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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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竞争对手的亲王和部族首领们分别召开了持续24小时的秘密会议,他们全都信心十足,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然而结果证明:他们谁都比不上李鸿章手脚麻利,他甚至不用出场,就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在继位危机过去之前,那些王朝政府高层都被宗室亲王们控制起来了,因为接班人的选择必须出自爱新觉罗氏。归根到底,这是恭亲王和惇亲王之间的又一次斗智斗勇。
按照惯例,皇位必须按照辈分的阶梯一级一级向下传承,这样,每一位皇帝就会把他的前任视为自己的祖先而加以膜拜和崇敬。在1875年,按照这一规则,皇位就必须传给同治的子侄。然而这一回,这种轮盘游戏将比1861年的那场继承之争要更加复杂难解,因为在到现在为止的10位满清皇帝中,同治是唯一在死后没有一个合法儿子的皇帝。如果我们相信某些材料来源,他也没有指定任何接班人。
在这个时候,同治的下一辈(溥字辈)中只有两位符合这一规则的王子:二十几岁的溥僖和出生刚刚两个月的溥伦。然而他们两个都没有资格,因为依照满洲系谱的特点,他们都属于宗室外围。既然如此,那么就只有打破诸如此类的继承规则,而到别处去寻找候选人,这种寻找先从宗室亲王们自己开始。咸丰皇帝有5位还健在的兄弟:年纪最长的惇亲王(五王爷),恭亲王(六王爷),醇亲王(七王爷),还有另外两位年轻的兄弟八王爷和九王爷,他们的影响甚微,因为他们缺乏重要的权力基础。这5个人中,自然是以恭亲王和惇亲王为头。
25年来,惇亲王(这个脾气暴躁、嗜酒如命、固执任性的反动分子)一直心怀怨恨。他只比咸丰皇帝小6天,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被人骗取了长子继承权,否则,他老早就是皇帝了。他的主张或许不无道理,因为根据英国大使馆获得的情报,惇亲王确实比咸丰大几天。但他的父亲道光皇帝,为了灭一灭他的火爆脾气,便有意贬低他在宫里的地位,声称他行五而不是行四,接下来又把他过继给他的一位叔叔。这种非同寻常的措施,把他从继位的皇子序列中排除了出去,除非他的所有兄弟全都死在他之前,而且都没有后嗣。这种深深的怨恨,导致了惇亲王和恭亲王之间的终生不和,他只有把复仇的野心寄托在儿子的身上。惇亲王如今是仇洋排外的铁帽子集团的领袖,那曾经是由肃顺和八大臣所领导的。因为恭亲王的那些更加务实的追随者常常会对“洋鬼子”妥协让步,他们之间频繁地为此大打口水仗。在任何事情上他们都无法达成一致,无论是满洲特权、头衔和财产,还是谁将支配御前会议、满清朝廷和皇座,都是如此。
如果皇位继承的规则将要被打破,北京的消息灵通人士预计:惇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将会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直接登上大位。他们当中,恭亲王比较受欢迎,但惇亲王有那些强有力的保守派们的支持,以及一些好战的汉族和鞑靼将军们给他撑腰。
另一些大臣则认为,三位亲王未必会冒险直接去抢皇位,但他们会抬出自己的儿子做幌子。
然而恭亲王的长子载澄贝勒最容易受到道德方面的抨击,因为他曾经参与过同治那些穿梭北京妓院的声名狼藉的冒险;惇亲王的三个儿子——载濂(后来承袭了惇亲王的封号)、端郡王载漪和辅国公载澜——全都是大清王朝最鲁莽的家伙。选择惇亲王三个儿子中的任何一个都会造成外国公使馆的恐慌。
醇亲王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他有一个年纪小到性格尚未成型的儿子,作为一种妥协,一个3岁的孩子正好可以用来放到那把龙椅上做个幌子。他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妹妹。这个孩子最主要的不利因素,就是外国人认为他的父亲是个最沉默寡言的满族王爷,一个“猛人”,而他的母亲则又是一个大呼小叫的神经病。
不管这个孩子有多么合适,醇亲王其实并不打算为他谋求这个位置。李鸿章总督通过他的侦察兵探得醇亲王已经被收买了,他同意了惇亲王的出价,答应支持让惇亲王的某个儿子登上宝座。为了欺骗他们,老谋深算的总督和恭亲王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安排。同治死后不久,恭亲王秘密觐见了慈禧太后,力陈利弊,使她相信她妹妹的孩子是最合适的人选,让他当皇帝要远远好于其他任何可能的人选,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和惇亲王的儿子。慈禧喜欢这个孩子,并且,又刚刚失去自己的儿子,想想宫里很快就会又有一个孩子,而且是她妹妹的孩子,慈禧便欣然同意了。慈安也同样被说服了。为了防止李鸿章的战略目标被那些反动分子所发觉,这个决定没有和孩子的父亲商量。在恭亲王的建议之下,慈禧派了两个心腹大臣外交官张荫桓和将军胜保到她妹妹的宫里把孩子带到了紫禁城。紧接着,两宫皇太后以征询立嗣建议为借口,召集了御前会议。
在这次朝廷的高峰会议上,所有亲王都迫于礼仪而装作对皇位继承毫无兴趣。没有人会为自己的儿子谋求这个位子,当然也没人会拒绝它。作为御前会议的召集人,恭亲王首先宣布他自己、他的儿子以及他所有的家庭成员将不参加这场赛跑。这让其他人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把另外几个亲王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也只好装作要退出竞争。
1875年的这次皇位继承,也许是惇亲王通过儿子来赢得对皇位控制的最后一次机会,但碍于礼仪,他又不能开这个口。一阵紧张的寂静笼罩着这几个被召来的亲王,慈禧环顾左右,说:“既然你们都不说话,那么你们愿不愿意听我的呢?”他们仍然保持沉默。“我将选定一个孩子,”慈禧说,“就是老七的儿子。”
“五王爷(惇亲王)几乎跳了起来,”罗伯特·赫德在日记中写道,“老六(恭亲王)很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而老七(醇亲王,在惊愕地用满语嘀嘀咕咕发过一通誓之后)说……‘这样也行。’”
虽然这次御前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但美国公使却获悉:“以其非凡的人格力量而受到信任”的慈禧站起身来,走出了会议室,然后,“带着她的小侄子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威严地喝道:‘这就是你们的皇帝!’”
赫德冷嘲热讽地结束了他的记述:整台戏总算小心翼翼地演完了。作为表演大师,李鸿章对他们每个人都了如指掌。早在热河咸丰皇帝的病榻前,慈禧就曾反复操练过她大胆泼辣的表演风格。惇亲王被激怒了,在他看来,一定是他弟弟出卖了他。醇亲王虽然大吃了一惊,但除了接受这一巨大而意外的荣耀之外,恐怕也别无选择。至于惇亲王将他视为叛徒,他实在感到委屈,对于眼下强加于他头上的这份责任,他自己也完全没有准备,而礼法成规又容不得他有别的选择。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7节 一只凤凰的自杀(2)
“在我们看来,”赫德写道,“恭亲王比从前更加强大了,加上他先前的阅历,我认为在未来的10年里,他的总理衙门一定会有更好的表现。”42岁的亲王正当盛年。
御前会议之后,照规矩惇亲王和恭亲王应该到弟弟的家里去拜访他。平日里总是醇亲王主动去向他们请安,但这一次他没有这么做。他们被告知:醇亲王晕倒了,正在卧床。当他们来到他的床边,醇亲王迷迷糊糊地说:“这给我带来了多大的麻烦呀,我这是在哪儿?” 惇亲王在简短地表达了他的问候之后,气哼哼地走了。
有些人认为:七王爷对于儿子落入慈禧之手将会发生什么有很深的担忧,他在御前会议上的赌咒发誓和后来的昏厥就是一个明证。认为醇亲王对儿子的幸福有过多的关切实在是个误会。关于孩子,他有一段恐怖的历史;对自己的妻子,他也有着很透彻的了解,她是一个虐待孩子的女人,她的孩子通常在幼年的时候就夭折了。只有这个孩子幸运地逃脱了。
在同治死后的这24个小时之内,一切似乎都完成了。一篇以慈禧和慈安的名义颁发的诏书宣示天下:大行皇帝3岁的堂弟载湉将成为新皇帝,年号光绪。紧接着又以这个孩子自己的名义颁发了一篇诏书,宣布在他尚未成年之前,由他的两位嗣母皇太后继续听政。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恭亲王的政治联盟继续掌权,而两宫皇太后则在所有的决议上盖下皇帝的大印。这些谕旨的颁发出奇的快,似乎暗示了情况的紧急。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为了阻止朝廷对光绪继位的批准,惇亲王和他的小集团向外界透露:阿鲁特皇后已经怀有身孕,而且,他们打算支持她的孩子的继承权,这个消息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所有的争论重新开始。亲王之间又恢复了激烈的争吵,甚至有人用武力相威胁。
如果(正如李鸿章总督向罗伯特·赫德所暗示的),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事先知道阿鲁特皇后已经怀孕,那么,他们选择光绪就是有意要阻止铁帽子王们利用这个孩子来确保皇位继承的公开。
北京又召开了一次紧急御前会议,这一次的参加者还包括各部大臣和各省督抚。作为反击,恭亲王的拥护者指出: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皇后所怀的是不是儿子,在确定孩子的性别之前,让皇位继续空缺达数月之久将是十分危险的;万一生个女孩,这么长时间的耽搁则纯属浪费。这种观点并没有使铁帽子王们动摇。
事情又一次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就在这时,传来了皇后企图自杀的消息,她吞下了金粉,仅仅是因为她的仆从发觉及时才救了过来。年轻的皇后苦苦挣扎了两个半月之后,最终还是撒手归天了。这首先是一剂及时的解药,而后又是对政府致命的一击。那段时期,恭亲王完全处于狂乱之中,而中国则处于内战的边缘。在北京,有军队调动的消息和暴动发生的谣言在流传,人们纷纷议论:宫廷政变一触即发。
不祥的谣言轰隆隆传到了《纽约时报》,据这家报纸1875年1月31日的报道:“据传,北京已经发生了骚乱,其起因就是皇位继承之争。”2月12日的报道说:“发自中国的电报称:人们认为在这个国家,一场内战一触即发。” 2月13日又说:“人们普遍认为,皇位的继承将带来一种不确定因素。虽然已经选定了醇亲王的儿子……但人们认为这种安排有可能会引起骚乱。”
所谓军队调动和街头暴乱,其实是惇亲王的一着棋,他想以此向御前会议施压,以延缓光绪登上皇帝的宝座。惇亲王早先“靠智谋取胜”的努力并没有奏效,于是只好求助于肌肉的力量:将骁勇刚猛的回汉骑兵从甘肃调到北京,和铁帽子王结成强盗联盟。他们轰轰隆隆地穿过尘土飞扬的街巷,在北京城的某些地区横冲直撞,使得关于内战爆发或者军事接管北京的谣言一时间不胫而走。惇亲王谎称这些捣乱的家伙是一些因为军饷被克扣而闹事的骑兵,不过没人相信他的这一套。也有一些街头群氓跟着起哄,这正好佐证了惇亲王的观点:老百姓也被激怒了,因为光绪的获选不符合皇位向下一代传承的祖制。
美国公使馆的报告说:“在过去的这个月里,恭亲王和他总理衙门的同僚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包括8位亲王、杂七杂八的贵族和满清官吏在会议上审议了帝国事务。所有旨在确定这次非常会议的目标和会议讨论主题的努力,全都毫无结果。”
由于缺乏此次秘密会议的记录,对于事情的头来尾去有过这样一种评论:同治皇帝的突然去世,或许是一次弑君事件的牺牲品。1月14日,也就是他去世两天之后,李鸿章将阿鲁特皇后怀孕的消息透露给了罗伯特·赫德,和这条消息一起透露的还有:她曾经试图自杀,但没有成功。在关于皇位继承问题的秘密会议举行期间,这些消息一直被封锁了好几个礼拜。1875年3月27日,当阿鲁特皇后终于崩逝的消息公布之后,所有这些讨论突然结束了,皇后的死因据说是“暴病”。她肚子里的皇位继承人当然也就随她而去了,连累铁帽子王们也因此而失去了一位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惇亲王才万分不情愿地同意了光绪继位。大家作鸟兽散,各回各的家。
据《纽约时报》1875年5月(也就是阿鲁特皇后死后两个月)透露:“阿鲁特之死的诸多细节引起了人们对死因的普遍猜疑,不难看出:万一她所怀的孩子是个男孩的话,将会使皇位的继承变得复杂,正是人们对这种复杂因素的担心导致了她生命的终结。”
这个故事暗示了她的死是一种政治安排,或者,像罗伯特·赫德所写的:“这个可怜的女孩不能不死。”到底是谁安排的呢?李鸿章总督告诉罗伯特·赫德:她用吞金叶的方式企图自杀,这是中国一种很普遍的谋杀方法,很少用于自杀,因为金的作用很慢,而且死得很痛苦。如果要自杀,鸦片更受欢迎。阿鲁特是双重受害者:先是封锁她怀孕消息的努力没有奏效,事情给弄得一团糟;而后才是两个月后的谋杀。
1875年的继位之争演变成抢位游戏的谋杀。无论是赫德的日记,还是报纸的报道,都暗示了阿鲁特的死是为了避免她生出一个儿子来妨碍光绪的继位,而醇亲王、恭亲王、李鸿章和其他人都能因光绪的继位而得到最大的好处。光绪是阻挡惇亲王染指皇座的唯一途径。
正相反,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慈禧用任何方式虐待过阿鲁特氏。正是慈禧本人选择了阿鲁特氏作为她儿子的皇后;如果她生了个儿子,那么这个孩子也就是慈禧的孙子,而且他的出生将再次巩固她的地位,也给了她在下一代中的安全保证。所以,不管是阿鲁特的儿子还是光绪做皇帝,慈禧的地位将继续显赫。
是什么样的决定性的法则使得太后一心要扮演这一毒害者的角色呢,没人对此发表评论。所有人都将它和阿鲁特氏的儿子紧密关联起来。在1875年同治和阿鲁特氏去世之前,同治皇帝的异母姐姐荣安公主也去世了。48小时之内,同治驾崩,慈禧成了一个靶子。大约与此同时,阿鲁特氏首次病倒,慈禧也垮了,但在这之后的继位危机中带病坚持了下来。她的病被诊断为严重的肝病(毒素或重金属——比如黄金——中毒所致)。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她一直是个病人,偶尔会有所好转,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83年。那段时期,她没有出席朝廷的重大仪式(这一点档案中有完整的记录),甚至在很多场合听到过关于她去世的谣传。例如,1875年3月29日,阿鲁特氏崩逝的消息发布后的两天,美国公使馆的报告说:“(慈禧)太后,两位摄政者中更有权势的一位,也病得很厉害。”(根本没有提及慈安这些年也在生病。)紧接着又说:“数月以来,(慈禧)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街头百姓中每天都有人预期她会死掉,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场阴谋,要谋杀同治,要处置他怀孕的皇后,要除掉荣安公主,还要毒杀慈禧,那么,到底是哪一位受害者要对这一阴谋负责呢?历史学家徐中约3告诉我们:“太后……对(同治)病情的恢复没什么帮助,相反她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加速了他的死亡。”《大英百科全书》这样评论同治的死:“根据这一天的传言,由于他母亲的诡计而加速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