲王和醇亲王，他们两个都希望取恭亲王而代之，成为实际上的（原文为拉丁文）摄政者。　　　　
　　　　弑君是一门艺术。对于对手、将军和皇帝的外科手术式的切除是一门古老的手艺，已经修习操练了好几千年。公元前4世纪的圣人孙子在他关于这一主题的专题论文中，就曾经微妙而间接地将政治谋杀尊为上上策，赞之为“不战而屈人之兵”。　　　　
　　　　帮着这一技艺提供更好技术材料的总是大有人在。每一个小集团都有他们能干的后台老板，他们当中首屈一指的要算是李鸿章总督，他作为一名幕后操纵者（原文为法语）已经越来越娴熟，可以与黎塞留红衣主教1一争高低。并且，他也表现出了自己愿意而且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把谋杀当作一剂泻药来使用，同时不失其良好的幽默感。恭亲王已经完全依赖于李鸿章来从事大量的秘密勾当，作为回报，李鸿章将得到亲王一如既往的保护。在取得镇压太平军的赫赫战功并恢复了满清政府对长江盆地的控制之后，李鸿章成了恭亲王在他的政治联盟中的秘密合伙人。我们知道，在1875年的政治危机中，亲王正是依靠李鸿章的足智多谋，才使得他在继位问题上的任何摊牌都能奏功。　　　　
　　　　在同治去世25年之后，那阵子，把所有发生在北京的坏事都归罪于慈禧的做法变得很是流行。那位自封的改革家康有为声称：正是慈禧太后为了收复失去的龙椅，而用染有天花病毒的手帕毒害了她自己的儿子。作为动机，这种说法很难站住脚。因为，她已经为那把龙椅生了一个接班人，也已经享有了绝对的威望，而且，对于行政琐事她也显得毫无兴趣。做皇太后不见得就比坐龙椅差，其余的则纯属白日做梦。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母亲和儿子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至于她对同治的放任（慈安也有份），使得他缺乏自制，当然要受到谴责，但同治的保守派老师倭仁也同样要受到谴责。最有可能的下毒者，是能够得到某种好处的那些人，或者是图谋报复的那些人。　　　　
　　　　这个孩子的被害，消除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麻烦，这一点，和卡利古拉2的被杀颇为相似，虽然同治的违规行为在性质上和卡利古拉相同，但在数量上却难望其项背。亲王大臣们当中，没有人对同治在12月突然病倒而在1月就宣告不治一事感到惊讶，就好像他们全都参与了此事似的。对于继承问题的密谋早在他病倒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在他弥留病榻的那一个月里，密谋仍在继续进行。他撒手人寰的那一刻被确认后，互为竞争对手的亲王和部族首领们分别召开了持续24小时的秘密会议，他们全都信心十足，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