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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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起草了呈递给太后的奏章，这份控告信眼下可以加以修订和更新了，而且，现在要说服铁帽子们联名将这份奏折亲自呈递给太后，也已经不再有任何困难了。
不大一会儿，在紧急召集之下，端郡王、澜公和其余的铁帽子领导阶层都来了，听取了庆亲王和杨崇伊的简单介绍。（这期间李鸿章和袁世凯溜走了，因为铁帽子们对这两个人深恶痛绝。）庆亲王接着便召集了全体御前会议。在商讨和准备相关材料之后，他们就成群结队地去了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最近的事态发展，请求她正式恢复训政——也就是说，让他们自己恢复藏在她裙子后面的权力。他们特别告诉她：此时此刻，皇帝正在和伊藤博文举行一次秘密会晤，并且，皇帝打算建立一个中日联盟，在这一联盟中，伊藤博文将会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脑（这是别有用心的夸大其词）。这样一来，将会危及到他们所有人。他们特别强调，尤其是将危害到慈禧作为一个退隐太后的位置，这样的理由肯定会吓住她。他们只需旁敲侧击地让她记起朝鲜的明成皇后的命运就行了，天佑侠团的刺客们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将她刺伤、焙烤，以至于死，为的是给日本人接管汉城扫清道路。
慈禧在会见厅（紧挨着她昆明湖上的退隐住所）所面对的这些人，都是一些年轻的煽风点火者、自鸣得意的王公贵族和老朽陈腐的赋闲政客。他们都是些玩世不恭的自利主义者，操纵起这个63岁的老太太来，易如反掌。慈禧一时弄不清这帮家伙到底要搞什么鬼，在短暂的迷惑混乱和半信半疑之后，他们完全把慈禧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
他们告诉慈禧：假如中国步明治维新的后尘，满清的控制也就到了头，权力将会被转移到新兴的汉人政党中那些不负责任的政治煽动家的手里，这些人一点也不比麻烦制造者康有为及共和主义牛虻孙逸仙好多少，而愚蠢的皇帝到头来顶多不过成为一件纯粹的装饰品。这意味着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将彻底终结。
这次重要会见的首席发言人是李鸿章的狗腿子杨崇伊御史，他的机遇终于来了。起初，慈禧以她惯有的镇定沉着稳坐不动地听着杨崇伊的发言，听着听着，她的眼睛里骤然燃起怒火，她不由分说地打断了杨崇伊，命令他大声朗读整篇奏章。
杨崇伊摇头摆尾读了起来，这使慈禧不断想起多年来名士们的种种阴谋活动，他还描述了康有为最近的恶劣影响。他说：康有为爬进紫禁城的核心圈，并不是亲身而为，而是通过中间人。在康有为和名士们的影响之下，皇上被说服了，将那些阅历丰富的老臣革职。结果是，光绪接受了这些麻烦制造者及其同伙的建议，违背祖宗成法，将他们放在了与军机大臣并驾齐驱的位置上。如今，光绪希望将日本人伊藤博文置于仅次于皇帝自己的位置上，作为事实上的中国首相，指导中国如何统治、由谁统治。
慈禧再一次打断了杨崇伊的朗读。如果有过哪个场合使她举世闻名的火爆脾气得以全面展现的话，那么这一次就是。杨崇伊这是在指控一位卖国之君，这实在够狠的。然而这一回，这个皇帝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她从妹妹的魔爪之下救出的孩子，是那个被她当做自己死去的儿子的替代者而加以庇护的、备受虐待的孩子，是那个被慢性疾病置于如此不利的环境以至于面对堂兄弟们的进攻而无力自卫的孩子。正如追溯到他们起源于东西伯利亚的蛮族祖先一样，端郡王和他的追随者们对光绪皇帝穷追猛打，就像一群野狗折磨一匹伤残的小马，直到把他彻底摧毁。他们谁也不会懂得：慈禧的亲生儿子死后，光绪已经成了她儿子的化身。慈禧对他一直都温和而慈爱。两个人在宫中相依为命，情同母子。在谕旨中，光绪在提到他们俩的时候，语气常常如同母子，有时候称她为“皇阿妈”，有时干脆称“阿妈”。其他人也许能平静地听这些控告，但慈禧不能。听着听着，她的愤怒也在不断增长，她终于懂得了：这些人是要让她亲手灭掉自己的养子。伴随着愤怒而来的，是恐惧。
她想要知道：杨崇伊到底有什么证据以支持这些指控。虽然杨崇伊也承认，其中有些指控是建立在谣言之上的，并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但有理由相信：康有为和维新运动中的其他人，卷入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这场阴谋受日本的影响和支持，还有英国佬也串通一气。杨崇伊向太后保证：自己并不反对维新本身，他反对的是：将这样重大的变革交由那些野狐禅和“倭寇”们决定。
这些骇人听闻的指控（受到她所一直依赖的皇室成员的支持）被精心设计得让慈禧别无选择，除了走出退隐并重新训政。即便是这样，她还是告诉御前会议：她拒绝仓促做决定。不过在1898年9月18日的北京，眼见得天平已经不可逆转地偏移了。
慈禧对她侄子的所作所为并非毫无觉察，至少在他秘密会晤伊藤博文之前是这样。颐和园距离紫禁城也不过只有6英里。百日维新期间，光绪不下10次去看望过他的姨妈，而且她也回过几次紫禁城。他们并非彼此隔绝（除非是在西方使馆和传教士社团的想象当中，这些人除了瞎琢磨，其他的消息来源实在少得可怜）。会晤期间，慈禧有足够多的机会亲耳从他侄子那儿听闻他在干些什么，他正在引入哪些改革措施，以及他将哪些大臣革了职。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慈禧在会晤期间以任何方式进行过干涉，也没有记录表明她命令过她的侄子做过任何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事情。直到此刻为止，她没有反对过他任何的改革措施。要不是庆亲王、端郡王及其他顽固分子跑去连篇累牍地说服她、李鸿章通过他的代理人这样去刺激她，也许，她压根就不会出面干涉。杨崇伊奏章上的白纸黑字清楚地表明：慈禧本人并不是那个最先动手的人，不管后来她如何经常地受到指责。李鸿章才是幕后的煽动者，是他操纵了铁帽子们和御前会议。
慈禧没有预料到麻烦。退隐后的她一头扎进了颐和园令人愉快的日常生活里。她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一块坑坑洼洼的巨石运到颐和园，样子就像陨石，比一匹马还要高，那是一位省级官员为她院子里的花园而备办的一件礼物。而如今，御前会议中那些诡计多端的阴谋家却趁她不注意，一下子把她打蒙了。她被反对她侄子的奏折条陈完全淹没了，但她一直就是被人操纵的。虽然有一些指控纯属无稽之谈，有的也被无限夸大了，但有一些却让人深感不安，特别是那些暗示和野狐禅康有为之间的秘密关联，以及和日本之间的密谋。这一刻，她还不能确定指控背后的暗示是不是真的。她需要认真想想，暂时顶住要她采取行动的压力。
控告本身并不让她烦恼，让她烦恼的是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每一项指控都可以个别处理，但最终的结论却颇为棘手：光绪无能，不能让他独自掌管大清帝国。这是一份在朝廷上盘旋多年的供述，对亲王们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光绪的慢性疾病已经损害了他的信心。他从来都没有发展出对他的竞争对手们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所需要的自信。当发现竞争对手毫无防卫能力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能迅速地引发满洲人的杀戮欲了。
第四部分 逃亡第61节 告密（2）
作为大清王朝的女家长，慈禧的责任就是不断给自己施加重压。从前，她精力旺盛、意志刚强，如今已经精疲力竭。六十出头的年纪，虽然风韵依然，但身体却越来越沉重疲累。睡着了的时候，她的脸扭曲而僵硬，虽然微笑的时候依然像个小姑娘一样灿烂妩媚。在她并不常见的微笑的背后，是一汪忧郁的深潭。在庞大的人群中，她茕然独立已经差不多40年了。她经历过1860年英法联军的入侵和圆明园的被毁，经历过丈夫的死和热河政变，经历过儿子的堕落、谋杀和1875年的继位危机，经历过8年几乎致命的疾病以及中日战争可耻的战败。这次战争暴露了京城里每一个人的无能，包括她自己。在成为太后的最初几年里，她完全依靠恭亲王，直到他们之间的友谊因为同治的不良行为和恭亲王自己的粗疏傲慢而变得不愉快。当皇座上缺乏一个有魄力有权威的男人、一个能够齐心协力拯救王朝的皇帝的时候，他们就把重任放在了一个女人的肩上，而她也只得依靠那些更糟的男人。在任何危机时刻，她只有寻求李鸿章的帮助。但中日战争的结果表明，即便是奸诈狡猾的李鸿章，也不过是一块朽木。再也没有人可以指望了。或许，从来就没有过。
她的死鬼丈夫相信：是他统治时期的天灾让他承受了王朝历史上最惨烈的失败。打那以后这么些年，她发现咸丰是错的。天灾一个十年接一个十年、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持续发生，没准会永远这样下去。她顽强地避免王朝的崩溃，不断希望争吵不休的王公大臣能找到共同的立场，就这样耗尽了一生。而那些王公大臣们，非但没有致力于王朝的新生和中国的复兴，相反，他们的分歧反倒比以前更加剧烈了。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窝里斗。眼见得光绪就要成为此种家族病的下一位受害者，这一前景实在堪忧，处理起来不能不谨慎。她要小心翼翼地亲自着手调查。
在她的手上，已经送走过两位皇帝，如今眼见得又要送走第三个了。
当这一控告在颐和园内太后的住处悄然进行的时候，天津的荣禄总督先后发来了三封电报，警告说有7艘英国战舰出现在大沽要塞前，事先没有任何通报，这一值得注意的非常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后来，英国公使馆解释说，此事“纯属巧合”，只不过是直隶湾的一次例行巡航，不过这样的巧合实在也太巧了。人们纷纷猜测，英国已经加入了日本的一场的阴谋，这场阴谋和此前伊藤博文的秘密访问密切相关，并且，爱管闲事的传教士、政治激进分子李提摩太在北京的出现，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一猜测。
李提摩太是“伦敦传道会”2一位交游广泛的代表，他来到中国，最初在山西地区传教。无法抵抗乡下饥荒的恐怖，在忍受过神经衰弱的痛苦折磨之后，唯一的收获，是发现了自己的一项天赋，就是与北京、上海的那些半瓶醋名士们打交道的才能。李提摩太以这些人的西学输油管自居。有大量对维新运动产生影响的图书被翻译成中文，李提摩太对此负有责任。他所作的这些事情，没有哪一桩是纯粹出于利他的动机，李提摩太对政治有非常敏锐的眼力，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结交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翰林学士，而这些人之所以对维新感兴趣，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工具而已。李提摩太和他团伙中的其他人冒冒失失地怂恿名士们，让他们相信：在中国，保守的当权派很容易被取代，就像英国的自由党人取代保守党人，一个新世界将由此建立。李提摩太和他的小集团不能理解：欺骗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表面上不同的政治体制之下，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再一次证明：关于在中国很容易取代现有权威的宏大设想，能够带来悲剧性的结果。但1898年的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同样也被人奉承和误导，通过他们，李提摩太对维新集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与他的能力并不相称。当他雇佣康有为最紧密的追随者梁启超担任他的中文秘书之后（这一行动在满洲人眼里确凿无疑地表明：大英帝国政府和维新运动的狂人集团已经勾搭在一起），李提摩太也就公开成了康野狐的一丘之“狐”。
正在帮着李提摩太忙前忙后的，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3李佳白，此人四处推销“基督徒能够和儒教徒结婚”的观念。这两个家伙梦想着把他们的运动命名为“中国上层传教会”。
一直密切注视着北京新来者的罗伯特·赫德爵士认为：李提摩太并非是个没有个人野心的家伙。许多外国人都千方百计要把自己置于影响中国的位置上。赫德断定李提摩太不太可能是这样一个人：“人们发现：那些追随李佳白和李提摩太的翰林（学士们）是带着政治目的这么干的，并且，他们在利用二李，而不是二李利用他们……李提摩太是个狂热分子，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梦想，而不是自己的眼睛。这两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但他们的那些观念：改良中国，重塑其公共机构，简言之，就是要带动它的政府往前跑，这一切实在是太过美妙了。”
英国军事冒险家莫蒂默·欧苏利文船长也提到过李提摩太和李佳白，此人秘密来到中国，怀揣着英国政府的大佬们给他写的介绍信。打这以后，他就忙于同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翰林学士们（这些人和二李正在结交的是同一拨人）勾勾搭搭。由于他的军事背景（布尔战争期间，他曾在南部非洲服役），再加上他和伦敦之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关系，欧苏利文这家伙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个密探。
英国战舰出现在大沽炮台外的几天之前，李提摩太从上海抵达北京。据他自己讲，是康有为邀请他去北京的，“充任皇帝的顾问。”像这样上康野狐的老当，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三年之前，李提摩太就曾经告诉过《北华捷报》的读者们，康有为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李提摩太在北京的突然出现，他和鬼头鬼脑的欧苏利文船长的勾勾搭搭，以及他在英国使馆神神秘秘的进进出出，这一切，使铁帽子们更加确信：一场由英、日两国串通革新家们所策划的阴谋正在进行之中。而一支莫名其妙的英国舰队的出现，似乎印证了他们的担心。
在颐和园，人们对于正在显露的这一切还一无所知。9月18日，光绪皇帝和伊藤博文在紫禁城举行了秘密会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提议被拒绝了。伊藤博文的私人日记（事实上是几年之后为了公共消费而写的），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9月18、19、21或22这几天在北京的任何活动，只是着重强调了他在20日的正式外交会见，当时的参加者有皇帝、太后和其他朝廷大臣。然而，当时英国驻日大使萨道义爵士向伦敦的索尔兹伯里勋爵通报：伊藤博文在18日（也就是正式外交会见的两天之前）秘密会见了光绪皇帝。（萨道义补充说，他敏锐地感觉到，躲在太后裙子后面铁帽子们这会儿正在策划的先发制人的策略，其实是李鸿章所设计的。）
假如皇帝真的指望伊藤博文能针对中国问题提出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或者自告奋勇地为他打扫奥吉亚斯王最脏的牛棚4，那么，他恐怕只能彻底失望了。对于光绪和伊藤博文之间的秘密商讨，目前还没有任何可靠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位日本政治家几天之前在和《泰晤士报》的莫理循会谈时所表达的强硬观点，也许可以得到某些启发。据莫理循说，伊藤博文表达了对中国维新的绝望：
没有哪个政治家，也没有哪个人愿意担负起责任，没有人在自己的同伴面前大胆而傲然地挺身而出。皇帝连篇累牍地发布下令变革的诏书，但他们决不会贯彻执行。一篇教导官员应当诚实、正直、清廉的谕旨，根本不可能改变那些贪吝之徒，他们的腐败已经传承因袭了好几百代。中国必须修订其国家税收——可以通过……缩减或废止那笔
