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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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光绪皇帝，并对此深自陶醉。他们全然忘记了额尔金爵士（或许从未听说过此人）给他们上的那一课，他们相信：西方列强一旦被赶出中国，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端郡王和他的兄弟们主要是被一种复仇的渴望所激励。许多年前，他们的父亲和皇位失之交臂，结果取而代之的是咸丰。而且，要不是恭亲王和李鸿章从中作梗，在1875年同治皇帝死后的继承危机中阻塞了他们通向皇座的道路，那么，如今坐在那把龙椅上的人，很可能就是他们兄弟中的某个人（或是他们儿子中的某个人），而不是光绪。他们相信：他们的家族已经屡次三番地被人骗走了长子继承权，这是一个错误，必须予以改正。
虽然要论年纪并非最长，但急躁鲁莽、趾高气扬、侮慢无礼的端郡王却是他们天生的首领。如今他已经三十多岁，从技术上讲，要觊觎皇位似乎太老了点，除非这把龙椅在人们的怂恿之下自己落入他之手，但是，如果光绪退位，端郡王倒是有个儿子正站在戏台边上等着出场呢，他的名字叫溥 。有个儿子坐在龙椅上，端郡王就能以摄政王的身份君临天下。溥 虽说不是十分聪明，却正好是光绪的下一代。
1890年代初期，端郡王就开始大出风头，在这之前，他还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年轻王子，他崭露头角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娶了慈禧的侄女做老婆，这个女孩是慈禧的弟弟桂祥的女儿。这桩婚事给了他作为其家庭成员而接近太后的特权，并使他受到她的栽培、成为她的耳目（如果她愿意的话）。端郡王的福晋同时还是光绪皇后的妹妹，所以他能够常在宫里走动。端郡王利用一切机会向慈禧推销他的宝贝儿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溥 变得又圆又胖，自信得像一只麝鼠，目空一切的样子，一看就很适合做个抱负远大的接班人。
像许多思想保守的满洲贵族成员一样，端郡王也极力避免跟洋人接触，而且固执己见。外交官们认为铁帽子们全都是心胸狭窄、眼光短浅之辈，在官方报告里将他们成为“聚集在太后背后的反动分子”。这样说来倒好像她是个领袖似的。其实，虽然端郡王极力巴结太后，并利用家庭纽带以取得优势，但铁帽子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后党”，而且在任何意义上她也不是他们的保护人。作为太后，按照满清的规矩，在国家大事上，她既要和宗室的亲王们商议，也要跟各部大臣们讨论。在上一代皇室兄弟中，也只有恭亲王、惇亲王和醇亲王积极地参与了决策过程。如今，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恭亲王还健在，所以，除了爱新觉罗的下一代，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在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个王子对国家政策的制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虽说恭亲王那几个耽于玩乐的儿子对于政治极其厌恶，但惇亲王那一帮脾气暴躁的儿子，对权力的迷恋却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尤其是一根筋的端郡王。他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作为一位亲王和皇上的首位堂兄弟，他成了朝廷会议上一名固定成员。他出没于颐和园，频繁地去找太后，送礼，大献殷勤，逐渐让自己成了她日常咨询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开始，他的殷勤和固执似乎还不是什么坏兆头。
端郡王的精力充沛给太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对于一个毕生都被畏畏缩缩的太监和曲意逢迎的官吏所包围的女人来说，也不足为奇。端郡王的争勇好斗，虽说多少有一点令人恐惧，但至少是勇敢而积极的。慈禧一直没有认识到危险，直到他慢慢地控制了她，但为时已晚。后来，当她发现自己竟成了他私人武装的俘虏的时候，她实在有理由为自己的粗心大意而扼腕叹息。
虽然端郡王没什么高明的策略，甚至没有一份粗略笼统的计划，但他和他的伙计们还是不动声色地将所有的安全和控制工具悉数收入掌中，包括：最好的旗兵部队，最精锐的汉军分队，秘密警察、国家警察和禁卫军的指挥部，控制税收和财政的关键部门，刑部，都察院，以及各战略省份的总督和巡抚。1893…1894年间，甲午战争的前夕，当武装力量被改编的时候，端郡王被提升为旗军副都统，这一关键职位曾经被肃顺和他在八大臣中的亲信所把持。接下来，端郡王还获得了组建自己私人武装的特权，这支军队被他命名为“虎神营”。由10；000名满族青年组成，年龄在25…35岁之间，他们全都是从最主要的旗兵中挑选出来的。虽然作为一支战斗力量而言，满洲旗兵可能派不上什么用场，勉强能摆个样子就算不错了，但在这支队伍中也还有一些能干的年轻人。为了组建虎神营，端郡王特意从正白、正黄和镶黄三支旗兵中招募了最好的士兵。他们采用西式方法进行训练，并且练习使用现代化的武器，其中包括夏普来复枪和克虏伯火炮。
对于外国侨民而言，这个名字所蕴含的意义，以及这支军队最终的目的，并不是马上就能明白的。老虎，是铁帽子们用来指称西方列强的一句暗语。因为中国没有大象，所以老虎就成了足以对龙构成威胁的最大的野生动物。李秉衡10将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汉族将领，来自南满洲里，因为异常诚实和对洋人的嫌恶而成为年轻的铁帽子们的偶像。他警告人们：西方列强有双“虎眼”。李秉衡是对外绥靖政策的死敌，长期以来，这一政策被认为与恭亲王及李鸿章大有干系。李秉衡相信：如果领导有方、指挥得当，中国军队是能够打胜仗的。不过这确实是个大而无当的“如果”。中日战争期间，他上书陈言：“列强虎视。其（未来）所采取之行动，必视我对日一战之结局如何而后定……若严敕各将帅督抚，效死一战，则不出半载，日人必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严敕将士效死一战，也决不会改变这支军队“一开火就溜”的古老传统，而李秉衡最终也会发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中国的箭囊之中，全都是些弯弯曲曲的箭。被铁帽子们当作英雄一样崇拜的人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着实令他们深受鼓舞。他们信心十足，觉得只要朝廷能采纳他们的意见，所有错误的事情都能够得以改正。
铁帽子们之所以这么容易被人误导，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实战经验主要是来自在中国西部对付那些手无寸铁的穆斯林暴民。在那片鞑靼人的蛮荒之地，满清军队在左宗棠将军的指挥下实行焦土政策，所过之处，不留一个喘气的。士兵和指挥官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理，以至于没有人胆敢反抗或者兵变。士兵们只好逃跑，一旦被抓回来将被砍去手足。这些手段不同于那些在华北由将军们所指挥的政府军，他们可不是屠杀机器。政府军从来就不是血腥残暴之徒，因此，他们对于日本士兵所习惯的贴身搏杀的残忍决绝毫无准备。原则上，李秉衡将军或许是对的，但当他将这些原则用于指挥政府军的时候，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49节 新的铁帽子王（4）
在危机四伏的气氛中，端郡王极力说服慈禧：他的私人军队将会给宫里的安全局面带来重大的改观。1894年以后，除了担当宫门守卫和其他护卫职责的御林军之外，端郡王的虎神营也在皇座周围形成了最内层的保护圈，守护着龙巢。再外面一层，就是由首席大臣庆亲王所统领“神机营”。第三层是荣禄指挥的“武卫军”，这是首都范围内最训练有素的一支军队。荣禄是慈禧毕生的的支持者，作为禁卫军统领，他负责皇座的保卫工作，作为北京宪兵队的头儿（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他还要负责首都的安全。但现如今，他对宫廷安全的专有控制权却因为端郡王的掺和而遭到渗透和削弱。由于对热心过头的端郡王那些心血来潮的怪念头的一味迎合，任由他依仗虎神营而为所欲为，慈禧不经意间让他溜进了荣禄魔法圈。很久以前，端郡王就开始炫耀他的肌肉，利用自己的私人密探暗中监视并胁迫皇室家庭成员，到最后，甚至威胁恐吓太后本人，直到她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质。
端郡王的秘密武器，是他和冷酷无情的穆斯林汉人将领董福祥11所结下的联盟，此人指挥着一支由12；000名凶残的穆斯林暴徒所组成军队，全都是从民风粗犷的甘肃招募来的，他们驻扎在北京南部的皇家营地里。董福祥从前是个强盗头子，在1863…1878年间穆斯林为反对满清统治而举行的大起义中建立了他残忍无情的美名。在起义的头6年，董福祥和他的父亲一起，领着他们的人，在和那些被派来收拾他们的满汉军队的对垒中，赢得了一场又一场血腥的胜利。在30岁的时候，董福祥不仅是位精明的军事战略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商人。1869年，他跟满清政府做成了一单很划算的买卖。被他卖掉的货色是他的人民，他则带着他的整个军队向政府投诚，作为交换，满清政府允许他保留那些他从以前的穆斯林兄弟那儿抢掠来的土地和财产。每当他击溃或俘获一个造反头子的时候，他就会毫不客气地将人家的宫殿和财宝据为己有。董福祥对他的新工作（扑灭穆斯林的反抗）很卖力，干净彻底，一丝不苟，因此，到了1878年叛乱平息之后，满洲人赏给他一个世袭的爵位。到董福祥终于成了一个阔人和猛人的时候，作为为甘肃的军事豪强，他的势力范围一直在不断延伸，从北京西部的莽莽群山，到中俄边境沿线寒冷酷冽的沙漠高原。与董福祥的联盟使得满清政府对于西部边境终于可以暂时松一口气。这样一来，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征调那些招权纳贿的将领去开展残忍的镇压活动。董福祥和他那些肮脏的勇士们可以被收买，但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不久就发现：他们全都是敲诈勒索的大师。
在穆斯林叛乱期间完成和董福祥结盟这一工作的是惇亲王。当时，恭亲王已经说服了御前会议：为了镇压太平军叛乱，应该允许他提升曾国藩，并让他的湘军发展壮大，当然前提是不能削弱满洲人对中国的控制。惇亲王充分利用了这一次政策的激进变革，据理力争，也被授予了在西部省份执行同样政策的特权，表面上当然是为了用来结束穆斯林叛乱。惇亲王通过他的代理人、汉人将领左宗棠作为中间人，答应了董福祥出卖其穆斯林同伙的提议，作为回报，董福祥可以控制受害人的领土和财产。他们还订立了一份合约，内容是：惇亲王定期从国库里拿出一笔巨额款项，作为对董福祥补偿。对于这位穆斯林军事强人来说，在朝廷上有一位权势人物给他帮腔，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惇亲王，若想在家族纷争中能坚持自己的观点，手边有很方便的火力支援，总是很有用的。1889年惇亲王去世之后，这份合约转让给了他的儿子们。
虽然在参谋总长荣禄的全面军事控制之下，董福祥将军还是深怀感激之心，将自己的忠诚唯一地献给端郡王，悉心地关照端郡王和他的兄弟们，并把这当作自己的职责，就好像他们是自己的孩子一样。他那些远在中国内地的秘密要塞，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从甘肃到陕西，董福祥的穆斯林骑兵小分队随时可以听候端郡王和他的兄弟们的调遣，以威胁他们在朝廷上的死对头。他们的父亲确实也曾这么干过，那是在1875年的继位危机期间。作为一种政治武器，董福祥那支由前强盗们所组成的军队确实效力非凡，因为他的人一直是以冷酷和残忍闻名于世的，比起打仗来，他们更喜欢大规模的屠杀。董将军的骑兵队只要露一下面，就足以在汉人当中引起恐慌，当然，洋人也是一样。端郡王要做的，仅仅是让董将军的骑兵队在北京城的街道上溜达一圈就行了。在恐怖政治中，对于一位野心勃勃的亲王来说，他们是一种很有用的武器。
无论何时，只要知道了董将军的甘肃骑兵驻扎在首都南郊，铁帽子们的心里就会有底气。在一场突然爆发的动乱或政变中，有了董将军的火力支援，政治的天平就会偏向他们这一边。
荣禄认识到了董福祥对满清王朝所造成的威胁，为了把他弄出北京城，于是就在1895年10月，把董福祥派到了陕西，去帮助镇压和孤立穆斯林起义。董福祥把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起义者消灭得如此干净彻底，以至于外国人也风闻了此事：“如今，他的名字把恐惧扎进了每个中国人的心里。”
虽说董福祥就这样挪了窝，然而，危险却再一次出人意料地来自朝鲜。日本人在汉城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政变，废黜了闵妃，把从前的摄政王扶上了台。1895年10月7日，一帮日本训练的军人穿着平民服装，在日本警察的陪伴下，强行进入闵妃的住所。在杀掉了两个宫女之后，他们把闵妃逼到了墙角。当宗人府大臣试图护卫她的时候，一个日本剑客砍下了他的双手。毫无防备的闵妃身中数刀，被带到室外。他们把还活着的闵妃投入到一个柴火堆上，浇上火油，然后用火炬点燃。东京方面拒绝对此负责，但事实是日本驻汉城使馆的人策划并实施了这一行动。东京召回了日本公使馆秘书官杉村濬和其他相关的使馆人员，在一次装模做样的审判之后，他们被宣告无罪。然而，英国驻日公使萨道义12爵士在经过调查之后作出结论：“毋庸置疑，闵妃是被两个日本人谋杀的，其中一个人就是杉村濬。”
闵妃令人毛骨悚然的被杀震撼了慈禧太后，对于相同遭遇的担心使得她越发纵容铁帽子们。端郡王试图利用他新的优势让朝廷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他既缺少诡谲狡诈，又缺乏政治经验，因而也就没能将更多举止优雅、经验丰富的官吏、开明派和中庸主义者团结到在自己身边，以供咨询讨论。所以，尽管铁帽子们的优势地位，使他们得到了更多控制权力的手段，但他们还是没能得到政策讨论的控制权，从儿也就不能确保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这样倒是防止了他们更加轻敌。
北京的外国侨民虽然对董福祥的臭名早就如雷贯耳，但在1900年之前，他们对铁帽子们和端郡王却所知甚少，并且，对这个由新一代好斗排外的亲王所组成的权力集团的重要性也显然认识不足。西方外交官仅仅把他们看作是“聚集在太后身后的反动派”。这些“反动派”们担心：如果不采取极端措施，中国势必会被贪婪的洋老虎撕碎、吞噬。说句良心话，在这着一点上，铁帽子们是对的。日本在朝鲜的轻松获胜以及他们对台湾的吞并，证实了铁帽子们最坏的担心。接二连三地，中国丢掉了尼泊尔、缅甸和印度支那，朝鲜和台湾也没了，满洲里到现在还挂在秤钩上，去留难料。每个通商口岸周围的沿海地区，已经被咬得支离破碎。最近的一次对日妥协，甚至允许他们在通商口岸建造工厂，所有符合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西方列强都纷纷要求这一权利。这一情形在1890年代余下的那些年里，演变成一场争夺中国特许采矿权和相关特权的国际风潮。
中国能够反抗的余地实在很小。她的海军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她的陆军也被打得七零八落，而她被迫支付给日本的赔款甚至制造了一场财政危机，以至于不得不裁撤了10；000名士兵，这些人光荣复员的时候无以谋生，只好去当土匪。如果铁帽子们真的打算赶跑那些讨厌的洋鬼子，那将需要更多的虎神营和董福祥的穆斯林骑兵。李秉衡将军倒是有个招募一支庞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